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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杂志》2014年第二期
一、群众路线的转型与对民主政治的进一步探索
对于作为革命时期形成的群众路线来说,一旦产生它的环境与土壤发生变化,马上就会遇到理论与实践转型的问题。在进城以前的1949年3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很有预感地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认为,要巩固取得的胜利需要花费很久的时间和很大的力气。而且进城以后,党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从破坏旧世界到建设新世界的这个转变过程中,党面临的任务变了,但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优良作风不能变,需要继续保持。“两个务必”背后所包含的正是这样一整套党在革命时期形成价值观念和工作方法,它不仅保证了过去革命的成功,而且在未来新世界的建设过程中仍然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新时期以来,党的领导人特别是同志和习都强调“两个务必”,要始终保持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脱离群众很危险,这是党的几代领导人对全党的警示。但是,革命成功以后,在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过程中,党的官僚主义越来越严重,以至于脱离群众在今天竟然成了党面临的四大危险之一。因此,官僚主义与群众路线之间博弈的结果,决定着革命胜利后党是把“两个务必”所要求的优良作风保持下去,还是让脱离群众的现象在党内不断滋生蔓延最后酝酿成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党的作风以及制度上的保障对群众路线的生命力具有极端重要性。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力发展经济是维护和保障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基本前提。党的八大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做出的。
但对于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落后国家来说,上层建筑反而成了至关重要的领域。列宁晚年对俄国革命进行辩护的时候就说过,要达到建立社会主义的文化水平,需要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人。所以,在看来,政治才是社会主义国家关键的问题,而掌管上层建筑领域的党就成了决定社会主义命运的核心所在。但建国以后不久,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丑恶现象就开始在党内蔓延,不断地侵蚀着党的肌体,这让感觉到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全党的警示是多么的正确。到1956年,当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在苏共二十大上暴露出问题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从中汲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要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建国初期发生的这些国内和国外事件,加上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一个接一个的干部教育运动被当作是保证党和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合作化、三反五反、四清等运动,直接把群众发动起来,实行自上而下的监督,保障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不官僚化,不脱离群众,不蜕化变质。相信群众,发动群众,是试图转变党官僚主义作风乃至腐化变质的重要依靠。关于的群众观,学界有不同的认识。有人把建国后依靠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的做法与他年轻时接触过的民粹主义思想联系起来。
比如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认为,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是好得很;孙中山革命四十年没有做到的事情,农民在几个月就做到了。站在群众一边说话的态度建国以后一直没有改变。也有人认为不能简单地从社会主义观念出发去理解,其实是20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化身,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巧合的是,俄国民粹主义者巴枯宁曾与马克思就国家制度进行过争论。巴枯宁认为,有国家就有统治,因而也就有奴役;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不可能都成为统治的首脑,参与统治的永远是少数,他们统治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工人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的组织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马克思则认为,无产阶级在彻底解放自己以前,还会采取多少同旧社会相适应的政治形式,还会使用一些以后将要放弃的手段。或许这就是问题的结症所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在短时期内是不可能调和的。在一个一个接力般的干部教育运动都不能让党的干部摒弃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时,选择了“”这种极端的群众运动。但在群众“全面夺权”的1967年,当上海宣布成立“上海”的时候,却矛盾了。如果各地都模仿上海成立,那么党、政、军这些机构往哪里摆?这是的疑问。在国家制度这个必要的恶走向历史博物馆之前,即使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得保留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旧的东西。
二、群众路线的创新与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发展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近代中国经过若干救国方案选择之后得出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便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开展救国运动,由此拉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的序幕。那么,关于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怎样呢?说,历史给予我们的中心任务,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邓小平也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同志更是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的更加简明和深刻的概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民主政治这三大要素中,党的领导处于第一位。因此,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关键,而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法的改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群众路线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晚年的错误,即是把过去革命战争年代可以利用的群众运动直接搬到了和平年代,结果出了大问题。今天,我们在全党上下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必须明白我们继承的是群众路线的核心理念,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宗旨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承诺。当党由革命党变成执政党时,过去形成的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与实践也必须转型。2002年,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党的“两个转变”,即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由这“两个转变”所界定的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预示着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变的前提下,要实现从革命到治理的重大转变,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生的重大变迁。意识形态转型不是放弃阵地,而是在坚守“核心”的同时,积极放宽“外围”,不断探索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有效路径。一般来说,党的群众观点主要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向人民群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服务;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一致;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群众利益无小事。以上就是我们要坚守的“核心”,无论时代怎么发展变化,群众路线的核心理念不能变。那么“外围”如何拓展呢?习在西柏坡考察时讲到,解决干部身上的作风问题,群众也有责任,这种责任就是多提建议、认真监督。让群众多建议、认真监督,这是从到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强调的群众路线。那么,让群众多提建议、认真监督的具体路径怎样?这样一种探索就是创新。一直以来,我们总是围绕怎么“上管下”这方面做文章,如果把“上管下”与“下监督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那么群众路线理论与实践就会取得新的突破。
关于群众路线与民主政治二者之间的关系,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通过群众路线可以拓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渠道却是一种共识。首先,群众路线是一种参与民主。有学者认为,看一种政体是否民主,不能只看形式上的“代表性”,还要看实质上的“回应性”。中国共产党代表着社会主义的道统,党和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党经常能够从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出发,出台反映老百姓诉求的政策,回应性很高。更进一步讲,民主不仅仅是选举,而在于参与。这种参与民主,是一种逆向的参与,即领导干部走出户外,深入到基层群众当中去。这种参与民主对共产党来说,最熟悉不过了,是我们的政治传统。但笔者认为,除了这种逆向参与民主外,也可以探索正向参与民主,就像延安时期那样,让群众通过一定的途径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来,充分体现国家主人翁的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关心。其次,群众路线是一种协商民主。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求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把协商民主正式写进党代会报告,是十八大的重要历史贡献,也是重大理论创新。曾讲过,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群众是智慧的,其力量最大。推动和完善协商民主制度,走群众路线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有些国家民间和官方距离很近,是一种旋转门制度,这时候你是民间的,这个门一转,你就成官方了。我们缺少这种机制,所以需要领导决策要多与群众沟通,多倾听群众的意见。最后,群众路线要发挥监督职能。走群众路线,就要让人民来监督我们。坚持群众路线是加强群众同民主监督的有效形式。
作者:冯丽萍单位:中共吕梁市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