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汇对抗战时期社会经济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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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史料研究》2017年第1期

摘要：侨汇在抗战时期福建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战前相比，战时侨汇对福建社会经济的影响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依靠侨汇生存的侨眷生活发生变化；在对外贸易中，侨汇完全弥补了入超造成的亏空；侨汇为投资农垦和安置难民，以及直接投资产业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战时；侨汇；福建经济；影响

近代福建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与海外华侨侨汇的影响息息相关。华侨与家乡的联系在经济上主要是以侨汇为纽带的。侨汇是海外华侨汇款回国的简称。广义的侨汇包括华侨汇捐回国的义款赈款以及接济侨眷的家用汇款，甚至包括华侨回国投资事业，交通、农业、地产、建筑等资金。侨汇对于中国近代金融乃至整个中国经济曾经起过重大作用。据统计，在20世纪20年代，侨汇额平均约占中国外贸入超（即贸易逆差）额的三分之一，1928年更占81.7%①。另外，侨汇长期以来对福建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抗战时期，侨汇对中国国际收支的意义更为巨大。抗战时期，福建全省共有1300万人口，而侨居海外者就有约300万人，占四分之一多。根据1939年福建省政府调查统计，全省各县有侨属约196，637户，978，317人。本文拟就抗日战争时期侨汇对福建经济生活的影响作一剖析。

一、抗战前的福建经济与侨汇

抗战爆发前，福建是国民党从事反共内战的主要战场之一。工业方面，当时福建是“手无寸铁”，既没有铁路，又不能生产钢铁；就农业而言，作为农业省份，粮食历来不能自给。据海关记载，“抗战前五年，本省米谷输入量最多者为3，983，152市担，最少者为459，442市担，平均为2，064，768市担”②。商品经济不发达，民众极为贫穷。在这生活无着、社会黑暗、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人们被迫远涉重洋，冒险到海外谋生。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使福建侨乡逐渐形成一种特有的眷属靠侨汇度日，经济繁荣靠侨汇维系的社会生活模式。

1.侨汇是华侨眷属的重要生活来源。华侨身在异乡，但是他们却具有浓厚的宗族和乡土观念，叶落归根，使他们总是想方设法存钱，汇款回家以维持家庭生活，建筑房屋等，侨汇成为华侨眷属的重要生活来源。战前曾有人估计：“华侨对国内的汇款，主要为寄至故乡家庭的生活费用，用于投资事业的经济汇款为数极微。”③有的学者曾对新中国成立前福建侨乡晋江县石狮镇的侨汇用途进行了调查，认为侨汇用于家庭生活费用占58%，建筑房屋费占20%，地方公益事业费用占3%，投资工商业占2%，婚丧喜庆费用占15%，应酬费占2%④。在厦门，据当时一位外国领事的估计，厦门地区有80%的家庭依赖华侨汇款来维持生活。由此可以看出，绝大部分侨汇是用于维持侨眷的生活。近代福建经济腹地极为有限，它无法生产足够的物质生活资料来满足居民的生活消费。因此，福建社会经济亦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这必然会更加依赖侨汇。另一方面，从侨眷的人口结构来看，由于远渡重洋是为了谋生，且带有一定的冒险性，非妇孺老弱之辈所能胜任，这就必然造成了强壮劳力在国外，妻儿老小在国内的状况。据战前福建南安等13个县的侨眷登记数据显示，在37，744户华侨家庭中，全家出国的仅占29%，留有眷属在国内的家庭则占71%。留在国内的眷属合计15，583人，其中女性占55.5%。以年龄而论，20—44岁的青壮年仅占33.75%⑤。也就是说，66%以上的侨眷是自给程度较差的老弱妇孺，使得侨眷不得不依赖侨汇以应生活费用之需。正是因为有了侨汇，才使侨眷的生活水平得到一定保障和改善。正如厦门海关十年（1922—1931年）报告所言：“这一代人的富裕并不十分依靠本地工业的发展，而是依靠海外侨民往国内汇款的增加。”华侨的大量汇款，其大部流入我国农村，并非在城市间流通，经半年至九个月辗转才会进入银行。因此，侨汇不仅对货币流通有很大帮助，而且还巩固了政府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信用。

2.侨汇促进了福建省金融业和商业的发展。由于大笔的侨汇存在，促使了福建金融机构的进一步发展。在银行出现以前，旧式的钱庄以及沟通侨汇的批信局在全省星罗棋布，其中厦门钱庄有20多家⑥，规模较大的批信局有153家⑦。上世纪20年代后，随着银行的兴起，设在厦门的各类国家银行、省市地方银行、商业银行以及华侨银行共20家，其中较为突出的侨资银行主要有6家⑧。这些银行除了办理一般业务外，还为华侨和侨眷存放款或转汇。如中南银行华侨存款占60%以上⑨。1936年，中国银行、华侨银行、中兴银行的厦门分行，分别占当年厦门侨汇的40.1%、20.8%和12.1%⑩。这些钱庄、批信局和银行组成的金融网络，对活跃厦门金融市场，繁荣厦门市场起到了一定作用。华侨投资对促进地方经济的繁荣也产生很大的影响，最突出的例子是厦门。厦门是华侨投资最多的地方，许多华侨或侨眷在厦门设行开店，经营各种商品的零售批发业务。同时，厦门又是闽南地区的重要港口城市，随着闽南各地交通运输状况的改善，厦门便成为了闽南地区的商业中心。继厦门街市出现以后，华侨又投资附近的公路及工厂商店，从而形成一个现代化的近代城市。

3.侨汇有利于对外贸易平衡。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无大量工业品可供输出，在对外贸易中一直处于入超地位，侨汇弥补了入超造成的外汇亏空。因此，侨汇被认为是“中国的无形输出”。

二、抗战时期侨汇对福建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

华侨的汇款在战时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1937年到1941年底，国民政府的总收入约达国币226亿元輥輱訛，而华侨汇款就达53亿元，相当于国民政府总收入的四分之一，政府军费开支近二分之一的比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华侨捐款大量减少，但华侨的垦殖投资和金融投资及归国难侨参加战时生产、开发农村经济，对战时经济仍有很大帮助，所以有人把华侨称为“抗日长城”輥輲訛。1938年5月，厦门沦陷。日舰来往于福建沿海，封锁镇海口，货物进口几乎绝迹，更堵断了福建进出口邮件的海上通道，致使沿海形势十分紧张。日寇占领厦门后，除了将厦门作为侵略华南的海军基地外，还截断华侨汇款，封锁华侨出入。厦门市内侨批信局一时陷入停顿，汇款也无法解交，批信局业务受很大影响。因此，福建长期以来形成的侨乡生活模式遭到破坏，侨汇对福建经济生活的影响与战前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主要表现为，依靠侨汇生存的侨眷生活发生了变化。同时，抗战激发了华侨的爱国热情，促使他们直接投资产业等方面。

1.在抗日战争初期，南洋各地筹赈善款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原来的私人侨汇。尽管从1939年起南洋各地先后实行统制外汇，缩减侨汇赡家的限额，但依然没有使侨汇中止下来。据1937年至1940年统计，侨汇汇入福建的数额为：1937年6，900万元，1938年6，600万元，1939年增至11，500万元，1940年14，150万元（均为国币）輥輳訛。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上交通阻断，福建省的侨汇才完全断绝。南洋沦陷，众多海外华侨被迫避难回国，国内的侨眷也因侨汇断绝而濒临绝境，侨校关闭，侨生失学，生活情形十分悲惨。受战争影响福建省的侨汇中断，侨乡经济一落千丈，除少数富侨有些财产积累外，一般的侨眷生活都非常困难。贫困的侨眷起初靠变卖衣服、家具为生，继而折卖房屋。有的割海草，吃薯叶、薯渣以充饥，三餐难度；有的因生活困难，被迫鬻儿卖女，改嫁他人；有的撕不下脸皮，被迫跳水或上吊自杀。福建全省侨眷约40余万户生活极端困难，多以典当度日，如晋江第三区之侨眷一日两餐者居半，家无储粮者达十分之二，生计艰窘，市面萧条輥輴訛。抗战时期，由于许多华侨失去了侨汇来源。为争取外汇，政府对批信局实行一定的保护和鼓励措施。1940年，邮政总局指令福建邮政管理局：“值此非常时期，批信局与侨民汇款关系密切，凡可以从权办理之处均应酌予通融便利”。批信局为沟通侨汇也作了种种努力，如组织秘密运信队抢运滞留的侨汇。福建省政府于1942年2月9日成立了福建省侨民紧急救济委员会，专门办理救济侨民。

2.抗战爆发初期，虽然侨汇进入途径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海外侨汇仍源源不断，骤然增加。“七七事变”以后，“闽南在南洋谋生之侨胞汇款回国极为踊跃，平均每月达450余万元”，到1939年7、8两月“竟各达1000余万元”。侨汇突破历年记录，超过常年3倍輥輵訛，这是闽南侨汇经济的全盛时期。这笔巨大的侨汇，对祖国抗战的财政无疑是巨大资助。当时，“不但福建对外贸易之入超，全恃侨汇赖以平衡”，而且，“在抗战期中，中国外汇基金，亦有赖之稳定”。不仅完全弥补了外贸中入超造成的亏空，且余额很大。需要说明的是，抗战初期的侨汇，主要是来自世界各地华侨的捐款，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福建省的侨汇几乎完全断绝。福建部分沿海富庶地区沦陷后，海上贸易和侨汇中断，土特产滞销，工商业萎缩，福建金融和贸易更受到严重影响，原本基础薄弱的地方经济雪上加霜。国民政府为加强战时金融垄断体制，一些私营银行因资金有限而受制于金融垄断集团，钱庄、批信局和典当业每况愈下，时有倒闭。与此同时，福建商业贸易也备受摧残。沿海的福州、厦门、三都澳三港贸易基本停止。如民国23年至民国25年（1934—1936年），福建省上述三海关贸易总值每年平均为9，700余万元（输出值约3，200余万元，输入值约6，500余万元）；同时期的陆路输出入平均数额，仅为1，100万元。出口贸易因战事而骤减。如茶叶，民国25年（1936年）输出30万担，民国26年（1937年）降为17万担，到民国34年（1945年）降至3.6万担輥輶訛。特别是金门、厦门先后沦陷后，闽南漳泉一带进入战争状态，军需大量增加进口贸易越来越少，加之沿海公路被破坏，富裕地区人民的疏散，严重影响到商业发展和财政收入。这一时期，由于战乱，侨汇受阻，福建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商业发展也受到制约。当时福建商业的主要功能是“搜集土产，推销洋货”，但由于山脉众多，阻碍陆路交通，内地的土产搜集困难，舶来品也难以向内地销售，给对外贸易带来极大不便。主要表现在：第一，入超成为经常的趋势；第二，入超的抵偿向来借助于华侨汇款，没有侨汇收入，对外贸易就无法平衡；第三，在输出入品目中体现出落后性与殖民地性，即输出以农业副产原料及手工加工品为主，输入有轻工业品的棉布、棉纱，以及主要农产物的食糖，且依赖性这些外来物品。

3.福建省系缺粮省份，抗战开始后，本省许多交通线被敌人封锁，粮食问题日趋严重。加上苛捐杂税、摊派以及抽丁、徭役，众多农民无以为生，被迫逃亡他乡，导致田地大量荒废；不少地主和自耕农也抛售田地，田价不断下跌，有的仅及原价的十分之一二，农村经济迅速陷入困境。然而，农业生产又是当时解决粮食供应的最好办法。虽然比较富有的华侨多是产业资本家，不能亲自组织生产，但他们可以招工开荒或租地经营农场。福建省自然资源丰富，特别是荒山荒地多，战时人民生活困难，招垦容易，同时，省政府也在大力宣传全民抗战，从而激发了爱国华侨投资于农垦事业的热情。抗战期间一切投资均难进行，只有农垦事业稍有希望。这一时期华侨投资的垦殖业，主要是开垦荒地、植树造林、兴建新村，以解决战时粮食困难。垦殖业投资主要是解决战时的粮食问题，一般赢利不高，企业的创办历经艰辛，困难重重，如华侨兴业有限公司等就是这种情况。抗战爆发以来，海外侨胞在广东、云南与福建等地投资垦殖业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些由侨胞投资开办的垦殖区为当时安置各地大量涌现的难民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以福建省为例，在整个抗战期间，福建侨胞投资垦殖事业的规模蔚为壮观。一共建立了12个规模较大的侨胞垦殖区，投资总额达到6，700，735元，占该期华侨在福建投资总额的55%輥輷訛。规模较大的公司有：1938年在永春成立的华侨实业有限公司，资本额100万元；1938年在永安成立的福建实业有限公司，资本额50万元；1939年在建阳设立的南洋华侨种植公司由马来亚福建华侨集资兴办，初定资本200万元；1939年在永春设立的闽南实业有限公司，资本额170万元；1939年在龙溪县创办的四维农场，资本额45万元輦輮訛。抗战期间华侨投资国内的垦殖事业，是侨胞在工业投资无法得到保障前提下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收回投资成本的时间较短，获取利润的空间也较大。与此同时，华侨投资垦殖业也安置了大批流亡各地的难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内的民生问题。同时，各华侨捐资与投资垦殖区的设立，正好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各地安置归国难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4.福建省现代工业的出现，以清代左宗棠、沈葆桢在福州创设马江船政局为代表。然而这一企业是官办性质的，真正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要从华侨开办的1905年漳厦铁路，1907年的厦门淘化罐头厂，1909年的漳州华祥种植公司等算起。到1937年，福建工业2661家工厂，虽只有1，300万元的资本，其中华侨资本占了一半以上，并且多集中在沿海人口稠密的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城市輦輯訛。总体而言，解放前的福建工业，尤其是厦门一地，华侨投资约占90％以上。华侨投资工业，不仅使福建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也给福建带来现代工业技术和动力，并且培养了一定数量的产业工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福建工业的面貌。全面抗战开始后，海外华侨以空前的民族热忱支持和参加祖国抗战，海外侨胞大规模向国内投资，开发祖国资源，为大后方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外，从抗战期间海外侨胞汇回国内的侨汇数额及其使用情况变化看，抗战期间，侨汇的确受到一定的影响。勿庸置疑，战时侨汇对福建抗战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抗战前期，面临外侮之时，激发了海外中华儿女爱国热情，纷纷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战。这一时期表现为侨汇数量的爆增。大量的侨汇为解决侨眷生活，弥补国家入超造成的亏空，投资农垦和安置难民，以及直接投资产业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无论是海外侨胞捐助兴办的垦殖区，还是直接投资兴办企业，或是侨汇弥补国家入超造成的亏空，均为海外华侨支援国内，尤其是福建抗战事业的历史事实。

作者：吕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