桂林抗战艺术研究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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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坛杂志》2015年第六期

桂林不仅是一个山水甲天下的国际旅游名城，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抗战期间，桂林抗战文化城蜚声海内外，成为当时全国抗战文化重镇，在抗战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桂林抗战文化研究也成为学界一个重要的领域。多年来，一批学者在这一领域中辛勤耕耘，收获累累硕果，近期出版的李建平等著《桂林抗战艺术史》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桂林抗战文化”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指从1937年到1944年抗战期间先后在桂林进行抗战文化活动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文化名人聚集现象。据称当时聚集桂林的文化人达万人，著名文学家、艺术家、学者、文化名人二百多人，他们不仅为抗战文化运动做出重要贡献，而且影响全国抗战及其抗战文化发展进程，留下不少载入史册的鸿篇巨制，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艺术史彪炳千秋的一个重大而又独特的文化现象。该书以桂林抗战艺术作为研究对象，从艺术史研究视角反映桂林抗战文化城历史风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理论意义。

就其选题而论，桂林抗战艺术史研究意义归而有六：一是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历史文化现象；二是重要艺术现象及其抗战艺术运动；三是重要艺术家及其艺术成果；四是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及其艺术史研究价值；五是恰逢重要的历史机遇，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其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刚好为其纪念献上一份厚礼；六是保存、保护和传承这笔弥足珍贵的桂林抗战艺术史料。就其研究者而论，无疑具备雄厚基础与良好条件。首先，作者均为长期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背景及其学术素质与研究能力；其次，作者曾参编《桂林抗战文学史》、主编《抗战文化研究》年刊、主编《桂林文化城戏剧研究》等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材料、经验与成果；再次，其研究依托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桂林抗战艺术史”，并获得广西2014年度文化精品项目，具备高层次项目支撑和支持条件；最后，作者大都为桂林人，长期生活工作在当地，具有地利之便，由此形成天时地利人和的研究优势。

基于这些研究优势，纵观全书，从整体上表现出史论体系的架构完整、视野宏大、史脉清晰、史料丰富、结构严谨、逻辑严密的优点与特色。从艺术史角度而论，既体现出艺术史的历史普遍性与艺术特殊性有机结合，又呈现出抗战艺术及其艺术史规律特点。更为重要的是，基于其研究优势则更好地凸显该书在桂林抗战艺术史研究上的五个重要特点。其一，时空交织的艺术史研究特点。任何历史研究及其专门史研究，一般都遵循历时性发展线索与时序原则，构成顺时性排列结构。但由于作为研究对象的桂林抗战文化城及其抗战艺术现象在特定历史时段时间跨度不长，以及艺术发展有其自身规律特点等缘故，因此该书在遵循历史研究规律与原则基础上，还充分考虑艺术类型空间分布与构成特点，在艺术史框架设置上有所突破。该书在总体框架安排上：一方面着眼于将桂林抗战艺术历时性发展时段与运动时间作整体把握；另一方面着手于从抗战戏剧、美术、音乐、舞蹈这四种主要艺术形式进行分门别类研究，构成共时性空间构成框架下的各艺术门类的分类史研究方式，形成桂林抗战艺术史研究的时空交织特点。这种艺术史研究方式打破按时序排列的常规结构，也尽量避免材料罗列堆砌的毛病，不仅尊重艺术发展规律与特点，而且在历时性研究基础上拓展了共时性研究空间，形成颇具特点且颇有创新的艺术史叙述方式与研究方式。其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史论结合特点。中国史志传统一贯都强调客观公正，但史书不同于志书之处在于，在客观记载历史基础上还必须对其历史价值进行科学公正的历史评价。因此，历史研究需要遵循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和方法，必须具有正确、先进、科学的历史观、研究方法、评价取向。该书“导论”明确指出研究宗旨“：《桂林抗战艺术史》基于前期研究的丰硕成果，积累的大量资料和长期的学术思考展开，旨在总结桂林抗战艺术运动的成果、成就，研究其发展过程，评价其在战时的作用和对当下文艺发展的启迪意义，评价其蕴含的‘先进文化’内涵，达到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和文艺的爱国主义传统，深化抗战文艺理论和学术研究的先进性及当代性的目的，以期将抗战文化研究推向深入，造就新境。”①基于此，该书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对桂林抗战艺术运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发生的特定历史文化现象进行客观公正的研究。

所谓客观，即依据历史事实及其史料，尽可能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事件真相、历史风貌、历史轨迹，达到尊重历史、还原历史、保存历史的目的；所谓公正，即对其历史价值做出科学客观、公平公正的评价，确立其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亦即必须遵循历史逻辑与内在构成逻辑，使其研究达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要求。因此，该书在框架结构上精心设置“导论”以阐发研究背景和基础、研究对象和重点、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研究目的与价值等思想内容。第一章“背景与概况”与末章“价值与启迪”首尾照应，以作宏观整体研究的背景、原因、状况、性质、特点、功能、作用、价值、意义的总结性概括与理论阐发的探讨，带有鲜明的史论结合研究特点。其论不仅在篇章结构上力求前呼后应与浑然一体，而且注重史论结合与纵横交错，既深化了史证研究，又在史证研究基础上展开史论研究，达到历史梳理、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有机结合的高起点、深层次、宽视野、实证性研究目的。同时，历史与逻辑结合原则也贯穿于各艺术分类史研究中，多采取夹叙夹议的方式，以体现史论结合特点。此外，基于研究对象“抗战艺术”性质特征及其价值取向定位，这一中心与线索必然贯穿其艺术史及其研究始终。因此，在该书“导论”中作者旗帜鲜明地宣示观点：“第一，桂林抗战文艺是中国抗战文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筑成大后方‘文化抗战’的重要阵地，推动了全面抗战与持久抗战”“；第二，桂林抗战艺术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团结爱国进步文化人共同开展并创立的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优先文化的结晶”“；第三，抗战艺术是构成民族精神的重要成分”；“第四，抗战艺术是重要的文化遗产”②，这些基本观点不仅高屋建瓴，而且也是其史论的立足点与落脚点，这既是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升华结果，也是贯穿全书的中心及其核心价值取向，由此强化史论结合特点。

其三，文献与实物相互印证的史料实证性特点。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可以说史料是历史研究的生命线。该书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史料极其丰富完整、翔实可靠，不仅为该书奠定扎实的研究基础和条件，而且也为桂林抗战文化城及其桂林抗战文艺研究提供弥足珍贵的史料。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史料不仅是对当时历史的反映和记载，而且本身就是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实也就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及其基本内容。该书运用史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立足于实证性研究，既在于摆事实、讲道理，又在于以事实说话、以材料说话，亦即“事实胜于雄辩”之义。基于史料运用必须达到实证性目的的要求，该书一方面采集尽可能丰富和完整的史料，对史料进行史识、史辨、史证的考证与辨析；另一方面采取史料相互印证与佐证的论证方式以更好达到实证性效果。这些史料类型包括文献书籍资料、文件档案资料、报刊资料、碑刻资料、访谈资料、回忆录资料、摄影资料、音像资料以及实物资料，等等，不仅使该书史料更为丰富多彩，而且起到文献史料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与佐证的作用，从而强化史料的实证性、系统性和综合性论证效果。从接受角度而论，该书插入上百幅史料照片，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不仅能够获得更为直观可感的接受效果，而且强化了史料的实证性与内容的丰富性，更能够深化和扩展接受效果。

其四，文艺运动与作家作品的点面结合的叙述特点。桂林抗战文化城及其抗战文艺现象作为历史事件，主要是以抗战文艺运动及其活动的形式和方式呈现出来的，成为历史上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作为文艺运动不仅具有一定的时空性、时代性与历史性特征，而且具有组织性、聚合性、策划性特征，更具有影响性、衍生性、辐射性特征。桂林抗战文艺运动虽然发生于西南一隅的桂林小城，时间不过几年，但成果斐然、名扬中外、影响深远。因此，对于其艺术史叙述，必须紧紧抓住抗战文艺运动这个纲，纲举目张，一以贯之，才能头绪分明，纲目彰显。基于此，该书采用运动、活动与艺术家、艺术作品点面结合的叙述方式，既着眼于立体全景式描述运动、活动概况及其进程，以展现这一文艺运动及其现象的整体风貌，又立足于艺术家活动描述及其作品分析，以凸显艺术家在运动、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及其重要成果，由此达到点面结合的叙述效果。因此，在其戏剧、美术、音乐、舞蹈的艺术史叙述中，大致划分抗战艺术运动与艺术家活动及其作品成果两大部分，当然其中也不乏点面结合的叙述特点。如在“声势浩大的戏剧运动”一章中，作者首先采取概述方式进行整体把握，其次分述其运动的主要内容及其所开展的各项活动，再次抓住“西南剧展”活动作重点深入研究，点面结合恰到好处。继而在“戏剧家的活动及其剧作”一章中，作者分别介绍田汉、欧阳予倩、夏衍、熊佛西、焦菊影、洪深、于伶、杜宣的重要戏剧家，在对其活动概述基础上抓住一些重要作品进行重点分析，以达到详略得当、主次分明、层次清晰、重点突出的叙述效果。其他门类艺术史叙述亦如此，充分体现点面结合的叙述特点。

其五，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艺术评价特点。将桂林抗战艺术史作为研究对象，除考虑其特定时空关系中的桂林地域与抗战时期两层因素外，还必须重点考虑抗战艺术的思想性与艺术性构成问题。基于艺术史不仅仅是描述历史以探索历史规律，而且是描述艺术史以探索艺术规律的缘故，故而艺术及其艺术史的特殊性必须得到重视，作为专门史或专题史的桂林抗战艺术史研究就必须做到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从抗战艺术的思想性而言，其思想性显而易见集中表现在抗战爱国思想上，不仅通过艺术家思想及其创作对象、题材、主体、内容来体现，而且也表现在抗战爱国思想潮流推动艺术家走出书斋、殿堂、象牙塔，走向社会现实生活，走向抗战前线，由此形成抗战艺术运动；从抗战艺术的艺术性而言，显然口号式、标语式、传声筒式的创作方式不能有效实现感动人心、感染民众的效果，需要通过直观、生动、形象的艺术形式与审美方式将抗战爱国思想艺术化表现出来，才能达到以情动人、寓教于乐的效果。因此，抗战艺术及其艺术史研究也就必须采取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评价方式，必须充分考虑艺术特点及其艺术史规律的特殊性。这在该书中得到充分体现，如遵循艺术特点及其艺术史规律特殊性，在艺术史评价上必然设置艺术性评价视角；在艺术家研究上充分考虑其主体构成中的艺术才华、个性、风格、品质等艺术性要素，将艺术家的抗战爱国思想与其艺术思想统一为整体；在艺术作品分析中充分考虑其艺术审美功能、价值、作用，给予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统一的综合整体评价。同时，因其抗战艺术史研究又不同于一般艺术史研究而具特殊性缘故，抗战爱国思想不仅使其思想深度得到深化，而且也使其艺术作用价值得到扩展，抗战艺术意义得以更好升华。正如作者在该书中阐发研究宗旨中指出：“因为我们确定的是‘抗战’艺术史课题，不是纯粹的艺术史研究。我们的研究宗旨，一方面是总结那一特殊时段里的艺术成就和规律，另一方面是提炼那一时代蕴藏在艺术领域里的民族文化精神，而只有抗战文化，才能代表那一时代的民族文化精神。”

桂林抗战艺术既是抗战精神的昭示，也是艺术精神的表征，更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体现。综上所述，该书不仅从艺术史研究角度对桂林抗战文化城期间的抗战艺术现象进行历时性与共时性研究，而且使其研究与之前成果《桂林抗战文学史》《桂林抗战文化史》构成相互印证、三位一体的桂林抗战文化城史论研究系列，带有拓荒或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这意味着他们辛勤耕耘、默默奉献的这片桂林抗战文化城研究领域已经开满鲜花，结满硕果，更意味着他们的学术研究从最初的桂林抗战文艺资料发掘整理，到作家作品评论，再到文艺运动研究与文艺史研究的理论与学术研究不断发展历程。我们真诚祝贺这一丰硕成果的问世，更殷切期待在这片沃土上能够产出更好更多的新成果。

作者：张利群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