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下的经济发展方式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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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刊》2017年第2期

摘要:生态危机是全人类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在探索解决之道的过程中马克思的生态经济思想受到了学界的普遍重视。其中生态危机中最为明显的是工业化进程中的碳排放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大国之一，碳减排任务刻不容缓，压力巨大。在回顾了马克思的生态经济思想以及国内外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生态问题中的碳排放问题，选择经济增长、能源消耗、碳排放进行了协整分析，最后依据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和我国目前的现实给出了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可能方向。

关键词: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经济增长;碳排放;协整分析

一、引文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凸显，马克思的生态经济思想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纵观世界历史，人类对生态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生态被忽视阶段———生态受到重视纳入一国经济发展框架阶段———生态问题凸显阶段，如何协调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生态环境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开始显现出来，但是并没有严峻到今天的地步，马克思在其著作中虽然并未提出“生态经济”这个概念，也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关于生态经济的体系，但是却散落着和生态经济思想相关的概念和理论用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随着自然资源的消耗和“排泄物”的增加，造成地球的生态环境被严重地破坏。随着工业化发展的深化，资本主义国家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生态经济思想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以解释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本质和根源，并且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对能源等自然资源的需求，加之长期以来的粗放型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我国面临的生态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尤其是能源消耗和大气污染问题突出。本文试图从马克思的生态经济思想出发，与中国生态问题中最为严重的碳排放现实相结合，采取统计分析的方法研究我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现状，同时使用计量经济学协整分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正如吴易风教授所讲;“在经济理论中恰当地运用数学方法，可以使正确的理论和科学的研究成果表达更为准确和精确，可以更好地检验结论和前提是否一致或矛盾，可以更有力地增强研究成果中的结论。”［1］以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在理论上验证马克思的生态经济思想，在实践上说明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处理好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实现低碳绿色的可持续发展。

二、文献综述

(一)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回顾

马克思的著作中并没有直接使用“生态经济”这个概念，也并没有对其进行过系统的论述，但是在其著作中却散落着生态经济思想，主要包括三个主要方面:自然与社会生产的辩证统一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经济的影响、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经济的构想。

1.自然生态与社会生产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用劳动将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联系起来，其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2］“作为其中的第三个同盟者的，只是一个幽灵———劳动，这只是一个抽象，就它本身来说，是根本不存在的;或者，如果我们就它在这里所表示的意思来说，只是指人用来实现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人类生产活动。”［3］马克思认为生产方式和自然生态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影响自然界，也相互影响。一方面自然生态是影响社会生产力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其中自然生态影响劳动生产力:“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马克思又将自然生态分为两类，第一类为生活资料的自然生态，包括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域;第二类为劳动资料的自然生态，包括金属、煤炭、森林等。尽管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自然生态对劳动生产力的约束开始弱化，但是自然生态仍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另一方面反过来经济增长和生产方式也不断影响着自然生态，“劳动生产率也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自然条件所能提供的东西往往随着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少……我们只要想一想决定大部分原料数量的季节的影响，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等等，就明白了。”［2］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物的使用价值的需求已经异化为对剩余价值的无止境的追求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通过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的殖民统治，掠夺黄金和白银、占有原材料和矿产资源:曾经喷涌出白银山峦的波托西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殖民者的掠夺，最后一点点闪光的东西都没有，“西班牙人甚至用小扫帚把矿井扫的干干净净”［4］;巴西东北部曾经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区，但是却由于殖民者迎合世界市场的需求将此地区变成单一产品的种植地，最后土地的衰竭使得该地区陷入了贫困;不发达国家的地下矿产资源之于美国，犹如空气对肺的重要性一般，美国向外投资的重要原因就是掠夺其他国家的自然资源，主要是矿产资源;资本主义在大工业时期，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加快了第自然环境的掠夺，马克思继承了威廉•配第“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的思想，论述了资本主义对自然生态的破坏集中体现在对土地的破坏力上:“破坏着人和土地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耗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1］除了对土地的破坏，资本主义生产还严重依赖于能源的消耗，以能源和原料的大量投入来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导致了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和“排泄物”的产生。总而言之，资本主义片面的，单一的追求利润最大，不惜牺牲自然生态和环境为代价促进经济的增长，必然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物质和能源之间的断裂，最后不可持续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后达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而炸毁。

3.马克思对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的构想。首先马克思构建出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的协调发展，即“合理地调节物质变换”。马克思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资变换。”［2］实现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其次马克思提出了物质循环的思想，其提出可以城市和乡村联合起来对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加以利用。最后马克思还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创新的作用，马克思指出:“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指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1］，但是同时马克思也指出这种科技创新必须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否则科技创新只能作为资本进一步掠夺自然生态，造成生态危机的“帮凶”。

(二)国内外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研究概况

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生态危机的显现，马克思的生态经济思想得到了重视，并以北美为中心形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Marxism)这一流派。美国学者霍华德•L•帕尔森斯(HowardL•Par-sons)和加拿大学者本•阿格尔(BenAgger)开创性的研究了马克思的生态经济思想，其中帕尔森斯(1977)在《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中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关于生态经济的思想进行了选编，明确了马克思的生态经济的基本观点和对生态问题的意义。阿格尔(1979)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首次提出了“走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与受到威胁的环境之间的危机关系。法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安德烈•高兹(1980)在其著作《自然的敌人》，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O’Connor)在其著作《自然的理由》(1998)以及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2)中批判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质，指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本质使然，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无限增长的贪婪使得人和自然发生异化，“人类按‘唯利是图’的原则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为少数人谋取狭隘机械利益的能力，不可避免地要与自然界发生冲突，同时也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制约发生冲突。”［5］认为只有“生态社会主义”才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唯一道路。国外马克思的生态经济思想已经深刻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本质和根源，论证了生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批判资本造成的生态危机，但是却未看到资本的正面效应，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的“文明化趋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是长期的过程，在短时期内应该利用资本的正面效应解决生态危机问题，除此之外，生态资本主义并未论述社会主义社会资本和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问题。

生态环境恶化也是长期以来我国所面临的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的学者也很多，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研究以及对当代的意义的研究两个方面，关于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研究方面，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马克思并没有系统的生态经济思想，但是马克思的生态经济思想散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资本论》等著作中，主要体现在生产力理论、物质变换理论、物质循环理论之中。周玉梅(2005)从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内在联系出发，进而将自然资源分成非再生的自然资源和有限的自然资源，指出要实现自然资源的增量，提出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6］钱箭星、肖巍(2009)从马克思的物质循环理论出发，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导致了“无法弥补的裂缝”［7］，这是现在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的实质，同时思考对我国的启示，进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合理地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化，以“荷兰病”为借鉴，不能为了眼前经济利益采取竭泽而渔的方式掠夺自然。丁任重、何悦(2014)考察了马克思的物质变化相关理论认为我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粗放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城乡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造成了我国能源资源的严重消耗，生态环境恶化，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8］杨乐(2016)认为马克思的自然观说明了资本批判对于唯物史观构建的基础地位，同时也反映了马克思的生态观与共产主义理论的密切联系。［9］除此之外，黄娟(2009)从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中国化的角度，研究了我国关于经济生态的最新研究成果，指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思想是生态生产力论对自然生产力论的创新，循环经济对物质循环理论的创新，生态科技观对生产力观的创新以及实践价值。［10］

(三)碳排放、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实证文献

随着经济增长，特别是石油危机爆发以后，各国开始认识到能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是稀缺的资源，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大量产生。国外的主要研究有KraftJ和KraftA(1978)基于短期动态关系对美国1947－1974年的GNP和能源数据进行因果检验，其结论为GNP是能源消费的原因，但是能源消费不是GNP的原因，也就意味着美国对其国内的能源进行保护不会影响美国的经济增长。［11］Erol和Yu(1987)将能源消费与英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法国、德国六个国家的真实收入之间进行因果检验，发现不同国家能源消费和真实收入之间并不存在一致的因果关系。［12］以上的研究仅涉及到短期的动态因果关系研究，随着计量经济学时间序列的发展，可以进行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的均衡关系。Nachane(1988)将Engle－Granger应用到11个发展中国家和5个发达国家进行协整检验，其结果为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13］随着能源消费，环境恶化问题凸显，学者们将二氧化碳排放量引入到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中，Galeotti和Lanza(2005)研究了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生态污染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14］2005年之后，单位根检验在计量中的应用，提高了数据的有效性，在这样的背景下，Lee根据1975－2001年的数据研究了18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的关系，得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都仅仅是单向的因果关系。［15］

关于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的研究，从国内来看主要有范中启，曹明(2006)认为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一就是在各个子系统之间建立一种稳定的协调发展状态，其设计了一系列系统发展水平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对经济增长、环境与能源消费进行测度，结论为由于我国经济结构进行了调整，能源—经济—环境协调水平越来越好，但是明显的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协调要好于环境与能源、环境与经济增长。［16］赵爱文，李东(2011)利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得出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GDP对二氧化碳的弹性为0.36，并且在滞后期为4的时候，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17］张抒梦，董虹(2016)使用VAR模型建立了美国1950年－2013年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证明了美国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但是文章本身的问题在于使用了非平稳的序列建立了VAR模型，与VAR模型使用的前提条件有出入。［18］王仲瑀(2017)利用脱钩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研究了1995－2014年京津冀地区碳排放、能源消耗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碳排放和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是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仅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并且京津冀地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弱脱钩的状况。国内外学者对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研究给本文以很多有益的启示。但是由于各位学者应用的方法和选取的数据的不同，也造成了研究结果的差异，本文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现状出发，研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发展阶段中三者的关系。

三、中国碳排放、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现状分析

根据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ononClimateChange)，各缔约国达成基本共识: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生存环境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而人类能源消费又是造成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为了应对气候变化，未来世界能源消费结构将逐渐走向低碳化，2040年全球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将逐渐降低至81%，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19%左右，在化石能源消费结构中，相对低碳的天然气消费占比将提高至29%。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大国之一，在2015年6月提交给联合国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中承诺: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30年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50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和能源消费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我国来说，能源结构又以化石能源为主，而且化石能源的主要产生物即为CO2，因此从我国碳排放在世界中的地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化石能源消费、GDP与人口的关系以及我国化石能源消费的结构三个方面来刻画我国目前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以及碳排放的现状。

1.碳排放总量全球第一，碳排放强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碳排放总量如图1所示:在2003年和2006年陆续超过欧盟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碳排放国，2014年中国碳排放量达到93亿吨，约占全球总排放量的29%。与此同时，如图2所示:我国单位GDP碳排放量逐渐下降，2013年较2005年相比下降了28.6%;但是人均碳排放量6.8吨/人已经赶上欧盟，超过世界平均量5吨/人;2014年单位GDP碳排放强度降至0.82吨CO2/千美元，但是远高于美国的0.3吨CO2/千美元和欧盟的0.18吨CO2/千美元。总之碳排放总量快速增加，碳排放强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低碳减排压力巨大。

2.碳排放与化石能源消费、GDP增长呈正向相关关系。如图3所示，从二氧化碳排放量来看，1965年－2002年，CO2排放量缓慢增长，从1965年的4.89亿吨上升到2002年的38.34亿吨;2002年－2014年CO2排放量快速增长，从2002年38.34亿吨上升到了2014的92.24亿吨，2015和2016年连续负增长，但依旧维持在91亿吨的高水平上。从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来看，2003年－2010年，GDP增长较快，保持了稳定的两位数的增长率，2014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GDP增速维持在7%左右，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我国GDP的增长，化石能源消费和CO2排放量也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呈现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前半段，碳排放与化石能源消费、GDP呈正向相关关系，即中国的经济发展一部分依靠了化石能源的消费。

3.我国能源结构以煤炭为主，结构不合理。如图4所示，我国化石能源消费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从能源结构来看，煤炭、石油、天然气消费占化石能源总消费的比重1980年分别为75.28%;21.44%和3.28%，2016年比重分别为71.08%;21.79%和7.13%;煤炭消费的比重减少了4.2%，相应的石油消费比重增加了0.35%，天然气消费增加了3.85%;与此同时，CO2的排放量自2014年之后也呈现下降趋势，可以相信煤炭消费的减少和天然气消费的增加有利于降低碳排放。

四、中国碳排放、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选择与介绍

如果同时关心几个经济变量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用单变量时间序列的方法分别对每个变量进行预测;第二种方法是将几个经济变量放在一个系统内来预测，使得预测相互自洽，这种方法被称为“多变量时间序列”②，1980年由Sims(西姆斯)提出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即为多变量时间序列，此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由于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碳排放本身处在一个复杂的经济系统中，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的方法将实际GDP、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纳入到一个框架下，从而得出三者之间确定的关系。

(二)数据来源和使用

软件本文选择的样本数据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2016年，其中GDP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局2016年统计年鉴，单位为百万美元;能源消耗最主要的为化石能源消费即一次能源消费，数据来源于BP2016年能源统计，单位为百万吨油当量;二氧化碳排放量来源世界银行官方网站，单位为百万吨。使用的计量经济学软件为Stata/SE13.0。

(三)计量分析

1.序列平稳性检验根据图3所示，GDP、能源消费与CO2排放量有明显的时间趋势，即是非平稳的，为了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使得数据更加平稳，对以上的三个变量数据取自然对数，得到lny1t、lny2t和lny3t。之后，防止出现时间序列的伪回归现象，需要进行单位根检验判断时间序列的平稳性，lny1t、lny2t和lny3t，进一步差分后记为D.ln_y1t、D.ln_y2t和D.ln_y3t，如图5所示，一阶差分可能平稳也可能非平稳，两次差分为D.Dln_y1t、D.Dln_y2t和D.Dln_y3t，如图6所示，二阶差分显现出明显的平稳性，本文继续采取判别平稳性最实用的ADF检验方法。

2.协整关系检验一个经济系统里，可以允许经济变量是非平稳的，但是其线性组合可以是平稳的，表明变量之间存在一种长期性的关系。由于lny1t、lny2t和lny3t为二阶单整过程，符合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的前提条件。所以下面使用Johansen－Juselius方法对VAR模型的多变量系统进行协整检验，从而探究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3.Granger因果检验经济中常常要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从一个变量到另外一个变量，还是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格兰杰提出的检验方法是如果x是y的因，则可以用x的过去值预测y的未来值，但是这并不是真正的因果关系，仅仅是一种动态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仅适用于平稳序列或者是有协整关系的单位根过程，故可对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格兰杰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说明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是经济增长并非是能源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原因;能源消费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原因，但是二氧化碳并非是能源消费的原因。这就意味着增加能源消费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促进经济增长，这就需要在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以及经济增长三个方面进行协调发展。

4.VEC模型传统的VAR理论要求模型中每一个变量是平稳的，对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需要经过差分，根据ADF检验可知，所有变量的二阶差分为平稳序列，再利用平稳序列建立VAR模型，但是进行二阶差分后变量的经济含义与原序列的经济含义并不一样，因此协整的发展解决了传统VAR模型的局限，本文使用VEC模型，即可以看成是带有协整约束的VAR模型，首先判断最优滞后期阶数，然后进行平稳性残差检验，给出协整函数关系。

五、研究结论

对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梳理中，发现蕴含着以生产方式转变为核心的生态经济思想，本文研究了我国1978－2016年期间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单位根检验表明对数后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二氧化碳排放是二阶单整的，随后的协整检验表明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进一步的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是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原因，能源消费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单向格兰杰原因;构建VEC模型得出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是由于能源消费的影响，能源消费进一步分解发现能源结构影响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针对以上的研究结论，要秉持“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完成我国对世界及其联合国的承诺，实现经济能源碳排放的可持续发展，给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调整产业结构，降低能源依赖。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新的约束条件的变化，［19］其中碳约束就是其中之一，能源消费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必须依靠能源消费，所以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要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使得我国的产业向高端化、精致化、绿色化的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方向发展，降低能源依赖度。第二，优化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煤炭一直是我国重要的基础能源和燃料，对我国经济增长曾经起着重要作用，但是也产生碳排放过多的问题，所以对能源结构的调整要实行“软着陆”的方式，一方面短期内实行煤炭的绿色开采、清洁燃烧、清洁发电，改善原来的生产方式，另一方面要加大对清洁能源的研究开发与使用，设立碳基金，激励低碳技术的研究与开发。［20］长期上优化能源结构，用清洁能源代替原有的煤炭能源。第三，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在其本质上就是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理念，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之间的和谐共存，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21］要遵循循环经济的3R原则(Reduce、Reuse、Recycle)，先减少能源的使用量、再利用，最后不断的进行技术创新循环利用。第四，建立鼓励低碳行为的政策体系。对企业实行区分行业区分地域实行碳税征收，激烈企业高效利用能源，对能源企业转型要实行一定的碳税减免措施等等。第四，推行低碳消费市场，改变消费者消费模式。调整居民能源使用结构，推行能源价格改革，促进能源节约，与此同时，进行低碳宣传，引导居民正确的消费观念，自觉进行节能减排，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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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百红；高文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