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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哲学语言学的提出是建立在对语言相关问题的哲学思考基础上的,它是语言学研究体系创新的理论根基。国内外学界对哲学语言学体系的建立,特别是在其研究必要性、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等方面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目前亟需对哲学语言学的现有研究作进一步梳理,将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当代西方语言哲学进行有益互补,构建合理的哲学语言学体系。
[关键词]语言学;语言哲学;哲学语言学
近年来,语言学研究的各种哲学视角不断涌现,说明了语言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密切。但多数学者的关注点主要放在现代西方语言哲学上,并试图将语言学理论研究嫁接到现成的语言哲学基础之上。此类尝试大多难成正果,因为他们忽略了存在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之间的语言学部门哲学———哲学语言学。哲学语言学可以作为理论语言学的源头,是对语言相关问题给予的哲学思考,也是语言学研究体系创新的理论根基,这在国内学者陈嘉映、吴怡等有关语言哲学著述中都有提及,在以钱冠莲、王寅等为代表的语言学学者那里也均有相关说明。然而,目前国内外无论是哲学界、语言哲学界还是语言学界,对哲学语言学体系的建立,特别是其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尚未取得一致见解,未能形成公认的系统性理论成果。目前亟需对哲学语言学的现有研究成果作进一步梳理,将语言学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当代西方语言哲学进行有益互补,构建合理的哲学语言学体系。本文拟从建立哲学语言学的必要性、其研究对象与方法等方面对以上问题给予探讨。
一、语言学、语言哲学与哲学语言学的关系
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主要研究语言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它按照科学研究的方法和规则,对语言经验事实进行概括、整理,从而发现语言一般规律,建立起科学的语言知识体系。在语言学成为独立学科之前,语言一直是哲学讨论、思辨的对象之一,语言研究寓于哲学研究之中。语言学成为独立学科以来,近百年的发展亦得益于哲学的发展。随着语言学研究的拓展,特别是当下语言哲学理论的介入,语言学中的新问题不断涌现。如何重新整理、总结乃至拓展迄今的语言学研究成果,使之进一步理论化、哲学化,已成为当下重要的研究论题。哲学,按照国内学界的宏观界定,是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表现为哲学家所建立的各种思想体系,具有高度概括性和普适性。按照一些国内学者的看法,语言哲学似乎可以概括为“研究语言学与哲学共同规律的科学,它属于交叉学科。”[1]10但从语言哲学的来源上看,这种提法未免过于表面化,因为现代西方语言哲学肇始于哲学的语言转向,是哲学从本体论发展到认识论,再转向语言追问的一个历史演进过程,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和哲学两个学科在一点或多点的交叉。虽然哲学的语言转向被一些语言哲学家们称作“哲学上的哥白尼式革命”,但语言哲学并没有脱离哲学母体。由于语言哲学为语言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语言学近年来在理论创新方面不断取得可喜的进展。语言哲学的各种理论,也在语言学成果不断积累的基础上更加丰富起来,特别是在结合语言科学前沿成果及语言学交叉学科的研究成果之后。将哲学语言学看作语言学与语言哲学的交叉学科,就等于承认了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相对的学科独立性。这对语言学而言是无可争议的,但对语言哲学来说,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否合法是令人怀疑的。首先,它是由哲学转向语言而产生的,其最终目的是澄清哲学命题的意义合理性问题。因此,不管它对传统的哲学问题抱怎样的拒斥态度,最终还是要澄清认识论中语言表达的混乱问题。其次,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在其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学说林立,既有英美的逻辑语言分析哲学和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又有欧洲大陆的存在论语言哲学,还有结构主义等后现代语言哲学思潮。在这种复杂的态势下,语言哲学难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确立其研究对象与方法,也就难以构建其相对固定的学科体系。作为语言学学科部门哲学的哲学语言学,其概念的提出及相关研究的开展源于哲学对语言问题给予的深层、持久关怀与影响,较早见于美国学者万德勒的《哲学中的语言学》[2],以及国内学者潘文国的文章《语言哲学与哲学语言学》[3]。它属于应用哲学的范畴,与通常意义上的语言科学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二者主要研究对象都是语言,区别在于二者的研究侧重点和方法不同。语言学学科作为一个整体,既应该对语言的局部和细节问题进行研究,也应该对语言的一般和普遍问题进行研究。但在当今泛技术化时代,语言学研究往往侧重前者,后者因其理论性、抽象性、离实用性较远而没有得到应有关注,而这正是哲学语言学所要肩负的使命。
二、建构哲学语言学的必要性
哲学语言学作为语言学部门哲学基础理论,是语言学学科理论的奠基性组成部分。那么,哲学语言学为何难以在语言学理论体系中固定下来并得到学界认可?这需要我们从以下三方面对哲学语言学的必要性加以认识。第一,已经发展起来的语言学体系。尽管人们对其哲学基础及理论来源有所了解,但这种哲学基础的作用往往属于启发式、借鉴式。哲学理论的作用在广泛意义上是高度理论化、抽象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启迪作用是面向一切可以给予理论启发的对象的,因此很难将某种广义哲学理论在语言学的学科体系内固定下来。以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为例,其哲学来源可追溯到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是认识论形成之初两个对立的哲学派别,它们引导着人们在各个具体领域对世界的认识过程、认识方式,对语言的认识只不过是众多认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虽然人们在论述某种语言学理论时总会追问其哲学来源,但很少去深究这种来源的原初宗旨,认为那是哲学学科感兴趣的问题。第二,由于哲学语言学特有的理论性与各种语言实践特有的应用性之间存在一定距离,在强调“应用价值”“市场效应”“社会作用”等占主导地位的国内科研领域,学科基础理论研究往往因为不具备以上价值而被忽视,造成学术研究的理论基础薄弱、底气不足,更遑论作出理论创新。因为按照语言学学科内部结构关系的划分,语言的应用研究应以语言学的学科理论———普通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后者又要以语言学部门哲学基础理论———哲学语言学为基础。因此,抽去了理论基础的基础,语言学的应用研究———包括目前热门的神经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就失去了支撑的根基。第三,由于对语言学科学性的强调,语言学研究往往忽视或忘却语言的哲学性,忽视对语言学研究成果进行哲学反思的必要性。随着语言科学研究的系统化、前沿化、复杂化以及一些交叉性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哲学语言学承担着对语言科学各类研究成果的理论反思与批评。因为各门具体的语言科学研究是形成有关语言知识、思想的,而哲学性语言反思是对这些思想或知识的反思与批评,这正是语言学家们最容易忽略的。总之,加强对哲学语言学的研究,建立语言学部门哲学研究体系,首先可以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不可缺少的指导思想。语言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是现实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它离不开语言观、世界观、宇宙观等方面的宏观指导,而这种指导需要通过专门的哲学语言学研究来实现,这对语言学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层次提升是十分必要的。其次,哲学语言学是哲学与语言科学之间的桥梁。它不仅把哲学相关理论应用于语言学学科,发挥其应有的理论指导作用,而且可以使相关哲学理论与方法得到语言实践的检验,使相关的哲学理论研究得以完善、发展。
三、哲学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方法
在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思潮的影响下,语言学研究中的哲学论题与研究方法已成为国内语言学研究中的理论前沿。但国内学者江怡、陈嘉映、钱冠连、王寅等都注意到,语言学界对语言哲学的关注往往由于对语言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问题指向、思维方式等方面缺少必要的了解而难以切中要害。[4]8-10实际上,确立哲学语言学研究的对象与方法,不得不面对两方面困境。首先,哲学语言学与语言学、哲学虽然关系紧密,但并不能将哲学语言转向之后广义上的语言哲学研究内容照搬过来。其次,哲学语言学研究很容易陷入两个误区:一是将哲学当作最终的目的取向,将语言当作纯粹的工具手段,这是语言哲学家们最容易深陷其中的;二是过分强调语言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而将语言的哲学本性和哲学的反思追问方式拒之门外。即便引入哲学的价值观及方法论,也往往与语言科学貌合神离,造成语言和哲学互不相容的“两张皮”现象。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思潮派系繁杂,宏观上有英美分析哲学和欧陆存在论语言哲学之分,二者又可以进一步区分出逻辑实证主义学派、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生存论语言观、哲学解释学等语言哲学思潮。[5]139-140然而,抛开语言哲学语言视角的多样性、复杂性,仅就各家各派研究过程而言,特别是其研究对象和方法,无一例外都包含语言科学元素和语言哲学元素。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出以下两种典型模式。第一,立论基础是哲学性的,但具体问题的展开及研究方法是科学性的,所得出的结论是指向语言科学的。比如,引领当代语言学发展的几个关键人物,如索绪尔、乔姆斯基等人的研究就可以按此思路来理解。索绪尔的语言学体系的基础是结构主义认识论,在具体研究的展开过程中采取的是实证科学研究方法,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语音、语形、语义、句法等语言自身的内在问题。第二,直接从具体的语言分析入手,所针对的对象和采取的研究方法都是实证科学性质的,所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具有哲学意义的。比如,前期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所体现的分析方式与分析对象就是按照这一思路进行的。同样,海德格尔在对“在”或“是”词源学考察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独特的生存论语言观。具体而言,哲学语言学需要侧重的主要研究问题包括:(1)语言学研究为什么要涉及哲学问题与方法?在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的大背景下,如何区分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二者作为相对独立的领域,其交叉、结合的深层依据及结合的有效途径是什么?(2)语言学部门哲学体系建设中关于语言本质、语言与思维、语言与存在的关系等具有哲学性质的问题;意义、句法、语用、翻译等语言学共相问题;相关语言学理论的逻辑地位和验证方式等。(3)哲学语言学作为语言学部门哲学的方法论问题。既要以哲学的一般方法论为指导,又要借鉴、吸收语言科学已经成熟的方法论,如结构主义方法,语义分析、语用分析方法等。就研究方法而言,语言科学研究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既是实证的,又是思辨的,二者不可或缺。只综合而无分析,或只实证而无思辨,就会流于表面,导致实证主义偏向。克服这种障碍的有效办法是从哲学语言学中汲取思辨、理性的力量。在语言学部门哲学研究中,不论是借用哲学的还是语言哲学的理论、方法,抑或将研究指向语言哲学本身的论题,如果不能摆脱目前在语言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经验主义知性思维方式,代之以理性、反思的哲学思维方式,便很难取得广阔、深入、合理的理论视角,提出有价值的研究思路。如果不加鉴别地将哲学和语言哲学中的概念、方法直接移入语言学部门哲学体系研究中,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我们必须对相关哲学的主要问题、致思取向、提问方式、论述方式等有深厚的体悟,才有可能作出理论创新。
四、结语
在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之间专门开辟出哲学语言学这一起纽带作用的语言基础理论分支,为语言科学的发展寻求合理的哲学基础和创新视角,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哲学语言学的确立首先是“亲语言”的,因为它的目的是为语言学的科学研究提供哲学理论保障。同时,语言内部问题的研究(包括语音、语义、句法等),语言学交叉学科的研究(包括神经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计算机语言学等),以及语言的应用研究(语言习得、语言教学等)方面取得的成果,都可以作为哲学语言学反思的对象,因为哲学反思最基本的对象就是科学认识的结果,是对语言科学研究中得来的“认识”的再认识、“思想”的再思想。
[参考文献]
[1]杨生平.语言学、哲学、语言哲学及其关系[J].外语学刊,2007(3).
[2]万德勒.哲学中的语言学[M].陈嘉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潘文国.语言哲学与哲学语言学[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3).
[4]钱冠连.西语哲在外语界的传播与未来的发展[J].外语学刊,2008(2).
[5]李海平.论意义的语境基础[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6.
作者:李海平1;赵静1;郑溟2 单位:1.吉林大学,2.东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