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陪都重庆的“民族文学运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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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陪都重庆的“民族文学运动”，一开始就遭到政治性批评，而缺乏学术性考察，这就需要进行历史还原，通过文本解读以还其本来面目，从而给予其应有的评价，来澄清长期以来的种种偏见。

关键词:陪都重庆;民族文学运动;历史还原

1940年4月1日，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云南大学等高校文科教授为主要作者的《战国策》在昆明创刊。①在创刊号上，林同济发表了《战国时代的重演》一文，提出“我们必须了解时代的意义。民族的命运，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了解时代，猛力推进做个时代的主人翁;便是茫无了解，抑或了解不彻底，结果乃徘徊，妥协，失机，而流为时代的牺牲品。现时代的意义是什么呢?干脆又干脆，曰在‘战＇的一个字。如果我们运用比较历史家的眼光来占测这个赫赫当头的时代，我们不禁要投龟决卦而呼道:这时期是又一度‘战国时代＇的来临!”②显然，这一历史比较，既是立足学术立场来展开的，更是着眼中国抗日战争来进行的。于是，“战国时代之所以为战国时代”，首先就在于“战为中心”———“战的威胁与需求迫切到一个程度，而战乃竟成为一切行动的大前提”;其次就在于“战成全体”———“显著地向着‘全体战＇一条路展进”，“尽其文化内在条件的可能范围，都一致力求‘人人皆兵，物物成械＇”;最后就在于“战在歼灭”———“用战的方式来解决民族间，国家间的各种问题”，“道地的战国灵魂乃竟有一种‘纯政治＇以至‘纯武力＇的倾向”。③这就是从大文化观出发，既比较了中国古代的战国七雄之战，又比较了“此时”爆发的欧洲各国之战，指出从古至今“一切为战，一切皆战”的“全能国家”，先是中国的秦国，后是欧洲的德国、意大利、苏联这类“续秦”的国家，因而“全能国家”与“战国时代”相伴而行。

于是乎，得出合乎学理的结论只能是:“运用全体战，歼灭战，向着世界大帝国一条路无情地杀进———这是战国时代的作风，战国发展的逻辑。”不过，面对抗日战争的中国现实，林同济认为:“与一般的‘强侵弱＇的形势大大不同，即是日本这次来侵，不但被侵的国家(中国)生死在此一举，即是侵略者(日本)的命运也孤注在这一掷中!此所以日本对我们更非要全部歼灭不可，而我们的对策，舍‘抗战到底＇再没有第二途!”④应该看到的是，在《战国策》上发表的诸多文章，都是偏于学理的探讨，其实反响并非后来者所想象的那么大，这是因为作为半月刊的《战国策》，仅仅出刊17期就停刊了，存续的时间不过从当年的春季到冬季。在陪都重庆，针对“战国时代重演”之说的批评，应该是《战国策》停刊之时。首先是，茅盾在《“时代错误”》一文中，称林同济“所鼓吹者，正是这样一种要消灭‘信仰，企业，社会改造等等大事情＇的目的威力的一战，但是，被侵略而作自卫的我们却不能拥护这样的见解”;而是“要加紧发展”那“革命的三民主义”信仰，“民族工业”，“排除那阻碍进步的封建势力以及其他政治经济的改进设置”。①与此同时，胡绳也发表《论反理性主义的逆流》一文，对“某些反理性主义的倾向”，进行了点名批评，如鼓吹“大战国时代”的林同济等人，要求“在民族解放战争的发展中充分发扬清醒的，现实的，科学的理性主义”。②面对这些批评，林同济仅仅是在陪都重庆的《大公报》上，重新发表《战国时代的重演》作为回应，由此足见其学术自信与底气。③1941年12月3日，《大公报》副刊《战国》在陪都重庆创刊，林同济发表了《从战国重演到形态历史观》一文，提出要“注重统一和集权”，具体而言，就是“政权集中，经济统一，国教创立”，而“最适当的象征可以说是百家争鸣后多少都要产生出来的思想统制的主张”。随着不少与此相关的文章在《战国》上陆续发表，随即就引发了这样的批评，在确认“战国派”这教授群体存在的同时，更是确定了其言论的“法西斯主义实质”，在集体点名批评中，肇启了对“战国派”进行从哲学到文学的一波又一波的清算浪潮。④被点名批评的人中当然就有陈铨，因为他主张“指环就是力量”———“假如你向我什么是四年来奋勇抗战的中心意义，我以为莫过于借敌人的‘不正义＇，来硬铸出我们的‘指环＇，先有了指环，然后才配谈正义。”陈铨在《指环与正义》一文中作如是说。也许是该文的意志哲学面纱太重，难免引发种种的揣测与误解，应该予以重新读解。首先，“一个国家或民族，图谋自全以至发展，第一步办法就要取得指环。没有指环，只渴望正义来救，它的生命和自由必被断送。德国狂飙时代有一部著名的小说，名叫《马丁黑罗》。里面讲一尊蜡做的神，立在烧陶器的炉火旁边，陶器烧好了，蜡神却烧坏了。蜡神埋怨火太无正义，偏爱陶器。火的回答很简单:你应当埋怨自己没有抵抗的能力，我呢，无论在那里我都是火!”然而，“我所望于中国出版界与作家，也就是一点‘马丁黑罗＇的看法。少作些蜡神的抱怨，多提倡些陶器的精神。莫要怨火无情，因为到处都是火。”⑤其次，“政治理想要崇高，但是理想政治却要切实。”这就在于，“崇高的政治理想，是政治生命的源泉，它可以教人生，它可以教人死，因为它追随了历史演进的进程”;“但理想政治并不是要抛弃政治理想，乃是要把实现政治理想的步骤，清楚划分出来，依次实行，以达到理想的境界。”所以，“抗战以来，中国最有意义，最切合事实的口号，莫过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孙中山先生虽然讲世界大同，他同时更提倡民族主义，世界大同是他的政治理想，民族主义才是他的理想政治”。这样，“辽远的政治理想，外交官的辞令，暂时不必对民众宣传，先实行能够应付时代环境，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理想政治”。⑥从上述引文中可以见出在大敌当前之下要求进行精神总动员，特别是文化界总动员的一种强烈而迫切的愿望，应该说这正是与抗战的现实发展和需要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所谓“战国派”的意志至上论哲学，文化形态学史观是否具有一个“法西斯主义实质”，显然应该予以科学的讨论，决非是攻击一点而不及其余，甚至冠以骂名以收借钟馗打鬼之效所能盖棺论定的。独及在《寄语中国艺术人———恐怖、狂欢、虔恪》一文中提出了“你们要开辟一个‘特强度＇的崭新局面吗?”———“猛把恐怖，狂欢与虔恪揉着一团画出来!”因此，《大公报》的编者在按语中指出:“抗战以来，中国艺术，由绘画，雕刻，以至诗歌，戏剧，音乐，是不是确有崭新的发展———这是文化再造中的一个绝笃重要的问题。工具，取材，技术，这都是枝节，关键尤在企图一种精神上心灵上的革命。”三大母题的提出，就是针对“兄弟们”那“一味的安眠”，“数千年的‘修养＇与消磨”，“四千年的圣训贤谟”所造成的“虚无”，这样的精神状态进行疗救。①对此，有人曾这样评论道:“恐怖，狂欢，虔恪，煞是生活奋斗的三部曲。恐怖是慑服，也正是醒觉的开始，狂欢不是醉生梦死，而是情绪的奔放，能予胜利途中的迈进者以其所必须而应由之勇气。至于虔恪的境界，倒超出寻常成败得失的心理以外，古往今来大圣大贤，以及肩荷天下重任而成就百代的大事业者，庶几近之，所谓与造化同其功也”，从而“启发中国新文化”。②不过，当时还是召来了如此批评———“《战国》上的文艺思想也正是这一系列的法西斯思想中的一部分。虽然在文艺方面《战国》还没有能够像其他方面一样提出思想体系来，然而那法西斯主义的狰狞面具，是已经无可掩饰的了。”然后，论者指出“战国派”的哲学渊源就是从康德的“唯心观点”到尼采的“‘超人＇论”，要求对这些哲学上的“时代的先觉”进行彻底批判。③这就一直影响到此后对于“战国派”的评价和批判，不过，“战国派”真的没有提出过文学上的理论主张吗?其实不然。正是陈铨，于此时开始倡导“民族文学运动”，力图将抗战文艺运动引向发扬“民族主义”的战时轨道。在这里，所谓的“民族主义”，正是在“大战的世纪”中成为“个人意识的伸张与政治组织的强化”的“调人”，既“富于自觉性，自动性”，又“富于组织性，实力性”，“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乃拥有一个社会制度以为其执行意志的机关的”。在国际上，民族主义的高涨，尚“有待于联合国家的政治家”。在国内，由于“在二千年大一统皇权下，我们的民族意识未得充分发扬，年来刚露新芽，实不容中辍。我们的问题是必须在继续发展强烈的民族意识里求一个与世界合作之方”。于是乎，这样的“民族主义”，无疑就具体化为反对“希特勒东条的武力威胁”，解除民主的“空前的危机”，④由此在中国不断增进民族意识生长的战时追求。于是，陈铨首先指出:“文学是文化形态的一部分”，而“时间和空间，对于文学有伟大支配力量。时间就是时代的精神，空间就是民族的性格。抛弃了这两个条件来谈文学，我们就不能真正了解文学”，“只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才能产生真正的民族文学”。这就意味着，文学具有从时代精神到民族性格的文化形态构成，文学不过是文化形态的形象表达。更为重要的是，“世界上许多伟大的文学运动，往往同伟大的民族运动同时发生，携手前进。意大利是这样，法国是这样，英国，德国也是这样。”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到启蒙运动，正是民族运动与文学运动相一致的文化运动，由此出发，战时中国所需要的文学运动，就是融入民族运动之中的文学运动，也就是推动民族文化复兴与现代启蒙的民族文学运动。

但是，正确的认识而结出自相矛盾的果实:一方面是“一个人要认识自我，才能够创造有价值的文学，一个民族也要认识自我，对于世界文学然后才有真正的贡献”;强调“没有民族文学，根本就没有世界文学;没有民族意识，也根本没有民族文学”。另一方面则是“政治的力量支配一切，每一个民族都是一个严密组织的政治集团。文学家是集团中一分子，他的思想生活，同集团息息相关，离开政治，等于离开他自己大部分的思想生活，他创造的文学，还有多少意义呢?所以民族意识的提倡，不单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学问题。”这样就将民族意识等同于政治意识，民族文学囿于政治文学，成为政治的时代传声筒与民族号角，从而有悖于文学是崭新的自由创造，使时代精神无从表现，民族性格也难以重塑。与此同时，陈铨还坚持认为:“在某一个时代，民族意识还不够强烈，时代精神把一般作者领导到另外一个方向，使他们不能认识他们自己。在这种时候，真正的民族文学就不容易产生，它对于世界文学的贡献，因此也不能伟大。文学的情状既然这样，政治的情状当然也陷于一种苦闷的境界。全国民众意见纷歧，没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人物，中心的政治力量，来推动一切，团结一切。这是文学的末路，也是民族的末路。”显然，这是偏离了“时代精神有转变，民族特性表现的方式也有转变”的正确认识基点，过于注重民族意识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冲突，坚持民族意识的形成与中心的思想、中心的人物，特别是中心的政治力量的确立直接有关。这样，以文学即政治，民族意识即政治力量的视角来考察20世纪的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无论是学术思潮，还是文学运动，都是由个人主义经社会主义达到民族主义，“不以个人为中心，不以阶级为中心，而以全民族为中心。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个的集团，这一个集团，不但要求生存，而且要求光荣的生存。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个人主义，社会主义，都要听它的支配。”显然，由于忽视20世纪的中国新文化是一个具有连续性和一致性的发展过程，而进行三阶段的分割与超越的推演，其结论只能是———“我们可以不要个人自由，但是我们一定要民族自由，我们当然希望全世界的人类平等，但是我们先要求中国人和外国人平等”。①然而，真正的自由正是源于个人自由的确立，真正的平等是基于人类的平等。如此本末倒置，以至于所谓“中华民族第一次养成极强烈的民族意识”竟然带有反民主主义的倾向，与这一时期中时代与民族的需要是背道而驰的。在这样的民族主义感情中是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民族文学，在这样的民族主义范畴中也不能形成所倡导的文学运动。

或许，陈铨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理论上的漏洞，给出了这样的辩解:“民族文学运动的提出，在中国还只是一种尝试”。“这次抗战发生后，由于民族意识的普遍觉悟，正是中华民族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特殊民族的时候，也正是民族文学运动应运而生的时候。”②这自然会受到这样的批评:“陈铨先生虽然口里说着‘民族文学运动＇，然而却不知道抗战文艺，就正是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英雄史诗的真实的文学表现;而且抗战文艺运动，也就正是继承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的历史传统，更向前发展的中国新文学运动，陈铨先生居然无视了这一点，实令人大惑不解。”③于是，陈铨提出了民族文学运动从否定到肯定的六大原则来予以补救———“否定的三点”是:民族文学运动不是口号的运动，“一定要埋头苦干，多多创作出示范的作品”;民族文学运动不是排外的运动，对外来文化采取“批评的接受，把它好的部分，经过选择消化，补充自己的不足”;民族文学不是复古的运动，“前人的遗产固应该继承，但总以独出机杼为本。”至于“肯定的三点”是:民族文学运动要发扬固有精神，固有道德，民族意识，然则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④的态度，于含糊其辞中则语焉不详。就否定的三点与肯定的三点而言，前三点不过是民族文学运动的方法论，而后三点却正是民族文学运动的本质论，对这些原则阐释的明确与含混的不协调，是与所谓中国20世纪文化及文学发展三阶段论的理论主张直接相关的。杨华在当时就指出:“在‘民族主义文学＇这笼统的称号之下也包含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内容。一种是帝国主义者，侵略主义者，独裁主义者宣扬黩武，鼓吹侵略弱小民族的文学(例如这一次世界大战前鼓吹‘第三帝国＇的德国文学和今日宣传‘大亚细亚主义＇的日本文学之类)，另一种则是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以及侵略国阵营内部的反侵略份子所致力的宣扬民族解放的文学。前者以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中心，后者则以民族主义的解放、民主主义的自由为基干。”然后指出“民族主义文学”作为“官家文学”，“早在十年前就已‘应运而生＇了!”⑤尽管陈铨所倡导的“民族文学运动”主张，因其含混被人误认为官家文学之流，并指责其“中华民族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特殊民族”之说是提倡“法西斯式的侵略精神”。⑥但是，陈铨使用“特殊民族”一语，是用来讨论民族文学运动的必要性，关于“特殊”的理解也只能在这样的语境中进行:“一国的文学，如果不把握到当时的特殊性，或者光跟着别人跑，是不会有成就的。

中华民族有中华民族的特殊环境与特殊环境下所形成的特殊条件，一定要运用自己的语言和题材去创作，才能成为真正有价值的文学。”①因此，“特殊”，对于民族来说是空间性，对于时代来说是时间性，对于文学来说是形象性，对于作家来说是个体性。尽管如此，由于民族文学运动的性质不明确，难以引发社会性的反响，结果只能进行在以《民族文学》为阵地的狭窄范围内，成为少数人的短暂运动———1943年7月7日，陈铨主编的《民族文学》月刊创刊于陪都重庆，1944年1月终刊。民族文学运动的无疾而终，有两大原因:首先，民族文学运动在理论倡导上的失误，致使其成为纸上的运动，尽管陈铨意识到“文学是文化形态的一部分”，“时代的精神”和“民族的性格”对文学“有伟大的支配力量”②;其次，民族文学运动在进行尝试中的舛误，使其成为无人响应的运动，尽管陈铨更承认“民族文学运动的提出，在中国还只是一种尝试”，“如果不把握到当时的特殊性，或者光跟着别人跑，是不会有成就的”。③民族文学运动虽然困顿于从理论到尝试的自设陷阱之中，但是，它以其特有的方式提出了有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学运动发展的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战时文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一个是文学作者与战时文化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如何解决，将直接影响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学的自身发展，与文学作者的创作方向，实际上也就是如何从社会与个人这两方面，来实现文学自由的战时保障。

作者：郝明工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