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形之手与科学的社会运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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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杂志》2014年第四期

一对科学的解释:从“直接说明”到“无形之手”

一方面，霍尔并不否认有经验证据支持科学哲学的“直接说明”，因为，“大部分科学家喜欢研究，这是他们的生活。他们感觉特别幸运去做他们想做的，而不必再通过做其他的事来获得报酬”，“科学家认为他们是在探索经验世界的客观知识。”［1］165科学家以真理为科学活动的目标，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保证科学活动结果即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成功。这一点在霍尔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但另一方面，霍尔认为这种情况只是科学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内容。更重要的是，科学的客观知识更多并不是通过直接的正确认识而获得的，它往往是通过“偏见”和“犯错”来实现科学积累的，“这看起来就像炸弹之于和平一样的悖论。我认为科学的存在和最终合理性可以用偏见、嫉妒和非理性来解释。”［4］32所以，霍尔认为科学哲学仅仅靠“直接说明”模式来解释自然科学的成功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传统哲学的“直接说明”模式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设:科学家相对于其他人类社会群体来说是有特殊性的，“这种直接说明需要我们把科学家和其他人明显区别开来，特别是科学家要比其他人更渴望真理。”［1］165霍尔紧接着说:“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科学，科学家经常宣称他们心目中拥有更高的目标。他们不关心诸如引用、成果的认同和诺贝尔奖等这样微不足道的奖励。他们只关心知识的自身价值。”［2］122但事实并非如此，科学家作为社会成员的一部分，并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崇高，这种宣称只能误导科学哲学研究。霍尔认为，作为个体的科学家，首先我们必须考虑他们的社会职业，科学家的主要职业动机是对“认可的渴望”(thedesireforrecognition)，这是压倒一切的个人目标:“如果只用科学家想认知世界的动机来解释科学的成功，那么我们就不能对此给出合理的解释。”［1］164这样一来，科学家的目标与作为一个整体科学的目标就并不像传统科学哲学所设想的那样是一致的，实际上它们之间存在很大矛盾。霍尔为此还类比了经济学现象: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每个人的有意识的经济行为并不相同，活动的目标也不一致，这种情况最终导致了经济领域的一种整体的无意识的行为现象。同样，每个科学家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目标，并且会做出相应的行动，这种有意识的行为通过某种科学的社会机制，最后也产生了一个类似于经济学现象的整体无意识的结果。所以，这并非像“直接说明”模式解释的那样，科学共同体的一致意识最终达到了一个共同的行为结果，并推动了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事实上，科学家的“有意识的行为”却导致了整体科学的“无意识”结果。所以，霍尔认为传统哲学解释是存在问题的，我们必须关注和强调对科学家个体和科学共同体目标的统一说明，这是霍尔所谓的要引进经济学“无形之手”的解释来说明科学内在运行机制的原因:“在无形之手的解释中，一个特别的结果被描述为一系列的个体科学家有意识行为而达到的无意识结果，个体在心目中都有一个目标，并相应行动;但他们关注的效果却是产生了一个不是他们目的的结果。”

二“独立性要求”:“无形之手”解释的先决条件

如何才能说明科学家的“有意识行为”导致了整体科学的“无意识”结果呢?从1988年出版《科学作为一个过程》开始，霍尔就一直致力于从自然主义角度进行说明。像其他自然主义者一样，霍尔的研究视角也是从经验分析转到了对科学的发展变化和生物进化的类比研究方面，霍尔认为，“自然科学之所以获得成功，我们可以在科学的社会组织结构中找到答案。科学的社会组织最核心的一部分可以称之为“看不见的手”的机制。”［2］117相对于传统自然主义以物理学作为研究范本的情况，霍尔则试图把科学哲学与自然科学，特别是和生物科学结合起来具体阐明“无形之手”的自然主义观念。霍尔“无形之手”理论的出发点是，传统科学哲学忽略了科学家的目标与科学的整体目标之间存在的不一致问题，就是说个体科学家的“有意识行为”和作为整体科学的“无意识”结果是相互独立的。所以，“无形之手”用于解释这一问题的前提可以进一步概括为“独立性要求”(theindependencere-quirement)，即“无形之手”解释的适合条件是个体科学家的目标与科学的整体目标的互补相关性。霍尔指出“独立性要求”的基本内容是:“科学家‘个人’的目标和科学的目的是否充分独立以至于他们可以实现目标的交叉。”［2］123这也就是说，科学家的个人行为与作为整体科学的成功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事件，而非传统科学哲学所设想的那样是一回事。如果真像霍尔所描述的那样，科学家的目标和科学整体目标是相互独立的，那么科学哲学的“直接说明”模式就的确存在很大问题了。在霍尔看来，传统科学哲学失败的原因在于“直接说明”模式的单一性，它没有意识到“独立性要求”的存在。由于科学家个体与整体科学目标的不一致，致使传统科学哲学的解释失去了有效性。霍尔在这种情况下引入了“无形之手”学说，这正如亚当•斯密和哈耶克等人所理解的那样，经济学中的“无形之手”模式是在个体分散化决策模式下引导个人经济行为达到有效的资源配置的方式。“无形之手”正好适合说明“有意识行为”和“无意识结果”之间的关系。为此亚当•斯密指出，现实生活中的个人，“既没有想要去推进公共利益的发展，事实上也不清楚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推动公共利益的发展”，人们关注的只是各自的利益问题，“但他受一种无形之手作用，推动了本来不是其意愿的结果。当然，并不是事情来自于他的意愿就会对社会有害。他追求的只是个人的利益而已，但结果却是更有效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的利益，甚至比真心想推动社会利益人的行为更有效。”［5］在科学实践中，“无形之手”是引导相互竞争和合作的科学家们达到良性发展的有效方式，这种模式的前提和经济学“无形之手”的前提是一致的。面对科学共同体内部每个科学家复杂的利益需求和目的，“直接说明”却仅仅简单地把科学家的真理追求作为解释依据，就以偏概全了，正如经济生活中的单个人，他们经济行为的动机是无法整齐划一的，这也是亚当•斯密用“无形之手”说明经济学现象的理论基础。由于科学活动与经济活动相类似，科学哲学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就变成了个体科学家的有意识行为与整体科学的无意识结果的关系问题。霍尔通过对科学的发展变化和生物进化之间的类比，主张应该深入到科学的社会结构中，把科学活动的社会机制和社会市场机制作比较。霍尔用“信誉”(credit)来类比经济学中的“利润”，用“科学知识”来比喻经济学中的产品。这样，科学家为了各自的“利润”，他们相互合作和竞争，“利润”不再只是纯粹的知识和真理追求，而是一种“认可”(recognition)。霍尔还特别以科学界的优先权之争为例来说明科学家的目标不仅仅是知识和真理，“如果科学家只对，甚至是基本只对科学本身感兴趣，那么优先权之争将会很少或不存在，但它们是科学发生不和谐的常见原因，并且这种混乱阻碍了科学的进步。”［2］122－123所以，在霍尔眼里，科学内部不断出现的科学争论和科学不端行为大大印证了他的观点，作为整体的科学目标在于真理，而个体科学家的目标则不是，他们也像其他社会群体一样是在追求各种“利润”(信誉)。

三“无形之手”运行的社会结构

自然主义认为，“传统经验主义忽略了科学的社会结构，而自然主义哲学应尽量去避免这种错误。”［6］149霍尔的解释也是建立在这一观念上的，“无形之手”是要通过对科学微观结构地描述来实现对科学良好运行的说明。科学共同体作为一个充满合作与竞争的综合体，其特殊性就在于科学家个体动机与科学总体目标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方面，特别是在于二者的良好互动的环节上。霍尔说，每个科学家就像生物界的个体一样力图实现自己基因适应性的最大化，科学家也是要实现自己观念的广义适应性(conceptualinclusivefitness)，尽量使得其他科学家也接受其观念和说明。［4］319这是科学家要获得的最大利润即信誉。更进一步来说，信誉决定了科学社会运行的基本过程，以信誉为基础的科学共同体运行的深层根源是科学的奖励机制。具体而言，在科学奖励机制的调控下，科学家的个人动机通过融入一定的社会结构达到了与科学的完美结合。科学家个人目标的实现，要以一定的社会规则和运行机制为基础，而科学整体目标的实现，也以科学家的社会活动为中介。这就是一种类似于亚当•斯密所谓的“无形之手”机制，“无形之手是这一情况，即当个体按照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目标而采取行为，在此过程中却带来了一些无意识的，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更大群体的更一般的结果，提供了更一般性的解释。”［2］117像默顿一样，霍尔认为“认可”是科学活动中科学家想获得的最基本奖励和利益动机，这也解释了科学家对“认可”渴望的原因。“认可”是指科学家希望其他科学家承认和利用他的研究成果，这是对他工作给予的最佳肯定和表彰。其中，霍尔认为最重要的“认可”就是对他科学工作成果的使用()，这主要表现为科学家对他科学观念和理论的“索引”(citation)和应用。［6］164在这里，霍尔不太像默顿那样特别强调科学的优先权问题。在他看来，科学家的观念和工作在同行中被广泛使用和索引是最重要的“认可”，即使这种观念不一定是他最早提出的，科学界同行的应用和索引的频率能够表明对该科学家工作的真正认可程度。为了获得科学界的“认可”，每位科学家首先要做的是进入科学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和体系之中，通过某种社会结构才能获得进一步的“认可”。科学家需要进入某个专门的科学研究领域，在学界前辈那里学习和继承这一学科的一些世界观和方法论，用库恩的话说就是先进入某一研究范式，学习范式所蕴涵的形而上学自然图景以及相关学科的专业形式系统、符号系统和专门术语。霍尔特别指出，这种情况即使在发生科学革命的时期也不例外，因为革命性的科学工作也需要继承，在科学家没有进入一个合作和相互信任的科学共同体之前，他不可能有任何意义的科学工作。［6］165而且，科学家也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别人工作的情况下，做出真正的科学贡献。这是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关键一步。其次，为了实现科学家各自的“自我利益”，科学共同体内的相互合作是必然的。科学家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可”，也就是让别的科学家认可和应用他的研究成果，科学家就需要确保自己研究成果的可靠性，这样其信誉才是可信的和有保证的。同时，科学家利用他人的研究成果，也是进一步获得同行“认可”的必要条件，这还为自己的研究提供了间接支持(即你也需要引用别人的成果)，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自我利益”。再进一步来说，科学家对各自利益的需求决定了“科学欺诈行为的后果比日常生活的欺诈行为更加严重，因为这会使利用相关成果的所有科学家的工作失去意义。”这就要求，“科学家一定要深化自己的研究，同时利用他人的工作成果。”［4］4由于个体科学家对“认可度”追求的最大化要求，在“看不见手”规则的引导下，一个科学动态体系得以良好运行，科学家和自然科学本身都在这一社会结构中最终获得了最大可能的利益。最后，在“无形之手”力量的推动下，个体科学家的目标与作为整体科学的目标达成了一种和谐:科学合作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科学假说受到了严格检验，科学观念自由交流，弄虚作假受到共同体的排斥。科学家相互利用各自的研究成果，在“无形之手”作用下达成了一种双赢状况，科学研究成果受到其他科学家的关注和引用，这意味着他的科学工作的被认可;同时，引用这些成果的科学家也通过这些科学成果，从而使自己的研究获益。所以，“无形之手”决定了“科学的完美运行”，“这一机制的关键之处在于在不同人之间作用的分配。”［4］4科学作为一种动态体系，各个科学家的“产品”和“认可”在这样一种均衡状态下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它们相互制约、相互依赖，整个科学的进步表现为个体科学家利益达到一定的平衡和某种内在的和谐秩序。

四余论

“无形之手”的解释代表了自然主义的一个新方向，它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霍尔通过对“无形之手”的论述，为科学哲学发展了一种新的有希望的科学辩护模式，“霍尔采取了一种自然主义的进路，一方面，他避免描述性的认识论，另一方面，他又避免对科学知识现象的一般见解的失望的一种描述性方法。在这两方面，霍尔的工作坚持了，如果不是科学的科学，至少也是自然主义的哲学的前景。”［7］在奎因之后自然主义“这个口号听起来很好，但人们还是很难就此清楚它真的意味着什么。”［6］149直到霍尔对“无形之手”的论述，自然主义才第一次较为全面的给人们展示了自然主义新的说明模式。霍尔认为，传统科学哲学停留在了科学知识的辩护和证明的琐碎细节上，但却忽略了科学的时间和社会这两个更重要的维度，“从社会视角评价科学的变化是正确的:当个体的科学家的决定存在偏见时，集体的力量有时是对科学有利的。”［8］294－295尤其是社会因素，在霍尔看来这才是科学哲学研究中极其重要的现象，因为只有科学家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科学”［4］344所以，科学哲学应该关注科学家的行为以及科学家行为构成的社会结构，只有这样才能超越传统哲学研究，发展出新的科学哲学。当然，霍尔对“无形之手”的论述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所罗门评价说:“这些是乐观的幻想。因为这种幻想建立在选择性地对历史数据的关注上:它只注意科学变化中特别成功的案例，注意‘偏见’在科学争论中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到科学变化中的其他方面”，事实上，“在科学变化的很多阶段，规范性的评价是可能的和恰当的。”［8］294也就是说，霍尔像其他自然主义一样，在对传统科学哲学纠偏的同时，也不自觉陷入了另一种自然主义偏见。其次，霍尔将科学的发展变化看成一个类似于生物进化的过程，“科学通过变异与选择而变化”，但这种类比的基础是什么?霍尔没有给出说明。科学毕竟是一种人文社会活动，我们不能完全把它等同于自在自然界，科学具有鲜明的人性特点。霍尔的解释明显忽略了科学属人的这一实际情况，“我们没有理由像霍尔所暗示的那样引入无形之手的机制来解释科学的成功，因为许多科学实践和机构的建立就是由科学家有意设计来实现科学的目标的。”［1］172这又进一步涉及“无形之手”解释的另一问题，即其解释的不充分性。科学共同体如果确实存在着像霍尔所说的情况，即科学家们各怀不同的科学目标从事科学研究，对这种“有意识”科学活动所造成的“无意识”的活动结果，当然可以用“无形之手”模式来解释。但是，还不能因此完全排除“直接说明”存在的必要性，因为至少“大部分科学家把追求知识作为他们的目标之一，那么他们集体实现了科学的目标并不奇怪。”而且，“许多科学机构的目的就是要保证科学的有效性”，这也是科学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推手，威瑞称之为“隐藏之手”(thehiddenhandexplanation)。［1］172可见，霍尔的确夸大了“无形之手”的作用。简言之，霍尔像其评判的实证主义一样，也只关注到科学的某一方面内容，在对传统哲学做出针锋相对的解释时，其“论证显得过于简单了”，尤其是他在将生物界与社会文化的进化论类比，很有新意，但同时“还需要更多的工作要做”。

作者：贾向桐单位：南开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