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伴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分析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同伴与青少年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分析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摘要：高中是青少年发展的关键时期，在新高考的政策下，面对越来越残酷的竞争，高中生不仅要提高学习成绩，同时也要兼顾主观幸福感、生活质量。采用网上调查问卷的方式，选取以杭州市为主的150名浙江新高考考生，匿名填写问卷同伴关系和主观幸福感综合调查问卷。研究目的是探究同伴关系的三个维度（同伴信任、同伴沟通、同伴疏离）对主观幸福感的三个维度（整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频率、消极情感频率）的影响。经过严谨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同伴信任程度越高，则整体生活满意度越高、积极情感频率越高、消极情感频率越低；高中生个体的同伴沟通程度越高，则整体生活满意度越高、积极情感频率越高、消极情感频率越低；高中生个体的同伴疏离程度越低，则整体生活满意度越高、消极情感频率越低。其结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同伴关系；主观幸福感；高中生；青少年

1前言

1．1研究背景高中是青少年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越来越残酷的竞争，高中生不免要面对更多的压力。因此不仅是学业成就，高中生的心理健康也受到广泛的关注。但在该领域，学者们主要致力于对青少年消极心理品质和不良情绪的研究和克服，而对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的重视不够（岳颂，张卫，黄红清，李董平，2006）。主观幸福感作为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的一项重要指标（DienerE．，1984），早在1946年第三届国际心理卫生大会就已明确指明“有幸福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张旭东，车文博，2005）。因此，对于高中生的主观幸福感的调查和了解实属必要。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SWB）是个体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总体评价与体验，是反映某一社会中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心理指标（岳颂华，张卫，黄红清，李董平，2006）。许多学者都认为，主观幸福感主要包括认知评价和情感体验两个成分，前者是个人根据自己选择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总体认知评价，即生活满意度；后者是指生活中的情感体验，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严标宾，郑雪，邱林，2003）。现阶段，有关成人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杜秋霞，2013；耿晓伟，张峰，2012；李文华，王丽萍，范杰，2014），但是以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的主观幸福感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张陆，2007）。随着高中生在学校的时间越来越长，而且有更多的同学选择住校，这使得与同学相处交往的时间越来越多。而对于高中生，同伴关系则是人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伴关系（PeerRelationship）主要指年龄相仿或心理发展程度相当的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建立并发展起来的一种关系（邹泓，1998）。它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多水平的网络结构（陈咏媛，2006），可从同伴信任，同伴沟通，同伴疏离三个维度进行测量（李霓霓等，2009）。许多研究表明，同伴关系是对青少年认知、情感、社会性发展和适应产生重要影响的社会化动因之一（陈咏媛，2006）。已有的研究表明，随着年级的增加，个体的同伴关系有所下降，同时还发现，高中生在幸福感的多个维度上的得分显著的低于初中生（陈咏媛，2006）。据此，我们可以推断，高中生的主观幸福感与其同伴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内外研究均表明，人际关系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何灿，魏华，2015）。Larson（1994）的研究证实了朋友关系对幸福感的重要作用（张灵，2007），Kwan（1997）等人研究发现，个体与他人关系的和谐对生活满意度有重要的预测作用，张灵、郑雪等（2007）的研究发现，对人际关系处理得较好的学生，会有较高的积极情感体验，较低的消极情感体验，从而可以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体验。因此，研究同伴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一方面可以继续丰富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能为当前高中生的教育和心理发展提供一些理论支持；另一方面可以有助于提高人们对高中生同伴关系和个人幸福感的关注，有助于解决高中生主观幸福感下降的问题，提高高中生的生活质量。综上所述，探讨高中生的同伴关系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同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通过调查问卷形式，以同伴关系为自变量，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旨在考察高中生的同伴关系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作用机制，为增强高中生主观幸福感体验、提高生活质量提供可参考的价值。

1．2提出假设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同伴关系（同伴信任、同伴沟通、同伴疏离）和主观幸福感（整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频率、消极情感频率）各划分为三个维度，并提出以下假设：个体的同伴信任程度越高，整体生活满意度程度越高（假设H1）。个体的同伴信任程度越高，积极情感频率越高（假设H2）。个体的同伴信任程度越高，消极情感频率越低（假设H3）。个体的同伴沟通程度越高，整体生活满意度程度越高（假设H4）。个体的同伴沟通程度越高，积极情感频率越高（假设H5）。个体的同伴沟通程度越高，消极情感频率越低（假设H6）。个体的同伴疏离程度越低，整体生活满意度程度越高（假设H7）。个体的同伴疏离程度越低，积极情感频率越高（假设H8）。个体的同伴疏离程度越低，消极情感频率越低（假设H9）。

1．3研究框架

2方法

2．1被试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主要选取了杭州以及部分台州、宁波等浙江其他地区的高中生为调查对象，学校范围涵盖重高、优高、职高等不同类型，共发放了183份问卷，其中收回150份，完成率81．97％。在完成问卷的高中生中，男生63名，占42．00％，女生87名，占58．00％；高一14．00％，高二23．33％，高三62．67％，高三年级居多。被试平均年龄为17．18岁（SD＝0．73，全距为16－19）。

2．2工具2．2．1同伴关系同伴关系问卷共包含13个项目，从同伴信任、同伴沟通、同伴疏离三个维度进行测量。采用5点计分，从“从不”到“总是”分别计1—5分。其中，同伴信任包含4个项目，例如，“我的朋友尊重我的感受”，得分越高表示同伴信任程度越高，同伴关系越好；同伴沟通包含4个项目，例如，“我把遇到的问题或困难告诉朋友”得分越高表示同伴沟通程度越高，同伴关系越好；同伴疏离包含5个项目，例如，“朋友很少关注我”，得分越高表示同伴疏离程度越高，同伴关系越不好。问卷在本研究中信效度良好，详见附录。2．2．2主观幸福感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采用DienerE．等人编制的主观幸福感问卷，包括整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频率、消极情感频率三个分量表，对多国被试的研究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于宏伟，2017）。其中，整体生活满意度包含5个项目，例如，“我的生活在大多数方面都接近于我的理想”，采用7点计分，1表示强烈反对，7表示极力赞成，得分越高表示整体生活满意度越高；积极情感频率包含6个项目，例如，“评价你过去一学期里所感受到愉快的时间”，消极情感频率包含8个项目，例如，“评价你过去一学期里所感受到不愉快的时间”，采用7点计分，1＝根本没有，7＝所有时间。问卷在本研究中信效度良好，详见附录。2．3研究程序在“问卷星”网站上注册并制作问卷后，将问卷放在社交网络上，邀请主要为杭州地区以及部分浙江省其他地区的高中生作答。在指导语中说明了参加本次调查不记名，且答案无对错之分，并强调要求被试仔细审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作答，选择题只有唯一正确选项。在征得本人同意后，才对被试开放问卷内容。完成问卷需要5—8分钟，被试自愿参加，主试不发放礼品，但在问卷完成后“问卷星”程序自带抽奖环节。

3结果

3．1描述性统计分析被试群体平均年龄17．18岁，最小值为16岁，最大值为19岁，该群体全为高中生。在同伴关系三个维度中，同伴信任平均值高，且标准差最小，说明大部分被试者同伴信任程度较高；同伴沟通平均值较高，标准差最大，说明被试者同伴沟通程度较好；同伴疏离，平均值低，且标准差较小，说明被试者中存在一定的同伴疏离现象，但整体同伴疏离程度较低。在主观幸福感的三个维度中，消极情感频率，平均值低，且标准差最小，积极情感频率平均值较高，标准差较小，说明被试者上一学期积极的态度居多；整体生活满意度平均值低，且标准差较大，说明被试者对整体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且个体间存在差异。

3．2相关分析根据相关分析表可以得出，年龄与同伴信任、同伴沟通、整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频率、消极情感频率无显著相关，与同伴疏离有显著相关，r＝0．21＊，p＜0．01。同伴信任与整体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的正相关，r＝0．42＊＊，p＜0．01，与积极情感频率呈显著的正相关，r＝0．42＊＊，p＜0．01，与消极情感频率呈显著的负相关，r＝－0．30＊＊，p＜0．01。同伴沟通与整体生活满意度，r＝0．42＊＊，p＜0．01，积极情感频率呈显著的正相关，r＝0．38＊＊，p＜0．01，与消极情感频率呈显著的负相关，r＝－0．28＊＊，p＝0．01。同伴疏离与整体生活满意度呈显著的负相关，r＝－0．28＊，p＝0．02，与消极情感频率呈显著的正相关，r＝0．41＊＊，p＜0．01，但与积极情感频率无显著的相关性。3．3独立样本t检验根据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表可以得出，被试群体中无显著的性别差异：同伴信任性别差异不显著，t＝－0．01，p＝0．99，同伴沟通性别差异不显著，t＝－0．79，p＝0．43，同伴疏离性别差异不显著，t＝－0．25，p＝0．81。

4讨论

随着高中生活里越来越大的学习压力和越来越长的在校学习时间，成绩、分数逐渐成为生活的主要目标，学习、考试逐渐成为生活的主要基调，高中生的主观幸福感遭受家长、老师，甚至是高中生自身所大大忽视。在如今的国情与教育政策下，高考的残酷性与主观幸福感这对矛盾一时无法改变且仍将继续存在，但是我们仍可把握住现有的条件，提高主观幸福感。由于高中生在校学习时间的增长且占据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与同学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尤其是许多住校的高中生，同伴关系也因此成为高中生人际关系中的主体，也因此成为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本研究基于此背景，探究同伴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强调了同伴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影响，旨在为高中生增强主观幸福感提供理论方法，提高高中生生活满意度和质量。

4．1假设检验根据研究结果，假设高中生个体的同伴信任程度越高，则整体生活满意度越高、积极情感频率越高、消极情感频率越低，假设H1、H2、H3均得到验证。根据研究结果，假设高中生个体的同伴沟通程度越高，则整体生活满意度越高、积极情感频率越高、消极情感频率越低，假设H4、H5、H6均得到验证。根据研究结果，假设高中生个体的同伴疏离程度越低，则整体生活满意度越高、消极情感频率越低，假设H7、H9得到验证。同伴关系越好的高中生，同伴信任程度越高，表现在更愿意相信同伴、对同伴少怀疑少猜忌，同伴沟通水平越高，更倾向于与同伴倾诉内心感情或者交换内心想法，有利于消极情绪的发泄，也有助于得到同伴的建议和帮助，同伴疏离程度越低，降低了孤独感或自怨自艾的可能性，因此高中生个体的同伴关系程度越高，整体生活满意度较高，积极情感频率较高，同时降低了消极情感频率。所以更加积极的同伴关系，可以从三个相互联系却又不同的方面提高高中生主观幸福感。

4．2研究创新本研究较之以往研究有以下创新之处：（1）本研究对于自变量同伴关系和因变量主观幸福感均进行了维度划分，将同伴关系划分为同伴信任、同伴沟通、同伴疏离三个维度，将主观幸福感划分为整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频率、消极情感频率三个维度，使得两个变量进一步量化，因此得到了更细致、更深层的结论。（2）本研究探究个体同伴关系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作用机制，将高中生的外部环境与主观感受相联系，注重高中生的生活质量和内心感受，体现了人文意识。（3）本研究以高中生为研究对象，拓宽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探讨，丰富了以青少年为对象的主观幸福感的研究。（4）本研究进行了严谨的统计分析，对各个维度之间的关系都进行了讨论与分析，使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4．3研究意义本研究结果具有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在理论上，丰富了同伴关系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探讨，同时也丰富了以高中生为对象的主观幸福感研究。在实践上，根据研究结果———同伴关系越好，主观幸福感越强，因此我们需要改善同伴关系以此来提高自身的主观幸福感，本研究将同伴关系划分为同伴信任、同伴沟通、同伴疏离三个维度，提供了如何改善同伴关系的三个角度。予以同伴更多的信任，与同伴交换内心情感，都有利于调节情绪、提高整体生活满意度。即使在课程繁忙、课业压力大的情况下，也不要忽视与同伴的来往、发展同伴关系，以免造成同伴疏离，降低了主观幸福感。同伴关系是相互的，当我们表现出更愿意与同伴交流的态度、表现出更多的信任的同时，也能收到同伴的信任与倾诉，长期以往就能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彼此都能提高主观幸福感，提高高中生活质量。

4．4研究局限与展望本研究也存在某些局限，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首先，在被试群体上，样本容量较小，由于存在时间与精力等限制，样本数量并没有收集够，研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且群体主要分布在被划分为“重高”的学校中，此类学生的特点与全体高中生的总特点仍存在区别，其固有性质可能会对研究结果造成一定的偏差，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可以增加“重高”“优高”“职高”学校等级的变量，将被试群体进行横向划分，进行更深入的分；在被试地域分布上，全部分布在实行新高考的浙江，且主要集中于杭州地区，各个省份不同的高考政策和教育理念，使得研究结果更适用于浙江地区，缩小了其推广范围。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属于横断研究，未来可以进行更多的纵向研究得出其因果关系。再次，在数据分析上，未来可以进行回归研究等，得出更深入的结论。

5结论

本研究针对如今面对极大课业压力的高中生，关注其主观幸福感，探究了同伴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过进行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得出，同伴关系越好的高中生，主观幸福感越高。将同伴关系和主观幸福感各划分为三个维度，具体地说，同伴信任和同伴沟通与整体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频率皆呈正相关，与消极情感频率呈负相关，同伴疏离与整体生活满意度呈负相关，与消极情感频率呈正相关。本研究结果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丰富了关于同伴关系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相关研究，并且对如何提高高中生的主观幸福感提出了一些良好的建议。

参考文献

［3］陈咏媛．中学生同伴关系与其幸福感的关系研究［J］．医学与社会，2006，19（8），42－43．

［4］杜秋霞．中年人感戴、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8（3）：18－24．

［5］耿晓伟，张峰．大学生性别角色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自尊的中介作用［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2，10（5）：384－388．

［6］何灿，魏华，HeCan，WeiHua．儿童主观幸福感和同伴关系的相关性［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5，23（9）：1384－1387．

［7］李霓霓，张卫，李董平，麦玉娇，王晶晶，邢文利．青少年的依恋、情绪智力与攻击性行为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9，25（2），91－96．

［8］李文华，王丽萍，苑杰．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的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4，（7）：1067－1070．

［9］严标宾，郑雪，邱林．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报告［J］．心理科学，2003，26（5）：851－855．

［10］于宏伟．大学生宽恕倾向、社会支持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7．

［11］岳颂华，张卫，黄红清，李董平．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及其与应对方式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22（3）：93－98．

［12］张灵．大学生自尊、人际关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D］．广州：华南师范大学，2007．

［13］张灵，郑雪，严标宾，温娟娟，石艳彩．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7，23（2）：116－121．

［14］张陆．中小学教师教育幸福的结构及测量［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7．

［15］张旭东，车文博．挫折应对与大学生心理健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16］邹泓．同伴关系的发展功能及影响因素［J］．心理发展与教育，1998，14（2）：39－44．

作者：金书文 单位：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