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改革困境的社会学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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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异地高考改革：社会学视野下困境的原因

（一）资本的博弈与重组：改革分配不同阶层的文化资本布迪厄把社会中的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并认为教育在质量上和数量上极其不等地将文化资本分配给不同群体的学生，在再生产文化的同时再生产了现存的政治经济制度，教育具有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特性。文化资本在再生产社会等级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布迪厄进一步把文化资本分为身体化文化资本、客观化文化资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在这里，不同群体的学生，既有基于学生家庭社会背景分等而形成的学生群体，如家庭背景优良的学生和家庭背景较差的学生；也有基于学生学习成绩分级而形成的学生群体，如“好生”与“差生”。随着民众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和对文化资本理论的逐步认同，他们对教育的深切关注继而聚焦在高考上，逐步认识到高考体现的是社会中文化资本的分配，因此异地高考改革引发他们进行博弈。优势阶层希望通过高考来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继而继承已有的家庭政治经济地位，实现阶层复制和保存，避免阶层向下流动；而劣势阶层则希望通过高考获得一定的文化资本，继而跻身上流社会，实现“鲤鱼跃龙门”的阶层向上流动理想。虽然没有文化资本并不必然意味着处于劣势阶层，然而当代社会“只有将经济资本同文化资本结合起来，并使两者的质量和数量达到显著的程度，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占据重要的社会地位，并获得相当高的社会声誉”。〔7〕从这个角度来说，高考改革突显的是文化资本分配的重组，关涉各个阶层能从中获得文化资本数量和质量的差异，关涉阶层流动，因此各个阶层必然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进行博弈。优势阶层通过高考制度、高考形式、高考内容以及传媒来实现他们的阶层复制，如初衷良好的“特长生”制度演变为优势阶层谋取特权的“合法”途径，而真正的特长生尤其是劣势阶层的特长生成为这一制度的陪衬者；劣势阶层则将希望寄托在自家的孩子的勤奋与刻苦上，与有良知的学者和传媒联合，呼吁社会正视阶层无法正常流动、阶层固化的危害。

（二）利益的分配与调整：改革关涉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说，改革的实质是利益的再分配。不论什么改革都会涉及到对原有权力行使的重新分配，或者涉及各种资源配置格局的重组，权力行使的重新分配和资源配置格局的重组带来的是原有利益占有份额的调整，因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最终决定他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或支持教育改革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对理念的守持，而是对利益的权衡”。〔8〕在特定的改革中，人们会根据各自不同的切身利益进行精致的考量。一方面，不同的改革关涉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变化，如政治改革中的权力分配、经济改革中的财富分配、教育改革中的文化资本分配；另一方面，同一改革中不同的社会群体所关心的利益也不尽相同。在现有的条件与政策下，实施异地高考改革，主要的相关利益群体有：本地户籍考生和家长、本地政府和本地高校。首先，就目前改革实践来看，异地高考改革的重要矛盾之一在于本地户籍考生和家长与外来学生和家长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体现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争夺。多数本地户籍考生和家长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不支持异地高考改革，希望减少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竞争者。当前，异地高考表面看是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争夺，其实质更意味着学生毕业后的职业、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的竞争，因而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往往成为相关利益群体争夺的重点。其次，异地高考使考生“流入地”政府教育资源承载力不足和负担加重。大量考生的流入挤占了当地有限的教育资源，造成教育资源的供给不足，引发民众不满和社会批评，带来社会问题，加重了政府压力。再次，众多高校与地方政府达成合作，地方政府为高校提供资金、土地、水电、安保等支持，享受了地方政府资源的高校自然会为地方政府提供“特殊待遇”，这就体现在招生安排上的向本地考生倾斜。

（三）惯习的遗留与制约：改革重建众多行动者的惯习行动者的实践活动不仅不同程度地受到各种权力关系的外在控制，而且还受到行动者自身所具有的各种惯习的深刻影响。布迪厄认为，惯习是在历史的实践活动中积淀于个体身上的一套“潜在行为倾向系统”。可见，存在于人们身上的惯习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会轻易改变，这也就导致剔除教育场域中改革者的不良惯习和涵养他们的优良惯习具有相近的难度。惯习与习惯虽然有相近之处，更有不同之处：习惯往往表现出自发性、重复性、机械性和惰性，惯习则具有创造性、建构性和生成性。“惯习并不是单纯地复制经验，而是以一种独特的、创造性的方式，再生、重建和改变社会条件的一种主动性的动力因素。”〔9〕异地高考改革中的行动者最主要是教师，异地高考改革要求他们根据学生的变化在文化观念和相应惯习上进行改变。异地高考改革意味着不同地区、不同层次、不同基础、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的加入，在异地高考改革的过程中，不少教师的惯习并不适应高考改革的要求，这就要求他们对自身惯习进行改革。而这对于他们的挑战不仅是无法获得相应利益的思想准备，还有是必须改变他们业已形成的某些文化观念和相应根深蒂固的惯习。这对于许多教师而言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改变惯习是对个人已经形成的思想观念的“否定”和改造；这也是一个难以完成的过程：他们需要为了异地高考改革而改变多年来形成的惯习，而这又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为此他们需要付出长久的时间和精力。因而，那些自身惯习适应异地高考改革要求的一些行动者就支持异地高考改革，成为异地高考改革的积极因素；自身惯习不适应异地高考改革要求、需要改革惯习的一些行动者就反对改革，成为异地高考改革的阻碍因素。

二、异地高考改革：社会学视野下困境的对策

在当下中国，资本的获得往往是由于权力的占有，资本的缺失也经常是由于权力的困乏。因此，异地高考改革首先应当适度消解部分阶层的权力；继而建立推动改革良性发展的利益导向机制，合理分配不同群体的利益；深刻洞悉行动者身上的惯习，剔除不良惯习，以实现改革目标。

（一）适度消解权力：解构制约改革的结构性力量不同阶层对异地高考改革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大小或强弱取决于他们掌握权力的不同和多寡，而这种权力区别来源于他们占有各类资本的不同和多寡。那些在资本关系和权力关系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阶层即是制约和主导异地高考改革的结构性力量，优势阶层制约和主导异地高考改革主要是政府。在我国，政府在对各种资本的分配和占有中处于决定性的支配地位，因而异地高考变革明显地具有一种自上而下的运动式特征，这样的改革既带来了成就，但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问题。因此，破解异地高考改革难题的现实路径之一是适度消解政府对异地高考改革的行政权力，加强顶层设计，保障和提升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学术机构对高考改革的影响力。首先，政府应当从高考改革的主导者转变为顶层设计者，加强对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运用顶层设计来解决异地高考改革遇到的内部和外部的制度和政策问题。加强教育综合改革，将异地高考改革纳入到教育综合改革之中，成为教育改革整体中的组成部分，更好地从宏观上把握异地高考改革的政策制定和施行，保持政策大方向的稳定，使得政策在一定时间内的稳定，保证公平。其次，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协调作用、社会团体的监督作用和学术机构的智囊作用。异地高考改革在制定政策的整个过程中都要吸纳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学术机构的力量，提高政策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公平性。引入异地高考改革的外部力量，既是科学制定政策的必然要求，保证政策既有理论基础，又具有可行性；也是政策保证公平性的需要，吸收外部力量，能够破除部门保护利益，不同部门、群体的诉求得到表达，体现不同部门、群体的利益，更公平、公正地制定政策。

（二）合理分配利益：建立推动改革良性发展的利益导向机制一方面，异地高考改革应当注重公平公正，优先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平衡各方利益。在公平公正的原则下，异地高考改革应当充分照顾不同阶层的利益，保障各个阶层在改革实践中都有自己利益的代表者。异地高考改革初期做好制度设计，在制度中保障各阶层的利益，而不是某一个既得利益阶层的改革者在改革中大展拳脚，再生产自己阶层的利益，合法化和扩大自己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赞同改革者、参与改革者都应当获得合理的利益回报，异地高考改革的利益分配机制应当使他们获得合理的利益回报。吴康宁认为，“从社会理论的角度来审视，教育改革的成功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其中“对积极支持并参与教育改革者予以合理的利益回报，这是教育改革社会合法性的前提”。给予积极支持并参与教育改革者合理的利益回报将促进高考改革的支持力量继续赞同改革、支持改革，巩固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合理的利益回报也有利于把改革的中间力量转变为改革的支持力量、把改革的反对力量转化为中间力量，减小顺利进行改革的阻力。当然，也要防止一些投机取巧者为了谋取改革的私利、窃取改革成果而伪装为改革的支持力量。需要强调的是，学生家长和教师是异地高考改革中两类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异地高考改革的利益导向机制是否有利于大多数家长和教师的利益，这将直接制约着异地高考改革的顺利推进。首先，学生家长普遍关注的学生升学率是异地高考改革在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不得不正视的。在异地高考改革有利于学生发展的前提下，家长支持改革仍然是有条件的。许多家长将子女的考试成绩、升学状况与他们的家庭名声以及将来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这使得家长将改革是否有利于子女考试成绩、升学率作为是否支持改革的重要标准。其次，满足教师对切身利益的合理追寻是教师积极支持改革的重要基础。诚然，教师支持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改革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教师是活生生的人，他也会努力寻求自己的切身利益。“只要教师对于这些切身利益的寻求合理得当，那就天经地义。”在这里，教师的切身利益包括增加薪酬、获得奖金、获授荣誉、提升地位等。当然，不可否认少数楷模教师对其他教师的示范作用，其他教师向楷模教师学习，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然而，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教师而言，道德期待下的教师对改革的支持是难以为继的，“更何况，仅仅对教师提出道德期待，而不关注与满足其对切身利益的合理寻求，这本身也存在道德上的问题。”

（三）深刻洞悉惯习：剔除制约改革目标实现的行动者的惯习改革者身上的惯习既有个体性的一面，也有社会性的一面，然而不同于习惯，惯习更加凸显其社会性。也即是说，惯习对应的是群体，习惯对应的是个体。布迪厄认为，“惯习来自于个人和群体长期的实践活动，一旦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经验就会内化为人们的意识，去指挥和调动个体和群体的行为，成为人的社会行为、生存方式、生活模式、行为策略等行动和精神的强有力的生成机制。”教师群体作为异地高考改革目标实现的行动者，应当剔除他们身上的不良惯习。由于惯习“具有双重结构：一方面是表现在行动者的内心情感结构中的主观精神状态，另一方面是表现在行动者的现实生活和实际活动中的客观实践”，因此，教师应当从这两个方面来完善自身惯习。首先，教师群体在对待异地高考改革上应当建立积极的主观精神状态。在思想、意识、观念上，教师破除个体狭隘的生活经验、固化的部门利益、固有的思想观念，积极认识、研究异地高考，用人文关怀和弱势关怀视角等体会异地高考之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重要性，用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视角理解异地高考之于进城务工子女尤其是社会的重要性。“由于我国教育体系是以公立学校为主体，而公立学校又具有很大的地域性，进城务工就业农民自身在不断适应区域生活差异的同时，其子女也要不断面对区域生活差异、文化差异、教育差异的挑战。”在异地高考的学生本来就处于弱势的前提下，如果教师继续以“地主之谊”来对待学生，这岂不是落井下石吗？其次，教师群体在现实生活和实际活动中的客观实践中积极践行教育改革。在这里，积极践行教育改革，并不是一定要教师必须无条件地支持异地高考改革，而是充当社会的代表者，反映社会的要求，按照社会的呼声来履行教师的职责。在异地高考改革中，教师必然遇到不同群体的学生，这些学生家庭社会和经济背景不同，一些学生由此成为弱势群体。在教育实践中，给予学生积极差别对待是异地高考中关怀弱势群体的有效策略之一。给予学生积极差别对待，是根据学生不同的家庭背景、个性特征、学习基础、心理发展，实施有差别的教学和教育措施，帮助他们弥补缺陷、发挥个性和特长，获得各自最佳的发展。高考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和综合性工程，异地高考改革是其中的难点之一。本文对异地高考改革困难的解析仅选取资本、利益、惯习等角度进行初步的探讨，也仅仅是在这个程度上的探讨，因而继续从社会学视角加深对异地高考改革的研究是必要的。

作者：石畅明庆华单位：湖北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