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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于有莘”的地域文化信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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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于有莘”的地域文化信息

《孔子研究杂志》2015年第四期

“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语出《孟子•万章上》,是孟子针对学生万章“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的提问所作的回答。孟子的这个回答很值得回味,反映了许多地域文化信息

一、儒家文化圈与伊尹的形象

伊尹在商代甲骨文中只是一个人名,其文化意蕴一般只是祭祀对象或官职,看不出更多的文化信息。伊尹的形象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儒家学派形成后逐渐丰满了起来,伊尹的文化信息也大多是儒家学派通过层层累积赋予的。儒家学派往往把自己的政治理念通过古代圣贤表现出来,把夏、商兴替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伊尹与在商、周兴替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姜尚的形象相比附,从而丰富了伊尹的形象。因此,从春秋战国之际的儒家文化圈内去寻找伊尹的踪迹要相对客观一些,舍此而寻彼,无异于缘木求鱼,很难找到正确的答案。春秋战国之际,儒家文化圈并不大,它以山东曲阜为中心,半径在二三百公里左右。就如今各自宣称是伊尹故里的山东曹县、河南陕县、河南汝南县、陕西郃阳县等地而言,只有山东曹县完全属于先秦儒家文化圈的范围,所以今山东曹县是伊尹故里的可能性最大。伊尹是什么形象呢?历史上不曾留下画像,甚至连当时的具体文字描述也没有。据清代马国翰所辑《古文琐语》记载:齐景公欲灭宋国,进军至曲陵,梦见一人怒斥自己。景公让晏子解梦,晏子问景公梦中所见的详细情况,景公曰:“其宾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俯。”晏子曰:“如是,则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俯而下声。”景公曰:“是矣。”晏子认为齐景公梦见的那个斥责自己的人是商汤时期的佐臣伊尹。因为宋是商的后裔,景公伐宋,于是伊尹前来申斥。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春秋时期人们心中伊尹的形象:小个子,头很大,红脸,络腮胡子,说话时好弯腰俯下,有点儿驼背的样子。其实这只是伊尹的外在形象。我们所说的伊尹形象,是伊尹这个名字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属于精神形象的范畴。儒家对伊尹的论述,始见于《论语•颜渊》———子夏曰:“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据《说苑•杂言》记载,孔子曾以伊尹“负鼎俎,调五味,而佐天子,则其遇成汤也”为例,勉励弟子。至战国时期,孟子对伊尹倍加赞扬,称伊尹为“圣之任者”,又说:“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孟子•万章下》)。以天下为己任,是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不正是对伊尹为什么耕于有莘之野的回答吗?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学生万章提问“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时,孟子才明确地回答说:“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并得出“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孟子•万章上》)的结论。孟子又引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孟子•万章上》)所谓“觉斯民”,不正是以行教化、开民智为己任吗?《孟子•告子下》还有这样的记载:“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伊尹所在的有莘氏,其中心生活区与夏桀很近,所以伊尹对夏桀的统治情形十分熟悉,归商后把自己熟悉的情况汇报给商汤是很自然的。所谓“五就”,就是多次前往。《竹书纪年》记载:“妹喜氏以与伊尹交,遂以间夏。”所谓“间夏”,就是到夏的统治地盘侦探情况。在孟子看来,伊尹的这一行为,在商灭夏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到汉代,随着儒家独尊局面的形成,儒家在评价三代历史人物方面具有绝对的话语权。《汉书•董仲舒传赞》载有刘歆的话:“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陆贾《新语•慎微》有言:“伊尹负鼎,屈于有莘之野,修达德于草庐之下,躬执农夫之作,意怀帝王之道,身在衡门之里,志图八极之表,故释负鼎之志,为天子之佐,克夏立商,诛逆征暴,除天下之患,辟残贼之类,然后海内治,百姓宁。”在这里,伊尹俨然是儒家心目中的贤相形象。东汉桓谭《新论•求辅》则曰:“昔殷之伊尹,周之太公,然皆年七十余,乃升为王霸师。”这里将伊尹、太公并论,绝非是偶然,而是汉儒的普遍认识。这个通识的形成过程,正是儒家打造伊尹形象的过程。伊尹生活在夏、商之际,吕望生活在商、周之际,他们都处在王朝的更替时期,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新旧两个朝代,所以史书中有伊尹“适夏”(《史记•殷本纪》)和吕望“事纣”(《史记•齐太公世家》)的记载。“适夏”也好,“事纣”也罢,都是想成就一番事业,这正符合原始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伊尹、吕尚都想有所作为,可惜他们都生不逢时———伊尹遇到了夏桀,吕尚遇到了商纣。按照儒家“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观念,他们不愿与无道的当政者同流,只好去做隐士,等待机会,也就是等待明君的出现,于是出现了伊尹“居于有莘之野”(《新语•慎微》)和吕尚“居东海之滨”(《孟子•尽心上》)的记述。把伊尹安排在今山东的西部,把吕尚安排在今山东的东部,这绝非偶然。当时人们的地域视野并不很开阔,先秦儒家们的活动范围并未超出今山东及周边地区,所以“有莘之野”和“东海之滨”,都属于先秦儒家文化圈的范畴。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士阶层的出现,人们的世袭观念受到冲击,以士为主体的先秦儒家对圣贤及智能之士能够从下层群体中出现作出了解释:“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下》)在这种思维范式下,伊尹“负鼎”(《说苑•杂言》)与吕望”鼓刀”(屈原:《离骚》)之类记述的出现,也就十分自然了。“负鼎”、“鼓刀”,在当时都是低贱之事,足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在儒家的政治思想体系中,有一个明君、贤相、清官、廉吏的行政链条。儒者最强烈的希望就是遇到明君,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够被采纳,并得以付诸实践。《论语•学而》开篇所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意思就是如果自己的学说或主张能被时代所理解、所认同,不是太令人感到喜悦吗①。这是《论语》的主旨,所以放在《论语》全书之首,以开宗明旨。每一个有思想、有治国理念的士人,都希望遇到明君,这就是“文王遇吕望”与“商汤得伊尹”的语境。成为帝王师,是读书人的最高境界和追求,而做官、教书、从医、算命,则是儒者“拾级而下”的职业选择。《孟子•公孙丑下》说:“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伊尹作为帝王师,他教给商汤的是什么?儒家们借此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以伊尹之口表述其治国之道。《孟子•万章上》说伊尹“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以尧舜之道要汤”,其实就是教给商汤谋划灭夏的方略和治国驭民之道。商汤死后,伊尹又做了太甲的师保,并著《伊训》、《肆命》、《徂后》等训词,讲述如何为政。在伊尹的教育下,太甲复位后“勤政修德”,继承成汤之政,商朝的政治又出现了清明的局面。于是伊尹又作《太甲》三篇、《咸有一德》一篇,褒扬太甲。太甲终成有为之君。吕尚归周后,被文王尊为师,他则以尧舜禹汤之道教文王。周武王时,吕尚的地位更高,“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史记•周本纪》)。作为帝王师的吕尚排在周公之前,足见其地位。伊尹、吕尚的历史功绩,一个是辅汤灭夏,一个是扶周灭商。从现有文献记载看,辅佐的方式以及灭夏、灭周的准备过程都十分相似。这不是历史的偶然,其中与儒家学派的圣贤模式有很大的关系。由此我们说,伊尹的形象,是儒家学派在阐述自己政治理念的过程中不断增益附加,从而逐渐丰满起来的。由于先秦儒家活动范围的地域限制,借助其生活圈内的历史人物表达自己的思想并对其进行美化完善是很自然的,从这个角度看,伊尹生活在先秦儒家文化圈的可能性较大。

二、伊尹与亳

商汤之所以能顺利灭夏,与伊尹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商初政局的稳定,也离不开伊尹的佐助。《孟子•万章上》记载:“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就是说,伊尹看到太甲不贤,把他囚于桐宫,自己摄行政事,后来太甲改邪归正,伊尹又迎他复位于亳。由此可见,伊尹与商夏更迭和商初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伊尹归商的原因,不能排除其中包含着地缘因素,即伊尹的生活圈距商汤不远。商汤都亳,亳在何地?由于文献记载不甚明确,后世对亳的地理位置存在争议是很自然的事。从“伊尹耕于有莘之野”和“汤居于亳”可以推知,“有莘之野”与商都“亳”应当相距不远。从伊尹佐商和“耕于有莘之野”入手来判断亳的位置,不失为一个可取的视角,“有莘之野”是判断“亳”之所在的重要坐标。其一,从伊尹佐商灭夏看商亳所处的地理位置。《尚书•汤誓》记载:“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淮南子•修务训》有言:“汤整兵鸣条,困夏南巢。”《史记•夏本纪》云:“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由此可知,鸣条是商汤灭夏桀的地方。《竹书纪年•帝发》记载:“夏师败绩,桀出奔三朡。商师征三朡,战于郕,获桀于焦门。”《吕氏春秋•简选》云:“殷汤良车七十乘,……以戊子战于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确定三朡和郕的位置是确定鸣条位置的关键。《史记•殷本纪》记载:“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裴骃《集解》引孔安国曰:“三,国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正义》引《括地志》曰:“曹州济阴县即古定陶也,东有三亭是也。”《后汉书•郡国志》“济阴郡定陶县下”云:“本曹国,古陶,尧所居,三亭”。《水经注•菏水》云:“济水又东北,经定陶县故城南,县故三国也。汤追桀,伐三,即此。”由上述可知,“三”地处定陶。

郕,古国名,西周时,周文王七子武封成,曰成国。成即郕。其后迁于成之阳,故曰成阳。天下一统后,成阳成为县名,秦时属东郡,汉代属济阴郡。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的济阴郡领定陶、冤句、吕都、成阳、鄄城、句阳、秺县、乘氏等九县,大致相当于今山东菏泽一带。关于成阳的地理位置,古文献中有比较一致的说法。《水经注•瓠子河》记载:“瓠河又左迳雷泽北,其泽薮在大成阳县故城西北十余里,昔华胥履大迹处也。其陂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渔也。”清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记载:“成阳城在当今(濮)州东南九十里许,与菏泽交界处。”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称:“成阳城在(曹)州东北六十里”。秦之东郡、汉之济阴及清之濮州、曹州,皆位于今山东菏泽一带。三、郕和鸣条都是商汤灭夏的地方,应在同一个地理范围内。既然三、郕皆地处今山东菏泽,那么鸣条也当在此地附近。商汤在今菏泽一带灭夏,在今菏泽一带建都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因此汤始居之亳在曹县当无问题。其二,从伊尹葬亳看亳的位置。伊尹佐商灭夏,是商的功臣,其墓地应距商都亳不远。许多文献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伊尹死后,其葬地有己氏县和偃师两个说法。从文献记载看,己氏县比较可信。《史记•殷本纪》裴骃《集解》引《皇览》曰:“伊尹冢在济阴己氏平利乡,亳近己氏。”《水经注•泗水》记载:“包水又经贯城北,又东迳己氏县故城北,王莽之己善也。县有伊尹冢。崔骃曰:殷帝沃丁之时,伊尹卒,葬于薄。《皇览》曰:伊尹冢在济阴己氏平利乡。”作为地名,春秋时已有己氏邑。《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卫侯入于戎州己氏”。汉置己氏县,北齐废,故城在今山东曹县东南。《皇览》是三国曹魏魏文帝时之书,说明那个时候人们已经认为伊尹葬在己氏即今山东曹县。

《史记•殷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伊尹墓在洛州偃师西北八里。”又云:“宋州楚丘(己氏)西北十五里有伊尹墓,恐非也。”认为伊尹墓在河南的偃师,否定伊尹墓在己氏。对此,晚清进士徐继孺在其《梓里见闻录》中进行了分析:“伊尹冢在曹县东南二十里,其前建祠。明宣德年间知县范希正修。《史记》:‘帝沃丁葬伊尹于亳。’《后汉志》引《皇览》:‘己氏城有平利乡,乡有伊尹冢。’即此。今归德商丘县亦称有伊尹墓云。《括地志》谓:‘伊尹墓在洛州偃师县西北八里。’又云:‘宋州楚丘县西北十五里有伊尹墓,恐非。’按:己氏县,隋开皇六年改曰楚丘,是楚丘之伊尹墓即平利乡之伊尹冢,其地为北亳,与《史记》合。《括地志》乃以为非,何耶?又《寰宇记》云:‘伊尹坟在楚丘县西北十四里。’与此合,只差一里耳。”徐继孺的考证分析已是十分的清楚,伊尹墓应在今山东曹县。其三,从蒙、汤陵、箕子墓看亳的地理位置。《太平御览》引晋付滔《北征记》云:“望蒙亳间,成汤伊尹箕子之冢,皆为邱虚。”在这里,蒙、亳、汤陵、伊尹墓、箕子墓互为参照物,因而界定蒙、汤陵、伊尹墓和箕子墓,是确定亳的地理位置的一个可取视角。伊尹墓前文已述,兹就蒙、汤陵、箕子墓的地理位置略作辨析,以明亳之所在。关于蒙,文献不乏记载。《左传•庄公二十一年》称:“宋万弑闵公于蒙。”《后汉书•郡国志》云:“蒙有梦泽”。西汉时期,在蒙泽之东设蒙县,蒙泽之北设薄县。南宋罗泌《路史》云:“盘庚自奄迁于北冢,北冢,蒙也。”唐代李泰《括地志•冤句县》称:“漆园故城在曹州冤句县北十七里,庄周为漆园吏,即此。”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也援引了这一说法,并称:“其地古属蒙县。”唐代诗人李白居东鲁,在其《赠从弟冽》一诗中写道:“自居漆园地,久别咸阳西。”这说明,唐代学者已把曹州漆园视为庄子为吏之地。既然蒙在今曹县,蒙与北亳相去三十里,亳的位置就很容易确定了。

关于汤陵,其方位判定起来问题要复杂一些。春秋以前,墓而不坟,不封不树,所以到汉代,就不知道商汤葬在何处了。当汉成帝大造陵墓时,刘向上书劝谏,其中说:“尧葬济阴,丘陇皆小,葬具甚微,殷汤无葬处。”汤陵究竟位于何地?《史记•殷本纪》裴骃《集解》引《皇览》曰:“汤冢在济阴亳县北东郭,去县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处平地,汉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长卿按行水灾,因行汤冢。”《汉书•地理志》臣赞注曰:“汤冢在济阴薄县北。”“汤居亳,今济阴县是也。今亳有汤冢,己氏有伊尹冢,皆相近也。”汤陵、伊尹冢可互为参照。这里,对汤冢的记载已十分清楚了。《大清一统志•曹州府一》于“曹县”下云:“汤陵在县南十八里土山之巅,陵前有庙,中祀成汤,以伊尹、莱朱配。”清康熙《曹县志》云:“亳城,在汤陵南三里唐庄。夏时本为商丘之境,自契至汤凡八迁———实汤受命处。一名景亳,一名北亳,即此处。蒙城在县境南。”这都说明汤陵在今曹县,且距亳、蒙不远。清代学者孙星衍在《曹县重修成汤庙碑》中,进一步对商代墓而不坟及历代学者对汤陵地理位置的观点作了考证,他说:“古者墓而不坟,故刘向称殷汤无葬处。至汉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长卿按行水灾,因行汤冢,事具《皇览》,以为在亳。其时诏称河南颖川郡水出,大司空史按部所至,宜于济阴,得见汤陵。自瓒、杜预、伏淘、刘昭皆以为在济阴亳县,未有异辞。”如此看来,汤陵在曹县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今曹县一带有箕子墓。箕子是殷纣王诸父,因谏被囚。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周灭商后,箕子不忍为周臣,率族人东去朝鲜。武王分封时,封箕子于朝鲜。后箕子朝周,为武王讲洪范等治国之道。三监与纣子武庚叛乱,被周公平定,败亡者纷纷投奔箕子。为了处理这个棘手问题,箕子再次朝周,途经汤都亳,拜先王,咏麦秀之歌,殷民为之流涕。箕子观亳都败落,伤感过度而逝,葬于亳西。故《史记•宋微子世家》杜预注曰:“梁国蒙县有箕子冢”,《索隐》又曰:“薄城中有汤冢,其西有箕子冢。”箕子虽封于朝鲜,却多次返回中土,终老于中土也在常理之中。

三、关于“耕于有莘”的文化解读

伊尹“耕于有莘”的记载,蕴含有丰富的文化信息,这里不妨酌加分析和解读。其一,伊尹为什么要“耕于有莘之野”?西汉焦延寿《焦氏易林》对此作了回答:“尹伯智士,去桀耕野。执顺以待,反和无咎。”就是说,伊尹有一个仕桀的经历,离开夏桀后,他才耕于有莘之野以待明君。

《韩诗外传》卷二记载颇详:“昔者桀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而牛饮者三千。群臣皆相持而歌曰:‘江水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趋归于亳,亳亦大兮。’又曰:‘乐兮乐兮,四壮骄兮,六辔沃兮。去不善兮从善,何不乐兮。’伊尹知大命之将去,举觞造桀,曰:‘君王不听臣言,大命去矣,亡无日矣!’桀拍然而抃,盍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犹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于是伊尹接履而趋,遂适于汤。”汉儒对伊尹离开夏桀的描述,虽然有夸张附会的地方,但也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汉代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即伊尹在归商之前曾经仕桀,对夏桀沉湎于酒色即将亡国有着清醒的认识,因而才作出了去桀归耕的决定。有莘是伊尹的出生和成长之地,又临近商亳,故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便于观察时局,等待和把握归商的时机。其二,伊尹是什么出身?对于伊尹的出身,文献记载比较混乱。《孟子•万章下》云:“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孟子把伊尹看作是可以与伯夷、柳下惠、孔子相提并论的圣人。《孙子兵法•用间》有言:“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明君贤将,能以上为间者,必成大功。”这是把伊尹看作商潜入夏的间谍。《鹖冠子•备知》写道:“汤用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楚用申鹿,齐用管仲。”把伊尹与姜太公、百里奚、申鹿、管仲相提并论,被认为是出身低贱而有贤能的人。对伊尹身份的这个定位,符合儒家贤人政治的观念,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很多文献都强调其出身低微的原因所在。如《墨子•尚贤中》云:“伊挚,有莘氏女之私臣”。《说苑•尊贤》云:“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楚辞•天问》云:“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战国策•赵策》云:“伊尹负鼎俎而干汤。”《吕氏春秋•具备》云:“伊尹尝居于庖厨矣。”在上述文献中,伊尹不是媵臣就是庖厨,都是低贱出身。这是按儒家贤人政治的观念对伊尹的身份所进行的定位。其三,“有莘之野”位于何地?《绎史》卷十四记载:“汤东巡狩,至有莘国,以为婚姻。”“从有莘乞得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为内辅也。”这是对伊尹所耕之野的地域限定。关于伊尹的出生地,文献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吕氏春秋•本味》曰:“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烰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长而贤。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妇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媵女。”空桑可理解为地名,也可理解为地域,还可理解为桑林中的空地。无论其义为何,都未明确在今天的什么地方。从先秦文献记载看,宋、卫一带是植桑业最发达的地区。《墨子•明鬼》云:“宋之桑林,楚之云梦也,此男女所属而观也。”《诗经•鄘风•桑中》也有“期我乎桑中”的描述。《汉书•地理志》记载:“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可见在宋、卫一带,有男女桑中相会的习俗。正因为这个缘故,人们对不知其父的私生子往往称其为“桑中之会”所生。称伊尹得之于空桑,即暗示伊尹是不知其父的私生子,只是伊尹是儒家极为尊崇的圣贤,为贤者讳,遂以得之空桑来表述。

既然伊尹得之于宋、卫一带的空桑,又被有莘氏收养,故有莘氏应在宋、卫一带。在古文献中,共记有五个莘地:一是山东莘县莘亭;二是安徽界首北的莘地;三是河南陕县之莘;四是陕西郃阳古莘城;五是山东曹县的有莘之野。莘县和界首之莘皆为春秋之邑,是莘人的迁徙之地而非原生地。陕县之莘是西周之邑,郃县之莘是大禹之子所封之莘国。只有曹县之莘地处于宋、卫一带,具有“空桑”的可能,所以伊尹出生与成长之地当为今山东曹县一带,因这里临近商都亳,才有《绎史》卷十四所谓“汤东巡狩,至有莘国,以为婚姻”的可能。山东曹县北部,在西汉时属济阴郡,《元和郡县志•曹州》“济阴”条下云:“莘仲故城,在县东南三十里,盖古有莘国也。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汤闻其贤,聘以为相,即此地。”由此可断伊尹所耕的“有莘之野”不是别处,就是今山东曹县一带。

作者:仝晰纲 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