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话语和政治话语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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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山》2017年第6期

【摘要】作为延安时期的重要文学理论家，周扬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解读常被视为他最大的功绩。他不仅从理论上对《讲话》进行了疏通，也从以文学实践贯彻着《讲话》核心原则。虽然长久以来，周扬身上的政治色彩远高于文学色彩，但他对《讲话》的解读仍然是从自己的文学理论倾向出发的。他的解读并不是简单的语义重复，而是完成了《讲话》从政治话语到文学话语的转换。本文将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梳理周扬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关键词】周扬；《讲话》；延安文学

一、周扬的文论家底色与《讲话》的政治化背景

作为一名“思想的‘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周扬一贯是作为一个政治色彩比文学色彩更加浓厚的文学理论家被提及的。政治上的地位让我们经常容易忽略了他作为一个文学理论研究者的知识分子底色。他关注苏联文学，对苏联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理论在中国的引入做出了贡献。在《关于文学大众化》等文章中，他的文学观念与后来观点的不谋而合。应该说，他后来的一些理论不能被完全当做对政治当权者的迎合，其中也显示了他自身的文学倾向。周扬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简称《讲话》）的解读常被视为他一生的最大功绩。《讲话》虽然在发表后被视为指导文艺发展的重要准则，但它的出发点与文艺本身并没有很大的关系。“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为了解决延安文学界的“自由化”问题倾向而召开的。为了有效指出问题、达成政治目的，《讲话》所使用论证方式简单直接，是一种比较明确的政治话语。在思想还未完全在党内确立地位的当时，周扬的解读并不是简单的语义重复，而是完成了从政治话语到文学话语的转换，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赋予了《讲话》合理性和权威性。

二、周扬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理论疏通

《讲话》发表后，周扬虽没有专门发文对它进行阐释，但他这段时期的所有文章几乎都与《讲话》有着明确的对应或承续关系，可以作为对《讲话》的理论疏通，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

1.对文艺自身特殊性的关注

《讲话》强调的中心问题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文艺作品始终被当作政治的附属品。《讲话》结论部分一开篇就提出了“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的问题。指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那么，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是文艺理论的根本前提。认为，文艺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种武器，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仅仅是从属于“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周扬的论述虽然未能脱出文艺为政治服务（这其实也是他自己本来的观点）的框架，但他并没有放弃对文艺自身的特殊性的强调。虽然文学要服从于政治，但它“是以自己的特殊姿态去服从政治的”，而这种特殊的姿态就是“形象的手段，一定的观察和描写生活的方法，组织经验的一定过程”，其中具有某种“复杂性”。在《讲话》中几乎被完全忽视的文学艺术自身的活力在周扬这里得到了一丝喘息的机会，形象、描写方法等形式上的问题重新得到了强调。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法，即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上，周扬同样站在了文艺的立场上。在那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这两者之间，他明显侧重于“普及”。他认为，由于现实环境和文化水平的限制，工农兵迫切需要“普遍的启蒙运动”。无论如何，二者都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但周扬的立场则截然不同。他认为，普及一方面提高了老百姓的文化程度，但它同样“能够使原是知识分子为主的艺术在工农大众的方向和基础上来逐渐改造和提高”，所以，“普及不只是量的问题，也是质的问题，不只为新文艺提高对象，也为它提高主体”。虽然依然强调“工农大众的方向”，但他却扎扎实实地落脚在了文艺自身的发展上。周扬在文艺与大众之间找到了平衡，即二者是互相促进的。可以看出，重视文艺只是为了革命，而周扬则是“为了文艺的发展的思考”。在政治观点上保持一致的基础上，周扬站在了一个文学理论家与知识分子的立场。

2.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语境的引入

作为一名政治领袖，在论及文艺问题的时候，难免欠缺一些理论上的连贯性。周扬的再阐释则将的理论观点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背景和中国新文化发展的历史语境中。比如在文艺“为什么人”这个问题上，周扬就将它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贯通，提出强调艺术为政治服务只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规律而已。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语境下，这样的论述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在《讲话》的第四部分，提出了延安文艺界的两类问题，一是阶级性问题，二是“写光明还是写黑暗”问题。阶级性问题即一些文学家提出人性是普遍的、爱是普遍的，则强调“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周扬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首先把这个分歧划归为“文艺与文艺批评上马克思主义方法与非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分水岭”，再提到延安的超阶级人性论事实上在中国新文学中也有着它的历史，而这种观点已经被鲁迅驳斥过了。由此，周扬一方面将问题引入更宏大的理论和历史语境中，另一方面又借鲁迅之口再一次肯定的观点。在“写光明还是写黑暗”问题中，《讲话》的说法也比较直接。在驳斥一些延安的文学理论家观点时，说“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一句话就把王实味、丁玲这样的作家推上了绝路。此时，周扬发挥他的苏联文学理论研究背景，提出旧的现实主义在揭发现有社会制度的缺陷之后并没有指出新的出路，但革命现实主义则“在否定旧的东西中，肯定了现在；否定既有的东西中，肯定了将来”。因此，既然我们处在一个光明与黑暗搏斗并“趋向于永久消灭光明”的时代，依照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自然要更多地去表现光明了。通过将《讲话》中的观点引入更宏大的语境中，延安文艺的问题再不是个人的好恶或是一个地方的小问题了，它成了一个真正的文学问题，《讲话》的权威性及合理性也就上升了一个层次。

三、周扬基于《讲话》的文艺实践

应该说，《讲话》在主观上并不是一次理论探讨，而是的实践指导。《讲话》不断强调群众路线和实践本质，使得周扬的工作不可能停留在理论的阐释和建构上。创造出符合《讲话》精神的文艺作品，才是真正验证了《讲话》路线的合理性。沿着普及与提高的思路，周扬首先着眼在民间的旧艺术形式，组织了“新秧歌运动”。秧歌原本就是属于农民的艺术形式，作为农耕文明的重要产物，它已经在陕北这片土地上存在了千百年。以秧歌为基础打造“新秧歌”，是典型的“从工农兵提高，向工农兵普及”。1943年初，周扬亲自组织了一支150人的庞大秧歌队，进行巡回表演。到了1944年，春节秧歌已经非常普遍了，演出的形式包括秧歌剧、旱车、高跷等传统民间艺术形式，内容上表现生产劳动、军民关系、减租减息等革命中的现实问题。新的秧歌剧对旧的秧歌主要有两点改造：一是对恋爱主题的回避。旧戏剧中的恋爱主题被认为是封建色彩和农村生活单调的反映，而在新的农村条件下，“人民的生活充满了斗争的内容”，“恋爱退到了生活中极不重要的地位”。而这新的“比恋爱千百倍重要，千百倍有意义的主题”就是劳动生产与革命。第二是去掉了丑角。在根据地，当权者是工农兵和人民大众，丑角只能用来表现新社会的破坏者，但他们已经是没有丝毫积极意义的了。这一点与所提出的“写光明还是写黑暗”问题是相互对应的。在周扬的引导下，秧歌剧迅速发展壮大，“从1943年农历春节至1944年上半年，一年多的时间就创作并演出了三百多个秧歌剧，观众人次达八百万人次。”据统计，1944年边区有各类秧歌队949个，平均每1500人左右就有一个。这在当时可以作为文艺理论的有效证明，也得到了本人的高度评价。

四、总结

周扬通过对文学特殊性的强调、与马克思主义的连接、与历史文化语境的连接及秧歌剧的推广，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讲话》精神的合理性进行了证明，完成了《讲话》从一种政治话语到文学话语的转化。《讲话》能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被视为文学创作的不二准则，除了其发起者的政治地位之外，周扬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周扬对《讲话》的阐释是一种双向整合。一方面，周扬立足于文艺理论家的身份，不断地强调文艺自身特殊性及其发展道路。在周扬的论述中，《讲话》所提出的要求不仅仅是为了使文学更好地成为革命的工具，也可以让文学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在当时，《讲话》也并非没有受到质疑和抵触。在鲁艺，就有很多人“轻视普及工作”，“认为这些工作只是‘完成政治任务’，没有一点艺术创造的意义和价值”。周扬立足于文学自身的论述，也使得《讲话》在现实工作中脚跟能够站得更稳，他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讲话》精神进行连接也令《讲话》更可能在历史中获得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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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弛 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