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反陋俗文化的社会历史环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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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孽生于几千年封建制度和封建经济的陋俗文化，在中央苏区根深蒂固、盘根错节，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大敌，必须加以肃清。反陋俗文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与特点的呈现和反映，是由“工农武装割据”开辟发展、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工农群众革命动员的社会历史环境所决定。中国共产党唯有深刻揭示和充分认识反陋俗文化的社会历史环境，方能更好地肃清陋俗文化，提高工农群众的革命意识和阶级觉悟，建设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推动工农武装割据深入开展。

［关键词］工农武装割据;中央苏区;陋俗文化;社会历史环境

陋俗文化是指中国进入阶级社会后，特别是封建社会以来，体现于风俗惯制上的并为传统人伦道德所认同的文化糟粕，主要包括陋俗所反映的传统人伦文化观念中的糟粕和传统人伦文化观念糟粕所铸成的陋俗，具体表现为封建等级观念、封建伦理观念、宗族家庭观念、宗教迷信观念、重男轻女观念以及封建婚姻习俗、吃喝嫖赌等生活陋习。陋俗文化以封建制度和封建经济为基础，在封建专制统治和男权主导的社会形态下，牢牢束缚和控制着人民群众，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和民主革命的深入开展。中央苏区是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进行武装割据，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执政实践区域。但由于中央苏区所在之赣南、闽西地处封闭的山区，人民群众深受浓厚的宗教迷信观念巨大影响和落后图腾文化的严厉禁锢，陋俗文化势力异常强大。陋俗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大敌和中央苏区革命的拦路虎。反陋俗文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与特点的呈现和反映，由“工农武装割据”开辟发展、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工农群众革命动员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面对这种特殊条件和特有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必须声势浩大、扎实有效地开展反陋俗文化，才能实现中央苏区彻底的封建经济变革、政权形态改变、文化意识形态改造，才能使人民群众自觉、自动、自主参加革命，推动工农武装割据的巩固发展。这成为中央苏区革命的关键所在。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与特点的呈现和反映

(一)陋俗文化繁衍的土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伴随着西方列强入侵，我国主权遭到践踏，领土遭到掠夺，封建自然经济遭受沉重打击。由此而来的是社会统治秩序面临严重失衡、社会管理方式悄然发生异化，尤其是乡村基层政权呈现统治断层和权力真空的严重问题。中央苏区所在之赣南、闽西亦是如此。中央苏区建立以前，人民群众因新旧军阀、西方列强、封建地主宗族势力相互勾结，在经济上备受盘剥、政治上备受欺压、思想上备受禁锢、生活上备受煎熬，已达到甚至超过其承受之界限，但为何人民群众当革命到来之时却唯诺不前、瞻前顾后?一方面在于统治阶级或阶层为维护统治、保护既得利益，除依靠暴力统治外，更借助封建思想文化，特别是陋俗文化加紧对人民群众的束缚和控制;另一方面在于为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数仁人志士开启变革之路，却没有真正彻底的思想解放，尤其没有引起广大农村的深刻变动，人民群众面对变革而茫然懵懂、漠然视之。归结于一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然是陋俗文化滋生和蔓延的土壤。

(二)陋俗文化存在的地域特性:赣南、闽西的独特经济社会赣南、闽西地处江西和福建远离中心城市的偏远山区，其中“赣南土地之61%是丘陵，17%是盆地，22%是山地。而在闽西仅占5.17%是平地，高达94.8%的是低山、中山、丘陵”［1］。经济社会极其落后，自给自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以赣南为例，经济完全是农村经济，工商业不发达，而且土地兼并非常严重。以江西为例，“封建地主、宗族祠堂、寺庙及富农占据土地的80%，地主富农完全占据肥沃的土地;然而从人口比例看，贫农占总人口的70%多，人数最多”［2］394。千百年来，随着人口的迁徙与融合，赣南、闽西成为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区。以封建自然经济和宗法宗族观念为基础，建立在特殊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及人文地理环境上的客家文化，具有典型的勤劳质朴、稳重开拓、封闭保守的特点。客家文化既有重亲情念恩情、重教化重品德、重进取勇开拓、重勤劳重节俭的优点，也有浓厚的祖先神灵崇拜、强烈的宗族等级意识、保守安于现状、落后愚昧无知的缺点。缺点致使陋俗文化异常强大，中央苏区建立之前是统治阶级阶层用于束缚控制、压迫盘剥人民群众的思想文化兵器;中央苏区建立之时是阻碍革命、维护统治秩序的精神思想壁垒;中央苏区建立之后是不利于革命思想理论传播，阻碍革命、阻碍进步的思想意识羁绊。

(三)反陋俗文化的潜在可能:人民群众饱受摧残和压迫中央苏区从地理位置上看，虽地处偏僻闭塞的山区，但新旧军阀和西方列强也已深深触及这些地区。如1925年秋至1926年夏，军阀李凤翔统治汀属八县，搜刮230万元，其田赋预征至1931年。从经济社会发展上看，属于极其落后的封建自然经济形态，封建剥削极其沉重。如在闽西，田租各县最低百分之六十，长汀百分之七十，连城南乡高至百分之八十［3］109。从政治统治上看，乡村宗族势力是维持统治秩序的基础，宗族观念和宗族势力尤为凸显。在赣南、闽西宗族祠堂林立，宗族习气浓厚。从思想文化上看，用陈腐愚昧落后的陋俗陋习陈规麻痹和操控人民群众。据1930年的统计，江西23县中有寺庙3915所，在兴国县，迷信鬼神，可说应有尽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天不是在迷信鬼神中度过［4］。这使得人民群众到了死亡的边缘线，潜在的反抗意识不断增强，逐渐酝酿发酵，呈猛虎下山之势，“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发展的社会历史环境

(一)工农武装革命之前的现实状况:赣南、闽西的愚昧封闭封闭落后与愚昧无知始终如影随行、如同梦魇。赣南、闽西属内陆腹地，对外交流不便，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山多地少、人多地少，经济社会比较落后。再加上封建色彩比较浓厚、思想文化比较保守、陋俗文化根深蒂固，致使赣南、闽西闭塞落后、保守愚昧。为维护风雨飘摇的政权不倒，军阀列强更加倚重封建宗族势力、借助陋俗文化进行统治，主要是通过愚昧封闭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靠落后封建经济进行盘剥、靠族权进行政治管制、靠暴力机器进行恫吓威胁、靠陋俗文化进行精神钳制，革命主体之农民群众被束缚和控制，革命意识和阶级觉悟非常低，并严重影响到中国共产党党内。以闽西为例，党员政治水平很低，同志活动能力太差，全闽西找一个能干的区委书记都不容易，支部一级更不待说了［2］551。

(二)工农武装割据政权建立的需要:思想文化形态的转变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各阶级阶层只将西方的技术和制度进行嫁接或移植，不能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而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能进行真正彻底的思想文化解放，也就不能实现社会根本变革。历史的重任落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肩上。最终，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复兴之路、革命胜利之路。中央苏区工农武装割据政权作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苏维埃红色政权，要求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革命思想文化，即必须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其实质就是不断肃清陋俗文化，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建立与以等级观念、奴役麻痹、宗法意识、社会陋俗等在内的陋俗文化完全不同的苏维埃政权形态下的革命思想文化。中央苏区革命之前的万安暴动失败的教训清楚地表明:面对农民群众是革命的主力军和生力军，如不肃清陋俗文化，“无产阶级政党因小农意识影响，致使党组织自由散漫、缺少党员干部，没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一旦，白色恐怖卷土重来时，上级党员干部或逃或被抓，下级党员干部随之‘树倒猢狲散’”［5］。

(三)工农武装革命前后思想文化的碰撞选择: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工农武装革命前，中央苏区人民群众同中国千千万万人民群众一样，深受封建思想文化、特别是陋俗文化的毒害，形成面对剥削和压迫而不敢奋起反抗的奴性人格。当工农武装革命来临之时，人民群众又呈现矛盾心理:获得实实在在利益而响应革命，但又受宗法族权观念等陋俗陋习影响，怕“秋后算账”而顾虑重重、唯唯诺诺，与新生苏维埃革命政权格格不入。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央苏区革命的开展，新旧社会思想文化必然交锋碰撞。要开展土地革命，取得反“围剿”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必须开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用马列主义革命理论，用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并汲取中华优秀文化精髓，去克服党内、工农群众和红军指战员中存在的陋俗陋习，从而肃清陋俗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思想是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价值理念是大公无私、平等公平，文化观念是革命向上、生动活泼。如共青团闽西特委所指出的:“我们的文化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将无产阶级的意识注入无产阶级文化之中，再把无产阶级意识灌输到工农群众中去。无产阶级文化在不断输入无产阶级意识的同时，又以革命之力量和气势去猛力的打破群众中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5］

三、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社会历史环境

(一)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阻力:政治压迫、思想文化禁锢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单一的阶级矛盾转变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双重矛盾，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政治愿望。为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开展国民革命，却最终以、的叛变革命而失败。国民革命中“资产阶级‘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完全是假的，他不但不能打倒封建势力，且有屈服于封建势力的趋势;蒋系政府的日益右倾，即日益投降于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汪陈派的活动因之猛进”［3］106，中国的反动统治不退反进，进入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主义“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政治压迫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所面临的最大阻力。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地主阶级改良派的自我革新不会也不可能去批判，更不会否定封建思想文化和封建制度;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农民阶级最终建立的依然是等级森严的落后制度;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维新变法，虽掀起近代维新思潮，但终不能广泛而深入开展;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两面性也决定其不能彻底完成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反封建任务;而后进步的知识分子领导新文化运动中的全盘西化思潮，完全否定传统思想文化的宣传也只停留在城市，不符合中国现实国情。即使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成立革命面目焕然一新，虽使封建思想文化尤其陋俗文化受到较大冲击，但走俄国式城市革命道路，广大乡村陋习文化的现实表现和影响依旧如故，导致党领导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面临前所未有的阻力———思想文化禁锢。面对如此前所未有的阻力，中国共产党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在全党上下的努力之下，通过大力反陋俗文化，清除无产阶级政党内外的陋俗表现和陋俗观念，推动先进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使党成为坚强的革命领导核心。

(二)苏区党的建设的最大威胁: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中国共产党是由工人阶级中最有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和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这一问题决定了党员发展不能完全按照马列主义关于组织成员要求进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央苏区革命时，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甚至异己分子涌入党内，致使陋俗文化充斥党内。“农民成分为主的党，党内生活缺乏积极活跃的状态，固执迟钝的现象，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委派制度;派别观念与党内和平主义等还表现得很浓厚。”［2］637党的建设发展遇到了最大威胁和最大难题是农民成分的党如何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如酃县(现为炎陵县)县委本身的组织不大健全，干部甚是缺乏，书记为李却非同志(知识分子，湖南人)，有区委四个，同志三、四百人，党员成份多是农民，且多洪会中人［2］43;农民意识，边界是农民的环境，简直没有一个工人支部，雄厚的农民意诚［识］反映到党内［2］130;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7］。再加上，党组织过去脱离人民群众，如江西党组织在过去是脱离群众，更没有无产阶级的基础，农民意识充满党内，所谓家长制度、命令主义、雇佣劳动自然发展等坏现象无所不有，党的本身破碎不堪虚有其表［3］49。可见，中央苏区时，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充斥，陋俗观念和陋俗习规严重影响党组织建设，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团结性和统一性，并成为建设完全布尔什维克化政党的最大阻碍。中央苏区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就明确指出:要把党建设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就必须使每个党员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并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三)正视苏区党的组织现状:过快发展的双重影响从中央苏区的开辟到党和红军被迫战略转移，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至1933年夏秋期间，中央苏区共有党员130000多人，至1933年秋约占全国党员总数的44%，占中央苏区总人口的3%［8］73－74。而在中央苏区开辟之前，赣西地区:1926年3月有党员30余人;赣南地区:1927年春统计，有党员630人;闽西地区:在1927年10月10日前，党员仅有85人［8］71－72。党员队伍迅速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群众对中央苏区革命的认同，积极踊跃加入党组织。中央苏区党组织除通过正常途径、正常程序发展党员外，还通过突击入党、开展发展党员运动，突击发展党员来实现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以红四军为例，甚至不按入党条件随便接受，很多条件不符合的被接收为党员，尤其是官长不论条件一概吸纳，使得党组织比较混乱［9］。这样，党员是成倍增加了，但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质量的提高，相反降低了入党的标准，致使党员的质量大幅下降。中央苏区党组织中，农民党员和小资产阶级党员占多数。根据中央苏区在赣南、闽西的党员成分统计:农民分别占80%、60%，工人分别只占10%、13%，知识分子及商人分别占10%、10%。再如，1933年5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中央苏区发展党员突击运动月中，江西省苏维埃13个县，共发展党员14949名，工人和雇农仅占总数的28%，贫农、中农、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等占72%。而在6—7月中，发展党员12040名，工人和雇农仅占总数的15%，而贫农、中农、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等占85%［8］116。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党组织数量不断增加，极大地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开展，促进了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但必须充分认识到:大量党员涌入党组织，党成为农民成分的党。由于农民阶级深受陋俗文化的禁锢，即使工人阶级也深受其影响，致使各种非无产级阶级思想充斥党内，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带来很大消极负面影响和破坏性。对此，必须大力开展马列主义的政治宣教和进行革命政治动员，与陋俗文化作坚决斗争，肃清陋俗文化影响，防止革命陷入机会主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沼，而推动中国革命发展。

四、工农群众革命动员的社会历史环境

(一)限制革命动员的工具:陋俗文化禁锢近代中国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日甚，经济上大肆进行商品输出，致使传统手工业纷纷破产;政治上为了瓜分中国，在各地寻找自己的人，支持各派的新旧军阀和各地的土著军阀和反动团匪;文化上，霸占大量土地建设教堂、医院和育婴堂，打着“仁慈”“博爱”的幌子进行赤裸裸的文化侵略。军阀统治腐败黑暗，面对贫瘠的赣南、闽西，为扩大地盘，征收捐税，新旧军阀不断交恶，土著军阀更是时常火拼。据记载，闽西自1922年至1925年间，大小战争达30余次之多，战争对经济和文化的破坏，带给人民的痛苦是数不尽的［10］。在苛捐杂税方面，以江西为例，税捐名目繁杂，苛细重叠，额高量重，国内有名。封建势力更是依靠封建土地制度和陋俗文化牢牢掌控乡村社会，被束缚在封建土地关系之下的农民群众，既面对地租的剥削，也面对高利贷的盘剥，封建宗法制度牢牢禁锢着他们，更是利用陋俗文化控制他们，他们过着奴隶般的生活。然而，面对如此之反动统治，为何反动统治秩序受影响而不严重失序、政权飘摇欲坠而不轰然倒塌呢?这在于“三座大山”统治之封建陋俗文化对人民群众的牢牢禁锢和束缚。对反对统治而言，陋俗文化的最大“功效”在于借助传统定势、约定俗成和神话迷信的陈规陋俗和落后愚昧的社会生活习俗，使人民群众相信认可这是自然法则和社会定律，而不敢、不能、不想去破坏和抗争。因此，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一切落后的中央苏区，农民群众根本不知晓现代工业;充满封建宗法思想和等级观念的乡村，搞不清楚陋俗文化的本质和危害，实难使农民群众有进步的革命阶级觉悟。面对如此之社会环境，去宣传组织动员农民群众革命，几乎不可能。为此，必须推翻陋俗文化这只“幕后黑手”，肃清陋俗文化的禁锢束缚、控制压迫。

(二)组成革命统一战线关键和核心:驱除“精神寄托”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但革命领导阶级———工人阶级力量弱小，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寻得其天然同盟军———农民的支持和拥护，组成革命统一战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积淀的最深厚、最雄浑的精神追求和精神寄托。但与之相对的陋俗文化糟粕成为束缚和控制人民群众的枷锁和工具，统治阶级以欺骗的手段使之成为人民群众的“精神寄托”。陋俗文化糟粕的反动性和破坏性非常显著。中国共产党通过在中央苏区的工农武装割据革命实践，要最大限度激发革命热情，开展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革命，党必须以革命思想文化，广泛宣传组织动员工农群众，在工农武装割据中为人民服务、为人民利益而战，组成工农兵劳苦大众在内的统一战线。关键和核心就是驱除“精神寄托”，并找到其“突破口”和“楔入点”———反陋俗文化。作为中央苏区革命的主力军的农民群众，具有浓重的小农意识，必须祛除小农劣根性，提高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不断肃清陋俗陋习的影响，实现对农民群众的改造，才能组织动员千千万万的农民群众成为真正的铜墙铁壁，革命才能有源源不断的力量。

［参考文献］

［1］张玉龙，何友良．中央苏区政权形态与苏区社会变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9－20．

［2］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3］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

［4］诸山．土地革命时期江西苏区的反迷信运动［J］．科学与无神论，2006(1):34．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5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26．

［6］江西省、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G］．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118．

［7］刘云，吴水弟，严帆，等．中央苏区宣传文化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70．

［8］廖明耕，凌步机．中央苏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集:第5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812．

［10］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3.

作者：黄建国 单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