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转折点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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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价值需要急遽提升

“长征”是指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所进行的远征，长征途经西南和西北众多少数民族地区，这客观上要求党和红军分析少数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为红军北上扫清障碍。为了实现这一价值需求，党和红军积极探索解决民族问题，将民族问题与日益高涨的革命斗争形势联系起来。第一，党将少数民族问题与红军顺利北上联系起来，认识到解决民族问题是关乎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指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的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之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的意义，因之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为此，党号召全体党员和红军战士关注民族问题，“不懂得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和不参加这一工作的，不配当一个好的红色战士!”。正是长征的危险性和困难性使党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了解决民族问题和开展民族工作的重要性，这是促使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动力。第二，党将少数民族问题与中国革命的任务联系起来，认识到解决民族问题与完成中国革命任务相辅相成。1934年长征刚一开始，党就明确指出:“瑶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众的敌人，瑶民与中国劳苦民族是兄弟，所以联合起来协力同心为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而奋斗，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全中国的统治，瑶民等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1935年7月《红星》报发表的社论说明的更加具体:“我们可以经过共产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将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反帝反国民党的土地革命与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最亲密的联系起来，将少数民族的广大群众提到中国革命后备军的阶段，更有力的保证中国革命的发展”。长征时期党和红军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中国民族问题相结合的实践，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新局面。第三，党将少数民族问题与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结合起来，把各民族的解放斗争融于全国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之中，少数民族问题已成为关系全党全国大局的重要问题。如果说长征初期党和红军思考民族问题或许带有情势所迫的被动成分，那么，随着华北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的升级，党和红军就已从被动变为主动地思考民族问题了。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指出:中华民族的基本利益，在于中国的自由独立与统一，因此，最广泛的反日反卖国贼的统一战线，有着特殊的意义，会议强调党的各项政策都要适合于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党的民族政策也要适应这种变化，1936年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宣言，就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发阐述了对回族、蒙古族的民族政策。抗日救亡不同于国内内战，它给中国共产党以重新审视中国民族问题的机遇，在全民族抗日面前，中国共产党必须调动起少数民族参加抗日的积极性，而党的民族理论政策要为这一革命任务服务。长征的伟大实践，一方面，促使党和红军逐渐认识到照搬苏联民族理论和模式不符合中国民族的实际情况，为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更适应实际情况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价值目标。另一方面，党的民族工作实践，越来越从团结少数民族参加革命的目标出发来开展，从而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二、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政策(理论)创新空前活跃

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在长征之前早已有之，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第二年就提出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政纲。从总体上看，在长征开始之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族理论政策观点主要有:在统一中国的前提下，少数民族实行民族自决，用自由联邦制原则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主张民族平等;初步具有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认识;提出设立少数民族工作机构，号召全党加强对少数民族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这些理论政策观点零散于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指示、宣言之中，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初设想。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实践是检验政策和策略的标准。长征的伟大实践，检验了党既有的民族理论政策，也推动了民族理论政策的新创新。长征时期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创新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长征初期(长征开始到遵义会议之前)，这一时期民族理论政策的主要特点是:突出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打消少数民族对红军的仇恨，为红军北上扫除障碍。第二个时期是长征中期(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这一时期民族理论政策的主要特点是:调整民族政策，使之更符合少数民族的实际，在少数民族政权形式、宗教问题、下层统一战线、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等方面形成众多思想成果。第三个时期是长征后期(瓦窑堡会议到长征结束)，这一时期民族理论政策的主要特点是:民族政策突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由长征初期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民族政策，转向到土地革命和抗日救亡双重方针指导下的民族政策。具体来说，党和红军在长征时期的民族理论政策主要有五个部分。

1．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理论政策民族平等团结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在这一总原则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应根据时代和国情提出具体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平等团结政策有新的发展，首先，党提出汉族群众与少数民族一律平等，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穷人是一家人，大家共同联合起来，倡导抗日的民族平等团结。其次，党认识到各民族与生俱来就是平等的。民族是至尊的，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各民族不受干涉，有权管理自己的一切事务。最后，党提出各民族政治、文化上的平等，“一切劳苦群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教育、居住、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长征时期党的平等团结政策比长征之前的主张更具体、针对性也更强。

2．民族自治的理论政策民族自治是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方式，是民族平等团结的根本体现。长征时期党的民族自治政策的核心是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的事，这与长征之前只简单地提民族自决有着明显的区别。一方面，这一时期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更加明确，如在回族、藏族、彝族问题上，曾提出建立自己全族、地方、区、乡各级的人民革命政府自己管事，实行民族自治，另一方面更加突出少数民族自己管理自己。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为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3．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政策长征途经之地少数民族众多，党和红军深刻认识到了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特殊性。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问题理论，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政策。从总的方面来说，党和红军主张少数民族有保护自己信教、风俗、言语的自由。为了完成红军北上和抗日救亡任务，党和红军提出:信仰宗教自由，要绝对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和风俗习惯。党和红军制定了具体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和宗教的行为规范，如对回族，提出保护回族信教自由，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族经典。不准借用回族器皿用具，各部在回族地区不得吃猪肉，猪油等等，形成了“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是团结少数民族的前提，它是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4．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政策党的政治路线确立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少数民族干部是将党的政治路线贯彻到少数民族之中的桥梁。长征之中，党和红军面对着复杂的民族问题，深切感受到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的重要性。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必须挑选一部分优良的番民给以阶级和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长征时期，党和红军提出了三种类型干部的培养使用问题，一是在各部队和地方机关中，应培养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即培养少数民族的地方干部问题。二是，把军队中的少数民族成员集中为教导队进行教育，以期培养有利于少数民族工作的干部，为扩大少数民族的军事武装服务，即培养少数民族的军事干部问题。三是，少数民族翻译(通司)的培养和使用问题，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遇到了严重的民族隔阂和语言障碍困难，非常需要既懂汉语又懂少数民族语言的通司，通司的培养和使用丰富了党的民族干部政策内容。

5．对民族上层的统一战线政策统一战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法宝，在长征所经的少数民族地区，不仅有下层少数民族群众，还有头人、奴隶主、土司、牧主、活佛、阿訇、祭司等少数民族上层，对少数民族上层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是长征时期党的重要民族政策。首先，党看到了少数民族上层的特殊性，他们是少数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在少数民族心目中具有极大的权威与威信，党和红军不能不同他们发生关系。其次，确立了对少数民族上层开展工作的方式，向少数民族上层宣传反对民族压迫的立场，订立了各种与少数民族上层的政治与军事联盟。最后，将对少数民族上层的统一战线纳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中，积极团结王公、军人、喇嘛和知识分子参加抗日。对民族上层的统战工作在长征途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长征时期，党的民族理论政策还包括少数民族政权建设思想、少数民族经济建设思想，少数民族教育文化建设思想等。这些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的结果，也是革命斗争实践催生出的具有中国特性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三、长征时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实践效能卓越显著

中国化的实践效能卓越显著“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长征时期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化成了解决民族问题的物质力量，使党的民族工作实践效能卓越显著。认清中国民族国情是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实践的前提和依据。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的首要方面是认识中国的民族实际，这与长征之前党不甚了解少数民族情况形成了明显的反差。长征途中通过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有10多个，每到一地党和红军都积极了解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从现有文献来看党和红军认真分析了苗、瑶、彝、回、蒙、藏等民族的基本情况，认识到各个少数民族历来受着汉族的军阀、官僚、地主、商人的残酷压迫与剥削，再加上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挑拨，造成了各民族之间很深的民族隔阂、民族仇恨，民族矛盾尖锐。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极端落后，有些少数民族尚处于封建社会，而有的少数民族甚至停留在奴隶社会，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苦难深重。少数民族内部结构复杂，等级森严，上级统治阶级有绝对的权威，再加上宗教信仰，使少数民族形成了独特的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在认清了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后，党的民族理论政策逐步与中国民族的历史、文化、分布、民族关系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党和红军解决民族问题的首要实践步骤。其次，党和红军要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传播到少数民族之中去，这是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发生作用的关键一环。“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在长征之初，党就提出在少数民族之中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是必要的，以共产主义的教育，教育所有的少数民族群众，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才能使少数民族民众得到最后的解放。在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宣传方法大致有:开会宣讲、座谈走访、出版报纸、颁告、石刻标语、油印传单口号、开展文化活动等手段。不仅红军战士要把党的民族政策向少数民族群众进行宣讲，党内的高级领导人也率先垂范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亲自到清真寺拜访阿訇，讲解红军的政策;亲自拜访回族教长，宣传抗日主张，征得教长同意，在清真寺书写抗日标语;在广西龙胜县，亲自指挥战士帮助侗族群众灭火;任弼时在贵州亲自向干部战士宣传党对宗教上层人士的政策。“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

长征宣传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少数民族实际的结合，调动起少数民族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在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民族理论政策的感召下，长征途中少数民族为红军北上抗日做出了重要贡献。少数民族在党的领导下建立了革命政权和武装部队，建立了冕宁县彝汉人民联合政权、羌族苏维埃、藏族人民政府、藏族活佛任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博巴自治政府，以及陕、甘、宁地区的回民自治政府。在黔西组织了各族自卫队、有中国彝民红军沽基支队，西康的藏民独立团、独立营、骑兵大队、赤卫队，豫海县的回民游击队等，长征中有近2万名各族青年加入红军。少数民族积极帮助红军进行战略转移，与小叶丹的彝海结盟后，小叶丹帮助红军顺利通过家支复杂的彝族区;在红军北上途中，各少数民族为红军排路障、送情报、当向导、保护和安置伤员，他们在物资上支援红军，给红军送粮食、盐巴和药品，同时组织运输队帮助红军急行军。正是有了各族人民群众对红军的帮助和支持，才使得红军胜利实现了战略转移，从而能在新的环境下去继续完成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

总之，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价值需要、理论诉求和实践效能来看，长征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不同以往，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的新境界，它打破了建党初期照搬苏俄民族理论的“教条”，真正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的探索历程。长征时期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成果丰富，在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这为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长征的伟大实践，使长征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转折点。

作者：赵刚单位：延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