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现代化先驱严修的建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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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台世界杂志》2014年第S3期

一、改革科举拟奏章，朝廷认可揽英才

1897年，正在贵州担任学政一职的严修通过实地考察，认识到传统科举制度所带来的人才贫乏现象已经相当严峻。而此时在北京，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正拉开帷幕。“以策论代替八股”的科举改革呼声渐涨。严修听闻相关消息后，并不完全赞同维新派的主张，认为改革应以选拔国家需要的人才为当务之急。他连夜起草了一份名为《奏请经济专科折》的奏折，上奏给了光绪皇帝。在这份奏折中，严修主张通过举办特科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他向光绪皇帝建议：以科举取士，应取懂时务者，其或通晓兴邦治国之利弊，或精通翻译、算学，或熟悉外事，或擅长发明，或精于测量，或胜任留学[2]204。为了与传统科举以示区别，他以“经济特科”指称上述科举取士形式。此外，他还提出打破录取名额限制，考试年限缩短为一至两年为期。除了经济特科取士，朝廷还应允许地方三品以上官员和朝廷四品以上官员连同同级学政联合举荐人才，举荐不限地域、不限人数，定期将举荐名单呈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如果被举荐之人才经过考试、面试后被认定为出类拔萃，举荐者可获得朝廷重赏，而被举荐的人才不论出身，一概破格迁升。最后，身在贵州的严修还考虑到一些潜在的国之栋梁可能会因为家境贫困、身处偏远、难于跋涉而失去为国家效力的机会，所以他建议朝廷对这些人参照举人入京赶考的标准发放同等数额的路费，甚至允许他们破例乘坐各地驿站的马车入京接受考核和任用。正在酝酿维新变法的光绪皇帝看到严修的这份奏折后，予以了充分肯定，朝中有关部门也对此极为重视。1898年年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出正式公文，决定采纳严修关于在科举考试中设立经济特科的建议，并正式允许和承认各地学堂开设经济科目。六个月后，总理衙门联合礼部一起向光绪皇帝上奏了《遵议经济特科详细章程疏》，该奏疏以严修的《奏请经济专科折》为基础和依据，详细列出了六条章程，规范经济特科，很快获得光绪皇帝御批。经济特科获得朝廷正式批准的消息传至各地，各地学堂纷纷将自然科学、外交、历史、法律、政治、外语等列为新的授课内容。严格来说，严修所提的经济特科与维新派提出的彻底改变科举制的主张有一定的差距。他只是以一名教育官僚的身份，完全站在清政府的角度，为国家培养、选拔人才作出了一项权宜之计，具有比较大的历时局限性，最后其改革计划也因的失败而被终止。尽管如此，以经济特科部分改革科举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打破了仅以八股取士的国家选任人才的局限，为天下英才参与政治和国家建设提供了平等的条件和环境，同时也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宣传、西方先进文化的传播以及近代中国新式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3]33。

二、改革书院立丰碑，孔孟西学共经纬

无论是建学堂，还是改书院，首要解决的问题是经费问题。学古书院在改革之前，每月的开支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个是善后局发放的月钱，另一个是省中藩库的月度补助款。这两项经费只能用于书院运作的最低限度保障，如果书院要添置仪器、图书，或者增加学生补助，只靠这一点儿经费是完全不够用的。为此，严修自掏腰包，为学古书院购进了八十多种中西图书，他还拿出俸银中的一部分对学院优秀学生给予奖励。除此之外，严修还发挥他的个人影响力动员贵阳城中教育界人士、政府官僚、社会士绅为书院捐款，而且效果不错，书院发展从此有了充足的经费保障。解决了经费问题，严修将调整师资及生源结构作为学古书院改革的第二项措施。严修对于书院各科教习以及山长的选择是非常慎重的。精通经史和汉学的绥阳宿儒雷廷珍，在黔中南一带德高望重。严修屡次登门拜访，欲聘其为书院山长兼经史教习，均被雷廷珍婉拒。但他没有气馁，只要一想起书院发展和刘备三顾茅庐的历史故事，他就会日夜兼程赶去绥阳劝请雷廷珍。最后，雷廷珍果然被严修的执着所打动，同意了严修的聘请。至于词曲诗赋的传统教学，严修主张就地取材，在当地广邀、聘请能人担任。但数学一科在贵州地区长期属于“绝学”，全省境内都没有一位精通者。于是严修只好电请好友张之洞，请他以湖广总督的身份在两湖书院中选出一名精通数学者来学古书院执教数学科。而在张之洞完成这项请托之前，严修亲自到书院任数学教习，负责督查和简单讲授数学科。此外，他还聘请到了曾经留学美国的祁听轩担任书院英文教习。每次祁听轩讲授英文课，严修也坐在课堂的最后一排认真聆听学习。严修对书院的改革，秉承的是经以孔孟之道、纬以西方科学的双重原则。除了传统经史子集教授，书院还合理安排了格致、英文、数学、时务等课程，并分课堂讲授。严修为了让书院学生及时了解正在兴起当中的维新变法和国家大事，利用自己在天津和北京的亲朋关系，特别订购了《时务报》、《申报》等进步报刊。他还结合这些报刊上的新闻内容，与学生分享对时局的看法。为了纯正书院学风，让学生能够在安定的环境下学习，严修经过反复斟酌后制定了《学古书院肄业条约》。条约规定：书院师生必以孔子为尊；学生应恪守礼法、尊师重道；学生之间应虚心讨论、明友讲习；义理之学究孔孟程朱；经济之学究中西并受等[4]259。该条约内容类似书院管理章程，因而也是近代中国新式学校的校规雏形。

三、南开学校谋筹建，严氏出资且出力

为筹设南开大学，严修南北奔波，不辞辛劳。天津在1917年以前没有一所大学是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高等教育十分落后。1918年，张伯苓与严修到美国考察访问。严修特别注意考察美国私立大学的创建情况。考察归国后，严修主动联系胡适、蔡元培等教育界名人，寻求他们支持在天津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他还在百忙无法抽身之际委派孙凤藻等人到各省拜访军政长官以及地方教育当局，和他们洽谈有关事宜。在沟通、联系、洽谈过程中，严修发现最大的问题、也是最紧迫的问题依然如早年的学古书院一样，是经费方面的问题。因为私立大学主要依靠社会力量共同捐资兴办，而在当时民国初年的社会大环境下，要做到这一点困难重重。所以《严修年谱》曾记载道：天津的三所严氏私立中学均是由严修家族出资兴建，唯独建立大学，所需资金甚巨，绝非独立出资便可胜任；幸而张伯苓校长携严修奔波于南北，集腋成裘，方促其成。从1919年开始，严修在张伯苓的鼎力帮助下，到全国各地募集建校款项。根据南开大学现有校史文献记载，严修的诚意和执着为当年南开大学的筹建创造了必要条件。他耗费四年时间，从曹汝霖、周子齐、梁士怡三人处募得四十万元，从军阀阎锡山处募得五千元，从前总统黎元洪处募得一万元，从陈光远处募得一万元，从徐世昌处募得八万元，从李馨处募得五十万元。募集大量社会资金的同时，严修也带领严氏家族为正在筹建中的南开大学捐书、捐地、捐款。从1919年到1924年，严修向南开大学个人捐赠三十余种书籍、数十种古籍、近十亩土地的地契以及数千美元现金。此外，他还在南开大学设立了奖学金，专门用于资助品学兼优的学生赴海外留学深造。例如从南开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开销就主要源于严修所设立的奖学金及其个人出资。在南开大学筹建完成之后，严修又致力于南开小学的建设。南开小学于1928年创办之初，严修为了学校建设发展得更好，约集天津的政商知名人士，主持商讨资金募集事宜。在《严修日记》中曾有记载：当日，张伯苓、金小泉、范竹斋、纪绵斋、王心容等人决定联合募捐，所得款项为日后南开小学建设发展打下了实基[5]2。总之，无论是南开大学还是南开小学，严修都为之奔波效力，充分体现他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先驱形象。

作者：郜攀峰单位：郑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