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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朝体育繁盛发展的社会背景解读
1.1攘外安内开创出太平盛世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已有上千年历史,而当时西欧的封建制度只有一百多年。其他各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期更是晚于西欧。这就是说,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国家刚刚进入封建社会的时候,中国的唐王朝早已步入成熟的封建社会,居于世界的先导地位。唐朝由于推行“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度,极大激发了民众的劳动热情,通过组织修建完善水利设施,推广先进的灌溉技术、精耕细作的种植方法、曲辕犁等高效农具的使用,唐朝农业的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发展的高峰时期之一。从“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百余年的盛世,使唐朝人均粮食产量近千斤,仓储粮食百万石。
唐初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赋税要求与一般农户相同,盐、酒之类的手工业生产向百姓开放,加上农业的发达,手工业和商业得以迅速发展。丝绸之路的通达和海上航运的开辟使得中国成为风靡世界的丝绸和瓷器王国,唐朝也成为当时富甲天下的帝国。安内还需攘外,唐采用“胡汉并用”的兵制,重用善骑射的蕃将,发展兵农合一的府兵,武功强盛,国防体系强大严密,盛世时期拥有百万军队,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对维护国家安定,同时保持向外军事扩张起了重大作用,成为唐朝强盛的武力基础。唐朝在开国之初就对西北边境加强运营,一度称雄漠北的突厥政权被土崩瓦解;丝绸之路上的焉蓍、龟兹、疏勒和于阗等国先后成为大唐重镇,唐朝的皇帝也被西域各族称为“天可汗”。而对于少数民族,唐朝统治者较少偏见,唐太宗曾自豪地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在处理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唐朝也多采用和亲的方法,如文成公主、金成公主先后嫁入土蕃,促进了各民族的安定团结。
1.2自信自持注重对外沟通与交流由于施行全方位开放的国策,唐朝和当时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有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往来,频繁的国际交流使得中华民族不断地接触到外来文化。以佛教传播为例,佛教从印度传入后,在唐代得到大力推广,寺院建设曾风靡一时。随着佛教的输入,佛教绘画也一并进入中国,隋唐时期的中国画匠们在传统绘画基础上,从佛教壁画的色彩运用、构图设计中汲取养分,使中国传统绘画技法为之一变。诚如鲁迅所言“在唐,可取佛画的灿烂。”中国著名的云岗、敦煌、麦积山等石窟艺术的瑰宝中,都能看到印度艺术的影响。而在科技方面,当时中亚西域的天文历法、建筑、医学及酿酒术等也输入到中国。对这些外来文化,唐朝以博大的胸襟广为吸收其精华并为我所用,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更加凸显继而辐射影响到周边国家,特别是对邻国朝鲜、日本影响很大。朝鲜的宗教、社会制度、科学技术、建筑、医学、风俗等等都深受中国唐代文化的影响,有些纯属于模仿。
1.3政通人和营造宽松的人文环境唐朝“耕者有其田”的均田制度和“拣点之法,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的选兵制度本身就体现了对人的关怀。而科举制的推行,更使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经由科举入仕,参与国家政治、文化政权的管理,逐渐步入世俗精英阶层,这也给唐代文化增加了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唐朝社会的开放,也使妇女不像其他朝代受极其严格的封建礼教的束缚,能够广泛参与社会活动,女性的诗人、音乐家、舞蹈家辈出,武则天时期更是进一步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唐代妇女受胡风影响较大,流行健壮活泼的审美观;妇人社交兴盛,她们与异性接触不必拘泥于礼节,民间还有妇女结社的活动。个性解放的妇女为唐朝增添了其他朝代所缺失的瑰丽色彩,更体现出政通人和,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蓄的宏大气派。
由于唐朝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文化、经济交往频繁。南亚的天竺(今印度)、林邑(今越南)、真腊(今柬埔寨),西亚的大食(今阿拉伯)、波斯(今伊朗),东亚的新罗(朝鲜等地)、倭国(日本),以及中亚地区的“昭武九姓国”等国家和地区,文化、外交活动使节派遣络绎不绝,官方、半官方的学者交流绵密,民间的经济、旅游活动更是十分密切。在这样背景下生发的唐朝体育在传承本民族传统体育的基础上,积极地吸收其他民族体育文化的优点,结合本民族的需要和文化特色,创造出富有个性的新的体育文化,强有力地影响了与之交往的各个民族。
2.1马球唐朝马球盛行。马球(又名“击鞠”)源于吐蕃(另一说源于波斯),唐代传入中国,迅速传播并广泛开展。由于受到上层社会重视,马球成为唐朝皇帝最喜欢的宫廷娱乐项目之一。罗春林先生在《唐代波罗球戏考》中说:“国君嗜好于上,武臣效尤于外,而佳人宠佞竟相讲习,以投时好……”唐朝立国前后三百年间,共立十九帝,史籍明确记载喜爱马球的有十一位,其技艺高超者有二。史料记载,唐中宗时在欢送金城公主入藏和亲的庆典上,皇宫马球队与吐蕃使者进行马球比赛,吐蕃队屡胜。于是临淄王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亲自出战,终于击败了吐蕃队。穆宗李恒、敬宗李湛、宣宗李忱等皇帝都喜欢打马球,僖宗李儇更是自称“若应击球进士举,须为状元”;玄宗李隆基也酷爱马球,打马球是他与诸王同乐的重要活动。在唐代,宫廷中还专设“打毬贡奉”“毬工”等职位。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由于马球运动受到唐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这一运动在当时的发展也较其他娱乐项目迅速。尤其是一些比较富裕的商贾,对于马球运动在民间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供老人与妇女游戏的驴鞠,“聚女子骑驴击球,制钿驴鞍及诸服用皆侈糜,装饰日费数万,以为笑乐。”(刘昫•旧唐书)借助自由来往于四通八达的交通线上的各类人员,马球运动不仅流行于中原,还传入日本等地并在亚洲国家中逐渐兴起。日本古书《蹴鞠九十九条》有“鞠始于大唐”的记载。据《日本的游戏》载,9世纪时日本嵯峨天皇(公元809—823年)宴请渤海国使者王文矩时,即有渤海国与日本马球队比赛助兴。赛毕,嵯峨天皇撰《早春观打球》诗:“回杖飞空疑初月,奔球转地似流星。大呼伐鼓催筹急,观者犹嫌都易成”。可见球杖为月形,打球时有击鼓催促、助兴,赛事以“都”(即“局”)计,与唐代马球的赛制完全相同。
2.2乐舞乐舞是一种综合性的文体活动。史载唐代乐舞中有不少源自少数民族,甚至还有从外国传入的作品。胡旋舞大约从中亚康国传入,一般由一个或三个舞女表演,姿态敏捷,步法极快。“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迥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白氏长庆集》卷3,胡旋女)乐舞里面著名的《霓裳羽衣舞》,原名《婆罗门》,是印度舞曲,由西域传入后,经唐玄宗润色,初由杨贵妃表演,后来发展成数百人演出的群舞,表演时“皆执幡节,被羽服,飘然有翔云飞鹤之势。”(刘昫•旧唐书)唐代乐舞也传往国外。史载玄奘西行时,曾向天竺王尸罗逸多介绍最负盛名的宫廷乐舞“秦王破阵舞”。《兰陵王》、《苏中郎》、《拔头》等乐舞在日本久传而不衰。《兰陵王》至今在日本仍有继承和改编性的演出。
2.3围棋围棋在唐时盛行,也吸引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海外爱好者。留学僧吉备真备在长安留学共19年,期间对围棋有专门学习。回国后,在日本积极传播围棋技艺,对日本棋坛产生了较大影响。另一位日本留学僧弁正法师,对围棋极为爱好,随第7次遣唐使团来中国,后终老于唐。新罗人朴球,棋力颇高,曾任唐懿宗(或唐僖宗)棋待诏。在唐代围棋还成为一种重要的外交手段。据《旧唐书•宣宗本纪》,大中二年(848年)三月己酉,“日本国王子入朝贡方物,王子善棋,帝令待诏顾师言与之对手”[15]。此次围棋赛事中日双方水平相当,“至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鏖战过后“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国手顾师言终于获胜。可见,唐时日本国宫廷中棋艺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2.4射艺与投壶射艺在冷兵器时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史载中国、日本、朝鲜在唐代时在射艺方面有过相互的学习与交流。《新唐书•日本传》载日本射手曾随遣唐使团来中国,“其使者须长四尺许,珥箭于首,令人戴瓠立数十步,射无不中。”射艺之高可见一斑。日本奈良朝留唐学生吉备真备回国时,曾将“弦缠漆角弓一张,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射甲箭二十支,平射箭十枚等”带回日本。反映了当时中日体育器物之间的交流。《新唐书•东夷列传•新罗》中亦有中朝之间射艺交流的珍贵记载:“新罗,弁韩苗裔也。……八月望日,大宴赉官吏,射”。投壶是一种由射礼演化而来的游艺活动,流行于文人学士群体。隋唐时期,出现了投壶(主要为“骁壶”)配乐的宫廷礼乐,谓为“骁壶乐”。公元607-608年日本两次遣小野妹子一行来华学礼,这种游戏也随之传入日本。此后日来遣唐使节、留学生、学问僧频繁来唐,骁壶乐在日本逐渐流行。日本正仓院所存隋唐时期的古壶、古矢更直接印证了这一点。据《日本的游戏》,投壶东渡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仅壶的种类在日本就不少于38种。《旧唐书•高丽传》也有高丽国人“好围棋投壶之戏,人能蹴鞠”的记载。除上述典型事例之外,在蹴鞠、养生、技巧等等方面,唐朝和其他国家也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借鉴。
3融合与借鉴———唐朝体育繁盛发展的文化动因
对于唐朝社会与文化的研究,始终是中外学者热衷的课题。英国学者威尔斯在《世界简史》中曾就中国盛唐与欧洲中世纪之间进行过专门的比较:“当方人的心灵尚在神学的迷雾中蹒跚之际,中国人却以开放的思想和不断探索的努力拥抱世界”。先进的政治制度,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开明的人文环境,使唐朝时期与之通使交好的国家,遍布亚、非、欧三大洲。而唐朝文化同周边国家、地域文化的大规模交流,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均可谓为典范。伴随着国际间的交流,各种异域文化不断传入内地,其中包括许多异域体育文化。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向达教授在其代表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对于开元前后唐朝与西域的相互交流与影响进行过系统论述,其所阐释的“流寓长安的西域人、西市胡店与胡姬、开元前后长安的胡化、西域传来的画派与乐舞、长安的打毬活动、西亚新宗教的传入”等内容,从唐代的音乐、绘画、以及唐人打毬这样的文化生活与西域民族间的亲密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详实的考证。[可以说唐朝体育文化的融合扩散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方面是文化内部的变化,另一方面是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适应与整合,不论马球也好,乐舞也罢,这些西域或别国引进的体育文化,被唐人加工、修饰后,成为唐朝体育的重要内容,经过社会文化的熏陶与洗礼,在传播中又进行了选择与改造,被深深烙上了“唐”的印记,成为代表着唐朝灿烂文化的亮点,这些亮点使得人们对唐朝的繁荣、丰富多彩浮想联翩。可以说唐朝体育正是秉持其自信、自持,广泛借鉴与吸收的优点,在不断的借鉴与融合中创造出丰富多彩、个性鲜明的体育文化,随后又逐步向周边扩散,传向全国各地,继而通过各种渠道向国外传播,进一步推动各国之间体育文化的融合与借鉴。可以说,融合与借鉴成为这一时期成为唐朝体育繁盛发展的重要文化要因。
4结语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繁盛时期,以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而著称于世。唐朝体育是在此种文化背景下绽开的一朵奇葩,它以博大的胸怀化解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积极地吸收外来体育文化的优点,并和本民族传统文化充分融合;以自信、自持的气度,充分发挥本民族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项目繁多、传播广泛的体育项目,形成了丰富多彩、个性鲜明的唐朝体育文化。所以,笔者认为,对于唐朝体育文化繁盛发展动因的持续探讨,能够为我们在当前处理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西方竞技体育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之间的关系,解决中国体育事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供有益的思考。
作者:樊云庆单位:天津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