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重建文学形式的政治维度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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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2018年第3期

摘要：伊格尔顿对文学形式的政治批评来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形式批评的传统。早期体现为挖掘文学形式中的意识形态维度，到了“后理论时代”，却转而深入文学形式内部，从美学、文学性等角度重新看待这一问题。这种看似退守的理论之后的审美与文学转向，是在文化研究、历史主义的重新反思的基础上，对重建文学形式的政治批评的调和性的尝试，与新形式主义有一脉相承之处。

关键词：伊格尔顿；形式；政治批评；新形式主义

“文学的政治性”是20世纪文论史上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关注这一问题，并将其具象化为文学形式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我们一般认为，文学的特殊性在于“文学性”，其价值体现在美学之中，而“形式”作为文艺美学价值的重要维度，是文学作品区别于他者的特质，也是标志着文学美学自律的核心概念。但政治美学表面上看来，似乎走了一条相反的道路，以意识形态为对象，以批判精神为武器，它的核心维度是关注文学创作中人与历史、政治、民族、阶级等他者的关系。在西方，整个20世纪被誉为大写的“理论”时代，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出现为界限，分割成前后两个时期，前半段以形式主义为主核心，后半段则是以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为代表的众声喧哗，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将“形式”一词狭义化，甚至污名化。譬如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曾经说：“形式主义实际上就是将语言学运用于文学研究，……它关心语言结构而不关心一个人实际上可能说些什么。”①在对理论的反思中，一种观点认为，“作为意义模式的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掩盖了理论的社会与政治功能。”②认为形式主义仅仅是专注于语言手段的分析，这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夸大了形式与内容的对立，强调两者的疏离的观点。卡勒曾这样反思“形式主义”的没落：“形式主义这个词在历史主义的时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贬义的名词，但形式主义并不像时常被误解的那样包含着对历史的否认。事实上，他们否认的是将作品作为症候的历史阐释。”③在“理论之后”的时代反思中，在对文学性、美学的重提后，象征着文学性的重要概念之一——形式——也重回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一 “形式的政治”

伊格尔顿在广为人知的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就曾直陈：“根本就没有‘纯’文学批评判断或解释这么一回事情。”④他认为，文学从不是“昆虫存在的意义上的存在”，文学的价值判断本身便与社会意识形态密切联系。伊格尔顿针对纯形式主义批评作出了这样的回应：“我希望从已经引诱了它的某些时新的思想方法——认为‘文学’是特殊对象，认为‘美感’可与社会决定因素相分离，等等——那里把文学批评唤回，使其回归它已离弃的古道。”⑤而唤回的方法就是政治批评，他犀利地指出，“政治”与“非政治”批评之间的差别只是首相与君主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后者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非政治”批评本质上只是指向“政治批评”目的实现的迂回手段。伊格尔顿的观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阵营里其实由来已久。形式与政治这一组关系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笔下幻化出了各种各样的形态。譬如卢卡奇将此问题放置在社会历史的框架中考察，将黑格尔精神科学的观念与文学形式研究相结合，认为文学形式是作家组织心理经验和生活的基本框架和图式，更侧重于分析文学类型 （小说、史诗） 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关系；又如马尔库塞的艺术形式政治论，认为“形式”从来不是与内容毫无关联的，而是一种“质 （意义、节奏和对比） 的总体”⑥；詹姆逊更是通过将形式、美学与政治阐释相结合，试图调和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构建了独特的“社会形式诗学”。在 《元批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语言的牢笼》《政治无意识》等多部著作中，对形式与内容这一组“元范畴”进行了辩证批评。在《政治无意识》中，詹姆逊着重论证了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并将政治阐释认定是“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域”⑦。他认为，“每一种‘形式’，每一种文类—叙事模式……都负荷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内容。”⑧并把“叙事”作为调和的符码，从而进入文本形式与历史语境的领域中，詹姆逊分析了形式的诸种因素 （文类、形象、结构、语言等） 的政治性，认为这一切使得文本“向历史趋势开放”⑨，与社会意识形态、历史进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受卢卡奇启发，伊格尔顿将文学形式的政治转化为文学的意识形态问题，从形式角度看待文学的意识形态问题，试图避免纯形式主义或庸俗马克思主义的两端化。纯形式主义认为形式是封闭的、自足的、独立于内容的，因而会避免从形式的角度寻求意识形态；而庸俗马克思主义则恰恰相反，纯粹从政治批评的角度出发，试图仅从文本内部、内容寻觅预先设定的社会历史性、政治观念。而伊格尔顿的形式政治论则试图同时避免两种覆辙。早期的伊格尔顿在进行形式的政治批评时，更强调的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进行理论探询，认为“作为观点形态的美学”“绝不是一个完全自律的精神家园”⑩，因此非常强调从“文化”的角度囊括文学、美学、政治、社会、历史等多维度的视野。然而，在伊格尔顿的晚近著作中，我们却看到了另一种倾向，他依然使用着传统的文本细读的方法，试图从语言与文本结构中揭示出其中隐藏的种种符码，但有别于曾经激烈地对“纯文学批评”的否认与对“意识形态”的高声标举，转而开始关注文本内部，试图从偏向形式、美学的角度给予这个问题一种新的回应。

二 《如何读诗》

这方面，伊格尔顿的 《如何读诗》（2007年） 做出了范例。这本21世纪“理论之后”的著作，通过对叶芝、弗洛斯特、奥登、狄金森等人的作品的细读，体现了伊格尔顿作为理论家，是如何将注意力拉回文学批评中的诗歌阅读、形式词语上来的。伊格尔顿在分析“如何读诗”时，无论是从其关注的焦点——语调、强度、纹理、句法、含混、标点、押韵、节奏，抑或是其对诗歌具体内容的细读方法，无不体现了他在游走政治文化之后的文学（形式）转身，他曾这样自嘲道：“像我自己这样有政治头脑的文学理论家，还要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到页面的词语上。”􀁓其实，伊格尔顿所做的，就是在形式分析与文化研究的两极中找到相互融通的方式。首先，伊格尔顿犀利地指出了当下文学批评的双面的“危险”：“文学批评处于在两个方面都违背其传统功能的危险中。一方面，大多数的文学批评实践者都变得对文学形式不怎么敏感；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好些人也对批评的社会和政治责任持怀疑态度。在我们自己置身的时代，许多这类政治探究都已经卸给了文化研究，但文化研究反过来也经常抛弃传统的细致的形式分析。研究的每一分支从他人那儿学到的东西都太少了。”这就直接指出了当今文学批评实践的痛点所在，既不重视传统的形式，又将政治批评的责任丢给了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分离与争论正是从这一点上展开。我们都知道，在伊格尔顿早期的著作中，曾经提出应当重视文学批评的最早形式——修辞学，他曾这样论述：“如果有什么应该成为研究对象的话，那就是这一套完整的实践领域，而不仅是那些有时被晦涩地称为‘文学’的东西。……我所设想的这种研究 （不是边界任何扩展的） 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关心话语产生什么效果以及如何产生这些效果。……这很可能就是‘文学批评’的最早形式，即修辞学。”􀁕并指出，这种“修辞学”并不在乎自己研究对象的领域、文体，而是将视野放在社会整体的话语实践领域，将兴趣放在将话语实践作为“权力形态和行事方式”中去把握。但即便在早期的文论中，伊格尔顿也认为修辞学从来不曾放弃对形式手段的兴趣。“修辞学——或者叫做话语理论——分享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对于语言的形式手段的兴趣。”􀁖到了新作中，伊格尔顿还是反复强调了“修辞学”的意义，他认为，当下对“修辞学”的理解使得“修辞学逐渐缩小为文体或归于诗学中，因此失去了公共和政治功能”􀁗。而伊格尔顿所崇尚的“修辞”是具有古典色彩的，他强调，在古代世界，修辞是“公共事件与社会关系的语言”，“如果说它是述行的，那么它也是对话的。”􀁘可见，无论是早年还是“理论之后”，伊格尔顿都将“修辞学”作为连接语言形式手段与意识形态的中间点。其次，伊格尔顿对“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的另一重反思集中在“体验”的缺失上。他指出，“体验一度是以所有丰富的特殊性抵制商品形式的方式，现在却成了商品形式的另一个种类”􀁙，这种认识是一针见血的，在当下的商品社会中，不光物质客体被消费，我们的“体验”也成了消费的对象。“体验”的客体化让伊格尔顿发出了“体验之死”的悲鸣，他特别指出，体验的死亡在当下速读的社会中，主要体现在对“语言本身的体验”的失落。由此，伊格尔顿在新作《如何读诗》中，主张一种全新的阅读方式，它既能够恢复形式、感性、体验、审美的阅读，同时，亦不放弃传统意义上的“修辞学”中对于政治的、公共的、意识形态的维度。他主张通过重读诗歌来重新反思“形式”。

与一般的新形式主义者崇尚“细读”不同，伊格尔顿认为，“细读并不是争论点”，“问题不是你如何死扣文本，而是你在这么做的时候究竟在寻找什么”，这就将问题从单纯的方法论层面上升到了目的与意义的层面。伊格尔顿认为，如福柯等理论家，并不仅仅是“细读者”，同时还敏感地对待文学形式的文体。􀁚伊格尔顿从三方面对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进行了界定，认为两者既可分，亦不可分。文学形式有自身的历史，而并非只是顺从内容的表达，甚至可以对抗内容、超越内容。其一，形式可以表现内容，这是我们最通常经验意义上对于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的理解。伊格尔顿引用了尤里•洛特曼提出的“化身的谬误”（incarnation-al fallacy） 的观点。洛特曼认为诗中的形式和内容完全是一体的，“因为诗的语言以某种方式成了意义的‘化身’。”因此，日常语言仅仅指向事物，而诗的语言则在实际上“体现”了事物。但伊格尔顿认为，这仅仅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的一种表现方式。他认为，两者的“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正确的，但从另外的意义上来讲又是错误的，“形式和内容在经验上或许并不可分，而恰是我们在此使用两个不同的术语的这一事实，表明了它们并不是同一的。文学形式有自己的历史，它并不就是内容忠顺的表现。”􀁛用形式去表现内容，在日常生活语言中也同样出现。然而，日常语言中的形式更多的只是内容的传递者，而并不具有反抗的意义。但诗歌不同。正是这种不统一，构成文学语言之于日常生活语言的区别所在。这就引发了形式与内容关系的第二层论述：形式对抗内容。伊格尔顿列举燕卜荪的《田园诗的一些变体》来说明“一些诗根据它们所说的东西意指一件事，而根据它们说的方式或许又意指另一相矛盾的事。”又举例艾略特的 《荒原》 中对诗歌形式的使用，“像是与内容分离，以便对内容作隐晦的评论”􀁊􀁒。其三，形式超越内容。伊格尔顿列举了莎士比亚《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中的夸张修辞，叶芝的《库尔庄园和巴利里》 聚焦于意象本身，《航向拜占庭》 从简约的事物、简洁的短句中累积联结，德里克•马洪的《韦克斯福德废弃的棚屋》中使用了大胆的隐喻，亚历山大•蒲伯《愚人记》用一种“精心润色的整齐”来“抵抗它所嘲弄的单调乏味”等等例子。对以上作品，伊格尔顿作出了细致而有趣的文本细读分析，并指出了其中种种形式与内容上的“不一致”，说的 （即内容） 是一件事情，但做的 （形式） 可能又是相悖的另一件事情。典型的例证就是作为修辞手法之一的反讽。在阐述了形式与内容的新型关系之后，伊格尔顿进一步将政治与形式的关系重新进行了厘定，他认为，“存在着形式的政治，也存在着内容的政治。形式并不是对历史的偏离，只是达成它的方式。”

譬如，伊格尔顿认为情感并不是一种纯粹内在的私人领域，而是由文化体制塑造的，并且，这种情感会造就特定文化的语言与行为。􀁊正因为质料内化于情感，而情感植根于文化环境，正如国内有的研究者所言，“对真正的形式的关注，也是对真正的历史的关注；对真正的文学的关注，也必然是对政治的关注。”􀁊􀁕伊格尔顿认为，“书写诗的形式的历史，即是书写政治文化的历史的方式之一”、“谈论形式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即是谈论文学中的形式策略本身就是社会意义的表达。”􀁊􀁖具体而言，伊格尔顿举例了亚历山大•蒲伯的《愚人记》来说明“成双结对、发音清楚的五音步”句体对意识形态的延展，从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张力中看出社会阶级的冲突，从格律类型中分析其自身的社会意义；在布莱克的 《老虎》 中，分析情感与革命矛盾的寓言；从叶芝作品中的“语调”中分析出历史语境；将句法解读为“诗和历史之间的媒介”并引证了雷蒙德•威廉姆斯的“情感结构”。伊格尔顿在书的结尾引用的罗兰•巴特的观点，似乎可以很好地作为其观点的总结：“一点点形式可能是危险的事，而大量的形式则很有好处。”􀁊􀁗“一点点形式”可以理解为狭隘的形式主义，他们将其与内容割裂，“只关注它们说的方法，而忽略了它们说的内容”；而“大量的形式”似乎可以作为“新形式”的隐喻，即“对形式更为精妙的关注”，将形式本身作为“历史的媒介”，在形式的解读、或内容与形式的张力中分析历史语境、情感结构的发生方式，无论在形式中所释放的意识形态或社会政治的信息是否与其内容所释放的相一致。

三 “后理论时代”的“新形式”

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吹响了后理论时代集体性反思的冲锋号，它在开篇即宣称“理论热”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它所指的“理论终结”指向的是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盛行的后现论，以解构主义、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等为主流。而在这其中最需要重新反思与厘定的便是在发展中被不断狭义化的“形式”概念。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曾振聋发聩地质问：“为什么和过时的形式妥协，把新酒倒入旧瓶？……这并不仅仅是思考新的思想问题，而是我们思维的框架需要打碎和重塑。……像马丁•海德格尔、特奥多尔•阿多诺、雅克•德里达这样的哲学家只能通过创造新的文学风格，冲破诗歌和哲学之间的界限，才能表达自己的想法。”􀁊􀁘在进行了广泛的文本分析与批评实践并历经了“理论之后”的转向后，伊格尔顿指出：“艺术和文学包含着大量与现实政治体制难以和谐一致的观点和经验。”值得注意的是，“后理论”时代中对“形式”“美学”“文本”问题的转向并不意味着伊格尔顿完全放弃了形式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批评，而是试图为“形式的政治批评”开启一种崭新的认识视角与阐释维度。无独有偶，后理论时代“新形式主义”的崛起，也正暗合了伊格尔顿晚近的理论趋向。“新形式主义”者不把形式与内容截然对立，只是在强调两者的根本性方面，有所调和与圆融，在吸纳了文化研究、历史主义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关注文本内部。不仅仅将“形式”带回批评的中心，或者单纯地在形式与内容这一组关系中玩弄东风压倒西风的游戏，更重要的是重新反思“形式”一词的本质，增扩它的范围，使之进入或者融入社会、历史、政治、道德等等内容。举例而言，同样是对诗歌的细读，布伦纳 （Ed-ward Brunner） 的 《学者型诗人与十四行诗歌》，通过对非裔美籍诗人的诗歌的细读，提出诗歌是过去（past） 与当下 （present） 的合体，并重新确认了形式在塑造诗歌的新理解中的作用，而并非仅仅将形式展现为某种技巧􀁊􀁚。布伦纳认为，20世纪70、80年代“新式形式主义”（Neo-formalist） 诗人对于“形式”的回归更注重的是一种形式技巧的再现，而后理论时代的“新形式主义”（New formalism）需要展现出一种“文学中心”的期待，同时，布伦纳也重新反思了文学作品的“意义”：“文学作品，与意义内容紧密相连，既是历史的一部分，也与当下相关。既具有它们自身的时间轴，也处于我们的时间线中。”􀁊􀁛这就不仅将文学作品、诗歌的意义与形式结合，同时也极大地拓展了“意义”“语境”本身的内涵，因为“语境”并不单纯只是对已经消逝的过去，而是一种过去与当下之间的连接。􀁋􀁒又譬如，科里和杰奎琳 （Corey Mc Elieney and Jacqueline Werni-mont） 则聚焦于修辞形式去分析锡德尼的 《诗辩》，同时强调放弃在形式与历史的两极之间寻求一个确定的结果，而是以“悬置”来处理形式与历史的问题􀁋􀁓。

作者直言，如今对于形式与历史的讨论和建构，让文学批评陷入了看似辩证，实则是陈词滥调的泥沼之中。对于形式与历史的关系，作者认为：“显然，形式包含历史，历史包含形式。”但针对这一组术语的如此简单的处理“会代替另一些更复杂的、不容易解决的对立”，譬如“形式与内容，言语与事物，模仿与诗性，稳定形式与不稳定形式等等”，“消除形式与历史共现而产生的困难及给予形式或历史以优先，就是使我们自己丧失了这些困难所带来的愉悦 （pleasure）。􀁋换言之，阅读的愉悦感正产生于形式与历史的共同存在，正是在这种背离与拉扯中，我们才能享受到因为“困难”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因此，作者倡导不要想着去“解决”这一个问题，而是把问题永远地放在那里。而另一位“新形式主义”者库克恩 （Karin Kukkonen） 的角度更新颖，将认知文体学（Cognitive Stylistics） 与新形式主义结合，库克恩认为，认知文体学较之早期的文体学，其的突破之处即在于，它并不认为形式本身拥有意义，形式只是提供了一种思考图示 （a pattern of thinking） 以管理内容、在内容呈现的互动中获得意义。􀁋􀁕德•曼曾将形式主义看作是“批评的尽头”，认为形式主义丧失了历史，尤其攻击新批评，因为新批评过多地寻求文本的整一性和连贯性。然而库克恩认为认知文体学为新形式主义提供的方法路径可以使新批评走出“批评的尽头”。激进形式主义者的博格尔（Fredric V. Bogel）指出，新形式主义破除旧形式主义者们的主要着力点，就在于破除文本的整一性、意义的整体性、文本意义的本质特征、文学区分于非文学语言的特殊性等。当我们在选择批评方法、思考“语言如何运作”“文学本质是什么”一类的问题时，我们看似在考虑关乎“本质”的问题，但实际上只是服从于“我们需要被阐释的文本以怎样的方式来呈现”的问题。

总而言之，伊格尔顿对“文学形式的政治批评”起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批评的传统，在早期便试图从形式的维度入手，挖掘形式之中所包蕴的意识形态因素，并激进地认为“一切批评都是意识形态批评”，将政治维度提高到无所不包的至高之峰。然而到了“后理论时代”，伊格尔顿却转而开始关注文本的内部问题，这看似是一种退守，但又绝不是对早年自我的否定，而是站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文化研究、历史主义的重新反思的基础之上，对重建文学形式的政治批评的重新调和性的尝试，而这一行动，正与“新形式主义”寻求形式与历史、社会、政治的融合不谋而合。

作者：张蕴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