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缠足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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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台世界杂志》2014年第S3期

一、缠足在明代的巅峰发展

明代之后，缠足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文化，伴随着儒学的进一步固化发展，小脚在之后的两代中逐渐完成了矛盾并存的发展高峰。明初到清初的百年间，裹小脚从上层社会成为流行习俗普及到社会各阶层，成为评判女子的重要标准。元末明初，陶宗仪所撰《南村辍耕录》在研究女性缠足问题中说“：由是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以此知扎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如熙宁元丰以前人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而在其书《辍耕录》后中又有言“：西浙之人以草为履而无跟，妇女非缠足者通曳之。”穿草鞋的妇女是不缠足的，说明前文的“人人”范畴当不包括曳草鞋的妇女。也就是说在陶宗仪的时代即元末明初时，在全社会时兴缠足，同时又是缠足与不缠足并存的时代。此种情况又为明初人所记载之事证实。不仅西浙妇女不缠足者曳草鞋，同时有淮西妇女不缠足的例证。明时曾下禁令规定，贱民阶级的女子不得缠足。《浙江风物志》记载，浙江东南部地区明文规定“丐户人家男子不许读书，女子不许缠足”。结合宋代“花靴弓屧穷极金翠，一袜一领费至千钱”的记载，推知缠足是费事又费钱的高消费。到了明中叶以后，学者胡应麟在其所著《采菲录•正编识小录》中探讨缠足问题“，宋初妇人尚多不缠者，盖至胜国而诗词曲剧亡（无）不以此为言，于今而极”。“至足之弓小，今五尺童子咸知艳羡。”可见此时明朝的裹脚之风已流行到了各个阶层。究其原因，可以清晰地看出一种文化的发展扩大，上层社会所追逐的渐渐影响至整个社会的流行。这种从上层文化至各阶层的文化扩散并不鲜见，如佛教在汉代传入我国，首先由皇帝、皇族接受传播进而发展扩散成为一个遍及国家各地的宗教信仰。

而从缠足原因来看，不容否认是女子地位低下的表现，妇女自失掉经济中心地位以后，渐渐变成男子的被征服者，更渐渐成为男子唯一的玩偶。于是“楚宫之腰”诸凡取悦男子的玩偶，都随男子的意旨发现了。而缠足之发生，或者也不外此例。同时中国礼教最主张“男女有别”，缠足风俗孕育了“三寸金莲”，使男女之别极端化。女子在社会地位上相当于男子的附属品，儒学在明代经过程朱理学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逐步达到了巅峰，而礼教所宣传的“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贞节观念，从来看得很重。程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盖女子缠足以后，即不便于奔驰，故缠足乃所以弭淫。《琅环记》中卷有一段话“：本寿问于母曰‘：富贵家女子，必缠足何也？’母曰‘，吾闻之圣人重女，而不使之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阈之中。欲出则有帷车之载，是无事于足者也。圣人如此防闲，而后世犹有桑中之行，临邛之奔。’”观此可知缠足一事，乃是圣人借着重女之名，而为防闲的一种工具。《女儿经》上说“：为甚事缠了足？不是好看如弓曲；恐他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清苑的歌谣说：“裹上脚，裹上脚，大门以外不许你走一匝。”观此则缠足乃是约束女子的一种工具。即使后来当缠足文化普及后，宫中女子禁止缠足，“禁掖中凡被选之女，一登籍入内即解去足纨”也只是为了“取便御前奔趋”，一方面说明此时社会上缠足已成为普遍现象，亦说明女子地位的低下，缠与不缠皆在于以男性是否方便为准则。因而在这种大范围的文化要求、社会追求下缠足的普及成为不奇怪的事实。

二、清代满汉缠足区别与风气

清朝是中国帝制史上最后一个朝代，同时也是专制主义、传统礼教观念更为严苛的时期，缠足作为评判女性的标准为社会所广泛认同接受，文化界甚至有很多作品专门来谈论赞扬。文人李渔在其《闲情偶寄》中甚至将小脚的玩法归纳出了48种之多，如闻、吸、舔、咬、搔、脱、捏、推等。辜汤生先生曾发表关于审美的一段说话“：中国女子的美，完全在乎缠足这一点。缠足之后，足和腿的血脉都向上蓄积，大腿和臀部自然会发达起来，显出袅娜和飘逸的风致。”这些病态的审美实质上是把女子当作男人们随心所欲的玩弄物了，同时，也为缠足成为普遍习俗而推波助澜。妇女缠足在此可谓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社会各阶层的女子，不论贫富贵贱，都纷纷缠足。甚至远在西北、西南的一些少数民族也染上了缠足习俗。与此同时，女子小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崇拜与关注。这一时期，脚的形状、大小成了评判女子美与丑的重要标准，作为一个女人，是否缠足，缠得如何，将会直接影响到她个人的终身大事。此时对裹足的形状也有了一定的要求，与明朝裹瘦不同，清朝的缠足通常要掰折脚趾，折骨缠足以缩至三寸，而且还要弓，要裹成角黍形状等种种讲究，因而有“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说法。但即使这样，社会各阶层的人娶妻，都以女子大脚为耻，小脚为荣。因而为了生活以及符合她们从小被教育的观念，女性仍前仆后继地加入此项活动“，三寸金莲”之说深入人心，甚至出现女子因脚太小行动不便，进进出出均要他人抱的“抱小姐”。胡也频所著《小县城中的两个妇人》一文中有段女子自白“：可不是，男子喜欢小脚，我们就把脚缠得又窄又小，窄小得，至于不能走路。”这实实在在的话语，透露出女子的悲哀与无奈。

但与此相悖论的一点，此时的统治者即清政府对此的态度却并不是支持的。“顺治十八年以前，民间之女，未禁裹足。康熙三年，遵奉上谕，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员会议：元年以后，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该部议覆等因。于本年正月内，臣部题定：元年以后，所生之女，若有违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则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徙十。家长不行稽察，枷一个月，责四十板；该管督、抚以下文职官员有疏忽失于觉察者，听吏、兵二部议处在案。查立法太严，或混将元年以前所生者，捏为元年以后诬妄出首，牵连无辜，亦未可知，相应免其禁止。”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后，起初极力反对汉人的缠足风俗，一再下令禁止女子缠足。但此时缠足之风已是难以停止了，到康熙七年只好罢禁。这件事，一度被人们渲染为“男降女不服”，清兵入关，有“剃发令”，在武力高压下，汉族男子最后不得不屈服执行，故而男子剃发，被视为向清廷屈服的象征。与此同时，女子缠足虽也同样为清廷下令停止，但后来并未达到禁止的目的，由此可见缠足之风的根深蒂固。

有观点认为清代缠足屡禁不止，缘于清初多尔衮与明大学士金之浚的契约“十从十不从”中的男从女不从。清廷严禁八旗汉女缠足，对民籍汉女只是一般地禁止和劝诫，不好违约严禁。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即使是对八旗女子的禁止缠足，亦未完全禁止，以至于不仅汉族女子缠足成风，满族女人甚至也艳羡效仿。当风气已经转变为足以改变特权阶层的观点时，其强盛繁茂是不喻自明的。这种现象直到清末，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洞开后，在外来的文化和先进知识分子的不断呼吁声中，缠足的风气才非常缓慢地走向灭亡。不难看出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缠足人为地加强了两性之间的不平等，但缠足之风又是来源如此，政治方面、文化方面对女人的人格身份的无视，以至于扭曲了社会正常的文化，模糊了人类自身的面目。明清的缠足成为一种社会文化，对此的社会接纳、文艺赞叹不得不说来自于惊异的传统文化的扭曲。

作者：康乃馨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