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对美外交的局限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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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史料研究》2017年第1期

摘要:抗战后期，宋美龄的访美之行为艰苦卓绝抗战的国民政府争取到了大量援助物资与国际声望，但却没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对中国战场的既定战略。宋美龄的访美之行也存在着差强人意的地方，究其缘由，一方面出于宋美龄个人的局限性，更重要的则是中国自身实力低下以及中美两国战略利益不尽一致。

关键词:宋美龄;抗战外交;美国

在整个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实践中，从1942年到1943年之间宋美龄历时七个月的访美行程颇为引人瞩目，也最具代表性，对于中国争取外援、促进中美两国消弭分歧、合作对日作战意义重大。正如当时美国的一篇评论文章所言:“不断的掌声、欢呼和赞美的评论，证明中国的第一夫人已经感化了无数人士倾心于中国。”［1］48－49但事实上，宋美龄的访美之行并未完全实现其既定目标，也远未达到理想的预期。究其原因，主要应归于两国对日作战的目标和利益存在冲突。本文拟通过对当时国际大环境下两国各自的立场、中国的现实情况以及宋美龄自身条件等三个方面进行解读，分析其访美未达预期目标之个中原因，力求最大程度地还原这段历史。

一、宋美龄访美的大背景

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发动的袭击使美国朝野彻底抛弃了孤立主义，促使美国政府加入到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之中。而经过四年艰苦卓绝抗战的中国也终于结束了孤立无援的境况，开启了中国在亚洲战场与美英共同对日作战的新局面。自此，同盟国以美国为主导，开始了包括经济、军事、外交在内的全方位对华援助。然而，现实并不总是乐观的。在国际层面，尽管盟国同意共同对法西斯作战，对付共同的敌人，但中国与美英盟国间在诸如战略目标、作战意图、国家利益考虑上却不尽相同，大到欧亚两个战场孰轻孰重的战略判定，小到入缅作战的具体计划和作战目标，盟国之间均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矛盾。面对日本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上咄咄逼人的态势，如果这些冲突不在合作初期着手加以解决，必然会对日后整个亚洲战区的战局产生负面影响。在中国战场上，日本挟珍珠港事件之余威，于1942年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先后侵占了云南、广西、华北、华东地区的大片领土。同时，由于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能从美国获得的补给越来越少，使得中国抗战形势愈发严峻。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美两国领导人均认为，尽快解决分歧、加大合作是赢得对日作战的关键。1942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遣特使威尔基访华，并对表示，希望夫妇能向威尔基说明中国抗战遇到的困难。在信件的末尾，罗斯福总统提出希望宋美龄能尽快访美。［2］也希望利用宋美龄访美，打破宋子文集团对美外交的垄断，开展一次能直接游说美国高层的“夫人外交”，争取得到美国政府的谅解，尽快解决中美间的争端，并同时向美国民众宣传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以改变自身形象，促使美国政府扩大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于是，宋美龄便受之托，于1942年11月以治病为由，开始了对美国的访问。

二、美国既定外交战略是宋美龄所无法撼动的

众所周知，二战时期美国政府推行的是“先欧后亚”战略。该战略最早确定于1941年1月至3月美国和英国在华盛顿举行的参谋长级会谈最后报告“ABC－1”。而美国之所以在日本入侵美国太平洋岛屿之后仍未改变其既定战略，主要原因有二:首先，日本军队获得的胜利在美国这种带有天生种族优越感的民族看来不过是暂时的，日本也根本没有能力完全占领英美等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对此，曾感叹，美英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之所以会迅速溃败，正是因为他们太不把日本人(亚洲人)放在眼里。［3］66其次是现实因素。在德国击败法国占领西欧之后，其国家实力远超越日本。至1942年初，德国及其轴心国盟友包括在被占领国，累积的煤炭和钢产量均超过3亿吨，汽车和武器生产在当时已居世界第一位，具备了强大的战争潜力与实力。同时，美国的重工业城市多集中在更靠近欧洲的东部地区。因而，无论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量，还是出于能更快地输送兵力及武器的考虑，罗斯福政府更倾向于“先欧后亚”这一战略。以至于在对日开战两星期后，罗斯福仍在与英国联合召开的“阿卡迪亚”会议上指出:“尽管日本参战，形势与一年前有了变化，但德国仍是轴心国的关键。英美战略的基本原则是保证主要兵力用于对付德国，其他战区只能用所需的最小兵力保卫关键性的利益。”［4］

除了坚持既定战略外，美国政府还有一层考虑。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94%。［5］488因而，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战场是一片能充分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的沼泽泥潭，在无更多精力西顾的情况下，美国希望继续利用中国广袤的土地拖住日本陆军主力，滞迟其南进，以集中力量对抗横行欧洲的纳粹德国。换句话说，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需要中国独自承担起对日本的战略牵制，配合美英军队的作战，而这种支持主要表现在经济上增加贷款，用以稳定中国国内货币市场，外交上予以道义上的声援支持，军事上提供武器装备和训练指导，但拒绝向中国战场投入本土作战部队。虽说援助物资总量逐年扩大，但也是以自身所需为根本考量。因此，在美国政府眼中，中国战场的主要作用就是战略牵制，这也就决定了国民政府所期望的物资及声望支援在美国人眼中并非那么必要。迫于国内战事的压力，政府的想法则是试图通过宋美龄的访美之行，劝说罗斯福政府调整其既定的“先欧后亚”战略，希望美国把作战重点和方向，包括将主力部队放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并且借此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以便中国能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这就与美国“先欧后亚”战略下的对日作战目标存在着根本上的冲突。尽管如此，在访美期间宋美龄仍得到了美国自上而下的热烈欢迎，也达到了宣传中国抗战以获取美国朝野认可的目的。通过周旋，她募捐到了一笔可观的经济援助，同时美国政府也做出了未来给中国更多援助物资的承诺。然而，这一系列“慷慨解囊”并不意味着中美战略利益的完全吻合，相反，恰恰体现出的是中国被美国所“同情”、所“施舍”。

三、中国国内政治的混乱使美对宋的请求持犹豫态度

除了受制于“先欧后亚”战略之外，当时中国国内政治的混乱也是美国对宋美龄提出的扩大援助请求望而却步的主要原因。这种中国“国内政治混乱”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贪污腐败盛行;二是政党、派系关系混乱，相互倾轧。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不仅在国内遭人唾骂，在国外也屡遭诟病。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这样看待国民政府:“它变得如此腐败无能，如此不得人心，以至于哪怕任何自身的有序改革都少有希望，即使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恐怕也会爆发另一场革命。”［6］196这句话并非耸人听闻，例如，宋子文曾利用自己职务的便利，干涉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的物资进口，他侵吞租借物资款项的事早已被美国所察觉。“在美国，到处流传着关于宋子文和孔祥熙以及他们的家族大量投资并从中获利的传说。”［7］47政府高层的腐败往往具有更强的舆论杀伤力。同时，由于管理不善，时常爆出租借来的物资出现腐烂于港口的新闻，这无疑使国际社会对中国能否妥善分配使用援华物资持怀疑态度。而美国情报显示许多基层军官、地方军阀“通过在战线两边的走私买卖大获其利”［8］1628。中国军队的腐化导致的作战能力低下，也是作战物资本来就不很宽裕的美国不敢大胆放手对华援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对外谋取援助还存在另一个阻力，即集团战略上的消极防御和实际行动中的保存实力、打压异己行为。抗战时期，竭尽所能地壮大“正规军”，倾轧中共，排斥地方武装，而美国政府的立场则是反对因中国内战而导致抗日统一战线分裂，由此导致中国战场出现动摇甚至是内乱，从而打乱其既定战略。因此，美国不愿意看到挑起国共纠纷，希望尽可能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资源牵制日本在中国的军队。

在1943年抗日战争的白热化阶段，陈重兵于西北地区，加紧训练军队，企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而不是全力对抗日本，便遭到了以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为首的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强烈反对。由此不难看出，美国军界及政府早对中国国内的腐败和政府消极抗战有所耳闻。在整个抗战中后期，美国之所以坚持对华提供援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国不愿看到中国因孤立无援而退出战斗，所以就出现了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援助能不给就不给，能少给就少给，可以给予口头承诺，但不必件件都落实。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宋美龄访美之行的收获必定小于预期，而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此外，中国国际地位低下也给宋美龄访美活动带来了很大难度。所谓“弱国无外交”，从清末开始，中国积贫积弱，一直是帝国主义国家欺凌的弱国。二战爆发后，由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场的特殊地位，中国国际地位有所提升，并能和美、苏、英共称“四强”，但实力上却无法与三国平起平坐。正因为实力不济，国民政府对美国有着很强的依赖性，一直向美国表现出友好姿态，以获取美国朝野对华的好感。一直有意加强中美英之间的军事合作和情报交流，恰在德意日三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后，立即向美国表达了加强合作的意愿，并保证在三国合作中“当随美国之领导”［9］102。当德国和意大利准备承认伪政权时，又呼吁美国应挺身而出，加大支援国民政府的力度，以稳定民心并提升军队士气。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外交一向“唯美国马首是瞻”。宋美龄访美之行也无非是一个弱国向一个强国基于共同目标尽力争取更多的援助，其自主性必然大打折扣。正如她美国之行发回国内的第一封极为简短的电报所云:“没有人对我们感兴趣。”宋美龄的感触是中美地位落差的真实反映。四、宋美龄个人的历史局限性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宋美龄突出的外交能力、个人魅力以及高尚的民族气节虽然一直为人们所敬仰称道，但残酷的现实政治和她所生活的时代决定了其外交活动，包括历时7个月的访美之行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局限性。欧文•拉铁摩尔，作为的唯一的私人外国顾问，曾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蒋夫人的价值和重要性被过分夸大了，尤其是被美国人。他们把她看成是现代中国的象征，头脑简单的人认为就其出身而言只是个军阀，甚至连英语都不会讲，而他的妻子则受过美国教育，英语说得极佳，因此她应该是政府的主心骨。

事实并非如此，笔者认为，这两个人的政治因素大于感情因素。事实上，能充分利用她在美国的声望，她的声望确实较高，但其价值有限。”［10］131具体来说，宋美龄个人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宋美龄的整个访美活动是受制约的，所有动向均由在幕后关注与操控，其个人几乎没有自主权。例如，宋美龄每次与美国政要举行会谈都要提前咨询，以获取相关立场和对策。会谈结束后，也要及时向蒋汇报会谈成果。她每次进行宣传和演讲的主旨和目的也都要遵循的旨意。归根结底，宋美龄是以的“第一夫人”的名义出访美国的，其目的就是配合的战略目的，尽可能为国民政府寻求更多的国际支持和援助。因此，在宋美龄访美期间，的意志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宋美龄只能屈居于“外交特使”的身份。其次，政府的反共立场导致宋美龄未能全面、客观地宣传中国战场情况。正如前文所说，国民政府的腐败和消极抗战立场早已被国外所熟知。在宋美龄访美之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竭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也早已被诸如埃德加•斯诺等西方媒体人所见证。针对上述中国的国内情况，尤其是中共的浴血抗战，宋美龄在美国极少提及，更没有对美国人期望的政府民主化改革做出任何保证或展望。

“她的宣传活动的中心目的只是致力于为国民政府尽可能地获得广泛的实际好处，而对中共武装的英勇抗战闭口不谈，并伺机对的反共政策粉饰。当时已有许多对中国抗战有着深刻认识的有识之士感觉到，宋美龄所竭力這染的那个抗战中国政府发生了种种‘令人沮丧的现象’。”［11］284－289如此一来，宋美龄访美之行向美国政界所展现的不过是国民政府的一副“摇尾乞怜”之象，并没有展现出应有的诚意，更没有表现出任何信心。宋美龄本人所处的阶级和政治立场决定了仅凭她本人是无法改变这一外交困境状况的。国家利益是一国外交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根本，总结全文可以看出，二战期间，美国作为一个需要兼顾两洋作战的大国，东西战场孰轻孰重是由其自身利益决定的，并不会因宋美龄一次到访而调整;同样，宋美龄所代表的是一个深陷战乱且政治腐败的贫弱国家，更没有足够的外交资本和影响力来促使美国国家战略的转变。由此观之，宋美龄1942—1943年的访美之行虽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绝不能称得上是一次完美的外交活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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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旷原 单位：河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