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留日学生译书活动的原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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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图书馆学刊杂志》2015年第四期

1清末译书的内容和种类

据《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统计，1880—1904年，汉译日文书共2，200多种，其中自然科学260多种，应用科学近400种，社会科学近1，400种，其他200余种，社会科学约占60%。由此可以看出，清末译书主要是以社会科学为主，而在社会科学中又更侧重政治理论读物，这显然是与译书学人的政治要求是相一致的，因为这些人留学日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学习日本先进的政治制度挽救中国的民族危亡，故而他们充分利用通晓日文的优势翻译了大量政治法律方面书籍，如《宪政论》(菊地学而著、林桀译)、《日本议会史》(工藤武重编、汪有龄译)、《万国宪法比较》(辰巳小二郎著、戢翼译)、《欧美政体通览》(上野贞吉著、巅涯生译)、《国家学原理》(高田早苗著、稽镜译)、《国民公私权考》(井上馨著、章宗祥译)、《政治泛论》(永井惟直著、范迪吉等译)等。仅次于政治学的是教育学。留日学生把教育看成振兴中国的基础，大力倡导兴办学校，而新学堂的设立急需大量的教科书，因此解决教科书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这种客观形势直接促进了留日学生对教育类书籍的翻译。《游学译编》《译书汇编》等期刊专设教育专栏，介绍世界流行的教育理论，风格流派，企图以其开民智，促进中国教育。例如刘揆一翻译了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教师内藤庆助编著的《小学教育法》，“于教育之原理，修理之方法言之尤为亲切”［11］;湖南编译社翻译了《学校实践管理法》，所刊广告直接切中中国教育界之要害“中国言学校数十年矣，而造就无人……是故因学课之不高亦管理未善有以致之也”，并强调翻译该书的目的是“以饷国民”［11］。除了一般的教科书、教育理论方面的书籍，留日学生还翻译了有关教育管理方面的论著，如编译出版了日本的教学大纲《新译普通学科教授细目》，日本中野礼次郎的著作《十九世纪欧洲教育之大势》等等，其根本目的在于让中国人了解“欧洲各国教育发达之原因”［11］。可以说，留日学人翻译的这些图书，为当时的中国教育界指明了学习的方向，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蓝本，在当时的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批图书也受到了广大教育者的好评。除了政治学和教育学，留日学生还翻译了大量其他学科的著作，如哲学、史学、宗教学等等。学人们编译了数十部亡国史，如《近世亡国史》《波兰衰亡史》《印尼灭亡史》《朝鲜亡国史》等，冀图以史为鉴，唤醒中国人的救国热情。倾向革命的留日学生则大量编译资产阶级革命史书，如《美国独立史》《法国革命史》《意大利独立史》等，这些书籍为中国革命青年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此外，学人们还编译了许多理论书籍，如哲学方面编译出版了《哲学纲要》《哲学大观》等;史学理论方面有湖南编译社出版的《史学原论》;宗教学方面有留日学生编译的《世界宗教史》《宗教研究》《伦理与宗教之关系》等。除了上述译书种类，留日学生还翻译了包括经济学、军事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数十种类别的书籍，内容广泛，他们通过翻译活动将世界上最新的知识带到中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

2清末译书活动的影响

2．1推动了清末教育变革的进行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推动了清末教育变革的进行，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据许多参与编译图书的学生回忆，那时他们在学堂用的教科书，多为这些留日学生的译本。留日学生对教育变革所做的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将各种新式教科书引进学堂。1900年以后，由留日学生组成的翻译团体，如译书汇编社、湖南编译社、教科书编译社等，都曾编译过大量教科书，涉及历史、地理、教育、法制、经济等方面内容，一些留日学生回国后仍继续从事教科书编译工作。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有《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其中不少都是由留日学生所译，如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译《欧罗巴通史》，失津昌永著、吴启孙译《大地平方图》及《五大洲总图》，杨廷栋著《理财学教科书》，何橘时译补《中学生理教科书》，水岛久太郎著、陈榥译补《物理学》等。当时出版界的龙头———商务印书馆甚至“招聘不少归国的留日学生，出版各种新式教科书。这批教科书大部分以日文书为蓝本编纂而成”。虽然留日学生所译的教科书总体看来比较粗糙，如“取材过于日本化”，“日文语气太重”等，但晚清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毕竟迈出了由旧教育走向近代教育的重要一步。他打破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内容，为中国教育注入了一丝新的活力，更提供了更多新的教育方法和形式，极大地震撼了中国传统教育界。同时，这批译书满足了国内新式学堂发展的需要，推动了清末教育变革的进展，为更好地改造传统教育积累了经验。

2．2促进了新思想、新概念的传播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使西方文化广泛传播，让中国人民接触到外国各种先进思想和理念，是又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这股译书热潮，对提高中国人的思想文化水准无疑是不能低估的，许多新思想、新概念都是通过译书得到传播的，一些新兴词汇都是由留日学生首先使用，并经由他们传到中国，并被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如“帝国主义”一词，就是由留日学生首先使用的。1901年，《开智录》在“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之前途”一文中痛斥帝国主义就是“侵略主义”“扩张版图主义”“膨胀主义”，此后“帝国主义”一词被广泛使用。另外，“经济学”“社会学”等词也是由留日学生首先使用的。《译书汇编》第七期在翻译日本法学博士失野为之的《经济学研究之方法》一文时，首先使用了“经济学”一词;而戊戌时期严复等人在介绍欧洲社会学时一律称为“群学”，直到1902年留日学者章太炎在翻译日本岸本能武太所著的《社会学》一书时首次使用了“社会学”一词。上述数个新名词的出现都为当时中国迂腐陈旧的思想界注入了一丝新鲜活力。可以说，留日学生对这些外来文化的接纳和吸收，促进了新思想、新概念和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思想界做出了突出贡献。

2．3为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留日学生所译书籍广泛介绍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学说，冲击了中国封建文化，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如湖南留日学生杨毓麟撰写的《自由生产国生产史略》在《游学译编》上连载，详细介绍了美国的诞生和发展，同时结合中国实际，畅谈体会和感想，他写到，“欲造国民者，必先造其魄力;欲造其魄力，必先造其思想;欲造其思想，必先造其根性。”留日学生在辛亥革命发动之前，为其做了大量的舆论准备，直接反映辛亥革命前的历史的译作，有日本宫崎寅藏著，金一(金天翮)译的《三十三年落花梦》［15］，此书秘密流行在民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起到了强有力的革命宣传作用。

3结语

清末的译书活动将翻译重心集中于日文书，改变了之前以译欧美书刊为主的局面，尤其是留日学生，在清末译书活动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所译的著作，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如质量较低，甚至有些错误等，但这并不能磨灭留日学生译书的影响，曾亲自参与译书活动的刘禺生说道:“沟通欧化，广译世界学术政治诸书，中国开明有大功焉。”［16］，这句话也可作为当事人甚至后人对这一批译书学人最好的评价。

作者：杜京容 单位：南京晓庄学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