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两地婚姻的变动趋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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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口杂志》2014年第二期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方法说明

本研究主要采用大数据挖掘的统计分析方法，数据基础是北京市婚姻登记业务数据库，其中包含自2004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的9年间全部的婚姻登记业务的相关信息，共有数据记录1708260条，即每对夫妇为一条记录；其中结婚登记记录1319172条（占77．22％），离婚登记记录255241条（占14．95％），其余为补发补办证件的业务记录。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基本集中在结婚业务数据。目前针对人口和婚姻等问题的量化研究大多选用人口普查数据，或者针对特定群体的抽样调查数据，与上述两类数据相比，婚姻登记业务数据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全面性和准确性，因其准确记录了各个时点（每一天）的结婚、离婚夫妇的相关信息，有助于我们客观、动态地把握现实情况。此外，该数据库中包含了最近9年在北京进行婚姻登记的所有夫妇的完整记录，这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总体而非抽样的样本，避免了抽样调查中最为常见的样本偏差问题，从而为我们准确了解各类婚配行为的总体状况和特点提供了重要保证。具体到本研究所针对的“两地婚姻”的主题，数据库中有夫妇双方身份证号码前6位的信息②，以及登记时夫妇双方的户口所在地的信息，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分别从出生地／居住地和户口所在地两个角度对两地婚姻进行界定和分析。按照婚姻登记办法的规定，在北京进行婚姻登记的夫妇中有一方的户口所在地为北京即可，这样根据“户口所在地”，所有的结婚登记者可以被划分为“北京户口”和“京外户口”两类人群；而在“北京户口”人群中，有些是北京本地人，还有一些是原籍非北京、自外省市迁入北京的，这一点可以根据身份证号码的前两位数字判断出来。考虑到数据库中的人群绝大多数为1970年代及之后生人，年纪最小的生于1992年，基本上是在年满16周岁之际办理的身份证，因此身份证号码所标识的纵使不是其出生地，也很可能是其主要的婚前居住地（比如在16岁之前随父母迁移至某地），间接反映了男女双方各自的父母所在地。这样，根据户口所在地和原籍所在地，可以将在北京进行结婚登记的人群进一步区分为三类③：①北京本地人口，户口所在地和原籍均为北京；②迁移人口，由外省市来到北京并已将常住户口迁移到北京的人，具有北京户口但原籍非北京；③流动人口，户口所在地不在北京④。另一方面，在“京外户口”的流动人口中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原籍和户口在同一地区，还有一种是原籍和户口分在两地（比如原籍在湖南，后来落户到广东，然后又到北京来登记结婚），为论述方便起见对前者我们称为“一次流动人口”，对后者称为“辗转流动人口”。

二、两地婚姻的总体情况及变动趋势

首先从个体的视角来看最近9年中北京市新婚人口的构成情况。表1显示了2004－2012年间在北京市进行结婚登记的初婚人口按户口和原籍所在地进行分类后的分布状况。总体来看，本地人口虽然是新婚人群的绝对主体，但其他两类人口所占比重也并不低，特别是男性迁移人口和女性流动人口。就流动人口这一群体内部来看，尽管男性中辗转流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低于女性，但在流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却几乎是女性的2倍（14．16％vs．7．55％）；对于辗转流动人口来说，从户口所在地来到北京结婚和生活很可能意味着放弃了原本已经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福利，因为以本数据库人群的性质和出生年代来看，户口所在地的变化（从原籍到户口所在地）基本上是因就业而发生的⑤。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基于中国“从夫居”婚姻传统而产生的刻板印象，即在“两地”的情况下通常是女方做出一定的牺牲到男方所在地定居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在大城市相对较高的社会开放度之下，男女在婚姻中的地位也更加平等；双方通过权衡来判定哪个地区更适合生活和未来发展，并从家庭整体角度做出决策。从时序角度看，初婚男女中北京本地人口所占的比重都有明显的下降趋势，特别是男性。但这一趋势在2010年和2011年左右出现拐点，即本地人口的比重开始上升，而流动人口的比重开始下降。这一变动与北京市最近出现的人口总量的变化是一致的———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北京市暂住人口825．8万人，比2010年减少了60万人⑥。接下来再从夫妇组合的视角来考察北京的两地婚姻。严格来讲，除了北京本地男女之间的结合，其余情况都属“两地婚姻”：比如同是来自天津的一对男女落户到北京并登记结婚，尽管从居住地／出生地的角度看两人是“同地”，但事实上作为家庭整体也经历了一次地区的转换。在表2中依据夫妇双方不同的原籍和户口所在地情况，对97万余对初婚夫妇组合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类和统计。从大的分类来看，北京本地男女之间的婚配在各种组合中是比重最高的，但总体上仅占比4成；不过这一比重在2010年达到最低点之后开始略有回升。相应的，“本地男＋流动女”与“本地女＋流动男”组合的比重有所下降，可见流动人口数量的减少为北京本地人口的婚配留出了更多的空间。在本地婚配之外，“本地男＋流动女”及“迁移男＋流动女”是比重较高的组合类型，二者总共占比30％左右；相对而言，本地人口和迁移人口的婚配比重是最低的。如果将北京本地人口之外的婚配均视为两地婚姻，那么北京近年的两地婚姻比重高达60％；如果定义更加严格一些，只有男女双方的原籍和户口均无重合方才视为两地婚姻的话（即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相关组合中的“原籍同省”以及“原籍与户口同省”的均视为“同地婚”），那么北京两地婚姻总体的比重约为50％，且在时序上变动不大，在表2中按此定义做了具体计算。在京外人口的各种类型的两地婚姻中，“异地”婚配仍是主体，其中“迁移男＋迁移女”组合的跨省婚姻比例最高。

三、两地婚姻的特征及分析

从上文的统计分布数据中可以看出，人口的迁移和流动改变了北京的人口结构和婚配模式；大量的外省人口来到北京落户或工作学习，两地婚姻在北京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从夫妇组合的视角、并以本地通婚为比较基准，可以进一步发现北京两地婚姻的一些显著特征。

（一）地域分布2004年以来在北京登记结婚的京外初婚人口（含迁移人口）中，男性约36．8万人，女性约43．6万人，其原籍／户口分布在全国各个省区，其中最大比例的人口来自相邻的河北省。为清晰和简约起见，按照统计年鉴的通用分类方式将全国各省区划分为华北、华东等7大区域。表3针对不同的夫妇组合形式，分别计算了京外男性和女性的原籍／户口的分布情况。从地区归并后的统计结果可见，京外男性主要来自华北和华东地区，而京外女性主要来自华北和东北地区。地域上的邻近通常意味着文化习俗、语言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一致或相近，而这往往是促成两地婚姻以及跨地区迁移和定居决策的重要条件。在表3中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分布差异，即辗转流动人口（不论男女）的户口所在地在地域上的分布明显不同于流动人口整体的原籍所在地的分布，华东和华南两个区域的比重明显升高⑦，相应的，华北、东北和华中地区的比重则有所减少。华东和华南分别是我国两大重要经济圈“长三角”和“珠三角”所在地，通过进一步计算还发现，落户在华东地区的辗转流动男中仅有4．9％的人落户于安徽（华东地区经济最落后的省份），而落户在华南地区的辗转流动男则有83．4％的人落户于广东（华南地区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女性方面，相对应的分别有3．9％和78．7％的辗转流动者落户于安徽和广东。由此不难看出，辗转流动者在做出赴京登记结婚（通常也意味着定居生活）的决策之前，首先经历了一次向经济发达地区的迁移。

（二）结婚年龄在表4中，仍然从夫妇组合的视角分别计算了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年龄，以及夫妇的年龄和与年龄差。为了大致考察时序上的变动，将近9年划分为两个阶段（2004－2008年和2009－2012年）分别进行计算。从总体和时序来看，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变化不大，仅有微弱的推迟；但女性的初婚年龄均有明显的上升。相对而言，本地人口的初婚年龄最低而迁移人口的初婚年龄最高。从夫妇组合的角度看，基本上是女性的年龄主导了夫妇的年龄和以及年龄差距，女性平均年龄低的，通常夫妇年龄和较小而年龄差距较大；女性平均年龄高的，通常夫妇年龄和较大而年龄差距较小。对比各大类内部的不同组合还可以看到，对于同流动人口结合的本地人口来讲，相比于同“一次流动者”结合，与“辗转流动者”结合通常要推迟结婚1－2岁；但是对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双外”组合而言，上述两种情况的差别并不明显。在所有的夫妇组合中，北京本地通婚的夫妇是最年轻的。外来人口加入北京本地的婚姻市场以及两地婚姻的增多在很大程度上引致了北京整体结婚年龄的推迟，一方面来自两地的夫妇双方及各自家庭需要更多的时间相互了解和磨合，另一方面对外来人口而言，在北京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大城市安顿下来（如解决工作、住房等问题）要付出更高的迁移成本和更长的转换时间。

（三）文化程度根据数据库中对夫妇双方的学历记录，将其从低到高标定为5个等级：1－小学及以下，2－初中，3－技校／职高／中专／高中，4－大专／本科，5－研究生，并按照与表4同样的表式分别计算出不同夫妇组合类型下的男女平均学历等级，结果如表5所示。就时序上的两阶段对比来看，男女的平均学历等级都随时间而有所增长，且女性的提升幅度相对更大，因此总体的男女学历差距从“男略高于女”转变为“男女持平”。如果以北京本地夫妇作为衡量基准，可以看到除本地人口与流动人口的组合之外，其余各类两地婚姻均大幅度提升了北京新婚夫妇总体的平均学历等级。在各种夫妇组合中，“迁移男＋迁移女”为典型的“高知”组合，夫妇同为研究生学历的比重高达53％；相比之下，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组合的学历等级略低于迁移人口组合，但要高于与本地人口的组合。“本地男＋一次流动女”及“本地女＋一次流动男”的组合是平均学历等级最低的夫妇，学历最低的女性和男性也均来自这两组；与之相对，与迁移人口组合的流动人口的平均学历等级均显著高于总体的平均水平。可见这两类两地婚姻的教育匹配特征是明显不同的，流动人口同本地人口的结合更多是“弱弱结合”，对北京本地婚姻市场中的弱势者（文化程度低通常也意味着就业状况不佳或收入低等）的婚配构成了一定的“补缺”作用；而流动人口同迁移人口的结合偏向于“强强结合”，更可能是在确立关系之后共同做出移居及在北京发展的决定。

四、小结及讨论

本文基于2004－2012年的婚姻登记业务数据对最近9年北京市的“两地婚姻”情况进行考察分析。北京两地婚姻中的外来人口遍布全国各个省区，其中来自华北、东北、华东的相近省区的人口比重较高。外来人口中既有已经落户北京的迁移人口，也有尚未落户的流动人口，其中包括一定比例的曾落户于其他省区（主要是经济发达地区）后又来京结婚的辗转流动人口。“双外”组合的夫妇中，又以双方来自不同省区的夫妇居多。通婚地域范围的扩大反映了社会开放度的日益提高，同时也显示了北京作为一个超级大都市对于外来人口的巨大吸引力和包容性。相比于北京本地的夫妇组合，两地婚姻夫妇的结婚年龄普遍延迟，进而推迟了北京整体的初婚年龄；文化教育水平方面，外来人口之间的两地婚姻显著提升了北京总体的夫妇学历等级。北京的两地婚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外来人口与北京本地人之间的结合，以及外来人口之间的结合；尽管从近9年的总体来看前者占主体（二者分别占比35．7％和23．3％），但就趋势来看后者的比重在逐渐增加。值得注意的是，二者以北京本地夫妇为分界，前者大多为低文化程度的夫妇组合，而后者主要是高学历的夫妇组合。这意味着北京的两地婚姻在日渐形成一个高文化层次的“双外夫妇”群体，他们在适应、融合当地生活的过程中也在创新和发展着北京文化。从另一方面讲，两地婚姻、特别是“双外夫妇”的增多也不可避免地为大城市的发展和管理带来挑战。一对原籍不同的“双外夫妇”定居北京，意味着夫妇小家庭和各自的父母分居在三地，按照中国的居家养老传统，最理想的是把双方父母均接到北京定居，这无疑催生了对住房的刚性需求。审视一下北京每年新增的“双外夫妇”数量，便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北京如此火爆的房地产交易市场。当然，数表中的这些“双外夫妇”未必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在原籍养老亦未尝不可，同时还会有一些夫妇最终选择离开北京等等；但另一方面，本文的数据中也没有包含那些均未落户北京（因此没有在北京登记结婚）但选择在北京工作生活的夫妇，在居住证达到一定年限后他们亦可考虑定居下来。可见本文的估计或许还相对保守。再退一步讲，即使“双外夫妇”及各自家庭仍保持原先的居住模式从而缓解了住房压力，也依然会存在节假日期间远程探望双方父母所造成的交通压力；事实上，近年“春运潮”的人群中，应当早已不只是外出务工人员了。总体看来，两地婚姻以及因家庭照料和往来而产生的潜在的人口流入、出行交通等的压力是巨大的，以人口流入为主的大都市终将会面临类似问题；大城市在人口规划和控制、资源有效分配以及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依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高颖张秀兰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