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小说中的女权意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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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坛杂志》2015年第六期

作为备受关注的实力派作家，方方一直以其扎实厚重的创作成就享誉文坛。她的小说融汇世相百态，笔力直抵时弊人心，从早期的《白梦》《白雾》，到后来的《风景》《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桃花灿烂》《暗示》《祖父在父亲心中》，一直到近年的《万箭穿心》《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她以一系列沉潜现实的力作关注小人物的内心世界，体察时代变迁在个人命运上的投射，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生转折与巨大影响。方方小说中的人物尤以女性形象最为突出，她在众多女性人物身上寄寓了妇女独立、自尊、自强的女权主义理想，尽管这些理想在小说中多以抗争、挣扎而最终往往归于失败的面貌呈现，但唯其实现之艰难与无望，才令其闪现的余光更显弥足珍贵，使小说释放出异彩。如果说以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的《私人生活》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创作，还着重于对女性本身性别化的认知和探索阶段，那么方方的小说则无疑是在对女性社会处境的客观认知之后，而努力寻求的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女权主义在中国往往被称为女性主义，这一称谓的转变饶有深意，张京媛在其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书中，解释了这一缘由：“我个人认为‘，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反映了妇女争取解放运动的两个时期。早期的女权主义政治斗争集中于争取为妇女赢得基本权力和使她们获得男人已经获得了的完整的主体。妇女的斗争包含反对法律、教育和文化生产中排斥妇女的作法。直到现在，我们的斗争仍然在继续着。在文学领域中，它包含为争取大众听到妇女的声音而进行的努力，是妇女作家妇女批评家能够发表作品和受到公众的阅读。妇女的斗争也包括在教育机构中争取获得教授妇女的著作和进行女权主义批评的权力。在这种意义上它是‘女权主义’———是妇女为争取平等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如果我们强调女性主义中的‘性别’一词，我们则进入了后结构主义的性别理论时代。我们的译文及主要收录了后结构主义的文章，就此而言，选用‘女性主义’一词较为合适，但是这个‘性’字包含‘权’字，或者说是被赋予了新的涵义。”①本文之所以仍沿用女权主义这一概念，是因为方方小说中所表达的对女性命运的悲悯和痛切，仍没有溢出张京媛对于女权主义的界定———“是妇女为争取平等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以下将从三个角度对方方创作中的女权意识逐一进行论述。

一、生存困境中的女权呐喊

奥地利哲学家奥托•魏宁格(OttoWeininger)在《性与性格》(SexandCharacter)一书中写道：“我要讨论的妇女解放，指的不是女人与男人表面上的平等，而是妇女问题中那种真正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深植于女人心中的那种获得男人特性的渴望，即渴望获得男人那种在精神和道德上的自由，渴望获得男人那种实实在在的影响力和创造力。”②魏宁格的这种务虚性的理性认识，在方方那里则是务实性的文学意象与人物形象，她将女性的那种特殊渴望化为笔下女性在生存困境中的女权呐喊，并由此塑造了一系列闪烁着女权抗争的理想光芒的女性形象。方方创作于2001年的中篇小说《奔跑的火光》中的女主人公英芝，天生拥有一副好嗓子，她自强不息，勇敢追求富足美好的生活，却因为未婚先孕不得已嫁与自己并不甚心仪的贵清，而从此陷入悲剧命运的深渊。婚后的英芝在婆家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呵护和照顾，反而因为未婚先孕嫁来而备受歧视，公婆的欺负挑唆、吹毛求疵，丈夫的游手好闲、不求上进，使得英芝在生育之后却承担起赚钱养家的重担。她一心想做着一件周围的女性想都不敢想的事———自己赚钱盖一栋属于自己一家三口的房子。为实现这一理想，她不辞辛劳地奔波各地去为婚礼、葬礼做商业演出的歌手，甚至为求高额收入不顾颜面地在表演中脱衣，并导致遭受惨痛家暴，终于攒下了盖房子的钱。“新房动土的那天是三月八号，这是英芝挑的日子。贵清说：‘三八妇女节是个什么黄道吉日？’英芝说：‘我就要这天。’英芝想：这天是我们的女人节，在这个日子起屋，说不定我会翻个身哩。”

周围的乡亲都评价说：“从来没有见过像英芝这样强的女子，自己挣下钱来盖新房。整个老庙村，但凡男人无能的，女人也就只能跟着住破屋。只有英芝不同，男人不行自己行，真是为女人挣了一口气。”④就是这样强悍的英芝，充满女权理想的英芝，在房子盖了一半时，盖房子的钱却被丈夫贵清拿去赌博全部输光，英芝历尽艰辛和屈辱终于接近的梦想惨遭夭折。女权主义者玛丽恩•里德（MarionReid）早就关注到：“生活在‘枷锁之下’的已婚妇女无权处置自己的财产；甚至连自己的劳动成果也要听凭丈夫的处置。只要丈夫愿意，他可以将其据为己有，‘肆意挥霍浪费’。”英芝的命运正与里德的描述完全吻合。作为女性的英芝不仅深受夫权的压迫，还深受父权的压迫。在遭遇惨痛家暴后，英芝躲回娘家，父亲却劝她回家跟丈夫认错，并告诫她做女人要有规矩，母亲也劝她作为女人要认命。英芝“想要质问苍天，为什么对女人就这么不公平”⑤。之后英芝离婚的想法也被父亲坚决压制，认为是丢了家里的人，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凯特•米利特（KateMillett）在《性政治》（SexualPolitics）（1970）一书中，着力分析了‘作为政治制度的父权制’。她强调说，政治指所有‘存在权力结构的关系’，两性之间的关系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⑥这一点，在相对传统保守的中国农村体现得尤为突出。在父权制压迫下，英芝变革和抗争的意识遭到禁止。英芝终至成为夫权和父权双重男权压迫下的牺牲品，不堪凌辱之下沦为放火弑夫的杀人犯，所有抗争归于毁灭，自己也死于刑罚。

英芝将命运悲剧归咎于失败的婚姻，但事实却并非是如此简单，婚姻的悲剧仅仅是表象，背后是巨幕般的传统旧俗和积习，以及女性在其中难以逆转的从属地位和弱者命运，才导致有着自觉女权追求意识的英芝，在不断对抗多重男权制的压制中逐步走向了女性悲剧命运。方方借她笔下充满女权抗争意识的英芝，表达着生存困境下的女权呐喊，只是这呐喊虽撕心裂肺，最终却归于无声，女权抗争将女性引向自我毁灭，这个悲哀的悖论令人扼腕的同时，却让读者不得不思考女权抗争所面临和遭遇的困境———夫权、父权、传统观念三座大山密不透风的围堵和倾轧下，女权何处得以伸张？其抗争是否无力且虚妄？在书写了身处农村传统观念压制下的女性命运之后，方方将笔触的探索又伸向了在生存困境中奋力挣扎，与命运勇敢抗争，努力扭转败局的强悍都市平民女性形象，力图为女权抗争者书写一曲赞歌。她脍炙人口的小说《万箭穿心》以带有谶语性质的情节贯穿全篇，主人公李宝莉从住进丈夫马学武单位分给的房子，从此厄运连连。父亲认为新房子在风水上不好，是“万箭穿心”，母亲却宽慰她说是“万丈光芒”。这成为故事发展的关键，此后李宝莉的人生，就是在万箭穿心和万丈光芒之间的艰苦博弈。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方方着力塑造了李宝莉心慈嘴狠，泼辣要强的鲜明个性，在家中，她以自我为中心，不经意间与家人已有积怨。然而在内在品质上，李宝莉深为认同母亲隐忍善良，吃苦耐劳，家境贫寒却保持高尚人格的珍贵品行，为后面秉承这种精神面对生存困境埋下伏笔。她在丈夫与情人幽会之后一气之下的匿名报警，使得丈夫身败名裂，而丈夫知晓是她举报后跳江自杀。丈夫死后，李宝莉自觉承担起了养活全家的重担，她心想“他们男将不行，拉倒。

这世道光我们女将也撑得起来”⑦。李宝莉秉承母亲的品质，为了赚钱养家，忍辱负重当起了挑扁担为人运货的街边零工，最大心愿是把儿子培养成才。十三年后，高中状元、考上大学的儿子却不认她并将她逐出家门，只因他通过父亲情人之口得知母亲举报之事，认为母亲是杀害父亲的凶手。最大心愿，却偏偏落空。小说的后半部分，因为李宝莉在生存困境中的女权抗争而令这一人物形象光芒万丈，让人肃然起敬，她在惨痛命运面前的不服输，她耗尽最好的年华拼尽一切将万箭穿心的日子过成万丈光芒的努力，在现实中理想的惨败面前，显得更加珍贵而充满华彩。女权主义者朱丽叶•米切尔(JulietMitchell)在谈到妇女运动时这样说道：“妇女们怀着各自生活中难以名状的挫败感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发现自以为是个人困境的东西其实是一个社会困境。”⑧作为下岗女工的李宝莉，其悲剧也无疑具有时代因素。戴锦华书中的一段话或可为李宝莉做最好的阐释“：她永远在奉献、永远在牺牲，她因作为母亲并超越母亲角色而获得荣耀。而这沸沸扬扬的一幕，在终场处显现为剥夺：即是母亲权力对儿女自由选择命运可能的剥夺，又是社会对一位母亲的剥夺。”⑨以上的两位女性形象，虽然在内部精神上具有一致性，都是不断与生存环境抗争，在不公待遇下发出对于女权的呐喊的形象，但其结局和思想走向却因为各自身份的不同而不甚相同。农村姑娘英芝的抗争终至毁灭，下岗自谋职业的女工李宝莉的抗争则不屈不挠，生生不息。方方成功实现了对于不同群体的女性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下，如何为实现女权而进行抗争和努力的探索，并奋力挖掘和思考了其间的诸种可能。

二、文学场域中的女权抗争

方方作品中的女权意识，还体现在她对知识女性置身于文艺\文化场域中而呈现出的女权抗争上，这一点，在她早期的两篇作品《白梦》和《白雾》中尤为突出。在创作于1986年的小说《白梦》中，家伙和苇儿都是身处文学场中的知识女性，她们表面上是好友，性格、品行、人生观、价值观却不同，并最终因权力场对文学场的影响，其命运呈现出迥异的景观。家伙勤勤恳恳干事，真诚善良，一步一个脚印地耕耘并实现着自己的文学理想，扎实却收效缓慢；苇儿急功近利，矫揉造作，虚与委蛇，汲汲于攀附文学名流，寻求终南捷径，沽名钓誉，却在圈内如鱼得水，扶摇直上。权力场在其中的无形作用于两个起点貌似相同的文学女青年身上显明地呈现出来，导致二者的境遇差别越来越大，终至背道而驰，渐行渐远。在权力话语场对文学场的作用下，踏实努力的家伙在单位干得不温不火；而善于表现的苇儿则青云直上，深得名流们的喜爱，备受泰斗巨匠青睐，并斩获文学大奖，从而迅速跻身文学新星行列。在获得了优势地位之后，她成为了文学权力场中的宠儿，从而坐拥各种优势资源，在人生的各个方面从世俗眼光看来成为“人生赢家”，与循规蹈矩的家伙拉开了差距。在这其中，苇儿一直处于不断选择和抗争的状态，甚至在女性往往被动的职场和婚恋市场，她也是处于主动选择和操纵的强者地位。而其实才华横溢的同龄女性———家伙，在婚恋市场却成了人们眼中的困难户。

文学场下生存的两个青年个体命运遭际的截然相反充分印证了布尔迪厄的论述：“有限生产的次场注定要专门从事为生产者而进行的生产，只承认特定的合法性原则，在这个次场中，得到他们同行的认可，即得到一种持久认可标志的人（被认可的先锋派），与从特定标准来看没有达到同样认可程度的人对立。”⑩以一对最初好友命运对比和反衬的方式，方方将这一文学场中的女权抗争写得暗流涌动，触目惊心。苇儿出身寒微，却不择手段，投机钻营，左右逢源。方方以春秋笔法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文学权力场中的女权抗争者的形象，尽管她赋予了这一形象批判意味，但其在世俗社会的成功和道德缺失形成的反差，令这一形象更具深意和探讨价值。同样置身文学权力场中进行女权抗争的人物，还有方方小说《白雾》中的李亚。作为一名展览馆的讲解员，李亚一直想要凤凰飞上枝头，前男友死后，她努力搜寻下一个目标，终于在一个婚礼上遇到坐在她身旁、父亲是“省里进入前五名的官儿”的马亦光，李亚极力在婚礼宴席上搜寻、打听目标却始终没有关注貌不惊人的马亦光。直到后者主动夸她裙子好看，新郎介绍家世并撮合后，二人当即确立了恋爱关系。马亦光得过脑膜炎不记得当下的事，是有生理缺陷的人。但“李亚说她与亦光的相识是她生命的转折点。为此李亚爱亦光爱得热火朝天气势磅礴，大有爱不成毋宁死的架势”。为了名利宁愿牺牲幸福的李亚沿着自己设计的道路步步为营，在女权抗争之路上逐渐取得了成功。诚如布尔迪厄所言：“鉴于在各种不同的资本及其把持者之间的关系中建立的登记制度，文化生产场暂时在权力场内部占据一个被统治的位置。无论它们多么不受外部限制和要求的束缚，它们还是要受总体的场如利益场、经济场或政治场的限制。”

在政治场、经济场、利益场对文化生产场的多重影响下，李亚依托马亦光父亲显赫的权力，成功拉到了赞助，并挂名担任起一部影视剧的副导演，她对马亦光的父亲说“：我要走自己的路，自己设计自己……我就是要自己闯荡一番，让您在我的成就面前吓一跳。”在亦光父亲所代表的政治场的直接干预下，李亚脱离了展览馆，调入了电视台电视剧部。李亚的女权抗争可谓大获全胜，“李亚的生活又揭开了新的一页。李亚很自信地对亦光说：‘世界正是为我这样的人准备的’”。然而，业内对李亚及其作品的评价却非常糟糕，她的调动纯是行政干预。在李亚的女权理想实现之路上，政治场对于文化生产场的作用力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方方将人物的女权抗争放置于多重场域的相互作用力之下，使之成为更为丰富的社会形态的投射，让叙事背后充斥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以此为背景烘托出的女权抗争，充满了独立、自我、欲望、野心……并与著名女权主义者波伏娃构想中的“独立女性”形象无限靠近：“想要积极主动，成为主导者，拒绝接受男性意在强加于她的被动地位。现代女性接受男性的价值观；她为自己能以和男性相同的方式进行思考、采取行动、开展工作、从事创造而自豪。”因而其呈现出的女权抗争就显得非常典型。方方将这种女权抗争放在文学场中，并将其他场域如政治场、经济场、利益场等多个场域对其的限制和影响都悉数通过人物命运的转折展现出来，人物具有的某种道德上的缺失，又反过来成为其女权抗争的内在动力。这吊诡的逻辑关系背后，反映出方方对于知识女性女权抗争方式的深邃见解、辨析和警惕。

三、寻常生活中的女权求索

魏宁格在《性与性格》中这样写道：“女人问题和女权问题……必定与‘存在’（existence）的最深刻奥秘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只有把这些奥秘与解释宇宙联系起来，才能从实际的或理论的角度、从伦理学或形而上学的角度，对这些奥秘作出解释。”輵訛輥创作于2002年的小说《有爱无爱都刻骨铭心》写了一位遭遇生活变故的女性如何在自己的内心突围，尝试接受新的正常的家庭生活的故事。瑶琴的未婚夫杨景国因为在遭遇车祸时奋力推开瑶琴而自己葬身车下。在同一场车祸中还有另一位素不相识女子被撞成瘫痪，那位女子的丈夫也在车祸现场痛哭。在坚持活在自己营构的与已故未婚夫的情爱幻象中十年之后，命运安排瑶琴与那位丈夫陈福民相遇。曾遭遇同一场灾难的两人内心的距离瞬即拉近。谈婚论嫁之际，巨大的隔阂却是瑶琴对于已故未婚夫的难以忘怀，以致其阴影充斥在新的家庭。陈福民忍无可忍砸碎了杨景国的照片，瑶琴抡起擀面杖将陈福民头部打成重伤，成了植物人。由于案情特殊，瑶琴被当庭释放，在她的照顾下陈福民终于苏醒，她也在照顾他的过程中彻底与过去告别，真正在内心走进了新的爱情和家庭生活。在未婚夫死后十年平淡如水的生活中，瑶琴不屈从于社会舆论对她的要求，坚守自己内心情感的历程，是女性对于女权求索的一种特殊形态，研究认为，女权主义者玛丽•阿斯特尔（MaryAstell）“对于女权主义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她以自己的方式敦促妇女正视自己，相信自己的判断……在生活中做出自己的选择”。

瑶琴正是遵从这样的理念，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带着作为女性强烈的自我意识，始终忠实于自己内心的情感，从不曾向世俗规范妥协，甚至以暴力的疯狂之举来捍卫自己内心的情感圣地，并以此与过去真正诀别。瑶琴最终在内部和外部、形式与内心同时达到了情感世界的圆满，尽管过程曲折惨烈，但无疑是她在寻常生活中从未放弃女权求索的结果。与瑶琴的毫不妥协形成对照的，是城市平民劳动妇女在寻常生活中的女权求索。2003年方方的作品《出门寻死》中的何汉晴，是日常生活中为了家庭，默默承受一切辛酸和苦楚，兼具贤妻、良母、好儿媳、好嫂子多重家庭身份的女性形象，公婆年老体衰，丈夫下岗待业，儿子尚在大学求学，小姑子待嫁在家，所有人都由她一个人照顾，整个家庭的日常开销几乎由她一人在外做钟点工支持，为了给儿子买他喜欢的电脑，她甚至瞒着家里去卖血……这一形象很具有普遍性。她的抗争更多地呈现在意识层面而非行为上，直到命运将她推到忍无可忍的境地，她才有了结束生命的念头，企图以自毁来实现自己作为女性应有的自由，挣脱生存的困境，以此实现自己对于女性应有权利的求索。这样的人物设定更加贴近生活的原貌和真相，其探索也因此更具有了广泛意义。方方用带有黑色幽默的笔调，呈现了这出发生在一天多的时间内的正剧，在一环扣着一环的叙事中，在“寻死”的一步步拖延中，方方将一个深具中国诸多传统美德的女性塑造得跃然纸上，悲哀却透着美好，同时将她在家庭和周边社区群众不可或缺的地位烘托了出来。最终，何汉晴毫无悬念地被前来寻找她的丈夫和雇主带回，通过丈夫的叙述，她知道了没有了她的家变成了一团糟，方方借雇主的口说出了社会舆论对于妇女家庭责任的规训，在小说临近结尾之处，将对于何汉晴悲剧根源的思考做了表达：死的权利仍旧被框限在社会责任、家庭责任的道德要求之下，女权求索的道路之艰难和无望也就不言而喻。何汉晴由忍无可忍之下轰然爆发的向死决心，而转向了甘心情愿地承担社会赋予她的家庭责任，从而坦然接受了让生活回归原有的轨道，让日子如常进行的命运。里德早在19世纪早期就对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自我牺牲有自己的见解，“‘有女人味’的举止实际上就是‘关心体贴丈夫，保持子女干净整洁，用心料理家务’。……这种貌似崇高伟大的‘自我牺牲’实际上通常包含着‘极其可耻的自我泯灭’”。“任何独立思考的表现都会马上受到压制……大部分女孩都被驯服成了机器人。“”机械地履行职责……而她们自己的头脑却始终陷于贫瘠和荒芜之中。”“1869年，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出版了《论女性的从属地位》，书中也认为奴役女人是错误的，是‘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

女权主义者大声疾呼、反复申述的问题，历经一百多年，现在仍旧存在，而且每天都在如常发生，没有得到任何根本性的改变。何汉晴这样的女性无疑就是女权主义者所探讨的典型。在小说的结尾处，我们也能感到方方对于人物的叹惋，和十分明晰的对于作为已婚妇女的女权实现可能的深刻反思。方方笔下的何汉晴将自我奉献和自我牺牲进行到底，寻常生活中的女权求索以社会伦理法则规训下的主动停滞和退避做结。这种彻底而坚决的妥协竟然还是建立在她们的女权意识的觉醒，并已意欲为之寻求解决方案的基础之上，由此更深刻地呈现出在广袤无边、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中，女权求索和实现之路的异常艰难和希望之渺茫。结语在联合国1975—1985召开的三次关于妇女问题的国际大会上，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女权主义具有多样性，而且必须具有多样性，这反映了不同女性的不同需求和关切，并由她们自行对其进行界定。”方方创作中的女权意识落实到具体情节编排和人物塑造上，出色地贯彻了呈现女权主义多样性的宗旨。上文所述，仅是几个例子，她作品中具有女权意识的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实在不胜枚举。被誉为女权主义奠基人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MaryWollstonecraft)在写给英国女历史学家凯瑟琳•麦考利(CatherineMacaulay)的信中说“：你是唯一一位与我不谋而合的女性作者，我们都尊重我们这个性别所应该努力争取的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这句话写给方方也同样合适。毋庸置疑，方方为女权抗争奋笔疾书，写下了一曲又一曲一唱三叹的赞歌与悲歌，其中更融入了社会、历史、传统、场域等多重元素，将其放置于更为辽阔浩大的生活场景之中，令人不得不思索女性悲剧命运背后的巨大成因。正如韩少功对她的评价“：好的小说总像生活一样，具有不可究诘的丰富、完整、强大，从而迫使人的理解力一次次地死里求生。”而方方创作中的女权意识所呈现出的异彩纷呈的奇特景观，也因其丰富而深刻的表达，成为发人深省，引人探究不尽的华丽篇章。

作者：王莹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