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自主性探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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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国家教委制定了《全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七五”科研规划》，这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个较为系统的高等学校文科科研规划。［3］通过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使高校的科研力量逐步地组织起来，并紧密围绕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及重大问题展开研究。恢复与重建学科体系，加强学科基础建设是这一时段的首要任务。这一时段全方位加强学科基础建设的几个重要标志：一是一些文科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始恢复、重建。1978年先后恢复了一些被撤销的文科院校如中国人民大学，高校相继恢复重建了一批研究所（室），积极展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二是恢复和重建基础学科，大力扩展和调整学科结构。为加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1980年国家教委的《加强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有计划地、积极地开展高等学校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积极恢复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经济管理等中断多年的学科；人口学、民族学、未来学、宗教学、人类学等薄弱和空白的学科要认真创造条件，迎头赶上。”［3］这样，过去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伪科学”而被取消的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得以重新恢复，曾经占据“显学”地位的文学、历史学、哲学又回归本位，与经济社会建设密切相关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应用性学科愈来愈受重视，同时，顺应学科分化趋势，一些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不断涌现。三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受到经费资助，科研管理得以加强。1979年国家教委首次设立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部门———文科科研处，1986年印发《国家教育委员会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资助经费管理办法》，1988年印发《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科研管理暂行办法》，初步建立起了科研管理制度体系。从1981年起，国家教委每年从教育经费中拨出约300万元用于资助文科研究，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开始有了固定的经费来源。1983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立并于1986年开始实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国家教委也先后设立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点基金、规划基金、外国图书引进基金和古籍整理基金等。四是学术回归本位，全国性学术团体纷纷创建。1978年国家教委下发了《关于办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的意见》，使“”期间被迫停刊的一些大学学报相继复刊，原有的一些刊物也从浓烈的政治色彩逐渐回归到学术研究自身，学者开始回归自我，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和尊严得到了一定的恢复。“学界不仅开始对纯学术问题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而且对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等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研究对象，也开始了真正学术的、学理层面的研究。”［4］与此同时，一些民间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如中国社会学学会、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政治学学会等相继重建和成立，有力地推动群众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展开。

“现代化”作为这一时段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题或范式，被越来越多的高校理论工作者所接受。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此，“三个面向”就成为我国教育战线的一面旗帜，并于1985年写进《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中。从此，“三个面向”成为贯穿整个80年代校园学术文化的最强音，并决定了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走向。邓小平指出：“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5］邓小平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开拓视野和转换视角铺平了道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现代化突然变成了一个最响亮的词，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并进入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之中。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现实需要，现代化研究成为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大课题。”［6］这样，“现代化”无论在认识层面还是价值层面上都支配了80年代的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成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话语。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历程，各种社会文化思潮涌入国门，国外大量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在中国掀起了西方文化热，深刻地影响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这场西方文化热中，西方学术著作的引进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走向未来”丛书、“面向世界”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是重要的代表。［7］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经济学等。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经常出现在研究者们的参考文献中，卢梭、斯密、韦伯、哈贝马斯、胡塞尔、布迪厄、福柯、海德格尔等思想家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心智”。有学者研究认为，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作品对中国学界产生了主导性影响，中国学术心智的社会科学半区基本被美国大学所支配，而人文学科半区则为德国大学所主导。［8］在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的理论资源，以开阔人们的学术视野与思辨能力，使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在学术与政治、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痛苦选择中，开始以批判的姿态去确立学术论说的自主性。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现代启蒙的时期，各种新的思潮、流派和新兴学科不断涌入中国高校，陈平原称之为“学术史上充满激情和想象的变革时代”。

根据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和重建在阶级斗争和‘’中摧毁的学科，大量翻译、引进西方的最新学术成果，用于解释和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中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学术的逻辑与政治的逻辑区别开来，在学术研究中起主导作用的不再是政治逻辑，而是学术自身的内在逻辑，学术逐渐获得了相对独立于政治的自主性。”［9］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并纳入国家规划，各学科在大学课程中的设置，学位制度的建立以及全国性学术团体的成立和高校学术刊物的出版，标志着人文社会科学在我国高校已大致建立起来。科研机构和学术组织的不断建立，海外学术资源的大量引进，不仅为学术的全面复苏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且有利于形成布迪厄所谓的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知识文化场域，从而摆脱完全受制于外部政治场域和经济场域支配的状态。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制度的建立，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开展有计划、大规模的知识生产提供了经济资本，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也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据《1991年全国高等学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统计，1991年全国设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高等学校513所。社会科学教师12万人，比1981年翻了一番；其中，教授4530人，比1981年增加三倍；副教授23587人，比1981年增加五倍多。当年拨入研究与发展经费4430万元，研究课题11054项，发表学术论文58044篇，出版著作3984部，提交研究咨询报告和鉴定成果968项。［10］

一、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的发展与规范：20世纪90年代

进入20世纪90年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逐步迈上了知识化、专业化的轨道。导致这一变迁的宏观社会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确立。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让人们搁置了“姓资姓社”的论争，获得了第二次思想解放，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出台，为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和发展，1994年国家教委制定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这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步入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所描绘的发展蓝图，在其后的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十五”规划及“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中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自觉性明显提高。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加强科研管理是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繁荣发展的关键性一环。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一是从1991年起建立了全国普通高校社会科学统计年报制度，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纳入国家科技统计序列进行统一管理。二是1995年设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1998年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励办法》，作为教育部的三大奖励之一，每三年评一次，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励形成制度化。三是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行规划设计，1996年国家教委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要点》，这是“建国以来高校第一个全面系统、具有宏观指导意义的科研事业发展规划。它首次突破了科研规划仅仅是项目规划的旧框架，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方针、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科研经费、人才培养、科研机构、学术交流、科研管理、信息资料等要素统统纳入科研规划的范围之内，形成了整体规划、重点突破、协调发展的态势。”［11］四是制定和实施“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解决高校后继人才问题。从1997年到2000年，教育部分四批评选出经济学等21个学科共有154位入选者列入培养计划。在有关部门和高校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配合下，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普遍提高，一批中青年学者成长为学术研究骨干，基本上扭转了学术骨干队伍后继乏人的局面。［12］这些改革措施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规范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进一步为高校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中的主力军地位奠定了基础。探寻学术发展理路，对学科发展状态和影响发展问题进行反思，是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大特点。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市场经济的洗礼，学界开始全面反思改革开放10年来的实践和研究状况，一批具有自我反省意识的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抽身于思想界，进入专业的学术界，通过学术史和学术规范的重建和传统国学的梳理，为中国学术和文化奠定一个更扎实的知识基础。”［13］事实上，这种反思意识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萌芽，1988年陈平原在《瞭望》上发表的《关于“学术语法”》似可标示。陈平原认为：“做买卖得讲‘商业道德’，做游戏得讲‘游戏规则’，做学问当然也得讲‘学术语法’。”［14］陈平原这里讲的“学术语法”就是指学术规范。在《学人》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倡导下，此后又在《中国书评》的强力推进下，中国学术界逐渐掀起了一场学术规范化运动，被誉为是“九十年代中国的一大学案”。［15］当然，这场大规模的学术规范化运动之所以能够持续展开，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的。“”结束后，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落实，学者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和地位，学术摆脱了对政治的被动依附和跟从，具有了独立的品格和尊严，需要建立学术规范。［16］在学科恢复重建之初，各学科尚处于建构学科体系，创立门户阶段，无暇顾及学术规范建设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无论是恢复重建还是新建的学科，大多完成了体系建构而进入充实和发展阶段。正是在这种时候，学者们普遍发现自己所在学科的发展面临着学术规范化的制约，即缺乏规范化。因此，不同学科的学者不约而同地感到建设学术规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纷纷把学术规范建设当作是推动本学科发展的头等大事。［17］这是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开始走向成熟的不可或缺的必经阶段，其象征性和建设性意义远大于其所取得的实质性成果［18］：一方面它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学术规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学术规范建设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另一方面揭开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建设的序幕，为中国的学术规范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关注学术史的发展，矫正学术失范，是这一时段的又一重要现象和重要特点。

20世纪90年代伊始，学术史研究就进入了学者的视野，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就是最早的开拓者，1991年由他自己主编出版的《学人》首开“学术史笔谈”专栏，同时他亲自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现代学术史”课程，并由此而开辟了一个问题域，引发出了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群中各学科的一系列反思性论文与专著，这种热潮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从1995年到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陈平原主编的“学术史丛书”共计有14种，主要领域和内容包括“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学科史研究、著名学者的个案研究等方面。［19］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发展，从总体上可以说是由接续断裂、全面复苏到空前活跃、硕果累累的繁荣期。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成果、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其负面因素（如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学风浮躁、学术不端行为）和教训也是不可小觑的。为推进学术不断前进、健康发展，学术应该总结自身，学者应该回瞻自我。于是当代学术史研究带有必然性地成为了学术热点。［20］通过对学术进程的描述和评判，正面或负面地凸显某种学术规范，是学术自觉的重要表现，对促进学术规范化将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据《2000年全国高等学校社科统计资料汇编》统计，2000年全国设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普通高校达739所，比1991年增加226所，社科教师队伍24．3万人，比1991年又翻了一番；当年拨入研究与发展经费6．23亿元，比1991年增加15倍；研究与发展课题总数31942项，比1991年增加近2倍；发表学术论文153366篇，比1991年增加3倍；出版著作5000余部，比1991年增加20％；提交研究咨询报告和鉴定的应用研究成果5107项，比1991年增加5倍。［21］这些成就表明，高校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中的主力军地位得到牢固和加强。毋庸置疑，1990年代以来，随着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界日益强调“知识增量”和努力建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传统，反思与重构越来越成为一种思想主潮。这种思想主潮彰显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共同体的“身份”意识更加明晰，责任感和自觉性正不断强化。其所隐含的学理逻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现有体制、机制下，人文社会学科的自主性正在逐步生成，特别是在对西方新的文化危机的参照中更加倡明了民族性话语的“本真性”和生命力。二是本土学术话语的知识形态在历经了中西方不同的生产模式和“内在肌质”的对比、交融之后，需要进行螺旋式的演变，以期形成自我的超越和精神的传承。［22］正如邓正来先生所言：学界在这一阶段的努力，“主要是从知识上对学术规范化这个论题进行讨论并从经验上对它加以践履，进而使这场以‘中国学术规范化’为名的运动具有了一种结构性的力量。这场学术规范化运动的关键，在于它将我们的关注点从原本侧重于社会科学如何摆脱僵化意识形态的外部性关系问题转向了社会科学内在的发展机理即自主规则的问题。”［23］

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的改革与创新：进入新世纪以来

进入新世纪，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迎来了新的科学的春天。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的前列，就不能没有繁荣发展的人文社会科学。随着人文社会科学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国家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予以了高度重视，坚持要把社会科学摆在和自然科学同样重要的位置，并且极其强调理论创新的重要意义。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强调要“坚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2003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专门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制定的文件，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成立了教育部社会科学发展领导小组，加强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宏观领导；成立教育社会科学委员会，发挥专家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参谋咨询作用；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条件的改善，不断加大经费投入力度，有力推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这一时段，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最突出的成就是，教育部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若干意见》，启动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实力显著增强。随着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逐步扩大，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成为这一时段的热门议题。实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新的繁荣发展，就要切实通过考验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消除各种制度性壁垒，整合科研力量，孕育和催生新的学科、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方法，完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组织创新体系。以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为龙头，改革高校科研机构体制和运行机制是这一时段的重要特征。1999年为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教育部启动实施了《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按照优化结构、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兼顾基础和应用研究的要求，重点研究基地在“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竞争创新”方面进行了多项制度性的改革，围绕“带（给）课题进基地、完成课题后出基地”的运行机制，建立了基地主任负责制，研究人员聘任合同制，驻所研究制度，学术休假制度，学术委员会制度等。一些重点研究基地还在落实这些改革要求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制度创新。［24］在重点研究基地的引领示范作用下，一个由“985”工程创新基地、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省级研究基地、校级研究基地组成的金字塔形人文社会科学创新平台体系初步形成。“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使高校科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一依靠政府拨款、下达课题的科研体制和运行机制正在向以课题为中心、多渠道筹集经费的新型科研体制转变。”［25］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过程，也是探索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管理体制创新的过程，为不断深化高校科研管理体制和科研组织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一时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

2004年中共中央的《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育部制定了相应的工作方案。在教育部广泛动员和组织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一方面，充分发挥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实力雄厚的优势，重点建设了一批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集中力量开展理论研究；另一方面，通过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不断拓展学科领域，丰富学科内涵，重点加强理论学科建设，推进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研究成果的教材体系建设，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工作。此外，在、教育部等六部门组织推动下，通过定期举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研修班，提高中青年骨干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已成为人才队伍建设的品牌项目和重要抓手。作为上一时段学术规范化运动的接续，加强学术规范建设，反思和批判当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失范”状态，遏制和整治学术腐败仍然是这一时段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社会和学术界对加强学术规范建设，整治学术腐败做出了许多努力并取得了富有建设性的成果：一是政府管理部门高度重视学风和学术规范建设。在学界内外有识之士的不懈努力和学术批评的推动下，学术规范及其建设问题终于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01年教育部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纲要》中，首次从政府层面明确提出“遵守学术规范”的要求，2002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标志着学术规范建设从探索争鸣阶段进入到整治行动阶段。二是成立相关组织机构，强化学风建设。2006年教育部成立了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2009年成立了教育部学风建设协调小组，下设社科类学风建设和科技类学风建设办公室。全国高校相继也建立学风建设组织机构，发挥学校学术委员会、学风建设委员会在学术研究、学风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制定相关制度和实施细则，逐步形成领导有力、责任明确、协调配合、监督到位的学风建设工作体制。［26］

逐步建立健全科学的规章制度，努力用完善的制度促进良好学风的形成。教育部先后出台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规范指南》等规章制度，为高校推进学风建设工作提供了依据。四是改进科研评价机制，形成正确科研导向。2006年教育部《关于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在进一步调研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意见》，标志着立足创新，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由重数量增长到重质量提升的转变，为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向更高质量迈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当然，这只是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的“重要一步”，我们必须承认，它还没有彻底遏制住学术腐败现象，高校课程设置中没有学术规范这样的最基本的学术入门课程，大批的学子缺乏基本的学术素养教育等等，由于这样一种事实的存在，学术规范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经过学界、政府、社会十多年合力进行的学术规范建设，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仅与国外学术界对话、交流与合作时变得更加容易，而且为学术共同体的成长、学生生产力的提升搭建了越来越规范的机制、环境和平台。”［27］据统计，“十五”期间，高校共出版著作达11万多部，比“九五”增长53％；107万多篇，增长71％；提交研究报告7．5万篇，增长2．5倍；科研经费达52亿，其中政府投入21亿，比“九五”增长5．5倍。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约2800次，比“九五”增长2．4倍；参加国际会议10万多人次，增长2．5倍；在国外期刊1．3万多篇，增长1．6倍；与国外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项目2600多个，增长1．8倍。［28］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为推进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结语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的回顾，可见其经历了一个由恢复重建到规范发展，由积极探索到深化反思和改革创新的变迁过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从恢复重建到蓬勃发展，并以其特殊的功能积极承担着推动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学术使命。30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始终贯穿着对自主性的追求，我们走中国道路、探索中国模式、推介中国经验，在回应时代的诉求中发出了应有的声音。我们既可以从宏观的视角总结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改革开放所做出的学术贡献，也可以从微观视角观察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取得的进展与成效。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其自主性发展问题。应当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意识开始产生并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但由于诸多的因素，自主性不足仍然是其更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从知识发展的视野来看，一个缺乏自主性的知识生产体系不大可能提供几何级数的知识增量；从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一个缺乏自主性的知识只能起到宣传解释权力意志的作用，不可能匡正实践进而指导实践。故此，借助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回眸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其中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和反思。

改革开放伊始，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重新唤起了国人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尊重，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又为我国社会科学界面向西方国家的重新开放创造了机遇。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或被动之中，逐渐地被纳入到国家学术体制之下，承载了不同历史时期学术的“政治”使命。知识社会学告诉我们，在知识生产的自主性还没有充分获得的情况下，任何类型的知识和知识分子都只有通过其与政治权力、市场需求或大众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才能确保其在社会中的中心地位。［29］正因为有着这种负载，学术权力的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强制化，以及实现并维护这种权力的“学术体制”本身的政治性架构，就成为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鲜明“特色”，这不仅形成了当代中国学术活动中“体制与权力”的错综复杂关系，也产生出人们在学术活动中对于这种关系的屈服或钻营。［30］特别是在当今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制度建构中的“瓶颈”和一系列新问题的产生，其实都与这一体制所余留的传统惯性相关联。随着高校体制改革的推进，学术领域权力结构的改革虽有分权取向，但由于各种原因行政权力的优势更为明显。这就使得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具有明显的行政主导和“计划学术”的色彩，行政管理部门不仅控制了学术资源的分配，也同时主宰了学术成果的评价系统。布鲁贝克指出：“无论学院还是大学都不是一个政治团体。它的职责不是行政管理，而是发现、发表和讲授高深学问。它的管理不是根据人数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是以知识为基础。”［31］由于权力和市场因素渗透到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之中，因而产生了严重的异化。许纪霖先生认为，这种异化简单地说就是，“规范化异化为形式化，制度化蜕变为行政化，而学科化导致了封建化。”［32］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高校知识生产主体对行政主管单位的依赖性，牺牲了知识生产的独立性，偏离了学术自主的方向，与培育学术场域的独立和自治背道而驰。如果说在学科恢复重建之初，为了使其尽快步入规范化、制度化和学科化，由国家政府主导建立学术体制只是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随着学科的逐渐成熟发展，建立学术场域，就要克服现行学术体制的弊端，建立真正以学术为本位、以学术自主为核心的学术体制就成为当务之急。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对产生学术不端的体制性因素进行追问和反思，而不只是在体制内修修补补，需要进一步深刻思考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建构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知识与权力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邓正来先生富有创见地提出了“知识规划”的概念，认为在转型时期，知识的生产处于“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时代：第一，存在着一种“规划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并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某种规划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类型知识”。第二，存在着一种“类型知识”，即违背知识场域逻辑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同样不是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而是以其他各种需要（比如社会需要、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知识。［33］应当注意到：“知识规划体制”和经济、政治等现实社会需求机制为知识生产者所提供的生产动力是单调的，它甚至构成了一种吞噬性的力量，粗暴地将知识生产者的才情、智慧、记忆力、想象力和创新力完全无情地吸纳，使之卷入“知识生产”的物化运动过程之中，［34］导致知识生产者缺乏自主创新精神，进而影响学术的自主性。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当下使命就在于：“一方面必须对我们这个‘知识规划’的时代以及其间的知识类型进行全面的讨论和批判；另一方面，必须对这种为知识生产机器所支配的知识类型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进行分析和反思……只有在这种反思的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揭示出和意识到我们原本不意识的隐含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之中的各种社会条件或权力关系，进而把我们从这个‘知识规划时代’中解放出来。”

当然，改善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场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和任务。一方面，需要政府制定相关的发展战略和长期的发展目标，并通过政策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为知识生产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自主性发展，更离不开学者们自觉和自主的创新性探索。缺乏学术自主性的人文社会科学，就无法正视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无法系统地吸收人类思想的智慧，无法从容地搜寻自己学术传统与历史源头，有时不得不陷入“用中国经验论证西方学术逻辑”的尴尬局面。［36］改革开放30年来，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在创造丰硕成果基础上，积累了丰富的中国经验，学术自主意识正在进一步提升，与中国经验相伴成长起来的学科，可以说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世界的问题。推而广之，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如果能够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发展模式有所贡献，那么也是对全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37］为了保持学术的自主性，我们需要以30年来的知识生产场域回顾为契机，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为世界人文社会科学贡献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自己的创造和智慧。

作者：王永斌脱芸单位：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