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因素在脱贫攻坚中的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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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大背景下，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大方略的落实中，语言因素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更是一个基础性因素。国家扶贫政策中有许多与语言文字相关的表述，国家语委、国家民委也出台了围绕脱贫攻坚的语言文字政策。从语言地理上来说，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语言/方言特征都较为复杂。语言作为资本，可以在改观教育劣势上发挥重要作用，并进而有助于改观就业和经济劣势，以达到扶贫脱贫的目的。统一的语言无论是从经济社会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是大势所趋，所以有必要在贫困地区加大普通话推广力度、实施语言文字精准扶贫的策略。与此同时，要注重语言/方言多样性的保持，构建和谐双语双言社会；而贫困地区的干部也有必要学会一些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重视语言因素的基础性作用，做好语言扶贫工作，将有助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真脱贫”和“脱真贫”的目标。

关键词：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普通话；语言资本；语言扶贫

一、引言

贫困，是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扶贫、脱贫、减贫，是联合国《新千年发展目标》的主要工作之一。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也是执政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使命。中国政府历来重视扶贫—脱贫工作，从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的成立到1994年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2011年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再到2016年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出台，三十年间，中央扶贫政策几经调整：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从“区域性扶贫”到瞄准贫困县、“整村推进”再到“扶贫入户”，而“精准扶贫”则成为当下的最新方向标。几十年来我国取得的扶贫—脱贫成就是巨大的，也为世界的消除贫困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和统计数据，1981年世界平均贫困率是42.15%，而当时中国的贫困率是88.32%；到2013年，世界平均贫困率是10.68%，而中国的贫困率则下降到了1.85%。

二、国家政策中的语言扶贫措施

⑤我国的大规模、系统式扶贫应该可以追溯到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⑥的成立。但在各类政策文件中，一直到了2011年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才首次提到了语言因素，即“五、行业扶贫（二十三）”中提到的“在民族地区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到了2016年的《“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与语言因素相关的政策表述多次出现，从而将语言因素在扶贫—脱贫方略中的作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具体的政策比如“建立健全双语教学体系”和“加大双语教师培养力度，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第五章“教育扶贫”第一节“提升基础教育水平”）；“加强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特困群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第五章“教育扶贫”第三节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等。2017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贫困村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将“积极推广普及普通话，帮助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明确为驻村工作队的主要任务之一。除了上述扶贫—脱贫政策中的表述，在2016年8月教育部、国家语委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中，“三、主要任务，（一）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2.加快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中指出“结合国家实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以提升教师、基层干部和青壮年农牧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为重点，加快提高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率”；在“四、重点工程，（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中又提到“与国家扶贫攻坚等工程相衔接，在农村和民族地区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2017年4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又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在“一、总体要求，（二）”中提到，“虽然我国的普通话平均普及率已超过70%，但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很不平衡，西部与东部有20个百分点的差距；大城市的普及率超过90%，而很多农村地区只有40%左右，有些民族地区则更低。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多青壮年农民、牧民无法用普通话进行基本的沟通交流，这已经成为阻碍个人脱贫致富、影响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制约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甚至影响民族团结和谐的重要因素。扶贫首要扶智，扶智应先通语”。在“一、总体要求，（三）”中又说，“要结合国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制定普通话普及攻坚具体实施方案，大力提高普通话的普及率，为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为文化建设提供强助力，为打赢全面小康攻坚战奠定良好基础”。2018年1月，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语委三部委联合制定了《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计划的制定宗旨就是要充分发挥普通话在提高劳动力基本素质、促进职业技能提升、增强就业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采取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精准的举措、更加有力的工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良好基础。计划提出了一个“目标定位”、四个“基本原则”和九大“具体措施”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计划将普通话普及率的提升明确纳入地方扶贫部门、教育部门扶贫工作绩效考核，列入驻村干部和驻村第一书记的主要工作任务，力求实效。综合人口、经济、教育、语言等基础因素和条件保障，聚焦普通话普及率低的地区和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将普通话学习掌握情况记入贫困人口档案卡，消除因语言不通而无法脱贫的情况，切实发挥语言文字在教育脱贫攻坚中的基础性作用。显然，提升贫困农村和民族地区群众的普通话能力和水平是实现知识学习和其他技能提升的核心要素之一，在此基础上贫困群众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脱贫。上述文件和政策，必将会为国家扶贫—脱贫方略的实施提供切实的语言层面的保障。

三、特困地区的语言使用现状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出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脱贫工作的重点。它们基本都属于老（革命老区）少（少数民族地区）边（边疆地区）穷（瘠苦地区）地区，贫困程度较深，生态环境脆弱，普通话普及率不高、水平较低。本节就尝试从少数民族语言区和汉语方言区这两个层面来简略描画一下这些地区的语言使用现状。在这14个特困地区中，有11个地区是涵盖少数民族居住区的⑧。具体说来，按照少数民族人口比例依次是⑨：（1）新疆南疆三地州少数民族人口占93%以上⑩，境内主要少数民族有维吾尔族、塔吉克族、回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满族、蒙古族、藏族、土家族、乌孜别克族、锡伯族、塔塔尔族等二十多个􀃊􀁉􀁓；（2）西藏少数民族人口占到90%以上，主要是藏族以及回族、纳西族、怒族、门巴族、珞巴族等；（3）四省藏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到了73%左右􀃊􀁉􀁔，主要包括藏族、蒙古族、羌族、彝族、回族、苗族、傈僳族、羌族等少数民族；（4）滇桂黔石漠化区少数民族人口2129.3万人（62.1%），有壮、苗、布依、瑶、侗等14个世居少数民族；（5）武陵山区少数民族一千一百多万人（47.8%），有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回族和仡佬族等三十多个少数民族；（6）滇西边境山区少数民族人口831.5万人（47.5%），有彝、傣、白、景颇、傈僳、拉祜、佤、纳西、怒、独龙等二十多个世居少数民族，其中有15个云南独有少数民族、8个人口较少民族；（7）乌蒙山区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20.5%，片区内居住着彝族、回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是我国主要的彝族聚集区；（8）大兴安岭南麓山区少数民族人口111.4万人（13.3%），有蒙古族、满族等6个世居少数民族，其中有达斡尔族、锡伯族、柯尔克孜族等3个人口较少民族；（9）燕山—太行山区少数民族人口146万人（13.3%），有满族、蒙古族、回族等3个世居少数民族；（10）六盘山区少数民族人口390.1万人（16.6%），有回族、东乡族、土族、撒拉族等；（11）秦巴山区有羌族等少数民族人口56.3万人（1.5%）。14个特困地区都涉及到汉族居住区，从语言地理上来看：（1）基本上覆盖了北方、吴、湘、赣、客家、闽、粤等几大方言区及其内部一些次方言区；（2）有好几个处于两大或几大方言区交界的地区，方言使用情形也就更为复杂，比如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六盘山区、秦巴山区、大别山区、乌蒙山区、罗霄山区、武陵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等。从上面的数据和分析可以看出，14个连片特困地区基本上都呈现出了语言或方言使用较为复杂的状态。

四、语言资本与经济发展

（一）语言作为资本在扶贫—脱贫中的作用语言，是一种资本（capital）。语言资本有不同的维度，比如可以归入文化资本［2-3］，也可以归入人力资本［4-5］。本文取其人力资本属性，即语言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能力。

（二）统一的语言与经济发展一直以来，许多不同学科的学者（比如经济学家、语言学家等）似乎都认同这一观点：语言多样性程度更高的国家往往比那些以单一语言为主的国家更贫穷。与语言以及其他文化因素（比如民族等）的碎片化相关联的，往往是社会的分化和冲突、低流动性、有限的贸易、不完善的市场以及较贫乏的交流。对这一论题较为系统和全面的分析可以追溯到Fishman［9］。此文基于前人研究的几份调查报告，分析了语言同质（统一性）或异质（多样性）与诸种社会—政治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总结部分，作者说道：“一般说来，比起语言异质性，语言同质性往往更多地与国家的‘好的’和‘合意的’特征相联。语言上同质的国家往往在经济上更发达，教育上更先进，政治上更现代化，政治意识形态上也更稳定和牢固。”又说：“具有统一语言和多种语言的国家所表现出的许多差别似乎也体现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别。”几年之后，Pool（1972）􀃊􀁉􀁖在Fishman（1966）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133个国家1962年前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最大本族语社区人数之间的关联，并指出：“一个国家可以具有任何程度的语言统一或语言分歧而仍然是不发达的；一个全民（或多或少）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国家可以在不同程度上或贫或富。但是，一个语言极度繁杂的国家总是不发达的或半发达的，而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总是具有高度的语言统一性。因此，语言统一性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经济发展是语言统一性的充分的但不是必要的条件（这是指描述上的，不是因果关系上的）。”二十多年后，Nettle［10］基于上述研究，提出了“费舍曼—普尔假说”（Fishman-PoolHypothesis），即认为语言多样性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种逆相关，而语言统一与经济发展则是正相关。Nettle（2000）的研究基本上证实了这一假说，但与此同时Nettle认为需要在解释机制上有所改进。Wang&Steiner［11］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发现，一般说来社会资本越高的国家越富有，而具有较高社会资本的国家在语言上也会呈现出较高的同质性。比如日本、荷兰、丹麦等就属于国内语言单一且社会资本指数高的国家，而印度和乌干达则是完全相反。这也可以看作是对“费舍曼—普尔假说”的证明。如果我们将目光从国家间转向国家内，从语言间转向语言内的方言，这一假说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成立的。刘毓芸等［12］的研究就表明：其他条件不变时，在同一方言大区内部，方言距离每增大1个层级，劳动力跨市流动的概率提高30%以上；不同方言大区之间，方言距离每增大1个层级，劳动力跨市流动的概率降低3%左右；劳动力跨方言流动的最优方言距离是跨方言区、但不跨方言大区。Falck等［13］探讨了历史的方言差异给当代经济交流带来的影响，跟刘毓芸等［12］的研究异曲同工。其核心发现是：德国当代的人口流动与方言间的相似度成正相关，这一关系有重要的经济学效应，即如果没有方言的屏障，德国的国内人口流动会比现在现实的情形高20%左右。Lameli等［14］利用相同的方言学材料，也得出了与之一致的结论。一个反面的证据是濒危语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即经济发展越好的国家或区域，语言濒危的速度会更快，换句话说语言一致的程度会更高􀃊􀁉􀁗。当然，除了对假说正面的证明，也还有些研究对这一假说持反对的意见。比如Sreekumar［15］、Gerring［16］等的研究。正如Galbraith&Benitez-Galbraith所说：“语言多样性、种族分化与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其争论也是开放的。”［17］具体到特困地区来说，可以据此做出如下论断：不同民族语言区和不同汉语方言区的民众提升普通话这一国家通用语的水平将有助于特困地区经济的发展。下文第五部分的论述也正与这一结论相合。此外还有三点需要特别指出：一是强调统一语言的重要性，并不是对语言多样性的否定，也不是要抑制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恰恰相反，从单语主义走向多语主义［18］以及双语双言社会的构建［19-21］，不仅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而且可以使通用语的传播和推广与语言/方言多样性这二者和谐共存。二是在提升全民特别是贫困地区民众普通话水平的同时，贫困地区的干部也应该学习一些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同说方言土语，能够让扶贫干部和贫困群众更好地打成一片，融为一体。所以，扶贫干部要用好土话，在用土话和贫困群众沟通交流的过程中，拉近与贫困群众的关系，赢得群众的支持和信任。”［22］三是统一的语言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概率性关系。即较低的通用语言能力并不一定必然导致贫困，否则就无法解释有些方言集中地区的经济也很发达的事实；但是对于贫困地区、贫困家庭来说，他们的通用语言能力往往是较低或没有的，而提升他们的通用语能力则有助于他们走出贫困。

五、提升普通话能力助力脱贫攻坚

如果上文的分析是成立的，那么增强贫困地区的普通话推广力度、提升贫困地区人们的普通话水平就是语言扶贫的核心内涵，对于扶贫—脱贫方略的实现和打赢“脱贫攻坚战”就具有着重要作用􀃊􀁉􀁘。

（一）提升普通话能力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还有30%即四亿多人口不能用普通话交流，尤其是在农村、边远地区和民族地区􀃊􀁉􀁙。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永富在谈到贫困地区脱贫的难点之时就指出：“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不会说普通话，他如果出来打工，或者是到内地做一些什么事情，交流有难度。”􀃊􀁉􀁚显然这一论断也是适用于汉语方言区等其他贫困地区的。此外，“普通话的推广有利于降低沟通交流中的不确定性，促进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容易形成团队合作，扩大创业者之间的‘学习效应’，推动进城务工人员创新创业”［23］。大量研究表明：（1）语言上的差异往往会阻碍劳动力在市场中的流动；（2）在一国内部，会说通用语者比只会说本族语者收入要高；（3）双语教育与经济收入之间基本呈正相关的关系［24-27］。其中，Tang等［27］的一份研究就指出，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地位滞后是因为其教育水平的滞后，但是作者们通过《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等大量第一手数据证明：少数民族（特别是维、藏）与汉族的教育水平相差无几，而影响少数民族就业和收入机会的更重要原因是普通话能力的薄弱。因此，改善民族平等的先决条件之一是普通话在少数民族群体中的推广与普及。为了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应当强化汉语教学。许多学者也都指出，“重视民族语文，抓好双语教育，在社会扫盲、普及文化、提高普及义务教育效果方面十分显著”［19］。双语教学在提高民族地区的文化水平、促进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20］。况且，用普通话扶贫，用扶贫推广普通话，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28］。因此，对于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来说，提高普通话的普及率，提升当地人们的普通话水平，实施语言文字精准扶贫的策略，将非常有助于当地扶贫—脱贫工作的开展以及扶贫—脱贫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在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新形势下，掌握普通话已经成为我国少数民族群众的一种重要能力，对于其脱贫致富具有重要意义［29］。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该施行何种语言教育政策这一议题，笔者更倾向于在综合考虑当地师资力量、经济产业结构、语言的资源性、语言的身份认同性等参项的基础上，采用分阶段教学的策略，即初级阶段的教学可以使用少数民族的母语，随着教学阶段的提升，逐渐过渡到母语和普通话的双语教学，而似乎不宜采用所有学习阶段的教学语言都是普通话的“一刀切式”策略。构建和谐的双语双言/多语多言社会，应该是理论与实践上的指向所在。对于汉语方言区的特困地区来说，加大普通话推广力度，提升当地人的普通话水平同样具有基础性作用。因为方言差异会阻碍劳动力的市场流动，只会说方言者的经济收入也往往要比会说通用语者要低［12，30-32］。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说一推广普通话就能促进经济发展，而是有个普及程度的问题。比如卞成林等［33］以广西2011—2015年普通话普及率、人口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率、贸易依存度等数据为样本，得出结论认为广西普通话普及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二次曲线关系，普通话普及率存在最低有效规模，且广西这一最低有效规模为60%—63.8%。即要使普通话推广对经济发展产生正面效应，就必须保证普通话普及率大于60%。这一研究具有很强的启示价值。多次强调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扶志就是从思想观念、信心毅力和志气勇气方面帮助被帮扶者；扶智就是从文化水平、知识素养、智慧能力方面帮助被帮扶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中提出的“强国必先强语，强语助力强国”“扶贫首要扶智，扶智应先通语”的方针策略是必要而恰当的。

（二）提升普通话能力助力脱贫攻坚的实例􀃊􀁉􀁛在实际扶贫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就将掌握普通话作为一个重要的扶贫手段，比如云南泸西县白水镇全镇已经把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培训列为精准扶贫的一大举措，为畅通语言交流搭建平台。由专业教师长期担任教学和辅导工作，开展各种培训学习，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让普通话在少数民族村寨推广开来，消除少数民族语言交流障碍，实现与外界语言、文化、思想的融合，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以精准教育助力脱贫攻坚􀃊􀁊􀁒。四川凉山州则通过教习普通话，加强技能培训，来帮助贫困群众增长见识、增加知识，掌握脱贫致富的方法与技巧，获得追求幸福生活的信心、能力和勇气􀃊􀁊􀁓。甘肃省教育厅则围绕语言文字精准扶贫，提出了“一抓两促三支撑”工作思路，以此提升农村普通话水平􀃊􀁊􀁔。正如郭龙生所指出的：“将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的推广程度纳入贫困县脱贫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之中，必然会有效促进语言文字的精准扶贫，也会有利于尽快提升贫困地区的社会文化程度，从而在经济脱贫过程中实现教育脱贫、文化脱贫，达到最终‘脱真贫’和‘真脱贫’的目标。”［34］

（三）提升普通话能力的措施提升贫困地区人民的普通话水平和能力，可以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用力［28-29，34-36］：1.在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教育”的同时，加强幼儿园、小学阶段的普通话教学，让普通话成为人们的日常使用语言，同时增进教师的普通话培训和能力水平。2.结合当地产业发展的需求，在农村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中增加或强化对不具备普通话沟通能力的青壮年的专项培训的内容。3.外来务工人口较多的城市将外来常住人口纳入本地语言文字工作范围，将普通话培训纳入职业技能培训。4.参加扶贫对口支援工作的省市和企业，将推广学习普通话列入援助计划，提高受援地方青壮年与社会交流、自主就业的能力。5.广播电视是人们学习普通话的重要途径，借助广播电视“户户通”推进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6.开发定向教材，开展推普周定向支持。2018年5月，教育部、国家语委在京2017年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状况，教育部语用司、语信司司长田立新谈及语言扶贫过程中采取的相关举措时就提到：为了更好地指导农村和民族地区学习普通话，6月将出版教材《千句普通话沟通你我心》；将在第21届推普周活动中，在11个西部省区对30个国家级贫困县给予重要支持。7.开发语言文化资源，抓好重点活动。有计划地进行贫困地区语言文化资源的整理、整合、转化和利用，开发贫困地区语言文化产业以及人文旅游，推动贫困地区语言文化资源的可持续性价值转换。开展与普通话相关的重点活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贫困地区民众学习普通话的热情，比如定期举办经典诵读、演讲、讲故事等语言活动。8.构建语言扶贫志愿者服务制度。可以尝试有计划地组织大学生和研究生开展到村、到户、到人的跟踪滚动式语言志愿者服务。同时依托在线语言服务平台，把面对面服务和远程在线服务相结合，形成立体长效的语言志愿者服务体系。

六、结语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不管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贫穷国家，都面临此问题。贫困问题是一个涉及到许多方面的系统问题，比如收入、食物、教育、医疗等。贫困问题的解决无疑需要多维路径、多方努力，而语言就应该是其中的重要考量因素之一。在日常生活和公共决策中，语言因素往往因其“大隐隐于市”而被人习焉不察。但是在许多情形下，语言因素却往往是社会—经济发展中边缘性和脆弱性的症结之一。就扶贫—脱贫方略来说，处理好各种语言问题，利用好语言因素的积极作用，以语言文字精准扶贫为重点提升贫困地区的普通话水平，无疑会帮助相关部门和组织在实际项目中减少贫困。语言文字精准扶贫是“真脱贫”“脱真贫”的核心途径之一，因为“通语是脱贫攻坚的治本之策”［37］，“通过对现有的贫困劳动力进行语言扶贫，有助于提高他们战胜贫困的能力，也有助于培养他们永久脱贫的能力；通过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中小学生进行语言扶贫，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更强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消除下一代再陷入贫困的人文诱因”［35］。语言扶贫必将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发挥好语言因素的作用，就需要有一些合理而系统的语言规划，比如国家通用语言的进一步推广、合理而有效的双语教育政策等。一个好的语言规划，对于贫困的减少甚至消除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38］。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好的语言规划可以在消除绝对贫困和饥饿、接受基本教育、减少婴儿夭折、孕妇健康、减少传染疾病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39］。最后需要指出，本文的考察显然是初步的、尝试性的。在“语言与贫困的关系”这一大议题之下，在国家“脱贫—扶贫”这一大背景下，还有许多问题尚待探讨，比如贫困对于贫困地区儿童语言能力的影响［40-41］，语言因素在教育、医疗和政府管理等方面的作用［42］，等等。此外，要真正了解和发挥语言因素在国家脱贫—扶贫方略中的作用，还需要大量的实地调研和考察。这些应该就是下一步亟待研究的议题。

作者：王春辉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