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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科书改革与原理研究样式
教科书改革范式始终是我国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式之一,其努力是直接围绕原理研究进行的,所以我们这样称呼这个样式。其实,所有各种样式最终都是要验证或者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这是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此,这方面的研究者们都耳熟能详,此不赘述。有学者认为,目前,这些范式都是“假范式”、“伪范式”,而且危害性可能更大。这些范式是针对“传统教科书”讲的,研究者认为对于教科书来讲,他们已经形成了理论共识、思维变革共识,可是他们的理论贡献是十分有限的,“传统教科书”不容虚无化,不容颠覆,解释力依然存在。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文本-文献学研究样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是脱胎于“原著选读”的,“原著选读”的目的就在于“证明”教科书原理出场有据;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从一出场就具有鲜明的历史视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个历史发展着的思想体系。历史的视域只有具备文本-文献学考订的基础,其论据的支持才是可信和有效的,所以,笔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与文本-文献学研究合起来看作为一个样式。在文本-文献学研究中,对斯大林研究的缺失是一个普遍现象。这是很不应该的,是受到妖魔化斯大林影响的结果。在马克思主义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斯大林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只有认真研究斯大林,才能避免重复同样的错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斯大林的文本-文献意义更加重大。对于何种文本更能够代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笔者认为,只要对文本作出基本著作与参考著作的区分,那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基本著作就是一般读者读过之后能够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那些著作,不是所有公开出版的著作都是基本著作,参考著作是那些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手稿、笔记、书信甚至札记是参考著作,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历程。当前,对参考著作的研究越来越多,这与对基本著作的研究已经很透彻有关,可以把它作为学者的兴趣与生计手段,但若投入过多精力则意义不大,这方面的成果再丰富也改变不了基本著作的结论与人们已经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
(三)中国化与中西哲学对话样式
作为一种研究路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必然产物,是方法论自觉和反思的结果。成功的中国化既要抓准中国问题,又要有世界眼光,吸取世界思想资源。所以,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应该始终是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内在要素。只有深入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化的特点,以便更好地推进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当然,“后中国特色”时代的“中国化”将有不同的含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味着为世界创造一个以中国道路为蓝本、可资世界借鉴的马克思主义。同一部《红楼梦》,不同的读者会看到不同的风景。同样,不同读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为了求其真,读者之间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本思想及其所涉及的时代实践问题需要展开对话。与各种思想展开批判性对话曾经是马克思新世界观出场的基本方式之一,也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出场的路径。“以中解马”、“以西解马”都是为了“化马”,所以,这些范式可以归为一个样式。
(四)出场学与问题学和领域创新样式
出场学直接讲要出场,至于怎么出场,还要通过某种具体的问题和某个领域的创新,所以,这三个范式可以归为一个样式。领域哲学和部门哲学都是具体出场的一种方式,试图把某种部门哲学扩大化的倾向肯定是一种僭妄。例如,“文化哲学范式”的主张者把文化作为哲学解释模式,试图阐释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文化哲学走向,并且在发展哲学、交往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儒学、后现代主义、价值学、人学等研究领域展开文化哲学研究。这与把文化哲学当成部门哲学的研究方式不同。这种研究给人的总体印象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窄化了。“出场学”将思想出场的逻辑看作是历史语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必然产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问题赖以出场的历史语境和前提基础加以批判和考察,使我们面对出场学。从“出场”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时代和空间语境中在场的可能性,“出场学”是力图阐释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机制的哲学范式。“反思的问题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领域创新在关注重大现实问题的哲学解答时,出场学要求将思想出场的逻辑与历史变迁的逻辑相关联,将哲学与时代构成一个具有关联场域的解释系统,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创新机制。
“反思的问题学”范式以问题为中心展开哲学研究。社会生活实践不断提出新问题,引导哲学重新反思问题、解答问题,从而不断引导理论创新。问题视域成为引导理论走向时代、走向实际的主要路径。“反思的问题学”在解答问题过程中不限于哲学视域,其多学科知识特点使得问题解答大多没有上升到哲学反思的高度。“反思的问题学”研究范式呼唤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的研究。通过领域创新路径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为反思问题学的必然逻辑。如果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终能够形成一个范式,我们也无愧于这个时代和世界了。笔者认为,在形成这个范式的过程中,当前哲学研究表现为以上四大基本样式。展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前景,可能不是每个样式的分别推进,而是总体上的融合创新。而了解这些样式,无疑有利于保持学术清醒与思想自觉。
作者:刘德中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