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文化研究及其保护现状综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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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论丛》2016年第1期

摘要：河南省汝南县作为梁祝爱情传说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具有深厚的梁祝文化人文氛围和区域乡土内涵。2006年，汝南梁祝传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汝南梁祝文化的保护利用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梳理汝南梁祝文化基本构成、相关学术研究以及汝南梁祝文化保护的现状，对汝南梁祝文化的保护和利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河南省；汝南县；梁祝文化；民间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

汝南是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东部的一个千年古县，古属豫州，因豫州是九州之中，而汝南又居豫州之中，故有“天中”之称。汝南自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建制，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中原地区的梁祝传说也起源于此。《梁山伯与祝英台》与《白蛇传》《孟姜女》《牛郎织女》并列为中国的四大民间传说，其叙述的民间爱情故事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梁祝传说已流传1600多年，享誉国内外，被视为千古爱情绝唱。作为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汝南梁祝文化向来被认为是内生的，独特且秘而不宣，直到近世也仍极少为外界知晓，但它在当地口耳传承，未曾断绝。汝南梁祝传说具有十分丰富且完整的民间遗存，大众流行的梁祝故事中出现的地名、事物在汝南县境内都可以找到，这在国内目前6处梁祝传说遗产地是绝无仅有的。此外，汝南还有众多与该传说有关的民风、民俗及民间文化事象，显示出梁祝传说在这一地区流传的独特魅力。

一、汝南梁祝文化的故事传说及其文化遗存

汝南梁祝文化故事传说的主要内容如下：梁山伯，西晋汝南郡梁岗人氏（今汝南县和孝镇梁岗村），性忠厚｡祝英台，又名九妹、九弟，西晋汝南郡祝家庄人氏（今汝南县梁祝镇朱董庄）。女扮男装的祝英台前往红罗山书院求学途中在草（曹）桥与梁山伯相遇，二人一见如故，遂义结金兰，同往求学。这就是流传后世四海皆知的“草桥结拜”的故事情节。梁、祝二人在红罗山书院同窗三载，寝食同室，情同手足，而老实憨厚的梁山伯竟不知祝英台是女儿身（至今当地人仍称梁山伯为梁傻子）｡三年后二人别离，但英台临别前暗送山伯玉扇坠，以示定情信物。后经师娘挑明，山伯前往求亲，二人私定终身，却得知英台已被强许于马文才家（今汝南县三桥镇马庄）。山伯懊悔不已，归家后遂一病不起，临终时嘱咐家人将其葬在英台出嫁车轿所经过的官道旁，希望死后再见英台一面以示瞑目。待英台出嫁，队伍行至山伯墓前时，忽天昏地暗，狂风大作，骤雨倾盆，人不能前。英台趁机下轿祭拜山伯，遂撞柳殉情（另有撞山伯墓碑而死之说）。梁、祝二人虽有私约却无明媒，英台犹未入马家并非马氏人家，经梁祝两家商议后，祝家将英台葬于山伯墓旁，隔路相望。梁山伯墓在官道西侧，祝英台墓在路东侧。至今当地仍流传黄、白色蝴蝶在前面飞，花蝴蝶在后面追的民间传说，据说黄、白蝴蝶分别是梁山伯和祝英台所化，而花蝴蝶则是马文才化成。后人为纪念这传奇爱情，在英台墓旁修有白衣阁，供白衣菩萨，传说是祝英台之化身，以示拜祭祈福[1]127–128。汝南县存在大量与汝南梁祝传说相关联的地理地名、民间梁祝文化遗存遗迹以及符合汝南梁祝文化传承环境的民风民俗。汝南梁祝传说在与当地的地理事物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以马乡镇（今梁祝镇）梁祝墓地为中心的众多梁祝文化遗址和传说圈。汝南梁祝传说中包含的种种事物，不论属于何种形式，其遗产的物质承载部分多以“梁祝故里”统称之。

梁祝故里位于汝南县城南部，距县城30余公里，主要遗存分布于马乡镇马北村，和孝镇的梁岗村、王楼村，大王庄乡（现已撤并入常兴镇）的台子寺村一带，是梁祝爱情传说故事的发源地。除传说中主要人物故里的现实地名外，现存遗迹主要有梁祝二墓、一步三孔桥、曹桥、红罗山书院、邹僮墓、梁祝井、鸳鸯池等遗址，尤以梁祝墓和红罗山书院遗址保存最完整。梁山伯、祝英台墓为砖砌土墓，位于马乡镇北，京汉古官道两侧，两墓隔路相望，墓地约300平方米。红罗山书院位于大王庄乡台子寺村，该书院遗址坐落在高7米、面积1000平方米的土台之上，现又名报恩寺遗址。土台四周环水，两岸植有松柏。遗址东南隅有一口水井，即梁祝井，又名玉泉井。现遗址上为台子寺原小学旧址，遗址后有一株古银杏树，遗址外东南方约200米处为邹僮墓[2]671。汝南梁祝传说不仅在历史文化遗存方面表现出独特的完整性、连续性，而且与当地地理地貌、地方方言俚语、乡村农事生产生活的相关特征也极其一致，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与之紧密相关、世代延续至今的民风民俗方面。例如在传说方面，主要有梁祝二人曹桥结拜的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墓的传说、白衣阁的传说等，这些都由专门的民间口头传说的传承人口述记录而知。古往今来，汝南县马乡镇民间一直流行着农历七月十五的中元节为祝英台墓“送火”、到梁祝墓上借盘子碗、祝马两姓不通婚、马乡镇附近的梁岗村和马庄不演梁祝戏等一系列与该地梁祝传说相关的风俗，更有民间戏剧艺人可以全段地唱出《红罗山》《英台闹五更》《讨砚水》等梁祝折子戏。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地方戏曲在马乡镇流传很广，诸如豫剧《梁山伯下山》、越调《马文才迎亲》、二夹弦《红罗山》、坠子《英台拜墓》、三弦书《英台担水》、丝弦道、花鼓调《十八相送》和《讨药引》、民歌《梁山伯送友》等，不胜枚举[3]。经过千百年的延续发展，汝南梁祝故里的民间刺绣、剪纸、年画、面塑、麦草画等民间工艺品也多有体现汝南梁祝文化内涵价值者。可以说汝南梁祝文化早已深深扎根在当地百姓的心底，并紧密地融汇在他们的平常生活情感和农耕生产中，使得梁祝传说与当地民间风俗互为表里，不可分割。作为十分珍贵的区域文化遗产，汝南梁祝文化由这一方水土孕育和世代生息于此的百姓所承载，是古老乡土记忆的“活化石”，也是传统农耕时代中少数遗留至今的人们情感精神寄托的源泉、信仰之魂以及文化之根。

二、梁祝文化的文献记载及学术研究

梁祝传说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现实生产生活的智慧创造，作为该项非遗的重要申办和拥有方之一，河南省汝南县有必要对汝南梁祝传说的相关学术研究的前史进行梳理和挖掘。

（一）梁祝文化的文献记载

据有学者考证，梁祝传说载于古籍最早始见于南朝梁元帝著《金楼子》和唐张读所著《宣室志》[4]。另有考据认为现存最早的梁祝传说资料是初唐梁载言所撰的《十道四蕃志》，其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但记载太略，恐已失去本真面目。晚唐时期张读《宣室志》记载：“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令，病死，葬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表奏墓曰义妇冢。”①较之梁氏所撰，张氏的记载明确指出梁祝传说发生的时间——“晋丞相谢安表奏墓曰义妇冢”，由此也可知民间梁祝传说是确有其事的。另有宋人张津《四明图经》记载：“义妇塚，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县西十里接待院之后，有庙存焉。旧记谓二人少尝同学，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台之为女也。其朴质如此。按《十道四蕃志》云‘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②《金楼子》为南朝梁元帝萧绎所著，可见在南北朝时期甚至之前，梁祝传说已经流传开来，更加佐证了张氏《宣室志》所载内容。如此说来，梁祝传说早在晋朝就已经流传开来，并且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尽管时间上已经有所确证，然而这些文献记载的情节多简略模糊，既不能说明故事传说最初的源生地，也与后世流传广泛、包括汝南版本在内的梁祝传说迥异。在后世传说演变过程中，梁祝传说出现了“化蝶”等更具传奇色彩的内容。关于“化蝶”一说，最早得见于晋干宝《搜神记》中“韩凭之妻”化蝶的记载。与汝南梁祝传说在当地流行巧合的是，干宝的祖籍是汝南郡新蔡（今河南省新蔡县），距离今梁祝传说流行的地区不足百里。从《搜神记》到《金楼子》，所历时间约有200年，前后并不久远，虽后来干宝一家南迁至江南，但二者所记载的内容应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本文所述重点不在于考究传说发源地或人物故里等争议问题，在此不予赘述[5]。

（二）梁祝文化的学术研究

唐宋以后以梁祝故事为背景的诗词、戏曲、小说及近代电影、音乐、电视、歌舞等文学艺术作品，丰富了中华传统文化内涵，构成了博大精深、绚烂多姿的梁祝文化。“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思想解放，给民间文学界注入了新活力，关于梁祝等的理论研究也随之出现。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梁祝”研究性文章相继出现。1930年，钱南扬在广州中山大学《民俗》第92期发表的《关于收集祝英台材料和故事的征求》，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同年二月，《民俗》第93至第95期连续出版了“祝英台的故事专号”。专号收录了马太玄的《清永县志中的祝英台故事》《宜兴志乘中的祝英台故事》、顾颉刚的《华山畿与祝英台》、刘万章的《海陆丰戏剧中之梁祝》、阮君的《祝英台的歌》、谢云声的《祝英台非上虞人考》等16篇文章。这一时期的梁祝文化研究多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形成了一个个小的“梁祝文化”圈子，河南梁祝文化的研究也是其中之一。随着大量相关文艺创作的产生，近代以来国内随之出现的众多以梁祝文化为对象的学术研究和田野调查取得了大量的成果，与汝南梁祝传说相关的民俗资料也得以首次为外人得知。著名学者冯沅君搜集自河南并刊登于上海书店《民俗》1932年第93期关于祝英台的民歌（今见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河南卷》）中，有许多至今仍广泛流传于豫南地区包括汝南在内的诸县[3]。这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已知最早关于汝南梁祝传说的最可靠文字资料，而且冯沅君首提的“河南说”也得到了顾颉刚、钱南扬等学者的肯定。然而，这一重要成果在当时及此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并不为河南省及汝南地方所重视。新中国成立后，梁祝文化研究多是从戏曲角度出发，研究戏曲的改编及戏曲人物的性格。较有影响的是何其芳的《关于梁山伯约祝英台的故事》、戴不凡的《谈〈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舒天一的《应该严肃对待剧本改编与演出工作——〈评京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等。另外，从民间文学角度探讨梁祝文化的文章也有不少。总的说来，这一时期学者主要关注的是梁祝文化的文学价值，汝南梁祝传说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汝南县的梁祝传说才渐渐为外界所认识，并为当地所重视。

20世纪90年代初，驻马店籍学者刘康健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后发表《千古绝唱出中原——河南省汝南县梁山伯与祝英台故里考》一文（见周静书编著的《梁祝文化大观》），这是汝南当地可靠的最早关于汝南梁祝传说的学术研究性论文。随后又有于世茂的《梁祝故事起源于驻马店市汝南县》、马紫晨的《梁祝中原说》、李广升的《梁祝文化源于汝南的历史背景》、刘清珍和陈文云的《试论梁祝文化及其开发和利用》、王伟《汝南见证梁祝爱情绝唱》等。汝南梁祝传说成为国家首批非遗项目之后，涉及该地传说的文章陆续又有贺晶的《汝南梁祝传说在当代的讲述与传承》、马木兰的《文化旅游资源区域争议的透析——以梁祝故里争议为例》、杨晓培的《浅议河南汝南地区梁祝传说》、韩笑的《汝南梁祝故里旅游区旅游形象策划及营销探讨》、李和平和苗润的《探究梁祝文化的发展及保护现状》等。近年来，涉及汝南梁祝传说的相关书籍主要有周静书的《梁祝文化大观》、马驷和倪勇的《驻马店地区历史趣味故事百则》、刘心铭的《天中史话》、高才如和孙志强的《汝南风光名胜》、郑土有和胡蝶的《梁祝传说》、王星光和贾兵强的《中原历史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研究》、徐则挺的《骥跃天中——驻马店》、殷天堂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外传》《汝南县志：1986―2000》《中国梁祝故里旅游区详细规划》等。这些书籍多属驻马店及汝南地方志性质资料，涉及汝南梁祝传说的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故事、文化遗存及民俗等。

三、汝南梁祝文化保护及开发的现状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汝南梁祝传说作为一项重要的民间口头文学和古老的乡土文化记忆，借助当地有识之士的关注和挖掘而最终为大众所认知、接受，也促使当地政府对这一古老且被遗忘已久的民间传说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抢救性的保护。不仅许多当地独特的梁祝传说以及相关说唱形式的民间艺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及时的搜集、记录、整理及妥善保存，而且与汝南梁祝传说相关的地理事物、历史文化遗存及民间信俗也被发现和确认。但是在近20年间，汝南梁祝文化保护工作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汝南梁祝传说及其派生文化的保护

据调查发现，现存公开可查询的汝南梁祝传说资料太少。从了解的情况看，汝南县图书馆尚未收藏任何属于梁祝传说的专门档案资料。笔者在该馆仅仅看到最新版本的《汝南县志》和个别多年前县政府内部出版物对汝南梁祝文化的零星记录，学术性资料则几乎空白。此外，汝南梁祝文化遗产保护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当地民间艺人口头传承能力的削弱和非遗传承人的生存现状。这些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被刘康健调查发现。当时能较完整地演唱当地梁祝戏的老艺人平均年龄都在80岁以上，现在都已去世。如今，当地关注该传说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真正会演唱梁祝戏的人都是老人。虽然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头传说早已以录音、录像的形式被妥善保存，但是其不可或缺的传承人一旦逝去，则该项遗产就无法以动态形式流传下去，也就意味着名存实亡。

（二）汝南梁祝故里遗存的保护

目前，汝南在通往梁祝墓的公路旁只修建了入口处的梁祝故里牌坊，修通了由汝正公路至梁祝墓的景区公路，但路旁种植的绿化树有很多已经枯死，而且梁祝墓地的墓碑破损不堪。由最近媒体对汝南梁祝墓保护区的新闻报道来看，目前情形与汝南梁祝传说申遗成功之前梁祝墓的存在状态没有太大变化。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所有与汝南梁祝传说相关的文化遗存、遗迹中，只有梁祝墓和梁祝读书处——红罗山书院的报恩寺遗址在当地政府文件中被确认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前者于1996年公布，后者则早在1986年便已公布。这两处遗存虽多年来基本保持了原貌[2]737，但报恩寺被侵占改为他用，遭到了一定的破坏。据了解，原来坐落于该遗址上的台子寺小学已经搬迁至附近的新校舍，遗址上原有旧校舍有一部分败落坍塌或遭人为推倒。甚至有人在该处遗址上私自耕田，田地四周到处是被翻捡出的不同文化层的陶片、瓷片、砖雕等遗物，让人在惊喜此地有如此丰富历史文化遗物堆积的同时，又扼腕叹息眼前被破坏的景况。因此当务之急，有关部门必须迅速恢复这一重要历史文化遗址的原貌，并由专人负责巡查保护，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三）汝南梁祝文化的开发现状

事实上，早在汝南梁祝传说申遗之前就有关于开发利用汝南梁祝文化发展地方经济的呼声和讨论。而且，申遗通过后不久，当地政府很快便制定出关于梁祝故里的旅游景区详细规划。然而，之后的开发工作一直进展缓慢，被认为是“原地踏步，开发乏力”[5]450。2011年，梁祝镇把“梁祝景区”开发工作作为提升梁祝形象、加快梁祝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通过政府投资、招商引资等措施，有序推进‘梁祝景区’开发工作”，并于当年11月正式对外宣布启动梁祝故里4A级旅游景区建设项目。2012年初该项目仍在按原计划有序进行，政府已投资兴建了梁祝故里牌坊。然而，此后只过了大约半年，当地政府却在回复媒体采访中对该项目避而不谈，只提到坚持“按照‘先保护、后开发’的思路，对梁祝景区进行保护性开发，目前梁祝故里处于保护状态”，而此前梁祝故里景区规划目标是打造以爱情圣地为主题，以梁祝核心景区和东方文化传承区为内容的东方爱情小镇、千年古镇。对于该项目流产的原因，当地政府的回复是项目建设遭遇资金短缺，投资方内部意见不统一，且当初与投资方签订的仅属投资意向协议，并非正式投资协议[6]。该项目的失败几乎可以说彻底把此前所有开发利用汝南梁祝传说遗产的雄心计划打入了幽深阴暗的谷底，但也给我们带来更深的反思。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特征，决定了汝南梁祝文化的开发利用必须首先考虑保护和抢救事宜，而且最重要的是保护其活态传承，并在文化延续和发展中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和不息的生命力。事实上，汝南梁祝传说正面临人文传承环境日益消失，传承后继无人，逐渐失去传承能力的窘境。这就要求汝南县在非遗保护和利用过程中，必须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原则，始终以社会效益为首位考虑，而非经济利益至上[7]。未做好前期科学论证和合理决策就轻易上马的项目，不仅会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长期缺少民众参与，只会给该文化遗产保护带来负面影响。如何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汝南梁祝文化这项古老而世代相传的口头遗产和集体记忆，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刘心铭．天中史话[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127．

[2]汝南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汝南县志：1986―2000[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

[3]刘康健．千古绝唱出中原：河南省汝南县梁山伯与祝英台故里考[J]．中国地方志，2004(6)：54–59．

[4]周静书．梁祝文化大观[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张德轩．厚重天中：天中文化论集[M]．北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

[6]陈慧．汝南梁祝故里景区半途而废引网友反思[EB/OL]．(2012-08-23)[2017-07-04]．

[7]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作者：张雯 单位：华中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