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小说中的疾病诗学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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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研究月刊杂志》2015年第九期

作为人类生理层面的一部分，疾病是人体患病的非正常化显现。虽自古以来属于医学研究范畴，但疾病从来就有着超越其本身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在文学艺术中，疾病已不再仅仅是病患的生理疼痛感知，隐喻的认知方式赋予其无限的想象空间和丰富的政治文化内涵，成为作者个人和社会历史的有效能指。小说中的疾病意象随处可见。生活在差不多同时代的鲁迅与海明威两位作家笔下的小说世界中有许多人物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都呈现出相似的病态特征。虽则国别不同，但疾病叙述的精神内蕴都同质地表达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的忧思与焦虑。本文在对比梳理两位作家疾病图谱的基础上探究疾病的暗指功能以及作家本人对疾病的诊疗。通过对比研究，鲁迅和海明威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有各类生理疾病或遭受过生理创伤，他们更是患有规避现实的共同的精神疾患。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既是作者身体创伤的折射，也是两位作家生活时代的反映。残酷的生活使得他们都竭力逃避现实所带来的精神创伤，进入自我建构的幻想乐园。通过书写疾病，鲁迅和海明威鞭笞了社会文化痼疾，表达了改革的愿望。

一、疾病谱系:身体疾病与心理疾病

疾病是指生病的状态，是指身体的伤痛或是情绪上的焦虑、烦恼。疾病一般被分为身体疾病与心理疾病两种。在鲁迅和海明威两位作家的小说中，有许多人物无论在生理还是心理上都呈现出病态的特征。笔者对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的患者进行统计，在25篇作品中，有9篇作品都呈现了患各类生理或心理疾病的角色。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笔下的人物患病最多的是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如同当代的癌症一样，肺结核在当时是死亡的隐喻。而小说中患病的人物无一不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草根阶层。他们生活环境差、生存条件糟糕，患病后无钱医治。再加之本身愚昧无知不懂科学的治疗，所以只能任凭疾病侵蚀他们的身体。如《药》中的小栓，家里虽有两间茶铺，但经济条件却并不宽裕:“华大妈候他喘气平静，才轻轻的给他盖上了满幅补钉的夹被。”①在这样的条件下小栓的病情只会日益恶化:“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帖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②最为愚昧的是对小栓的治疗，华老栓夫妇相信人血馒头可以治病，以至于最后无奈地断送了儿子的性命。此篇小说真实地塑造出一个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疗救艰难的肺病患者形象。除生理疾病外，鲁迅还着力刻画了人物的精神疾患。他们的疾患有一个共同点:竭力逃避现实，无论是孔乙己，阿Q还是祥林嫂，都竭力规避严酷的现实对他们所带来的精神创伤，进入自我建构的精神乐园。如孔乙己，清朝末年江南小镇上落魄的下层知识分子，笃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漠视自己科场失意、穷困潦倒、遭人欺辱的实际生存状态，生活在自觉“高人一等”的幻想世界中，用阿Q的精神胜利法支持着自己的生存。他生活窘迫，只能像“短衣帮”一样站着喝酒，但却始终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长衫:他“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

③“长衫”所象征的社会地位给他屡屡遭人侮蔑的生活带来慰藉、支撑与反抗的勇气:他自觉是不屑与嘲笑他的短衣帮为伍的。因此，对他们的嘲弄，孔乙己要么是置若罔闻毫不理睬，要么是用他们难以明白的“之乎者也”一类的话加以辩解。对众人对他最为敏感的读书功名的质问和取笑，他也以自顾自的解释引得众人的一阵哄笑而收场。甚至对自己的偷窃，他也以“窃书不能算偷”的歪理谬论加以搪塞。这一切都足以显示出他生活在自命清高的虚幻世界中。海明威笔下的人物因为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饱受肉体和精神的创伤。笔者对其2部长篇和81篇短篇小说进行总结得出下表。战争造成的身体创伤给人留下残疾或某种无法治愈的疾病。如《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巴恩斯在战争中脊椎受伤而失去性能力。他无法与相爱的人结合在一起。身体的残疾使得他内心痛苦，常常夜不成寐。生理外伤往往预示了不可克服的心理创伤，海明威的笔下的人物大多因为战争而有了精神疾患。他们本怀着崇高的理想，参加这个“结束战争”的战争，但残酷的现实将他们的梦想化为了泡影。他们迷惘，惆怅，整日饮酒作乐，谈情说爱，或是狩猎钓鱼、斗牛赛马来掩盖内心的苦闷和空虚。如《永别了，武器》中的弗雷德里克•亨利，他在战争中右腿受重伤，虽参战但憎恨战争:“这是一场烂透的战争，是一场人类的灾难”。

因此他将自己置身于战事之外:“哼，我知道我是不会死的。不会死于这次战争中。因为它与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照我看来，这次战争对我的危险性，就好比是电影中的战争。但愿战争就结束。也许今年夏天就会结束。”⑤与海伦•弗格逊一起畅游米兰，饮酒作乐是他规避创伤的精神乐园:“可惜我去的地方都是烟雾弥漫呛人的咖啡馆，一到夜里，房间直打转，你得盯住墙壁，才能使房子停止旋转。夜间醉了酒躺在床上，体会到人生的一切都是这样，醒来时有一种奇异的兴奋，不晓得究竟是跟谁在睡觉，在黑暗中，世界显得都是不实在的，而且这样令人兴奋，所以你不得不又装得假痴假呆、糊里糊涂，认为这就是一切，一切的一切，天不管，地不管。”⑥信仰和爱情都已死亡。不仅他厌恶战争而有意规避严酷的现实，小说中的战地护士凯瑟琳也因每日面对大量的伤病、死亡和其未婚夫被炮击殒命而患上抑郁病症。有学者指出:“依据美国精神学会编撰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手册》，发现凯瑟琳患有‘重抑发作’的情感性精神疾病”。⑦实际上，她的表现也是近乎疯癫的精神状态。例如，在她与亨利拥吻时，她莫名其妙地给了亨利一记响亮的耳光，并“笑了起来，这是我(亨利)第一次听见她笑”。⑧精神的焦虑挥之不去，即使在她开始新生活，与新男友亨利相处时也时时笼罩在恐惧现实的阴影之中:“唉，完了，什么都完了”。

二、作为叙述动因的疾病:疾病的暗指功能

疾病与两位作家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联系。疾病成为作家个人和时代政治文化的个人隐喻。鲁迅本人便对疾病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从其所记的1912－1936年的日记中留下了他大半辈子遭受各种病痛折磨的记录。日本学者泉彪之助曾对其做过统计分析:鲁迅患有肺炎、胃病等36种疾病。⑩其中最为严重的是胃病。其子周海婴在回忆录《我与鲁迅七十年》中说:“父亲致命于肺病，但在生前经常折磨他的却是胃病。”在鲁迅的日记中也常有“胃痛”、“服写(泄)药”、服消炎药的记录。至于“头痛发热”、“服阿司匹林片”更是家常便饭。鲁迅晚年肺病日益严重，须藤先生需每日到其寓所诊治。除自己身体不好外，鲁迅的至亲也体弱多病。鲁父周伯宜因肝病中道夭亡，儿子海婴从小患有哮喘顽疾，夫人许广平女士虽无大恙，但因牙齿不好也时常前往医院诊治。这些都加深了他对疾病的体认。再者，鲁迅有过学医的经历，对疾病非常熟悉。可以说，疾病是鲁迅一生中重要的生命体验，也是鲁迅能够准确描摹疾病症状和把握疾病心理的重要原因。而海明威一生也是百病缠身，多灾多难。他在一战中大腿中弹，曾从身上取出几百片榴弹片，几乎成为残废。此外，他还有幼年时因扁桃体摘除而落下的喉痛的宿疾以及患有肾炎、肝病、高血压、贫血、眼疾、失眠抑郁等几十种疾病。因为生病，海明威三天两头住医院。疾病已成为其重要的生命体验。有学者认为:“当身体外伤成为心中一道抹不去的疤时，就会最终演化为一个人一生都与之抗争的精神压力。因此而来，一个人的宗教观、世界观和生活准则就会随之发生变化”。不断接踵而至的疾病和生活的不幸使得海明威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不得不借助打猎、酗酒、旅游、观光等活动来寻求生活的动力。最终像其父亲一样选择自杀而结束自己的生命。正如身体已不再单纯是一个生物名词，身体所承载的疾病也是一种政治符号，“成为通向深层主题的重要隐喻”。鲁迅所生活的时代虽然清政府已经倒台，中华民国也已建立，但中国仍处在社会动荡，政治混乱，战火纷飞的状态之中。在内，先是军阀割据各自为政，后是国共两党之争;在外，先有八国联军洗劫圆明园，后有日军的大规模入侵。中国社会早已如同久病缠身的老者步履维艰。疾病与此种残缺、困顿和衰败的社会制度之间画上了等号。正如苏珊•桑塔格在其著作《隐喻的疾病》中说“疾病隐喻是一种双向的映射结构，一方是难以治愈、危及生病的疾病，另一方是某种被认为丑恶、淫邪的坏事物。通过其间建立‘相似性’，疾病隐喻既可以轻易地把某个所谓的坏事物描绘为写的，又使某种疾病的邪恶和道德色彩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借助疾病的描写，鲁迅表达了对改变民族劣根性和疗救社会痼疾的愿望，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阿Q正传》一文正是鲁迅为批判落后民族性和改造国民思想而作。以阿Q而闻名的“精神胜利法”是当时没落的社会文化的表现。阿Q一方面地位卑微，在生活中饱受欺辱，四处碰壁，一方面却在幻想中得到慰藉和鼓励。他是未庄的流浪雇农，草民一介，但他却连赵、钱太爷都不放在眼里，甚至赵太爷的儿子考取功名也不以为然。这样自欺欺人的心理支撑了他满足于受奴役的地位。如此的精神状态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旧中国:“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此外，阿Q周围的人物显现出的人性被异化也隐射了病态的社会。上至未庄的最高统治者赵太爷，下至与阿Q同一个阶层的如王胡、吴妈、小D等人，都缺乏人性之善，有的只是恃强凌弱、欺软怕硬的人性之恶。赵太爷对阿Q可以任意打骂、盘剥，与他同样的闲人对他冷嘲热讽，完全没有爱与善的真诚相待。鲁迅通过这一部民族历史寓言生动地展现并鞭笞了当时国民畸形的面貌和心态。海明威所生活的美国虽没有直接遭受战争的洗礼，但一战所带来的影响使得传统的信仰和伦理道德观念被消解，人们信仰缺失，精神颓废。“这一代人都生病了”。作为一战后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海明威于1918年担任救护车司机前往欧洲参加一战。这一段亲身参战的经历给他的身心带来了如噩梦般萦绕的可怕记忆。他开始怀疑一切、厌恶一切，鄙视高谈阔论，厌恶理智，几乎否定一切传统价值，认为人生一片黑暗，到处充满不义和暴力。一战不仅造就了海明威早期严重悲观主义情绪，也影响了当时整整一代人。

“虚无主义”已成为一种社会性的精神疾患。海明威不是完全的虚无主义者，对这种时代病症和群体病症进行了大量的书写和批判。在其192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中，海明威用“你们全是迷惘的一代”为此书题词。书中的主人公巴恩斯及其朋友玩世不恭，悲观厌世，用狂歌豪饮补偿内心的空虚。有学者指出，此书淋漓尽致地展现战后“迷惘的一代”的精神状态，揭露战争造成的享乐主义和道德沦丧，揭示出战争是人类文明的灾难，战争摧毁了一代人，战争使一代人迷惘。海明威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尼克•亚当斯少年时目睹了印第安人自杀死亡的血腥，长大后在战争中脊椎中弹受伤，复员后对生活悲观失望:“没劲儿了。一点劲儿也没”，于是以垂钓打发时光。天真已荡然无存，生活中充满了冷漠与无情。《一个清新、明媚的地方》更是直白地道出:“他知道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一切都是为了虚无缥缈，虚无缥缈，为了虚无缥缈”。海明威通过书写当时世人具有的严重的存在主义、悲观主义情绪批判了这一当时的时代病症。

三、病理研究:疾病的诊治

对疾病的叙述必定倾注了对诊治疾病的思考。就鲁迅而言，疾病对他所带来的创伤性体验和日本学医的经历使得他始终以医者的身份来关怀国人的疾病:“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生理疾病可以借助医学手段减轻或治愈。然而，“幻灯片事件”使得鲁迅痛感国人的疾病并非生物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因此他愤然弃医从文:“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相信政治革命和思想觉悟可以治病救人:鲁迅笔下，狂人、阿Q、祥林嫂的疾病(迫害狂、癞痢头、忧郁症)是社会压迫和个人不觉悟导致的身体症候，它们是政治问题，应当通过政治方式来解决，而不是通过医学治疗，狂人、阿Q、祥林嫂在鲁迅笔下是政治病人，而不是生理病人。

除用文艺之笔诊治国人思想的毒瘤，鲁迅还像同时代的邹容、秋瑾等人一样，倡导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来变革社会。像《铸剑》《这样的战士》两部作品中就呈现了战士的坚强形象。正如弗洛伊德的“艺术白日梦”和荣格的原型理论所示，文学创作可以释放创作主体的压抑和紧张，而读者通过阅读也对自身进行治疗。海明威也用写作来削减自己的身体病痛并诊疗这一代美国人的思想疾患。《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杰克•亚当斯晚上睡觉惧怕黑暗。海明威因在一战中被炸伤患上了失眠的顽疾。可以说，亚当斯就是战争给海明威留下的可怕回忆在文学中的发泄和投射。再如，海明威的妻子玛丽因宫外孕而命悬一线，这与亨利在战争中受伤，目睹妻儿的死亡非常类似。而对美国人“迷惘”这一时代病症，海明威以《老人与海》《丧钟为谁而鸣》《打不败的人》等作品中的硬汉形象提出了疗救的良方。《老人与海》中的桑地亚哥，虽然在海上漂泊84天一无所获，虽然历经艰苦才将大马林鱼制服，并且在归途中要与鲨鱼顽强搏斗，但他一直坚持到底。这样的一个形象为迷惘中的美国人展示了人的力量和尊严，困境犹斗，意志如钢，败也不衰:“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但就是打不败他”。即使是《永别了，武器》中的厌世主义者亨利在最后目睹妻儿的死亡后，也只能拿出尊严和勇气，直面悲剧，忍受痛苦，坚强生活。这些积极而正面的形象意在告知世人人的肉体虽然要被打垮，但精神无法被消灭。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们要以“重压下的风度”优雅地生活，直面未来。

四、结语

作为20世纪现代主义文坛上首屈一指的大师，鲁迅与海明威的小说中都存在着疾病的意象以及作者倾注的关于疾病的思考。疾病不仅仅是身体的败坏状态，还被赋予了政治和道德的含义:它是罪恶的，必须加以诊疗、遏制、管制甚至消灭。疾病本身也已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一大特征。本文在对两位作家小说的对比分析中看到通过对疾病的书写来割除民族文化的毒瘤，治愈国人思想的痼疾是他们共同的诉求。

作者：郑怡 单位：西南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