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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的“党建扶贫”模式探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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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的“党建扶贫”模式探讨

摘要:通过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以整体搬迁方式让全体村民实现整体脱贫,过上富裕小康生活,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扶贫脱贫做法,同时也能发挥社会主义优势、以集体力量实行精准扶贫。文章分析柏洋村的扶贫脱贫历程和成果,借鉴其经验和做法,有助于其他地方加快扶贫脱贫进程,早日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

关键词:精准扶贫;“党建扶贫模式;整体脱贫;全面小康

一、前言

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P373)同样,长期关注扶贫开发工作,致力于中国减贫事业,他在2015年10月16日举行的“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主旨演讲中指出:“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在宁德地区任职时,根据宁德的贫困状况提出系列主张,形成《摆脱贫困》一书,在书中描述了当时宁德的这些典型特点:“闽东,交通闭塞,信息短缺,是小农经济的一统天下。商品经济的发展较其他贫困地区,显得更为步履艰难。人们说起闽东,便是五个字:‘老、少、边、岛、贫’。”[2](P1-2)在当时极其闭塞、小农思想盛行的情况下想尽快扶贫脱贫,显然容易脱离客观实际,因此提出要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提出扶贫、脱贫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场“持久战”。在《摆脱贫困》的《从政杂谈》篇中,提出:“我赞赏‘滴水穿石’的精神,赞赏默默奉献的精神,提倡干部埋头苦干,着眼于长期的、为人铺垫的工作。”[2](P3-4)他还非常重视基层党组织的堡垒先锋作用,指出:“党对农村的坚强领导,是使贫困的乡村走向富裕道路的最重要的保证。”[2](P159)“如果没有一个坚强的、过得硬的农村党支部,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就不能在农村得到具体的落实,就不能把农村党员团结在自己周围,从而就谈不上带领群众壮大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力,向贫困和落后作战。”[2](P159)可以看出,非常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认为要实现扶贫脱贫就要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作为扶贫开发事业的核心来抓,加强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二、柏洋村脱贫前状况

硖门畲族乡柏洋村地处福建省福鼎市西北部,原本地处偏远、交通不便,以汉族为主,也包括一部分畲族居民。全村地域面积11.5平方公里,上个世纪80年代初,该村辖有25个自然村、2700多人,70%以上的村民分散居住在以低丘陵为主、土壤贫瘠的25个小山包上,村落之间交通不便,每家每户单门独干,长期以来生活一直处于低收入状况。20年前,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600元,村财负债43万元。农民住的是茅草房、木瓦屋,人均居住面积只有16平方米,处于“一方水土难以养活一方人”的境地,是一个“无址议事、无钱办事、无人管事”的烂摊子,柏洋村成了硖门乡数一数二的“穷山村”。没有现代化产业,也没有规模化经营,自然条件不足严重制约该村的整体发展。借用当年去采访的一位记者的话,“1993年,柏洋村25个自然村犹如一把散沙分散各山头,村民居住在半山腰的茅草房中,村子唯一的产业就是几亩田地,村民靠着几垅山坡地,经常饱一顿饥一顿,个个穷得叮当响。虽说村里有果场,但村财已是负债连连。村里大量年轻人外出务工,不少土地被抛荒,那个时候的柏洋村被形容为‘家家竹木房、顿顿难揭锅’”。[3]这就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柏洋村村民的生活写照,可以说在改革开放后15年期间,柏洋村的发展实际上一直处于勉强够温饱的状况,不敢奢求小康。为使居住在偏远山区和海岛的农民早日摆脱贫困,中共福鼎市委、福鼎市政府自1994年后开始改变以往修路送粮的做法,提出整村推进的扶贫开发方式,引导村民搬离交通不便的居住地,实现异地脱贫。然而这个想法遇到现实中的难题:一是农户的积极性不高,很多农户宁愿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也不愿意离开小山村;二是缺乏资金和产业,即使搬迁到山下新居住地,农户没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仍然留不住人。因此,上个世纪90年代,柏洋村依然发展缓慢,农户生活难有起色。

三、柏洋村扶贫脱贫历程

梳理柏洋村脱贫扶贫的发展历程,大体上经历了蓄势待发、快速发展、转型升级这三个阶段:

1.蓄势待发阶段从改革开放一直到1994年,柏洋村不是没有发展,而是因为受到自然因素影响,发展非常缓慢,多数村民收入仅够温饱,个别贫困村民还可能因灾、因病等一夜返贫。1994年,在外经商的本村人王周齐被村民请回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带领大家脱贫致富。决定接过这个重担后,王周齐首先自掏腰包10万元,无偿借给村里办水泥化肥经营部,同时村两委班子成员一致承诺,3年内不领分毫报酬。而后,针对柏洋村靠山接海,但人均耕地面积较少、农户分散经营、整体效益差的基本情况,村两委班子提出“集中土地、山海并进”的发展思路,解散村集体果场,将土地或转租或承包,推动经营权流转,同时成立大科农业综合开发公司(下称大科公司),以集中高效使用有限山地农田,300多位农民以入股、转包、租赁、互换等形式,把土地流转集中到大科公司。柏洋村田头自然村畲族村民钟昌鸾一家因此改善了收入,他将3亩承包土地转包给大科公司后每年可得到上千元租金分红。为了改变单一的农业产业结构,柏洋村还创办柏洋农业开发综合有限公司,鼓励和扶持群众大力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等特色产业,引种东魁杨梅,开荒种药材,改良无公害茶园,养殖弹涂鱼等。经过6年的辛苦运作,至2000年,柏洋村终于摆脱了贫穷,村民收入日益增多。脱贫后的柏洋村反过来吸引了那些曾经一味争着往城里走的年轻人,他们纷纷回到村里参加新村建设,成为新村建设的一支生力军,也让发展形成良性互动的格局。可以说,这个阶段为柏洋村后来的发展打下基础、储备了动能。

2.快速发展阶段进入21世纪,柏洋村村民生活日益富足,但村民依然分散居住在各个山头,生活十分不便。对此,柏洋村采取“整村推进、集聚产业”两大举措,实施两项计划:第一是新村建设,筹划将25个自然村陆续搬到山下,首先对田头、东溪、老虎岗等10个被人称为水、电、路“三不通”的自然村进行整体搬迁,在山下统一建设新村———永和新村。通过村居村道集中建设,腾出有限空间,再将空置流转集中起来的3500亩山地统包给一家农业公司开展现代生态农业经营,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第二是用地引企,腾出村公共用地建造厂房,先期免租金,吸引愿意来此投资办企的客商,走出一条以地招企、以企兴村之路,成立闽东首个村级工业区———柏洋工业小区。[3]随着“造福工程”和高速公路移民搬迁,柏洋村村民开始向中心村———永和新村聚居,傍山依路的永和新村正在形成一个颇具城镇规模的新聚住区。2002年,柏洋村开始建设企业园区,在前3年免租金的优惠政策吸引下,陆续招来9家企业,给本村村民创造了1300多个就业岗位。有了这些营生出路后,即便原先居住在山头不愿搬迁的村民也开始主动要求下山,落户到统一规划建设的永和中心村,全村有500多人就近实现转行就业。

3.转型升级阶段2010年9月,时任国家副主席到柏洋村调研,通过了解当地情况,提出:党员干部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主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增强带领广大农民共同致富的能力,找对农村经济转型升级之路,推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加快发展。柏洋村正是以此为发展之路的指导,组织党员和村干部多次赴华西村、大寨村、小岗村考察,瞄准未来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提出引进高科技企业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构想和尝试。通过多方协助,柏洋村引进北京钢铁研究总院法兰板项目,在这个项目的有力带动下,柏洋村形成新型材料、机械电子等产业集群。从2011年开始,柏洋村按中共中央的科学发展思路,着手实施“拓展空间、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新理念。村集体出资近8000万元,投资建设以大科生态农业园区为主体的柏洋农业科技产业园,该园区占地约3500亩,初步形成以该产业园为依托,集生产、加工、观光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农业产业化体系,如今这个产业园正成为柏洋村收入的又一新增长点。2012年,柏洋村开始筹划使用建设温福铁路时剩余的62亩弃土场,启动新村二期建设,安置了巨洋、岭坪、溪尾、甲染自然村等270多户1100多人。现在,柏洋村除了3个自然村尚未搬迁,其余600多户农家全部住上新房。按该村党委书记王周齐的说法,还将对几十户仍居住在山上的村民实行搬迁工程,悉数搬迁到山下的新建居民点,争取实现全村整体搬迁计划。从2014年开始,柏洋村开始新的转变———产业的转型升级,将今后发展重点转向发展生态旅游、服务业和文化产业。山上将建成3500亩的生态农业观光区,而山下建成500亩的工业企业集中区,公路沿线则建设500亩的农民住宅区(见图1)。除临近太姥山外,柏洋村周边还有杨家溪等4大景区,柏洋村就此筹划围绕生态旅游、服务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引进合适的项目落地。

四、柏洋村的扶贫脱贫成效

1984年,柏洋村村民年人均收入才200元,村集体欠债达到48万元,全村连温饱都难以解决,遑论小康生活。1993年的柏洋村,村民只依靠茶业、林地、海水养殖等收入,人均年收入不足600元。如今的柏洋村全村区域面积11.5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240亩,茶果园4350亩,滩涂养殖面积800多亩。村庄占地面积300亩,辖1个中心村和3个自然村,共749户5050人,其中畲族人口67户307人,占12.5%,另有外来人口2200人,全村2/3多的人口现已集中永和新村居住,人均居住面积达47平方米。主导产业发展成工业、种植业和滩涂养殖业。自2012年后,由于北京钢铁研究总院法兰板项目、柏洋农业科技产业园、新村二期建设等项目的建成和效益产出,全村产值和集体收入、人均收入实现井喷式的爆发,这可以从该村的一些主要经济数据得到体现:柏洋村产值和效益自从2012年以来呈现爆发式增长,这与之前的准确定位和科学规划密切相关。此外,该村已经开始把村财收入反哺于村民,开展各种公益补助和建设项目,在养老、助学、医疗、公共文体等活动方面有了越来越多的支出,让村民生活的更加舒适、顺心、惬意。同时柏洋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开展的整体搬迁也取得亮丽的成绩,集中居住产生聚集效应,柏洋村的基础设施也发生了根本性改观。该村还提出中长期规划,力争到2020年实现“三三一”工程(即实现工农业生产总值达30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万元,村财收入1000万元),努力把柏洋村建设成为“产业生态、环境优美、文化繁荣、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全国美丽乡村示范点。今后,柏洋村将按照“产城结合现代村庄”的发展思路,全力推进“大柏洋”发展战略,全面打造“三个区”(即山上生态休闲农业区、山下新兴环保工业区、公路沿线美丽住宅区)。柏洋村还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加快农民奔小康步伐为目标,以建设“生态柏洋”为主线,大力实施速生丰产林建设、高标准农田林网建设、绿色通道建设、丘陵岗地植被恢复建设等重点工程,在造林绿化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全村林地面积达10039亩。到2013年,全村村庄平均绿化覆盖率提高到60%以上,新建中心村绿化覆盖率75%以上,人均公共绿地面积8平方米,村域主要路、堤、渠绿化率95%以上,农田林网控制率在98%以上,宜林荒山、荒地绿化率在95%以上。初步形成“点上绿化成园、线上绿化成荫、面上绿化成林、村周绿化成环”的优美景观效果。柏洋村的发展成果成了“老边穷少”地区脱贫致富的一面旗帜,吸引着周边不少村民,他们也表示想加入柏洋村,一起走发展致富之路,村党委书记王周齐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村里土地、资源、市场都有限,不可能再引进企业。工业化的路子走完了,我想接下来该走第三产业的路子。我想办些大酒店、大超市、大市场,将来专门为村子周边的核电站、旅游区提供服务。不光为了我们村,也让周边更多的村民和我们一起改变,变商人、变创业者,让‘小柏洋’变成‘大柏洋’。”[4]从数据上看,对柏洋村启动扶贫开发30多年来,农民人均收入从1984年的人均年收入200元上升到2017年的24610元,村财从欠债48万元跃升为纯收入550万元,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十大魅力乡村”“中国小康明星村”。柏洋村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发展的缩影,也是按当年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时提出的“久久为功,滴水穿石”的扶贫精神体现,成为中国农村扶贫、脱贫的一个成功的案例。新农村建设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要把优秀文化的传承和文明乡风的培育抓起来。近年来,柏洋村先后投资近千万元,陆续兴建柏洋文化中心、柏洋文化礼堂和廉政教育示范基地(太姥清风苑)、农家书屋、柏洋文化宣传长廊、孝文化主题公园等新村文化宣传阵地,为丰富村民业余生活、提高村民精神文明提供了平台。今后,柏洋村将有机地把孝文化、廉政文化和畲族文化三种文化结合在一起,依靠文化宣传提高党员队伍和广大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丰富广大群众的精神娱乐生活,进一步建设更加和谐、文明、友好的社会主义新型示范村,展现柏洋新村的全新人文面貌。正因此,柏洋村先后获得全国美丽乡村示范点、全国文明村等20多项荣誉。自2014年以来,柏洋村每年吸引2万多人次参观学习,2015年更吸引了约4万人次到村参观,2016年参观人数增长至5万多人次,2017年参观人数达6万多人次,使得柏洋村今后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同时也让柏洋村的扶贫脱贫经验得到推广,有助于其他地方的扶贫脱贫工作的学习开展。正是在全面脱贫、精准扶贫、全面奔小康的时代大背景下,柏洋村以整体搬迁为导向,以党建扶贫为推手,以增加农民收入、壮大集体经济为重心,抢抓“福宁高速公路建设、福鼎市全面建设小康示范村和浙南产业升级转移”三大机遇,不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工业项目经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服务体系,改善投资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如今的柏洋村正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五、柏洋村扶贫脱贫的经验总结

通过对柏洋村调研,分析其扶贫脱贫取得显著成果的根源,有以下经验值得思考和借鉴:1.强化党组织建设,创建“五心”工作机制以党建为核心,引领各项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一是强化班子建设。继续深化和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成果,以“五心”为中心,加强班子与班子之间、班子与党员之间的团结。二是强化队伍建设。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专题教育活动,贯彻落实好“”、组织生活会、党员活动日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增强组织凝聚力、号召力。三是强化村务监督。严格落实“四议两公开”等制度,定期公开惠民政策、“三资”使用情况、项目进展情况等事项,推行“阳光村务”工程。2.牢记发展理念,抓好项目带动作用牢记“项目就是发展,项目就是效益,项目就是民生”的理念,始终坚定不移地把项目建设贯穿美丽柏洋建设的全过程。一是加强文化体育设施发展。今后将续建永和文化园项目和柏洋山地自行车竞赛基地,规划建设室内体育馆、畲族苑、百米浮雕世纪墙、水乡渔村休闲娱乐园、中国美院福鼎市柏洋写生基地和美化亮化等工程,同时,将现有的职工文化广场与孝文化主题公园相衔接,构造柏洋永和文化园,为村民提供休闲、娱乐、学习的优质场所。二是大力发展休闲旅游产业。引进福建省柏洋君连农民创业园有限公司,计划投资3000万元打造休闲农业观光旅游项目。引进福建省福宁农耕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计划投资5000万元打造农耕文化博物馆和植物园。3.抓好民生事业,不断推进民生改善始终牢记“民为本、民为重”,全力推进民生改善,把发展成果惠及全民。一是加强教育设施发展。计划投入50万元新建柏洋幼儿园教师周转宿舍,改善师生住宿条件,保障幼儿身心健康,打造优质的星级幼儿园。二是改善基础设施。争取“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计划投资110万元新建柏洋长园至瑞云村旅游公路,与瑞云美丽乡村和特色畲寨相衔接,形成农旅文化圈。三是加快造福工程搬迁。计划选址斗门头村作为柏洋造福工程三期(文成新村),占地面积50亩,总户数100户以上,逐步改善交通不便群众的居住条件,加快实现人口居住集中化、园林化、社区化。4.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继续做好保障兜底工作在国家规定的惠农政策基础上,柏洋村另外出台优惠措施,由村集体财政出资,承担所有村民“三险一金”(即新农保、新农合、人身意外保险和基本养老金)费用。另外,由村集体财政出资为本村261位60岁以上村民每月发放200元的养老补贴,还兴建了930平方米的孤寡老人安置点和1800平方米的老人公寓,对全村27户41位低保对象和孤寡老人进行集中安置。而专门设立的党员帮扶基金、教育帮扶基金,为60岁以上党员每人每月发放300元生活补贴,帮助72户特困群众甩掉贫困帽子,帮扶20多名困难党员子女上大学。同时继续解决好困难学生、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就学难问题。

六、柏洋村扶贫脱贫的“党建扶贫”模式探析

笔者对福鼎市柏洋村和寿宁县下党村等进行实地调查所了解的情况的确如《摆脱贫困》书中所言,这些贫困地区存在两大特点:第一就是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极其不便,使得当地资源禀赋无法提供给外界,自然资源丰富却因为交通不便而“先天性跛足”,当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长期处于落后停滞状况。第二方面又是由第一方面造成的,也正是由于经济社会文化长期落后停滞,青壮年人才进一步流失,无法留在本地区带动地区发展,留在这些“老、少、边、岛、贫”地方的往往是“老、少、弱、病、贫、残”等人群,缺钱少物,常年靠政府支持维持着温饱生活,更可能因灾、因病、因残、因学等返贫,在某种程度上,该地区的党组织和基层组织建设也处于停顿发展状况,人心涣散,缺少凝聚力。1988年秋天,在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时就下乡到宁德地区福安县的社口乡坦洋村调研,当时他最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更好发挥农村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二是怎么增加村集体收入。当时就特别强调:“农村党组织,是脱贫第一线的核心力量。经济搞上去了,党员的理想信念、先锋模范作用,都只能强化,不能削弱。”[5]针对在农村中存在着的“少数党组织落伍了、散伙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见了”等现象,明确指出:“为什么有的村党支部,说话没有力气,农民不愿听,那一定是因为这个党支部的作用已经是日薄西山。”“‘上头千条线,下头一根针’,只有把基层组织建设好,我们的各项工作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否则,上级机关的工作就只能是自我循环式的空转,忙来忙去只是瞎忙。”这是1990年6月,到罗源、连江、长乐等三县开展调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6]正因如此,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强调:“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7]曾经是最苦最穷的革命老区江西井冈山、黄河滩区河南兰考在2017年初脱掉了贫困帽,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正是在强有力的农村基层党支部和党员干部的表率带领下,凝聚起广大群众的斗志和力量,改变了贫穷的命运。2017年2月,到河北省张北县小二台镇德胜村考察时就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脱贫攻坚的火车头就是党支部。”[8]模式这一词经常被使用,大的如“苏联模式”“中国模式”等,具体的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宁德模式”等。1983年费孝通就对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和常州等被称为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通过自身发展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做了总结,提出“苏南模式”这一新概念,也预示一种新事物的出现,成为学术界研究和探讨的一个新热点。笔者认为模式是:在诸多现象基础上,通过各种实践,对经验的概括和提升,形成具有普遍性的一般方式,是解决某一类问题的范式和路径,也可以称为一般方法论。把解决某类问题的方法归纳提升到理论高度就变成模式,在英文中pattern(模式)就带有普遍性的蕴意。通过搜查百科百度,对于模式的解读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介环节,具有一般性、简单性、重复性、结构性、稳定性、可操作性的特征。”[9]在互动百科网上,对模式解释成是从“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中”提炼出来的“核心知识体系”与“解决某一类问题的方法论”。[10]这些解释都说明了模式是从经验到理论的升华,具有普遍性、一般性等的特点,能够被复制、推广。

柏洋村能从一个极其贫困的偏僻落后山区农村,通过40年的努力,迎难而上,以“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精神和毅力,不断抓住机遇,在不同时代主题变化中发展成为沿海山区一个亮丽的明星农村,成为扶贫脱贫的典范,分析其经验和做法,可以提炼出这样的党建工作机制(如图2),这个工作机制是基层党组织开展扶贫和建设的有效样板,可以由此提炼出可复制可推广的扶贫脱贫的党建模式,而这个模式今后还可以在保持地方发展、彻底消除贫困上继续发力。正是在村“两委”干部之间、村“两委”与党员之间,围绕“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以“五心”(工作有信心、发展有恒心、办事有公心、为民有爱心、团结有诚心)开展乡村各项工作,实现“五好”(领导班子好、党员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工作业绩好、群众反映好)成效。干部与党员之间、党员与党员之间、党员与群众之间开展开门大谈心活动,村党委委员及广大党员对照“五心”、聚焦“四风”,诚心实意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从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改起,由班子带头,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时限,及时跟踪督查,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2010年以来,村两委共收集各类意见建议218条,归类梳理成议题147个,讨论决定重大事务69项。2015年以来,村两委共解决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38件。这些做法凝聚了民心、增加了团结,促进了该村的齐心发展,也彻底改变了当地的贫困状况,实现了整体富裕奔小康的目标。如今,各地各级党政机关部门开展产业扶贫、交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教育扶贫、劳务输出扶贫、健康扶贫、金融扶贫、水电矿产资源开发资产收益扶贫等等,种种“加强版”“创新版”的脱贫攻坚方法不断推出,很多长期遗留问题都有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然而在当今的脱贫攻坚道路上,不管各地如何因地制宜创设新的扶贫方式,党建扶贫应该是最基础、最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脱贫攻坚模式,而这个模式正是用“五心”创“五好”的过程中彰显其显著和长远的成效。“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明代寿宁县令冯梦龙尚能心系百姓,写下《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等传颂名著,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和“执政为民、立党为公”为原则的中国共产党更要不忘初心,永远心系广大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的福祉而奋斗、为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回顾这些脱贫扶贫和建设家园的历程和奋斗,如词令:“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后还有更高更难更好的追求在前头,中国共产党人要做的,就如说过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引领人民群众走上幸福美好的康庄大道,赢得民心,取得雄厚的执政基础。

作者:廖中武 单位:中共福建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