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抗战时期沦陷区内的大学教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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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北平沦陷后，高等教育受到严重破坏，辅仁大学因其德国教会背景得以保持相对独立。通过辅仁大学学生董毅的日记可以看出，在沦陷时期，辅仁大学抵制日伪的奴化教育，坚持开设传统文化课程，重视语文、历史及体育团体活动，而对不得不开设的日文课程，师生多采取应付态度以消极对抗。辅仁大学在北平沦陷时期的独立色彩，成为青年学生躲避“汉奸教育”寻求民族文化根脉的文化家园，凝聚着师生们的爱国情怀及对日本侵略者的隐性抵抗，而辅仁大学也通过坚持办学自主性，为战后储备人才做出了一定贡献。

［关键词］辅仁大学;沦陷时期;战时教育;董毅日记

北平沦陷后，原有高校大量南迁或停办。整个沦陷时期，一直坚持原有办学的高校为数不多［1］，其中，辅仁大学作为沦陷前北平“五大学”之一，坚持传统的办学特色，抵制日伪的奴化政策，被誉为“抗日大本营”［2］(p．164)。学界对于沦陷时期的辅仁大学已有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多聚焦于校长陈垣及国民党政权对辅仁大学的组织等问题，而对辅仁学生在校的真实学习状态少有关注。本文以1938年9月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的董毅的日记①为主体史料，从一个普通学生的角度观察辅仁大学在沦陷时期的办学特色，以及沦陷区青年学生对抗战的感受和认知。

一、坚守在沦陷区进行战时教育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大学教育受到严重破坏，清华等多所高校陆续南迁，最初几年，“硕果仅存，赖以支撑这半壁江山的，只有燕京、辅仁两私立大学。这两所学校，因是教会所立，由外人为靠山，所以尚能苟延残喘”［3］(p．27)。辅仁大学和燕京大学在“惊涛巨浪中，屹然未动”，一同被视为“鲁殿灵光”［4］。1942年“珍珠港事件”之前，“燕大、辅大还保持着半独立”［5］(p．11)。“珍珠港事件”之后，燕京大学也最终被迫关闭［6］(p．58)，仅剩辅仁大学与其他日伪直接进驻的大学有所不同［7］(p．240)，故在一般民众眼中，当时的辅仁大学成为沦陷区“站在教育界的先锋”［8］。沦陷时期，青年学生报考高校会有所比较和考量，如有人所言:“处在日寇占领时期，京津地区比较有名的大学是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北大虽是老字号，但是日伪直接管理的学校，不甘心报考。燕京大学是英、美系统的大学，已处在岌岌可危的境地，随时将面临被封闭接收的噩运。只有辅仁大学，虽校龄很短，但因是德国教会主政，而德国是轴心国之一，日寇因同盟关系，不得不在形式上宽松些。许多著名老师也多齐集辅仁，因此成为大多数青年学子报考的焦点”［9］(p．264)。所以，在整个沦陷时期，辅仁大学不仅“仍照常开办”［10］(p．697)，其规模还得到进一步扩大。北平沦陷后，“辅仁在应付上，虽较困难，差幸尚能上课”［11］。师生们深切地感受到学校所处的困难境遇，但“上下一心，中外一致，每次应付困难事件，总抱不屈不挠的态度……英、美、德使馆方面，也能随时赞助”，以至在整个沦陷时期辅仁大学能坚持原有教学风格［10］(p．697)。辅仁大学借助教会的力量应对日伪政府管控的同时，一直和国民政府保持联系，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秘密指令，保持开放状态，基本延续原有注重民族文化的教学设置，培养了青年的爱国精神。辅仁大学还建议与京津地区其他国际教育组织协力合作，以如下三条原则为指导:“(一)独立管理(二)学术自由(三)不悬伪旗帜;以示正义不屈。”［12］(p．7)正因辅仁大学在抗战时期坚持原有的办学特色，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把辅仁大学与后方大学一同对待，无条件地承认战争结束时辅仁大学的学历证书。而沦陷时期日伪控制的其他高校的毕业生，则必须参加补习和考试才能得到国民政府的学历认可［13］(pp．209－213)。这是国民政府对辅仁大学在沦陷时期坚持原有教学方针的认可，同时也是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的落实。战争开始时，对于教育是要服务于战争，是应该保持正常的教育体系，社会上存在很多争论。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的讲话指出，虽然教育不可以独立于国家需要之外，但教育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不应把所有的青年都无条件地从课堂、实验室、研究室赶到战场上去［14］(pp．128－129)。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政策鼓励青年学生在战争时期坚持完成教育。

二、坚持开设传统文化课程

占领北平后，日本“为使中国人民彻底认识‘东亚新秩序’理念”，非常重视各种教育，控制了北平原有学校，开设了各种师资训练学校和“职业学校”，强迫中国子弟入学。就大学教育方面，日本开展所谓事业本位的教育，设立了伪“北京工商学校”，以及伪“北京大学”医学院、农学院、工学院、理学院、文学院等。日伪政府除从日本方面聘请教授，设立日本文学、日本美术、日本精神讲座等科外，还组织了“临时政府教科书编审科”，将各校课本一律改成奴化色彩浓厚的所谓“汉奸”教科书［15］(p．24)。沦陷时期，很多过去的国立大学，都由日伪组织直接控制，校门前竖起日本国旗，派入大批日籍教师和教官，有的学校师生每天进校门时，要向日本国旗、日本军官行礼。学校强迫学生读日文，有的学校必须用日文课本，或不准读中国历史，有的大学则用从东北运来的伪“满洲国”编写的历史教材，进行奴化教育。日本在华北的教育政策不似东北那样强化，重在控制而不是发展，因此，“也不是无漏洞可钻”［13］(pp．174－175)。辅仁大学虽然从外部也不能摆脱日伪统治的管理，如当时日伪政权各种管理机构不下十几个①，但由于德国人及教会方面与日伪政府周旋，经过往复协商，校内教学体系仍保持了一定的自主性，如文理各科课程仍用原有教材，不用日文课本，不悬挂日本国旗，日文不作为必修课程［7］(pp．239－240)。与日伪直接控制的大学不同，辅仁大学在整个沦陷时期的课程设置仍基本保持原有体系，坚持用中国课本。如学生在第一学年一般性的必修课较多，专业性课程较少。学校特别要求，无论何院、何系，在第一学年必修“国文”及“英语”等语文课，而“国文”每两周有一次作文，并选优者于“以文会友”玻璃橱窗公开展示。“于此不难想象校方强化语文教育，以乃重视民族文化，辛勤耕耘的一番苦心”［16］(p．270)。董毅第一学年，每周四也选了必修课国文［17］(p．37)。辅仁大学国文课的目的是强化语文教育。董毅所上国文课内容有二:一是讲授、背诵汉文经典。如董毅在国文课上听授了《洪亮吉与崔瘦生书》《让太常博士书》，背诵了《后汉书•吴裕传》等［17］(p．12)。二是训练学生的汉文写作能力，如写作《论文字之功用》《读书小记(别记)》《春日纪游》等题目的文章。有时教师也会给学生讲“普通错汉字”［17］(p．99)。国文考试所出题目也以此为宗旨，如标点几段《后汉书》、写作《一年来对国文作文之兴趣》为题的文章等［17］(p．106)。对于国文系学生来说，这些是最基本的训练。董毅显然比较喜欢国文，认为自己这个科目学得不错，在考国文的时候自认“不甚难，答的还满意”［17］(p．21)。辅仁大学加强汉语教育，以此来重视传统民族文化，国文作为必修课只是其中一个措施。其他科目辅仁大学也基本保持了沦陷前的课程设置，董毅1939年所选课程便可证明这一点。董毅在日记中记载了他选的课程，1939年上半年(即一年级第二学期)，除了体育、英语、国文等必修课，专业课程有目录学、声韵学、中国文学史、逻辑学、文字学、中国现代文学，只有日语课是为了应付时局而开设的新课。1939年下半年(即第二学年第一学期)，除了英语外，其余均为专业相关课程，包括唐宋诗、词及词史、文字学名著、经学通论、各体散文习作、伦理学、中国小说史、新文艺习作。这些专业课程都是延续沦陷前国文系的课程设置，教师也多是沦陷之前即在国文系授课，如目录学余嘉锡、声韵学及文字学名著沈兼士、逻辑学英千里、文字学陆宗达①、唐宋诗储皖峰、词及词史孙人和、伦理学伏开鹏、中国小说史孙楷第等。从教师配置与课程设置来看，辅仁大学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和继承性，特别是国文系，依然侧重语文教育，重视民族传统文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日伪的文化殖民、文化侵略，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脉与内在精神。如储皖峰开设的唐宋诗课程，训练学生作诗填词。

1939年10月的一次课，储先生出的两道题目，一是《重九登白塔》，一是《晚秋新雨》［17］(p．219)。董毅交上了自己所做的诗，一周后，储先生发回修改后的诗。1939年11月的一次课，储先生又出了两个题目，让学生写《雾松》和《司马池》。董毅自称“向来不会作诗”［17］(p．219)，但经过学习，能够按时完成这些诗词作业。日伪政府为进行奴化教育，很多有关中日关系及现代中国的书籍都被查禁，但对中国历史书籍的查禁不太严格，对大学内中国历史的课程监控也不甚严，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就在校内开设了历史课程。1939年下半年，作为国文系学生的董毅选修了陈垣《中国史学名著评论》课程。陈垣对学生要求严格，在课堂上讲授《史记》《汉书》等经典史书，并留了许多课后作业。如1939年10月初，陈垣让学生整理三国以前现存书目录。董毅为了完成作业，到学校图书馆查阅了《四库总目提要》，还到国立北平图书馆查阅了一些参考书［17］(p．197)，花费了很多工夫，一个多星期后的10月16日课上交了作业［17］(p．205)。之后，陈垣又给学生们陆续留了两个题目，整理“史汉异同目录”与《玉函山房辑佚书》引用书目。董毅和大多数普通学生一样，从心里认可校长的讲授，认为“很有条理也明白”［17］(p．205)，认真地去完成作业。以整理《玉函山房辑佚书》引用书目为例，董毅共“抄了共有五百六七十种之多”［17］(p．242)。陈垣对学生的作业认真批改。董毅对历史的学习是主动的，并不是羡于校长的名望，因此，听课“两小时精神专一”［17］(p．268)。课余时间，董毅也会去图书馆看历史书籍，旁听感兴趣的历史课程［17］(p．190)。从董毅的日记还可看出，国文系各科的考试也多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方面的题目。如1939年11月的季中考试，词及词史的考试题目是作一首词《浣溪沙》或者“温韦李三人合论”［17］(p．254);文字学名著的题目是“试述读段注说文之方法”［17］(p．256);中国史学名著评论题目是“后汉书之叙事法与史汉有大不相同之点，试详述之”［17］(p．257);经学通论考试题目是“‘经学展史’开辟时代书后”［17］(p．259)。即便是与时代联系比较紧密的新文艺习作也考的是诸如“如何写一个剧本”“舞台艺术的重要”“评父归”等题目［17］(p．255)，与日伪政府所进行奴化宣传的内容毫无联系。从以上课程设置和董毅所学内容可以佐证，辅仁学生“对于北京市政府提出的意识形态或有关日本和德国研究的题目毫无兴趣”［13］(p．210)，而是仍专注于学习中国传统历史与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辅仁开设的科目培养了青年的爱国精神，延续了民族教育。

三、辅仁师生对时局的应对

国文系教师多是沦陷前就已经在辅仁大学任教，如前述余嘉锡、沈兼士、储皖峰等，他们在相关研究领域内皆颇有声望。其中，沈兼士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亦是潜伏在北平的国民党党务人员。北平沦陷后，受教育部委托维护辅仁大学校务，并和辅仁大学秘书英千里、教育学院院长张怀等秘密组织“炎社”，取顾炎武的“炎”字，以示抗日①。沈兼士还受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朱家骅的委托，组织北平文教协会，以抵抗日伪文化殖民［18］。教师中除了沈兼士和英千里二人与国民党有直接关系，其他人大都在党派之外。但身为中国知识精英，处于日伪统治之下，民族感情受挫及心态压抑是普遍存在的，他们虽能正常上课，领得一份薪水以养活家口，但授课时往往表现出消极、愤懑的情绪，甚至敷衍应付的态度。作为学生的董毅，在上课时对此有真切的感受。董毅一年级第二学期的英语课由宋致和讲授。1939年春季学期3月6日开学，但只讲了三个月，6月10以后便连续三次课告假，直到会考［17］(pp．101－105)。沈兼士在给学生上声韵学和文字学名著时，也常发牢骚，讲些与课程无关的话，有时也不去上课［17］(p．217)。或许是忙于秘密抗日工作，或许是发泄心中悲愤，在作为学生的董毅看来，沈兼士“劲头还不小，脾气也不好，时常要骂一顿人才舒服似的”［17］(p．193)。其他课程如中国现代文学、国文、经学通论、小说史、唐宋诗、伦理学等的教师，在董毅看来，在上课时也时有偷工减料等现象［17］(p．38)。从表面看，这是教师对教学的应付，但实则是在沦陷的大环境下教师们的消极抵制态度。在沦陷的北平，由于各种原因难以离去的教师，面临着远比年轻学生沉重得多的精神和生活压力。为了生计，他们不得不继续留在大学任教，虽然辅仁大学与其他日伪直接控制的学校有所区别，但教师们仍感受着当“亡国奴”的屈辱，授课时难以保持如战前的教学热情与责任感，这是年纪尚轻的董毅所不能完全理解的。沦陷时期，辅仁大学依然遵守战前南京政府设定的教学日历和国立节假日。辅仁大学有宗教背景，天主教会的相关节日，如教皇即位日、耶稣升天瞻礼、公教瞻礼、圣诞日等皆放假。日伪政权规定的纪念日，如9月22日“临时政府”成立纪念日、“政府”成立周年纪念日等，也命令各学校放假［17］(p．278)，但辅仁大学对其名称做了一定变通，尽量减少日伪色彩。如“政府”成立周年纪念日，辅仁大学不得不与全市大中小学一同放假，但“却美其名曰‘停课一日’”，董毅理解校方的用心，称赞此举“妙哉!”［17］(p．78)日军打了胜仗，往往令各学校举行集会庆祝，辅仁大学则坚持“不参加‘祝捷’集会”等活动。［19］同时，辅仁大学还继续遵行南京政府战前设定的假日，如上半年放春假，元旦放三天假，以及双十节放国庆假等。辅仁大学这样的节假安排，对学生保持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具有一定作用。辅仁大学从创校起，就非常重视开展各种体育活动，以锻炼学生身体素质。

在沦陷时期，开展体育活动，隐含着为国家培养强健青年、增强民族力量的爱国意味，陈垣等校领导更予重视和支持。体育课主要教授健康操(相当于现在的广播操)、各种球类和田径的基本技能，不及格者不得毕业［20］(p．191)。董毅在一年级第一学期，每周上两次体育课［17］(pp．6－38)，第二学期，每周又增加了两次课外运动，分别在周一、周五的早上7—8点，全体一年级学生集中做一个小时的“辅仁十一”团体运动。体育及团体运动的强化，有益于提高青年学生的身体素质与团体合作精神，这在国难时代有着特别的意义。在日伪政府的压力下，辅仁大学为了生存不得不开设了日文课。担任董毅日文课的教师不是日本人，授课多应付，“讲得很少”［17］(p．95)，有时“胡聊有半小时”就下课了［17］(p．38)。这位教师虽然教授日文，但显然有民族意识，关心时局。1939年过完年，3月9日第一次上日文课，这位教师没有讲日文课本，而是讲述了去上海的所见所闻。在日伪言论管制下，董毅记日记有所避忌，他在日记中并未写明教师所讲的具体内容，但他说学生们听得“着实过瘾”［17］(p．37)。可以推测，能引起青年学生如此兴致，应该是大家关心的时局新闻。董毅入学时，一年级已开设了日文课，学生们对日文课的反映是:“谁念日文就是准备做汉奸”［21］(p．207)。但又不得不上，学生们只得消极应付，“简直是应卯”［17］(p．48)。董毅说日文是其“不高兴的功课”［17］(p．61)，平时“一点也没念”［17］(p．93)，考前临时学几句，“马马虎虎”［17］(p．21)，应付考试而已。像董毅一般的青年学生，在遭受日本侵略和奴役之下，普遍怀有仇日爱国之心，对于日本占领者强制推行的日文教学，自然视之为“汉奸”课程而抱有抵制态度。据辅仁大学学生回忆，当时身处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学生们，“每天所见所闻所受的都不是一个青年人所能忍受的”，“‘走’的意念时时刻刻都酝酿在心头”［21］(p．205)。董毅的许多亲友同学去了南方，与董毅保持着通讯联系。董毅在心中“羡慕他们，钦佩他们的勇敢，而自惭自己不能去南方”，担心他们笑自己懦弱、无能、没有魄力、不爱国，内心充满了矛盾和焦虑，他在日记中记到:“个人有个人的环境，环境及一切允许，你自然可以毫无所留恋的远走高飞，但是我是不同的，家庭第一样经济是不允许我走，第二样尤其是重要的，母亲没有人照顾，弟妹们都很小，父亲既老且病，所以我为了父亲的病即便暂时也得留在家中，至少我觉得我在家中比不在家中好些，可是什么事都不能太圆满，至于别的不合适，只有顾不到了，所以我不去南方有我自己的一番道理和苦衷，或可以说是理由吧!”［17］(pp．39－40)留在辅仁的学生有不少与董毅情况类似①。虽然辅仁大学受到日本人干涉较少，但在整个北平都沦陷的情况下，师生们同样感受到当“亡国奴”的屈辱，不甘心受敌伪统治，愿意离开北平到非敌占区生活学习。从沦陷开始，辅仁大学学生便纷纷南下到国统区。如1939年8月，辅仁大学的训导主任伏开鹏护送学生南下［22］(p．377)。1940年1—2月间，北平市公安局查知辅仁大学的20余名学生准备联合赴重庆、昆明等地投考西南大学及航空军校［23］(p．241)。1940年3月，北平市公安局又侦查得知辅仁大学3名学生准备前往昆明投考西南联合大学等［24］(p．243)。在沦陷时期，平津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普遍向往南方，有条件的纷纷南下，南方非敌占区寄托着沦陷区青年学生的民族感情与爱国情怀。

四、结语

北平沦陷后，辅仁大学由于德国“圣言会”的背景［7］(p．234)，日伪当局顾及其与德国及梵蒂冈教廷的关系，较少干预辅仁大学事务，辅仁大学在坚持“既不生事，也不怕事”的原则下得以保持相对独立的教学［10］(p．697)，排斥奴化教育。当时在辅仁读书的学生也认为:“历史系、国文系，外国人根本没介入。所以在这个小环境里，师生们直接的感受就是，这里还是中国人自己的环境。”［25］(p．44)在此读书的董毅在日记中关于学校生活的记述，具体地印证了这一情况。抗战时期，沦陷区学生虽然身处“地不利，天不时”的境况，但能够从内心保持清醒，不能“进而为国牺牲”便“退而求时代新知”，以便继续“发扬中国道统，启迪国家民族思想”，选择了能够在“沦陷区唯一秉承中华法统，培育民族英才的大学堂”———辅仁大学。［26］(P．229)辅仁大学也由于特殊的小环境，保证了学生最终完成学业，但师生们“精神、物质仍遭受莫大威胁和迫害，深感没有国家维护的庶民真似丧家之犬，生命财产毫无保障”［27］(p．287)，“痛苦不堪”［28］(p．213)。日本投降后，校长陈垣在1945年9月3日举行的开学典礼上提到:“民国廿六年(1937年)以来，我们学校已有八年不行开学典礼，因我们处在沦陷区域，国旗拿不出来，国歌亦唱不响亮，甚至连说话都要受限制，为了避免一切不必要的麻烦，以往的八年是由不动声色的黑暗世界中度过来的”［2］(p．164)。虽然历经种种威胁和迫害，但辅仁大学克服困难，坚持在沦陷时期办学，以“不屈不挠精神努力奋斗”，完成了“建国储才之使命”①。董毅的情况并不特殊，和他处于同样境遇的朋友、同学有许多，观念和思想有许多共通之处。在沦陷时期，对如董毅一样的众多于青年学生来说，选择到日伪干涉较少的辅仁大学等学校读书，表现了自己对战争的抵抗和爱国情怀。辅仁大学则通过在沦陷时期坚持传统办学，不仅成为青年学生躲避“汉奸教育”的文化家园，也为战后储备人才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作者：丁芮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