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故事研究综述及前景展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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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论丛》2016年第1期

摘要：曹操故事具有文本丰富、内容复杂、倾向鲜明、影响深远等特点。20世纪以来，曹操故事研究主要是从历史人物形象、文学人物形象等角度来展开的，虽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由于受到学科、文体、材料的限制，以及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思路的束缚，还存在许多问题。以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方法思路研究曹操故事，具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关键词：曹操；研究综述；学术前景；中国叙事文化学

生前叱咤风云，死后毁誉不断的历史人物很多，但曹操绝对是最典型的一个。无论是“超世之杰”[1]55“奸雄中第一奇人”[2]3，还是“民族英雄”[3]10，曹操故事的每一次被讲述，都有其鲜明的时代文化特色；而“帝魏”“寇魏”的争论，“英雄”“奸雄”的争论，则代表着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思想意识与文化意蕴的“对话”。可以这么说，曹操故事的流变，俨然是观察中国历史文化变迁的一个侧影。无论是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还是作为文学形象的曹操，在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河中，已经变成了一个“刺眼”的文化符号。之所以称为“刺眼”，是因为在这个文化符号身上，国人往往没有了那种一贯的平和中庸态度，而是在褒贬态度上表现得尖锐而极端。20世纪以来，曹操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对曹操其人的评价，其中不乏极端之论。然而，执着于以人物为中心的曹操研究，显然会忽视曹操故事的丰富性，遮蔽曹操故事被讲述时的时代文化因素。以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方法视角，将曹操作为一个文化形象、文化符号，将曹操故事的每一次被讲述视作文化现象，从曹操故事的流变中探察其蕴含的文化意义，探索曹操故事流变的历史脉络和文化逻辑，对于深化、推进曹操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一、曹操故事作为研究对象的基本特点

所谓曹操故事，即是与曹操有关的故事。无论是史书的记载，还是小说戏曲的塑造，散文诗歌的论叹，绘画艺术的表现，凡是与曹操有关的带有故事性质的文本，都涵盖在曹操故事的研究视野里。故事的内容情节、人物形象以及讲述故事的主体（作者或讲述者）、对象（读者或听众）、意图（思想意蕴）等，则是研究曹操故事需要关注的要点。由此来看，曹操故事的流变概况大致如下：魏晋南北朝时期，作为一代雄主的曹操，其事迹主要出现在史书（正史、野史）中，情节丰富、意蕴复杂；唐宋时期，在文人的诗文及重新编修的史书中，曹操故事情节内容虽然变化不大，但曹操形象开始由雄向奸转变，讲述故事的意图渐趋鲜明；元明清时期，戏曲小说中的曹操故事情节内容嬗变巨大，诗文中的曹操故事虽然没有情节内容上的巨大变化，但与戏曲小说一起，完成了曹操“奸雄”形象的定型，讲述故事的意图更趋单一甚至僵化。总体来看，作为研究对象，曹操故事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故事文本的丰富性。记录曹操故事的文本极大丰富，史书方面，《三国志》开其端，其后《后汉书》《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陆续出现，宋元以来，还出现了一大批重新修撰的三国史著，如南宋萧常的《续后汉书》、元代郝经的《续后汉书》、明代谢陛的《季汉书》等；诗文方面，自晋代以来，咏叹曹魏遗迹的诗歌、评论曹操的文章层出不穷，尤其是宋代以来，评论曹操、荀彧等曹魏集团的人物似乎成了文人热衷的活动；戏曲小说方面，元代以来三国戏层出不穷，从杂剧、传奇到地方戏，大多数三国戏均有曹操出场，而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则是曹操故事最成熟的作品；此外，鼓词、子弟书等民间文艺形式中也存在着大量三国题材的作品，其中大多数有曹操出场。第二，故事内容的复杂性。从情节内容来看，曹操故事的情节内容极为复杂，既有表现曹操功过是非的故事，如史书中记载的军国大事；也有表现曹操性格、情感的故事，如野史、笔记小说中记载的故事片段；还有表现文人趣味、宗教文化、市井意识的故事，等等。作为一代雄主，无论是他的亲身经历，还是后人追加于他的故事，曹操的故事必然是极为复杂的。此外，许多故事虽然和曹操有关，但并不是以曹操这个人物为中心，这也增加了曹操故事的复杂性。第三，故事讲述的选择性。虽然曹操故事内容情节极为复杂，但这些情节在讲述中，明显受到讲述人主观选择的影响，使得不同文本的故事呈现出不同的思想意蕴。比如《三国志》中的曹操故事与《通鉴纲目》、萧常《续后汉书》中的曹操故事在情节上已经有细微的不同，思想意蕴的区别更大；而《三国志》中的曹操故事与戏曲小说中的曹操故事情节内容差别更大，思想意蕴也完全不同。总体而言，宋代以后的曹操故事明显对魏晋时期曹操故事的情节进行了选择，突出了曹操“奸”的一面。第四，故事影响的长远性。自魏晋时期以来，曹操故事对中国语言文学、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曹操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流传至今，影响了人们对曹操的认知、对历史的认知。曹操故事的讲述对于正统观念的传播、憎恨奸恶心态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正是在曹操故事的讲述中，人们对篡逆、奸贼的认识得到了深化。

二、20世纪以来曹操故事的研究现状

关于曹操研究的情况，前辈学人已有多篇研究综述①，涉及文学家曹操、历史人物曹操以及文学形象的曹操等方面。就曹操故事而言，20世纪以来的研究主要是将其作为曹操功过评价以及人物形象分析的材料进行研究。

（一）曹操功过评价研究

大体上说，20世纪以来的曹操研究，首先是从纠正《三国演义》及三国题材的戏曲等文学作品对待历史人物曹操的偏颇开始的，思路是以《三国志》等史书为材料，论证历史人物曹操的功绩，对其重新评价。这种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颇有气候，代表性成果有金性尧的《谈曹操》（《万岁》1943年第1卷第5期）、祝英侠的《论刘备与曹操》（《大千》1943年第1期），王璞的《认识曹操》（《人物杂志》1946年第5-6期）、王明的《曹操论》（《中国青年》1947年第7期），需火的《论曹操》（《南风月刊》1948年第2期）等文章。新中国成立以后，重新评价曹操的讨论再掀高潮。1959年，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替曹操翻案”的大讨论，郭沫若的《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光明日报》1959年1月25日）、《替曹操翻案》（《人民日报》1959年3月23日）以及翦伯赞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光明日报》1959年2月19日）三篇文章成为“替曹操翻案”大讨论的导火索，仅1月到7月，见于各种报纸杂志的有关曹操评价的文章有150多篇，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许多大学和一些科研院所组织了专门讨论会，争论非常激烈，各有会议综述见诸报刊。这种研究的文章一般都会提到《三国演义》及系列戏曲对曹操的歪曲、贬低，如需火在《论曹操》一文中称曹操建立了不朽的勋绩，却遭受了后世人们莫大的误解和污蔑，“最重要的原因，是受到了《三国演义》的歪曲”[4]19。郭沫若称：“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3]10因而史书中所记载的曹操故事，自然成为重新评价曹操的材料依据得到重新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后，曹操的研究逐渐摆脱了翻案式思维，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突破，研究的角度与方法也渐趋多样，限于笔力，笔者暂不评述专业的史学研究。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史书中的曹操故事仍然是这种研究的主要材料，而各个领域内的曹操研究，与评价研究并没有绝对的割裂，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曹操形象研究

曹操形象研究主要分为作为文学形象的曹操形象研究和曹操形象生成史研究两个部分。

1.文学形象的曹操研究

作为文学形象的曹操形象研究，主要是以《三国演义》为主体的曹操形象研究。这种研究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但仅有鲁迅、胡适、张冥飞等人的一些只言片语论及曹操形象，他们认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并不是简单化的，而是性格复杂的丰满的人物形象。新中国成立之初，典型理论、阶级理论被运用到《三国演义》曹操形象的研究中，人民性成为评价古典文学作品的标尺之一，如周立波的《谈〈三国志演义〉》（《文艺学习》1955年第9-10期）、顾学颉的《试谈〈三国演义〉的人民性》（《光明日报》1954年8月8日《文学遗产》）、鲁地《我对〈三国演义〉人民性的几点理解》（《光明日报》1956年2月28日《文学遗产》）、李景林《对〈三国演义〉倾向性的初步探索》（《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6年第2期）、董每戡《三国演义试论》（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等论文论著均论及《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认为曹操是暴虐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是否定的典型。在1959年“替曹操翻案”的讨论中，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对“翻案”的回应，也是以典型理论、阶级理论等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分析曹操形象的典型意义与认识价值、鞭挞作用，如李希凡《〈三国演义〉和为曹操翻案》（《文艺报》1959年第9期）、袁世硕《试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山东大学学报（中国语言文学版）》1959年第2期）、王永生《试论小说里的曹操以及〈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复旦》1959年第8期）、苏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曹操是成功的艺术典型》（《吉林师大学报》1959年第4期）等文章。这些文章最早将《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作为专题进行论述，成为以《三国演义》为中心的曹操形象专门研究的肇始。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研究逐渐摆脱了“左倾”思想的束缚，《三国演义》曹操形象研究进入新的时期。随着政治生活中的“平反冤假错案”、否定“”及以前的“左倾”错误等活动的开展，古代文学研究界急于反思1959年的“替曹操翻案”的大讨论，出现了一批肯定《三国演义》以及曹操艺术形象的文章，意在消除“替曹操翻案”给《三国演义》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三国演义》及曹操形象的研究拉回到正常的学术研究上来。如刘敬圻《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陈铁民《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塑造的曹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6期），李庆西《关于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兼谈如何看待毛氏修订〈三国演义〉》（《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沈伯俊、胡邦炜《略论“为曹操翻案”》（《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5期），黄钧《曹操形象辨》（《文学评论丛刊》1982年第16期）、《真假曹操辨》（《北方论丛》1982年第3期）等。1983年，第一届《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召开，标志着学术界对1959年的“替曹操翻案”的全面清算。清算文章中，学者们普遍认为1959年的“翻案”混淆了史学与文学的界限，《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一个成功的、个性鲜明的艺术典型。代表性文章有程一中《重提旧案说曹操》[5]153–174、黄钧《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从魏、蜀矛盾看〈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5]30–34、吴红《古典文学形象的艺术稳定性和变异性》[5]361–375等。此后，仍有反思“翻案”的文章出现，如王志武《〈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如何对待人才的？——为小说人物曹操翻案》（《唐都学刊》2003年第1期）、沈伯俊《再论曹操形象》（《中华文史论坛》2007年第3期）、《重提旧案论曹操》（《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4期）等。

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各种西方思潮、西方文艺理论不断涌入中国，以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成为学术界的潮流，而《三国演义》曹操形象研究也随之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文艺美学、“性格组合论”、系统论、管理学、人格心理学、文化价值论、文化心理结构等理论方法都曾被运用到曹操形象研究中。从文艺美学的角度对《三国演义》曹操形象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李厚基《曹操——一个丑转化为美的不朽的艺术典型》（《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5期），马宝记、朱雨生《“英雄”与“奸雄”——〈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中曹操不同形象的美学内涵》（《许昌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等。从性格的角度研究《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应该是脱离功过评价而回归人物本身的一种研究尝试。许建中运用“性格组合论”[6]13–19，刘上生运用系统论[7]97–101，对曹操形象研究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王理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探讨曹操的性格与行为[8]68–70，董保中以小说人物与权力关系作为分析与解释原则分析《三国演义》中曹操的复杂性格与行为[9]16–27，也是曹操形象研究中较为新颖的方法角度。此外，对于《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的研究，还有邓玉景《〈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探析》（《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杨仲义《曹操并非奸贼的典型——谈〈三国志演义〉中曹操性格的复杂组合》（《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陈继征《论曹操的“奸”与“雄”》（《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等论文。从文化角度探讨《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曹操形象研究中较为新颖的一个角度。雷勇《曹操形象的文化意蕴》即从文化的角度，分析曹操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典型的过程[10]54–60。李静《曹操生命价值得失浅探》从文化价值论的角度探讨《三国演义》中曹操的追求、行为、成就及罗贯中书写曹操的尴尬[11]87–89。赖志明《对〈三国演义〉中曹操文化心理结构的探讨》则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分析评价《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并探讨其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成因和内心文化架构[12]132–135。关四平《曹操与谋士关系新论——〈三国演义〉君臣关系管窥之三》以曹操与谋士的关系为个案，分析《三国演义》中君臣关系的文化内涵[13]1–9。此外，还有学者从管理学的角度研究曹操形象，如张静河《从现代管理的角度论诸葛亮曹操决策之得失》（《海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丘振声《论曹操的用人之道》（《海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等，这一角度的研究后来蔚为大观，出现了一大批以《三国演义》和三国人物为范例的管理类通俗畅销书。

2.曹操形象生成史研究

进入叙事文学以后，曹操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曹操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事实，也是之所以出现“替曹操翻案”的讨论以及对“替曹操翻案”反思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曹操形象生成史研究，即是将曹操形象在历史上的变动看作是一个形象生成的过程，勾勒这个过程并分析探讨变动的原因。这种研究范式实际上将历史上的曹操形象与文学上的曹操形象联系起来。自1985年陈翔华写成《诸葛亮形象史研究》以来，形象生成史的研究范式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被用到诸葛亮、赵云、貂蝉、白娘子、杨玉环等众多人物研究上，当然也包括曹操，出现了何文《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曹操人物形象流变研究》（西北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凌云峰《正统观念与曹操形象的变化》（华中科技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闫立纲《〈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曹操形象源流探析》（曲阜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曹龙《曹操形象演变研究》（渤海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等文章。这些论文对曹操形象流变虽有大体脉络的勾勒，但普遍有浅尝辄止的遗憾。总体而言，无论是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的功过评价研究，还是作为文学形象的曹操人物形象研究，许多曹操故事的相关材料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深入的研究。但是，相关研究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一是由于学科、文体、材料的限制，研究的视野不够广阔，材料不够丰富，有可能出现偏颇。比如“替曹操翻案”之所以受到学者的诟病与反思，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者受到了学科的限制：以史学的研究方法与评价标准，粗暴地对待文学的曹操形象，混淆了史学与非史学的界限。而对文学形象的曹操的研究，又出现了小说戏曲各行其是的局面，以小说《三国演义》为中心的曹操研究热闹纷呈，戏曲或其他体裁作品中的曹操研究异常冷落。形象生成史的研究总算突破了学科、文体的界限，但仅以部分材料做形象生成流变过程的勾勒，不免有偏颇之嫌。

总体而言，历史人物的曹操研究偏重史书中的曹操故事，文学形象的曹操研究偏重文学作品中的曹操故事，没有充分考虑到曹操故事的完整性。二是以作品尤其是经典作品为中心，既忽略了相同题材的其他作品，更忽略了相同题材的故事在不同作品之间的联系。比如作为文学形象的曹操研究，经典文本《三国演义》成为研究的中心，数量庞大的其他小说戏曲文本受到了忽视，一方面，研究路径上未免有“以偏概全”之憾；另一方面，忽视了相同故事在不同作品之间的互动。三是偏重以人物形象为中心，忽视与人物形象关系不大的材料；偏重对人物形象的抽象概括，忽略对故事所包含的元素和内涵的解读。无论是对历史人物的曹操的功过评价研究，还是对文学形象的曹操的研究，都是以人物形象研究为中心。以人物形象为中心的研究本无可厚非，但存在的问题是，材料方面，偏重与人物评价相关的以及与形象相关的表现人物性格品质方面的材料，这样容易忽视与人物评价或者人物形象关系不太紧密的材料；研究方式方面，偏重对材料进行抽象概括，做出对人物形象的善恶是非、功过得失的判断，而忽视对故事本身的意义和内涵的解读。这些都充分说明，曹操故事的研究还有广阔的空间值得开拓，而研究方法思路的更新势在必行。中国叙事文化学，恰恰为曹操故事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思路。

三、中国叙事文化学视野下的曹操故事研究展望

中国叙事文化学为宁稼雨先生吸收西方主题学的合理内核，结合中国叙事文学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一套视野开阔、操作性强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宁先生针对近百年来中国学术深受西方学术体系影响、左右的问题，撰写了多篇文章论述中国学术体系的重建问题②，明确提出了“以中为体，以西为用”的中国叙事文化学。在研究范式上，中国叙事文化学有两大特点：一是以故事主题类型为中心，摆脱了以往叙事文学研究中以单一的作家作品为主体的束缚，“故事主题类型属性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于文体和单篇作品范围界限的突破和超越。它的视野不再仅仅局限于小说、戏曲、诗歌、散文这些文体樊笼和单个作品的单元壁垒，而是把故事主题相关的各种文体、各样作品中的相关要素重新整合成为一个新的研究个案。同时，以故事类型为核心，牵连各种相关文学材料的集结方式具有明显的中国叙事文学呈现特征”[14]133。二是关注故事的流变，摆脱以往研究中“源流论”的影响，公平地看待每一次流变，既把握每一次流变的“个体”，又宏观地统摄历次流变的“总体”，从中分析归纳故事流变所蕴藏的历史文化内涵。以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方法思路来看，曹操研究存在着广阔的前景，主要表现如下：一是突破学科、文体的界限，以更广阔的视野搜集更丰富的材料，实现更为全面、系统的研究。

突破学科、文体的界限是中国叙事文化学的理论创新之一，具体到曹操故事研究方面，举凡与曹操有关的故事，无论是史书、小说、戏曲，还是散文、诗歌、绘画艺术，只要与曹操有关的故事，都应该进入研究的视野，既不能放过对《三国演义》等经典文本的研究，也不能忽视众多的知名不知名的、艺术层次良莠不齐的故事文本的存在，应该在努力挖掘，确保品目齐全的基础上，尽力呈现这些作品中的曹操故事的文学文化意义。二是抛弃以人物形象为中心的研究思路，以故事情节主题单元为中心，关注故事的流变，解释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根据内容情节来分，曹操故事大体可以分为与曹操评价有关的故事、曹操征战的故事、曹操爱才与忌才的故事、曹操“多智”的故事、曹操“好色”的故事以及充满神异色彩的曹操故事，这些故事单元与中国文化中的人物评判、正统观念、君臣遇合、崇尚智慧、君主女色、神秘文化等元素密切相关，故事情节的流变与文化主题的关系值得深入探索。三是将曹操作为一个文化形象、文化符号，将曹操故事文本、故事流变放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下，将曹操故事的被讲述看作一个文化命题：在每一次曹操故事的被讲述时，曹操都不再仅仅是历史人物或文学形象，而是作为文化形象、文化符号出现在故事中，无论每一次讲述曹操故事的艺术成就高低如何，都是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深入挖掘这些文化现象背后的历史成因与文化逻辑，有助于探索曹操故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互动。

作者：李万营 单位：长江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