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战略定力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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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7年第6期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受着外部环境的考验，有效应对这种考验必须保持我们的战略定力。推进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既要积极应对西方思潮挑战，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也要认清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偏向；还要把握国际环境演化态势，奉行和平发展战略抉择不游移；同时又必须应对外部环境考验，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不松懈。只有始终保持这些战略定力，才能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大胜利，取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更好成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定力

党的报告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1]这种国际情势，不可避免地给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带来外部环境的影响和考验。新世纪以来，我们党一再强调要应对“四大考验”，其中就包括“外部环境考验”。党的报告再次提出要深刻认识“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保持战略定力”。[2]那么，外部环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什么考验？有效应对外部环境考验的战略定力是什么？应该如何保持我们的战略定力？就此我们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应对西方思潮挑战，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立论之本和兴业之魂，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指出：“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为增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统一提供了坚实思想基础。”[3]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容动摇的战略定力。当今世界，西方国家凭仗其优势传媒力量和话语权，借助科学、艺术、学术交流的方式，极力对外传输其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而主导他国民众的思想认知，这给好多国家造成了严重后果。上世纪的苏东剧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侵蚀，致使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出现了思想混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丧失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些国家剧变后，大多又采取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依循的发展模式，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加剧。苏东国家所期望的经济发展奇迹未能出现，反而造成长期经济衰退局面。很多拉美国家也曾在20世纪后期将新自由主义政策奉为经济发展的“法宝”，然而随之而来的贸易自由化、财产私有化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几近停滞，遭遇了“失去的十年”。可见，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一些社会思潮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如何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思潮的冲击，是当今世界众多国家面临的紧要课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各种西方社会思潮也相继涌入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构成挑战。当代西方社会思潮对我国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论、宪政民主论、公共知识分子论等。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实质是强化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否认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民主社会主义企图在不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下，调和阶级矛盾，实现所谓社会公平，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其本质不过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普世价值”论宣扬抽象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等，兜售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以此来歪曲和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宪政民主论则着力美化西方资产阶级宪政民主体制，质疑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地位和依法治国的真实性，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就。公共知识分子论主张知识分子应成为超阶级的公共事务的介入者和公共利益的“守望人”，其实质就是鼓吹知识分子要摆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领导，做具有独立性、批判性的所谓“意见领袖”。面对西方思潮对我国的侵蚀，我们应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4]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才得以诞生，并真正认清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和发展前途，明确了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找到了革命的正确途径，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又带领全国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积极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不断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巨大成就，实现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此，确如所言：“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5]西方思潮在我国得以传播并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其主要借口就是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这种论调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早在100多年前的19世纪末，伯恩施坦就曾以此为借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实质是背离和否定马克思主义。但此后不久，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结出卓越实践之果，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纪元。

在上世纪末期，随着苏东剧变的发生，鼓噪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论调又甚嚣尘上。邓小平就此明确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6]之后人们就看到，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也引领世界社会主义逐步复兴。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但这绝不是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无用了，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和指导地位的理由。诚如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尽管诞生在一个半多世纪之前，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它是科学的理论，迄今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人类社会至今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之中。实践也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7]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主张对事物辩证分析，这绝不会过时、没用；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致力于实现人民共同富裕，这绝不会过时、没用；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主体地位，争取实现人民民主和社会公平正义，这也绝不会过时、没用。应对西方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维护和强化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

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基于其强大信息技术综合实力和优先发展起来的现代传播体系，竭力推行其话语霸权。它们还通过各种方式培植我国某些接受西方价值观的“所谓公共知识精英”，作为西方话语霸权的代言人，消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因此，我们首先要坚守马克思主义话语阵地，增强理论自信，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同时要做好对外宣传工作，讲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先进性和现实指导价值，讲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成就和基本经验。当然，我们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绝不是认为在我国现时期只能有马克思主义这一种思想，也不是认为西方社会思潮都是不好的东西。在任何时代和社会中，思想的多样化存在都是一种客观现象，许多思潮中也蕴含着积极有益的思想成分，我们应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态度来对待西方思潮，并积极吸取其精华为我所用。但是，我们绝不能以西方思潮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地位，更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而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元指导、多样发展”的思想文化格局。

二、认清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偏向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为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变革发展的动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推动下，人类社会依次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并且不可避免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迈进。这是人类社会演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进程。列宁指出，马克思探明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对社会形态的活动和发展作出了“严格的科学解释并给以生动描绘”。[8]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变革发展的一般路线和总的趋势在演进过程中不会直线行进和一帆风顺，“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9]有的国家或民族在发展阶段或发展形式上会表现出某种特殊性，有的则可能遭遇这样那样的挫折甚至暂时的倒退，但这并不会违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总的进程。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为人们正确认识和推进人类社会的变革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然而，马克思主义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观点，一直受到资产阶级的攻击。他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认为“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10]诬蔑共产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然而，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诬蔑攻击，挡不住历史车轮的前进。

进入20世纪后，社会主义制度在多国相继建立起来，资本主义国家又极尽军事干涉、武力威胁、经济封锁、政治颠覆之能事，意图搞垮这些国家。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中出现了失误和挫折，有的国家在必要的改革探索中没能经得住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攻势，背离了正确原则和方向，以至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发生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危机。西方资产阶级又借势大肆鼓噪“社会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渺茫论”，还抛出了“历史终结论”的说法，认为苏东剧变，东西方冷战结束，标志着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从此人类社会没有别的进化途径了，资本主义是唯一且永恒的选择模式。然而，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遭遇了沉重打击，这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绝不是“终结”人类历史发展的理想模式，想以此改变人类社会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历史规律与进程只能是徒劳的。

邓小平面对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经受的严峻考验，坚定地指出：“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11]尤其是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形成了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工业体系，在诸多生产和外贸领域位居世界第一，诸多尖端科技研发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国际影响和地位大幅提升。当今时代的发展态势表明，世界社会主义正在走向新的复兴，绝不会因为遇到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就“终结”自己的前进步伐和发展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结晶。在这三大规律中，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选择和开辟的正确道路。但是，总有人借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困难、新问题，便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鼓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路线，抱怨越改越糟、今不如昔，甚至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资本社会主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等论调。这些说法不是别有用心地蓄意歪曲和恶意攻击，就是不明事理的糊涂认识。

指出：“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12]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立足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科学研判，提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心任务是加快经济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根本方略就是要改革开放。在建设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党又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和平发展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向了新的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坚定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倡导并积极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提出并着力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的战略倡议。这些在新形势下更好治国理政的科学部署，实现了我们党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飞跃。

三、把握国际环境演化态势，奉行和平发展战略抉择不游移

马克思主义始终置身于时代变革潮流和国际环境演化之中，据此不断更新思想认识，调整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行动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揭示了，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建立，使得各国间形成了密切的物质和文化交往关系，也使得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具有了国际联合的必要性。而后，马克思又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有责任“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13]揭露和反对资产阶级对外殖民侵略和争霸世界的战争政策，争取创建一个“国际原则将是和平”的新社会。[1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其不断时代化的过程。科学认识时代变化，正确把握国际环境演化态势，是搞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必然要求。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国家的建设发展都离不开世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坚持独立自主发展原则和自力更生的建设精神是必要的，这是我们的战略基点，但是这绝不等于可以关起门来搞建设。近代以来国际社会的历史发展已经表明，开放则兴，封闭则衰。中国必须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必须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努力吸取有益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借鉴有利于我国社会进步的经验。当然，对外开放也是有风险和挑战的，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还存在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问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借机对我国推行西化分化策略。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既要坚定对外开放政策，争取一切对我国改革发展有利的国际条件和机遇，又要妥善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与挑战。要搞好我国的对外开放，必须对国际环境有恰当判定，对其演化态势有正确把握，从而制定合理有效的对外战略。对外开放在战乱的国际环境中是开展不起来的，必须致力于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才行。自上世纪80年代初始，世界局势呈现出由以往的冷战对抗转向总体缓和的趋势，邓小平以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主题的判断，提出中国要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15]基于这种判断，邓小平对中国的内外战略作了一系列调整，为中国奠定了和平发展战略的原则基础。之后，中国一再强调：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提高，已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宣布：“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16]党的十八大报告、报告再次重申了这一庄严承诺。这一战略抉择的基本内涵是：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促进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奉行和平发展战略抉择，符合中华民族崇尚“和合共生”的传统文化精神，符合中国一贯坚持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本质要求，也符合现今人类社会进步的时代潮流，符合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重要战略抉择，为我国对外开放确立了保障、开辟了道路。然而，面对中国的振兴和崛起，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用“国强必霸”的旧逻辑来看待，认为一个占世界人口1/5还多的国家，其高速发展必将引起世界能源、资源、市场需求的激烈竞争，必将谋求世界霸权。所以它们不断地制造和散布各种“中国威胁论”，处心积虑地要遏制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外都产生了一种疑惑：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是不是中国的外宣说词？对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曾多次作过明确回答。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定表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的同时，也结合外部环境的考验，对其实施作了创新性阐发并采取了相应重要举措。首先，中国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不容许针对中国的正当权益而生事。有人认为中国宣告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外交上示弱的表现。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指出：“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17]针对挑战我国核心利益底线的行径，如钓鱼岛问题、南海争端问题、美韩部署“萨德”问题、中印边界对峙问题等，中国都采取了坚定强硬而又公正合理的措施妥善应对，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也维护了地区和平与稳定。其次，秉持正确义利观。明确提出并阐发中国在对外关系上的正确义利观，强调要做到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唯利是图、斤斤计较。这种外交义利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新形势下，只有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相结合，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才能为我国和平发展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进一步营造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18]再次，要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现时期人类面临诸多共同发展难题，需要各个国家同舟共济、协力应对。国外有种论调把中国说成是国际体系中坐享其成的“搭便车”者，这是荒唐的诬蔑。在当今国际舞台上，中国积极发挥着负责任大国的作用，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就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着巨大助推作用。中国已同沿线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同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为沿线国家提供18万个就业岗位。党的报告明确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9]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抉择必将越来越彰显出巨大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

四、应对外部环境考验，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不松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不仅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从国际环境视角看，我们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征程中，始终将党情与国情、世情紧密结合起来，积极应对外部环境考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我们党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并认为这“四大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党的十八大报告、报告中都作了强调。前三个考验主要源于国内发展问题，我们党作为执政党是有条件主动有为地掌控和应对的，后一考验则来自国际社会，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复杂和严峻程度也比前三个考验更甚。因此，我们党一再强调，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经受着严峻的外部环境考验。特别是苏东剧变的发生，使苏共及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丧权亡党，也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发生了分裂或党员人数锐减，甚至不少左翼政党也受到严重冲击。中国共产党不可避免地也面临外部环境的挑战和考验。外国敌对势力竭力诬蔑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渲染西方的多党制，试图将其移植到中国来。他们还想方设法地在中国拉拢、培植亲西方势力，利用他们制造事变，想搞乱中国，搞垮中国共产党。

对此，邓小平一方面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不动摇，一方面又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坚定地表示：世界上想整我们的人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20]“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21]“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我们这个党就是在威胁中诞生的，在威胁中奋斗出来的。”[22]时至今日，我们党面临的外部挑战仍然很严峻，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其强势话语力量，不断掀起诬蔑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风潮。对此，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他还坚定地表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脑子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23]当今世界，除了外部敌对势力给我们党造成的挑战考验外，还有国际演化态势带来的风险考验。虽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但整个世界并不安宁。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更加频繁，交锋更加剧烈；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地区冲突和局部动荡此起彼伏；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领土争端频繁发生；粮食安全、金融贸易安全、能源资源安全、气候环境安全、信息网络安全等问题更加突出。这些问题都会对我国产生影响，形成挑战。这些影响和挑战无不考量着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考量着我们党正确判断国际局势、制定正确对外战略的能力和水平。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是经得住外部环境考验的，我们的基本对外战略方针是正确合理的，主要政策措施是客观有效的，化解了诸多风险和挑战，抓住了有利发展时机，赢得了较好的发展机遇和条件。但是不可避免地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应对不力、“本领恐慌”的问题。

就此，指出：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要树立世界眼光、把握时代脉搏，要把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看准、看清、看透，从林林总总的表象中发现本质，尤其要认清长远趋势。他提出要求说：“我们看世界，不能被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要重视各种风险和挑战，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24]面对外部环境考验，我们既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又要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打铁还需自身硬”，坚持党的领导是根本，完善党的领导是保障。从现时期来说，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必须从严治党，而从严治党重在搞好反腐败斗争。“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25]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持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着力整饬“四风”问题，依法严惩了一批腐败分子，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形成了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反腐高压态势，端正了党内政治生活，净化了党的政治生态。但是，也要看到，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问题虽然发生在我们党内国内，但很多腐败问题与外部环境有着关联。近年来，中国积极参加国际反腐合作，致力于推动构建国际反腐败协同治理机制。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北京峰会正式通过了中国主导起草的《北京反腐败宣言》，建立了亚太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形成了《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和《二十国集团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就加强反腐败合作达成重要共识并写入《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中国积极与有关国家合作，开展反腐追讨“天网行动”，不管腐败分子逃往何方、藏身何处，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这样，使反腐败斗争内外兼治，才能赢得决定性胜利。

党的报告提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党要增强八大本领，其中就包括“增强驾驭风险本领”。这首先是指国内发展会遇到的风险，无疑也包括来自外部环境的风险和考验。只有不断增强驾驭风险本领，我们党才能真正做到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坚定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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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晓雅；李爱华 单位：山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