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与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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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之后，经验的缺失使得社会最初的建设出现了一系列违背客观发展规律的问题，也导致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路线产生分歧。面对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上的复杂矛盾，如何克服是文章探究的重点。文章认为基于对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深入理解与有效运用，对意识形态领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纠偏。通过肯定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于对立统一过程中合理解释斗争，重新诠释矛盾论和发展观中的基本问题等思想层面的革新，认为对中国的社会建设实践起了积极地推动整合作用。

关键词:;辩证法;唯物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相关的社会现实问题，面对这些困难和挫折，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观点，揭示出人类认识的基本规律，提出精神与物质是相互促进，相互生成的观点，同时也认识到从现存事实到理想状态实现，即“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过程需要意识与存在两方的积极配合，单侧重一方会陷入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泥沼，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建设进程。运用综合的观点，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批判了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误解与歪曲的思想，充分证实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中的积极因素，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深入结合。

一、肯定历史发展中人的主观能动性

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人自发自觉地改造社会的能力，马克思通过对人的本质的分析和把握，对人所具有的这一能动特性做了阐述。他认为人具有天然的否定性，即具有推翻和重组现存事物的能力，进而对所处的生存环境加以改造;同时人作为历史的、社会的、实践的存在，通过有意识的劳动实践形成社会和集体，又能够在社会集体的角色扮演中实现自身的价值转化，也就是说:“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1］187可以说，主观能动性不仅体现在意识层面，更表现为实践层面的能动作用。要分析建国初期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运用和发展，在了解马克思的理论界定的同时，我们还需要梳理对这一思想的认识流变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在深入接触马克思的哲学理论之后，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认识，由青年时期极力推崇的带有主观唯心主义色彩的“心之力”“唯我论”等道德修养层面的追求，逐步转向科学思辨的唯物史观，树立起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前提的意识和实践诉求。在新中国成立前期突出表现在他的军事思想和对蒋政策中，通过组织开展群众性的宣传工作，充分调动人民的意识觉悟，再进一步转化为以少胜多的实践行动，曾经谈到三大战役的胜利就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1956年前，继续在原有的认识上进行拓展和理性动员，由于社会形势和国家政权发生的巨大变化，之前带有武装斗争性质的能动性需要转变为治理国家、建设经济基础的需求，这一时期在的《论十大关系》有很好的体现，这篇文章的写作建立在合理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比例分配问题以及政策灵活性的问题上，致力于动员群众在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自觉的社会建设，文章中“所讲的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2］253。同时，针对抗美援朝、时期党内出现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他动员群众进行思想意识领域的整改。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在晚年出现了忽视客观规律，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思想，但其在建国初期的努力使得新中国积累了摆脱“一穷二白”这一国情的资本，实现了经济的较快发展、推动政治、社会、民生建设步入正轨，这是在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上的重要贡献。谈及人的主观性符合存在物的客观性、意识正确反映物质世界，并且能够因此指导实践从而改变世界这些问题时，强调必须以对感性认识的积累为前提，通过分析、综合形成理性的认识，并且最终转化为实际行动。从意识到物质的飞跃中有反动势力的阻挠，尤其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他写道:“在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非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以后总有一天要成功的。”［3］503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国内国际的客观形势，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一些错误与不足。但是若仅仅把这些问题和困难归因于“主观唯心主义”，则是颠倒是非对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攻击人民主体意识产生的积极作用，否认领导人民群众改造社会和自然的革命路线的关键作用。实际上，处理这一基础哲学原理涉及“矛盾论”，在这里，通过与机械唯物主义的斗争，他指出对立面相互转化的规则不仅适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且也可用于实践和理论。他明确指出，尽管总的来说实践是理论的原则，但这两者间的关系也有相互转变的时候，并且“当着某件事情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4］336。这里强调路线、政策等的巨大重要性，这些都是属于意识的范畴，并且能够被转变与吸收，从而形成革命的实践。

二、对矛盾问题的认识

之所以重视对矛盾及其规律的认识，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论是联合一切可以依靠的力量进行反抗压迫的斗争还是合理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两类矛盾”，都是以矛盾的对立统一作为依托来实现的，对矛盾问题的解决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需要注意的是，对矛盾概念的认识，不仅仅是注重矛盾的同一性，其更强调矛盾的斗争性，这一斗争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具有一定积极影响和指导意义的，尤其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尚弱小的阶段，面对帝国主义的围追堵截和经济封锁，甚至发动了威胁到我国主权领土安全的朝鲜战争等问题，使得共产党人必须坚定依靠斗争形式与帝国主义进行抗争的决心，选择在当时的国家条件和国际背景下，对敌我矛盾的处理是有一定借鉴价值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也有合理和清醒的认识，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谈到:“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2］459－460在阶级斗争告一段落之后我们的首要问题是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投身社会建设事业之中，依靠群众，倾听群众意见，用“团结—斗争—团结”的方式进行相对温和的处理。为何这一公式中还需要“斗争”?这是针对人民内部出现的成分分化而言的。1852年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中，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做了简明的概括: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很久以前，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5］528对存在于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的认识同样有其合理成分，他认同马克思所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他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阶段，通过无产阶级掌权并发动阶级斗争反抗资本主义这种形式，是发展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与之相对的，如果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仅是保证生产规律和发展，会被视作自身的毁灭，然后走向他的对立面，转变成新的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过渡性和矛盾本质，以及贯穿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社会中顽固的残余势力的利用，正是这些逐渐导致了资本主义和党内资产阶级势力的集中。

三、对辩证法核心原则的辨析

在一场关于哲学的谈话中，陈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长远发展。他说:“恩格斯讨论了三种类型，但对于其中两种类型我都不相信。”这里，引用了量与质相互转化、否定的否定观点以及对立统一理论。认为质量互变就是质和量的对立统一。他说:“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同对立统一规律平行的并列，这是三元论，不是一元论。最基本的是一个对立统一。”换句话说，认为在辩证法的基本范畴中三者平等在本质上是违反规则的，必定会有一个主要矛盾。其中之一必然是基本的，这便是对立统一。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不仅基于学习和借鉴列宁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地位的认识，也基于对现实国情的考量，坚定地认为辩证法的核心就在于对立统一，同时他创造性地提出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观点都可以囊括在这一核心规律之中，而我们的工作就是需要在中国的具体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对此进行检验。对“否定的否定规律也有新的理解”。他的解释如下:“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事物发展，每一个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奴隶社会否定原始社会，对于封建社会，它又是肯定，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又是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否定，对社会主义社会又是肯定。”由此可见，并非完全否认否定的否定作为一个辩证的应用。但是他在应用一分为二的原则和在理解至今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进一步认为否定的否定不能被作为一种原则。例如，封建主义和原始社会怎样表现出否定的否定?或资本主义与奴隶制?社会主义与封建主义又是如何?在社会发展中确实也有事物可以被解读为否定的否定。一个例子便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卷1和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提及的:个人私有财产的生产资料是被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权所否定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权否定;这使得私人财产回归于个人但仅限于消费手段，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础上，这符合社会化生产。恩格斯指出的另一个例子也可以被理解为否定的否定:阶级社会的出现否定原始社会的公共所有制，反过来又是无阶级社会否定阶级社会，再次实现公有制，但在原始社群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间的阶级社会时期，将会引起生产力的大量累积。但是这些用来证实否定的否定是辩证法的原则之一，并不适用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所有过程。在一定的过程或一定阶段的过程中，矛盾的解决可以被认为是否定的否定，但即使如此，这也不是作为过程的基础和定义的原则。法的运行是对立统一的，不断引导新矛盾的出现与解决。这就是在说否定的否定是不存在时所表达的意思。以生与死为例。所有特定事物出现然后消亡，所有存在的事物由生存走向灭亡。但它们是如何消亡，原始的否定的否定怎样使它们存在或生活?否定的否定可以解释具体事物在生命循环中发生了什么，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及的大麦作为植物，孕育了许多粮食。但在这个例子中恩格斯承认只有在特定条件下粮食转化为植物，同时第一否定必须被建造以便第二否定是可能的。粮食—植物—粮食，是粮食和植物的对立统一。恩格斯说，当然如果你研磨粮食，它不会变成植物。但磨碎的谷物也证明了矛盾原则:粮食与研磨的力量，是统一和对立的斗争;磨碎的谷物也意味着矛盾的解决。所有的这些都是在证明对立统一，而非否定的否定是唯物辩证法的原则。最后关于否定的否定，如果它机械的运用，会趋向于形而上学。当然必须清楚说明恩格斯将辩证法作为形而上学的对立面，总体上促进了辩证法而非历史发展观上的形而上学的发展。但马克思的辩证法自恩格斯时代起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对它的发展。就社会发展而言，否定的否定呈现一个不断发展直至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共产主义是否定的否定和建立“大同”世界的最终成果。对于当时一些人将社会主义视为社会发展的最终产物，对此提出社会主义也要灭亡，不灭亡就没有共产主义。

四、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再认识

认为新生事物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行自我否定与自我革新的过程，没有一种状态是永恒不变的，因此他反对那种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终点的认识。就像早在1957年说的:“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2］377这是穷极一生贯彻的主题。此问题成为思想激烈斗争的关键，当他谈到要限制资产阶级的一些权力，例如按劳分配、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价值规律的适用范围等，类似这样的说法逐渐被“资产阶级权力”这一术语替代。认为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绝对稳固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形而上学化，在中国和苏联的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解有偏差的人那里，这一趋势成为一种原则和基本特点。因此不管这一类人的目的是好是坏，是否赞成社会主义制度，甚至相信最终会实现共产主义，他都不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不支持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以及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当然，这一过程符合辩证法规则。矛盾存在于所有的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当中，不管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并且在特定的情况下还会向对立面转化。在一定条件和特定条件下的革命者会在不同的阶段和情况下转为反革命主义者。历史上中国革命尤为显著的形式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者在社会主义时期转向了反革命阵营，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当革命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彻底决裂的需要变得更加显著。多数党员如此做了，但一些却没有。因此，夺取和行使政权不应该看作革命终结这一原则，相反的，那些将社会主义前景作为绝对终结的人，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使他们“有美好的生活”或至少能够“安躺在功劳簿上”。这些人将会成为守旧派，惧怕甚至阻碍革命的发展。对共产党的高层领导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将变成党内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不是试着行使权力领导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而是压迫剥削群众，并通过资产阶级统治来引起资本主义复辟。在这一问题和危机中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尤其是最后几年。他用唯物辩证法对此做出彻底的分析。认为党内始终存在资产阶级代表和无产阶级代表之间的斗争，即使当资产阶级及其党羽不当政时。但随着对政权的掌控和所有权的公有化，这种矛盾的本质也相应地发生变化。这个基础的发展使得党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间的矛盾，转化成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矛盾，甚至当他们并没有掌握全党和全社会的权利时，党内的资产阶级因素可以变成现实的剥削力量。由于社会主义中不断出现资产阶级，其利用群众的野心逐渐暴露，党内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成为社会反动力量的领导。总结，反对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斗争依旧是关键环节并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同党组织中的，企图利用政权走资本主义道路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斗争。在看来最重要的不是简单地分析每隔几年将会重现的主要斗争，而是充分论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规律，甚至是“伟大的秩序”都不是绝对的;它只能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和相对的。而矛盾，斗争，革命是普遍的，无条件的和绝对的。与唯心主义者不同，辩证的观点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如他自己所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断言道，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发展共产主义—继续深入发展—斗争”这一过程是必要的。通过斗争解决不断出现的矛盾，这是所有事物的规律、过程和永远向上的运动。在任何变化过程中，包括作为震撼全球的共产主义的发展，会伴随逆转与挫折，但是这些同样只是暂时的。新事物将会取代旧事物，进步的反抗，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规则。“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6］428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总体，对革命的前沿和整体，对无产阶级解放科学和历史的使命做出最为不朽的贡献。

五、唯物辩证法在中国建设实践中的综合运用

一种理论、思想之所以富有强大生命力，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其先导性以及被所处时代实践检验了的真理性。换句话说，唯物辩证法能够被我们接纳和吸收，源于它自身的先导性、科学性，以及通过外力的重新认识和改造适应了中国现实需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实践指导性。在这种外力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就是本人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社会和思想界出现的种种矛盾，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综合运用与发展。首先，打破了对苏联模式的迷信。刚成立的新中国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一穷二白”，物质的稀缺以及由此导致的人民精神生活的极度匮乏使得最初社会建设的发力点必须紧抓经济建设领域，而这时苏联在社会主义探索中取得的成就为我国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我国的经济建设开始效仿苏联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一定程度上对经济的恢复、国民生活的稳定起到积极作用，有力地推动社会改造的实施。但是随着建设不断完善，国家的生产力开始呈现的规模化和多样性的趋势，原有的生产关系同新出现的生产力状况产生矛盾，越来越表现出僵化的趋势，因此对于苏联模式的反思成为时展的必然要求。深入调查、分析了这一矛盾，并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重点阐述了针对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两大板块的矛盾，我国在今后的生产发展中应该如何协调的问题。他强调要重点通过对比例关系和灵活性这两种“度”的把握来突破“农、轻、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分配失序的问题，以及协调中央和地方、个人和集体关系之间的“死与活”问题。归根结底，通过对社会矛盾的敏锐捕捉和深入分析，将辩证发展的理念运用到对苏联正反经验的学习与批判之中，结合国家建设的具体实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同中国发展的进一步结合。其次，明确概括了社会的基本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性特征后，并没有对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做出理论性的分析;列宁虽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但同样缺乏对具体矛盾形态的论述;到斯大林这里，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将不会存在矛盾的主张。通过反思前人的认识，结合中国国情，对社会主义的矛盾做了详细的阐述和分析。首先对于矛盾的总的理解是，矛盾的存在是普遍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缺少矛盾，就意味着缺少发展的动力源泉，且矛盾的形式是会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因此解决矛盾要因时因地制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最主要的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是支配整个社会前进的总根源。政治领域内的矛盾，认为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敌我矛盾，这是一种对抗性质的不可被调和的矛盾，是由利益冲突造成的，只能通过斗争的形式解决;二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非对抗性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进程中主要存在于工农两大阶级之间，是能够通过民主的方式，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得到调和的。而这两类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相互转化，因此政治建设中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要积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实现敌我矛盾向非敌我矛盾转化，使其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强大的阶级动力支持。文化领域主要表现为不同阶级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因此提出对国内的思想文化领域实行“双百方针”，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让文化在发展交流中自己检验和发展自己;对国外文化兼收并蓄、批判的借鉴和学习。社会主义的发展在时期只是最初的起步，但在有限的社会现实条件下，综合运用唯物辩证法，以自己的真知灼见，为我国初级阶段的建设做出了富有成效的贡献。最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提出一系列维护国家主权的建设构想。在处理台湾问题上，关于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构想充分体现了对立统一原则，大陆与台湾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让台湾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实行自己管理自己，体现出了矛盾的双方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联结、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作用，而事物的性质是由占支配地位的矛盾性质决定的，因此台湾实行的制度从属于我国的主流，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的一种创新性探索，目的是实现国家领土的完整、秩序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幸福。炮击金门事件，是深刻认识到存在于矛盾之中最不可调和的斗争性而做出的战略性抉择。以及后期的“三个世界”理论划分，是在充分观察研究了国际形势做出的一种有理有据的预判，通过对不同国家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矛盾的不断转换、矛盾双方的相互制衡与影响的认识，划分出三个世界的格局，这是站在国际战略高度对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这一理论认识更进一步影响了中国的外交选择以及世界的整体格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3］．著作选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4］．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作者：蔚云飞 单位：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