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门哲学的哲学维度初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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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具体科学预设前提的哲学质疑。科学理论研究都有其最基本的前提预设和初始概念。不言而喻，前提预设的不同及合理与否，必然影响到具体科学理论的建构，必然影响到具体科学理论的逻辑推导结果，也必然影响到具体科学理论对于现象层面的解释力。卡尔•波普尔指出:“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像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渐渐烂掉。要激励想像，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

如在政治学理论研究中，伯林(SirlsaiahBerlin)主张以目的或目标上的分歧为预设前提，而卡尔•施米特(CarlSchmitt)则以“友—敌”关系即团体之间的冲突为预设前提。在现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初始概念的“经济人”假设，是最有影响并引发最广泛争议的。“经济人”假设被视为西方经济学建立的理论基础和开展经济分析的出发点。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流派几乎都以“经济人”假设为研究出发点和基本分析工具，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经济人”假设这一基本前提。然而，就象政治学研究领域对于其预设前提存在不同的认识与主张一样，“经济人”这一预设前提也始终遭到了来自经济学领域内外的非议与抨击。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人”假设片面强调追求财富的自利动机，没有看到人类经济行为动机的多样性，因此，“经济人”是“唯利是图”的“抽象的人”。各门具体科学研究的前提预设是具体科学理论中又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对具体科学预设前提的批判反思，对于促进具体科学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比如，面对理论界对于“经济人”假设的褒贬不一，经济哲学有必要作出如下追问:“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究竟何在?它是否属于“不证自明”?“经济人”的存在性质和存在方式是什么?“经济人”与“社会人”、“道德人”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能否将“经济人”等同于现实的人?“经济人”究竟是前提假设还是科学抽象?应当怎样看待“经济人”的地位与作用?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与哲学解读，对于澄清理论界在“经济人”假设问题上的认知偏差，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三是关于具体科学理论合理性的哲学拷问。这一点对于以社会事物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尤其重要。各种社会科学分支学科虽因其具体研究的对象有所不同，但从研究对象的本质来说都是社会事物。而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所有社会事物、社会现象都是通过人的直接参与并以人的社会活动本身来呈现的。各种社会科学分支学科虽都因其具有独立和独特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而成为一门具体科学，但也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活动的目的性、人的行为动机的复杂性、人的各种具体活动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与相互制约性等等，就可能在“独特”和“单向度”的研究视角下被忽视、消解甚至抹杀。因此，对具体科学理论的合理性作出批判反思，对具体科学理论成立的条件和依据展开质疑，这当是部门哲学研究的题中之义。

是关于主要社会思潮的哲学查审。社会思潮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思潮，不仅在于其理论本身必定具有一定程度的思想张力，而且还在于它以其世界观、价值观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因此，对于由具体科学研究中兴起的主要社会思潮给予哲学分析，也应是部门哲学反思的重要论域。如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保守主义、女性主义和经济学研究领域的经济个人主义、经济理性主义、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现代货币主义、新制度主义等，都是对人们现实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有着深刻影响、同时又与哲学理论有着密切关联的思想观念、社会思潮。运用哲学反思思维方式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作分析工具，不仅可以对这类社会思潮给出深度分析与合理评判，而且对于人们树立正确的政治理念和经济理念，提供方法论指导。

部门哲学研究的第二条路径或者说第二个维度，是对人类特定实践活动的批判反思。哲学反思思想，并不意味着排斥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哲学反思的虽是思想，但思想只能是关于对象、关于现实世界的思想，哲学在反思思想的同时，必然要触及到对思想所反映的对象即现实世界的反思。另一方面，由于具体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特定实践领域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科学实践活动等，其目的是揭示人类特定实践活动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对具体科学理论的批判反思，必然要涉及到对相应的人类特定实践活动的批判反思。这样，作为人类实践的具体形式，人类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科学实践活动等，也必然成为部门哲学反思的重要视域和维度。

部门哲学对于人类特定实践活动的反思，并不是对人类特定实践领域中各种现象的简单陈述与描画。人类特定实践领域中的具体现象和具体问题，属于具体科学的研究范围，有各门具体科学去解决，它不需要哲学去“过问”，哲学既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去“过问”，并且这种“过问”方式也不符合哲学反思的本意。部门哲学对于人类特定实践活动的把握也是一种整体性和根本性的，它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人类特定实践领域具体实践形式的总整性把握。比如，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种基本的和重要的形式，对于人们的经济活动或者说经济行为，经济哲学可以展开以下追问:究竟什么是经济行为?区分经济行为与非经济行为的依据是什么?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究竟有哪些?等等。经济学家大多以“自利性”来概括人类经济行为的特征。问题在于:“自利性”是否是人类经济行为独有的特性、是否是人的本性?它是先天生成的、还是后天才有的?在人类经济领域，是否存在纯粹的完全的“自利性”?又是否存在“利他性”?人类经济活动中的“自利性”与“利他性”，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这一系列涉及人类经济活动特性的问题，都是需要经济哲学进行省察与思考的。同理，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科学哲学等也可相应地对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科学实践活动等特定实践领域的具体实践形式，给出一种总体性的根本性的把握。二是关于非理性因素对于特定人类实践活动的影响。人类社会实践虽有具体的不同的形式，但从根本上说，人类社会实践都不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活动，而是一种有目的性的主体性活动，它总是在某种特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特定科学理论的支配与牵引下进行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的实践活动就是“完全理性”的，并不意味着非理性因素对人们的实践活动没有任何影响。这是因为，现实世界的人既是一个理性的人，同时又是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人的实践活动实际上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同样，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科学研究等也是理性因素与非理性因素相互交织的过程。在现实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军事活动、科学实践等具体活动中，人的欲望、直觉、无意识、情绪、情感、意志、习俗等非理性因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的具体行动或行为产生影响。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应当是研究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科学。在他看来，一切生产要素都是作为实现和满足欲望的手段的要素，而对人的欲望及其满足的研究，即是对需要和消费的研究。那么，人的欲望等非理性因素究竟是如何作用和影响人的经济行为的?我们又应当怎样看待非理性因素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作用、影响?非理性因素对于人的经济行为的作用、影响，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当然，我们应当看到，不仅不同的非理性因素对于不同的具体实践形式来说，其发生作用与影响的程度是不完全一样的、有所区别的，而且，同一种非理性因素对于不同的具体实践形式来说，其发生作用与影响的性质也可能是相反的、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习俗，我们知道，人是通过文化而实现自己的社会化的，而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特定群体的文化，任何特定的文化形态、文化群体都具有其特定的价值观、行为方式、传统和风俗、习惯等。因此，“市场交换行为已不是单纯的经济关系的交换，同时也包含着文化关系的交换，习俗本身也是人们长期沿袭积久而成的社会文化的持有，是社会文化的一个支流，不同社会文化和亚文化构造着不同的市场习俗和行为者的文化心理模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制约着市场行为者的动机。”

军事实践活动这一特殊实践形式来说，人的情绪、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与作用，相对来说更加明显;并且，情绪、情感对于人类军事实践活动的作用，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而意志对于人类军事实践活动的影响则多为正面的、积极的。由于非理性因素必然存在于人们的具体实践活动之中，也必然对人们的实践活动产生影响和作用，因此，部门哲学对于人类特定实践活中非理性因素的批判反思，不仅对于深化具体科学理论研究，而且对于调整和规范人们的具体实践活动，都是很有意义的。

三是关于人类特定实践领域中社会符号的哲学解读。哲学以其对于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理性思辨而予人类智慧以深刻启迪，人类也正是在对这种最普遍现象和最普遍关系的不断反思中，提升自己对于所在世界的把握能力和认知水平。而作为主客观和主客体关系基本表现形式的人类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都是与符号现象紧密相联的。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基本的和重要的活动，经济活动即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符号活动。从商标、品牌到价格、广告，从货币、支票到存折、信用卡，从产品包装到CI设计，等等，都是人类经济生活中所特有的符号形式，即使是经济活动中使用的语言文字符号、数字符号，也因其承载着经济信息、反映了某种经济关系而显其特性。可以说，现实经济世界即是一个符号世界。符号都是有意义的、有所指的。但从哲学的维度研究经济符号，重要的不在于符号的意义层面，而在于它的价值方面。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任何经济活动的背后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直接或间接地刻有文化的印记。经济符号具有文化象征的价值，这种文化象征价值所潜蕴的变值功能，可以成为提升商品内在价值、影响商品市场价格的重要因素。而对经济符号内在价值的发掘和揭示，只有借助哲学来实现。同样，在人类政治实践、军事实践、科学实践等具体领域，也存在着许多体现其各自特性与标志的象征性符号，即政治符号、军事符号、科学符号等。对经济符号、政治符号、军事符号、科学符号等各种社会符号的哲学解读，既是部门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域，也将是部门哲学研究的又一重要特色。四是关于自由、民主、公平、正义、平等、权利、权力等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

虽然社会科学各个具体研究领域大多都有对这类现实问题的特定视角的关注，但从践行对人的终极关怀的角度来思考和解读这些问题，应属部门哲学的题中之义。比如，市场经济被称之为自由经济，经济自由被视为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原则。如何从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和评判经济自由及其与经济正义的关系?如何在经济正义的框架下来实现人的经济自由?经济自由与哲学的自由观究竟是什么关系?经济自由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自由观生成的意义何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应当怎样作出对于经济自由的现实选择?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哲学对于经济自由应该给予解答的问题。而在政治实践中，人们又强调政治自由;在军事实践中，人们则强调战争的正义性问题。那么，究竟怎样看待特定实践领域中这些带普遍性的现实吁求，部门哲学的理论视野当可发挥其独特的功能优势。

部门哲学研究的第三条路径或者说第三个维度，是对具体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批判反思。各门具体科学都有它自身独特的相对稳定的研究方法。科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表明，具体科学研究方法因其研究领域的特殊性和研究者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及研究视角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还可以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中相互交叉运用。尽管如此，许多具体科学仍形成了其相对独立、独特的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的社会调查方法、历史研究中的历史分析方法、政治学研究中的阶级阶层分析方法等，而在经济学说发展史上，还存在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归纳法、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之争。由于具体科学研究方法的选择，直接关系到对于人类特定实践活动本性的认知，关系到具体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因而，对具体科学研究方法的哲学背景的梳理，对具体科学研究方法合理性的恰当评估，当是部门哲学应有的话题。比如，历史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点是社会历史过程论，它要求把一切事物提到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阐明其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又把它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加以分析，揭示其作用与影响。因此，历史分析方法对于认清事物的真实面目、把握对象的个性特点，有它独特的作用和功能。但历史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由于它过分强调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封闭性，因而不利于人们去探寻和揭示事物发生发展的普遍规律，也不利于人们判断一种思想学说在世界学术思想体系中的价值、地位和作用。运用哲学思维方式反思具体科学研究方法，可为具体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支援，是推进具体科学理论向深度发展的有力途径。

部门哲学还应当关注具体科学研究范式的批判反思。自库恩提出“范式”这一概念以来，有关具体科学门类的范式问题，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关注与重视，如经济学范式、政治学范式、社会科学范式、牛顿力学范式等。对具体科学范式的批判反思，无疑属于部门哲学的研究论域。库恩的“范式”作为一种整体框架，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确立科学认识主体的整合机制，而且是科学理论自我完善的手段和工具，是实现科学革命的内在动力。因此，加强具体科学范式的哲学考察，对具体科学理论的研究及其发展，也无疑有其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库恩的“范式”概念是针对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提出来的，因此，开展具体科学范式研究，应当首先明确什么是特定研究领域的范式?进而确定在特定具体科学发展史上究竟产生和形成了哪些范式?它们各自的特点又是什么?进而分析什么是特定具体科学的“范式转换”?其范式转换的条件又是什么?在库恩那里，所谓范式转换，是指新范式对旧范式的取代，且这种转换是整体转换，转换的方式即是“科学革命”。而对于以社会事物为研究对象的各门社会科学而言，其范式转换的方式究竟是什么?如此等等，它们都是需要部门哲学作出分析与解答的。部门哲学或许还有其它的研究路径和论题。但基于我们对于哲学和部门哲学的理解，我们认为，上述部门哲学研究的三条基本技术路径及其相关论题，在部门哲学研究中应该说是相当重要的，尽管对各门具体的部门哲学而言，其思考的重点与涉及的具体论题可能并不完全一样。

作者：曾祥云单位：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