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分工理论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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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摘要: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分工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主要涉及对分工的专题研究、比较研究、结构研究以及分工与唯物史观基本范畴的关系研究等。梳理这些研究内容，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拓展、深化对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研究。

关键词:马克思;分工理论;唯物史观

一、国内研究现状

分工理论是国内马克思理论研究的热点。国内学者们对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研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未曾中断，特别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行，学者们对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研究更是进入到系统化的阶段，分别从专题性(例如:起源、本质、类型、功能等)、比较性(例如:与涂尔干、马歇尔、杨小凯分工理论的比较)和结构性(例如:思想来源、发展脉络、逻辑进程、核心思想和理论价值)等方面进行研究。第一，关于分工起源的研究。首先，否定分工起源于协作。刘佑成认为，人类社会最初的劳动方式是简单协作，但是，简单协作并不是分工。因为在简单协作中“不同的劳动还没有划分成相互独立的部分，……劳动者本身也没有职业划分”。因此，他认为，人类社会最初没有分工。解战原认为，不能把动物器官的不同作用看作分工，否则，“分工就成了‘分化’、‘区别’、‘分离’的同义语，一切以‘分’为特征的现象都可以归到分工的范围之内。

这样的‘分工’纯粹是一种空洞的抽象”。他认为，协作与分工有本质区别，人类社会的分工不是起源于简单协作。还有学者否定分工起源于复杂协作，认为:“复杂协作虽然包含了对劳动活动的简单划分，但是这种简单化分还不是固定的专业划分，因此，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分工。”其次，肯定分工起源于自然分工。刘佑成认为“最早出现在历史上的分工是自然分工”;并且分析了自然分工产生的“两个起点”:性别、年龄等生理方面的差异和地域、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也有学者认为“自然分工是社会分工的最初表现形式”，并且指出这种分工处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阶段。杨芳则认为分工不仅起源于自然分工，也起源于原始交换:“社会分工是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始交换是社会分工的另一个起源。……自然分工和原始的交换共同促成了自然分工向社会分工的发展。”可见，学者们基本认同自然分工是分工的最初形态，即分工起源于自然分工。最后，认同社会分工的最初阶段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秦庆武认为:“随着采集活动向种植活动、狩猎活动向畜养活动的转变，人类也就出现了第一次自发的社会大分工，即游牧部落同种植业部落的分离。”

解战原认为:“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发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和畜牧业的分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分离以及随后出现的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可以说，学者们基本认同，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人类社会分工的第一阶段。但是，学者们对“第一次社会分工”的概念表述不清，甚至存在较大分歧。有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分工”应表述为“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然而，有学者却认为，“第一次社会分工”应表述为“生产经济和攫取经济的分离”。例如，宋兆麟认为:“第一次社会分工是生产经济和攫取经济的分离，它发生于距今一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早期。”

杨阳也有类似的观点:“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的，所谓‘其余的野蛮人群’，只能是以采集和渔猎为经济特征的原始部落，而不是农业部落。因游牧业要早于农业而产生，故第一次大分工并不意味着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还有学者认为，恩格斯关于“第一次社会分工”的表述，即“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这是针对雅利安人等游牧部落而言的，不具有一种普遍的意义”。可见，如何恰当地表述“第一次社会分工”的概念，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这些争论不仅有利于我们探究人类原始社会发展的具体状态，而且有利于我们深化对恩格斯“三次社会分工”思想的理解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完整的思考。第二，关于分工本质的研究。虽然分工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研究的基本范畴，但是，他们却未能明确地揭示分工的本质，只是指出“分工是关于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生产有机体”，“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的基本形式是分工”。因此，学界存在很多争论，例如“分工是人类劳动的社会形式”瑏瑠;“分工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分工属于生产力范畴，不能归入生产关系范畴”瑏瑡;“分工的这个范畴既不属于生产力，也不属于生产关系，而是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联结起来的中间环节”瑏瑢。可见，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分工的本质进行理解，结果莫衷一是，甚至差别很大。赵家祥指出，以上观点都没有全面说明分工的本质，只有从“分工与生产力、分工与生产关系、分工与阶级划分、分工与上层建筑和分工与人的发展”五个方面，才能认清分工的本质。

他认为:“分工属于社会的运筹性因素。……它是联结人类社会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各种活动的契机或枢纽。”瑏瑣在此，他不再把分工视为单一的历史范畴或经济学范畴，而是把它视为一个融合社会各种因素的动态范畴。笔者认为，这正符合了马克思对分工的理解，因为马克思对分工的论述从来不是狭隘的、单一的，他往往把分工置于生产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不同领域，进而系统地考察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第三，关于分工类型的研究。学者们不仅从不同的角度对分工的类型进行划分，并且对分工的各个类型进行系统研究，以期达到深入、全面认识和理解分工的目的。例如，刘佑成认为:“根据各种分工所体现的具体劳动的质的差别，社会分工大致可划分为社会基本分工、生产分工、非生产分工。……撇开分工劳动的质的差别，但就形式而论，社会分工可划分为一般分工、特殊分工、个别分工三个层次。……根据技术性质和社会性质，分工可以分为几个类型:自然分工和历史分工、旧式分工和新式分工。”此外，他还细致地考察了资本主义企业的内部分工，并把它分为“程序分工”、“机能分工”和“办公室分工”三个类型，这为以后学者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分工的特征、作用和规律提供了方法和思路。有学者从主客体、进步程度、社会的发展程度和职业、地域的差别方面对分工的类型进行划分，认为可以分为“劳动分工和劳动者分工”、“生产分工和生产者分工”、“自然分工、自发分工和自觉分工”、“旧式分工和新式分工”、“脑力分工和体力劳动分工”、“城乡分工”。徐国民认为，可以“根据分工在社会发展中的取得的效果，……将社会分工分为有效分工和无效分工两种基本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对分工的类型没有明确地划分，这为学者们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所以，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学者们往往对分工类型的划分各有不同。第四，关于“消灭分工”的研究。学者们对“消灭分工”的研究一直抱有很大的热情，几乎在所有关于分工的专著中都涉及了“消灭分工”的话题。在“消灭分工”内涵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消灭分工”和“消灭旧式分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研究中，二者的内涵是一致的，“消灭旧式分工”是对“消灭分工”的发展和精确化，“消灭旧式分工”在提法上比“消灭分工”更科学一些。因此，学者们对“消灭分工”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如何正确理解“旧式分工”的内涵之上。凯达洛夫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旧式分工就是“劳动分工”，“消灭旧式分工是要消灭各种形式的劳动分工”。很显然，这一观点曲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旧式分工”的真实内涵。有学者则认为:“经典作家所讲的‘旧式分工’是指劳动者在社会生产活动中被划分到一定的活动范围，固定于某种劳动状态，与一定的生产条件形成较为稳固的结合方式，从而束缚人的手段的分工。”“旧式分工即劳动者的职业分工”。

有学者认为，“消灭分工”不是消灭劳动分工本身，而是消灭异化的劳动者分工，“在未来社会，劳动本身的分工将会进一步发展。……劳动者分工必然会趋向消灭。”还有学者通过对旧式分工特征的分析，认为:“旧式分工是一种自发的以固定的劳动划分为特征的分工。……马克思所说的‘消灭分工’，就是消灭这种自发的分工，消灭劳动者对劳动本身划分的屈从，消灭那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国家及人的片面发展的劳动状态。”也有学者认为:“‘消灭分工’并非一切分工或者分工的一切方面都不存在了，也绝不是要取消各种职业的存在，而是要不断克服由分工带来的社会问题，人不应完全屈从于分工，也不能过分受制于职业。”还有学者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角度分析了“消灭分工”的内涵:“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消灭分工并不是指要消灭一切分工。他们强调要消灭的分工是指作为私有制和阶级划分基础的社会分工。……从而使个人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

可见，学者们普遍认识到，“消灭分工”不是消灭劳动分工，而是消灭因私有制关系而产生的自发性、固定性、奴役性的旧式分工，取而代之是自觉性、自由性、平等性的新式分工。第五，对马克思分工理论的比较性研究。解战原通过对迪尔凯姆(涂尔干)和马克思分工理论的比较，指出“迪尔凯姆研究社会分工的目的在于揭开人的社会性或社会连带性之谜”瑏瑠，但是，“迪尔凯姆并未真正解开社会分工之谜，他不了解社会分工的真正起源，更不了解社会进步的真正原因，也没有揭示出社会分工与其他社会关系包括道德法律等等的真实关系，没有科学地说明分工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第一次站在彻底唯物辩证的立场上，对分工做了系统科学的考察，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分工理论”。此外，他认为，马克思的分工理论至少在思维方法、本质探寻、范畴联系、发展趋势等方面，超过了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分工理论。

有学者通过评述马歇尔、杨小凯的分工理论，指出:“现代企业组织理论中关于企业的起源、分工和纵向一体化的理论与马克思社会分工理论的分析方法有共同之处。但是，由于分析者所处的时代、研究目的与侧重点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对于社会分工与企业组织发展的关系的认识也就不同。……马歇尔混淆了企业内部的工作专门化与行业内部专业化生产。……杨小凯仍然将不同形态的分工概念混用，他把分工所产生的效率统称为‘专业化经济’。”可见，马克思与马歇尔、杨小凯等经济学家研究分工的角度不一样，马克思侧重于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揭示分工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而马歇尔、杨小凯等经济学家则侧重于从生产效率的角度阐释合理分工的意义。有学者对管理学家布雷弗曼分工理论和马克思分工理论比较分析后，指出:“布雷弗曼对垄断生产组织内部的劳动过程的杰出分析，进一步修正和拓展了马克思关于生产组织内部分工的理论，恢复了劳动过程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中心地位。问题在于他忽视了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制度采用了新的劳资关系形式。这种劳资关系的新形式保证了资本家获得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力在等级制分工条件下的开发。”可见，在管理学中分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分工优化与劳动效率的提高”，可是，这一理论却不能清楚地解释，在雇佣劳动条件下，“分工优化和劳动效率降低”的根本原因。对此，我们只有求助于马克思分工理论，才能看清楚这一问题的实质。此外，学界还尝试对马克思分工理论进行结构性研究。解战原在论述分工理论时，“首先回顾了人类对社会分工进行探索的思想进程，然后便集中论述分工的本质、作用和发展趋势”

，他从“人类对社会分工的探索”起笔，通过分析柏拉图、亚当•斯密、斯宾塞、迪尔凯姆、马克思的分工思想，追溯分工理论的思想渊源和发展轨迹，并且根据马克思的分工理论，考察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工，论述了分工的发展趋势。有学者则从“创立与变革、基本内容、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和当代意义”四个方面展示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结构。有学者认为，应从“社会分工的历史衍进”入手，分析社会分工的本质、类型、根源、发展规律和“消灭分工”的路径，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分工。王虎学则以“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处”起笔，整理和阐释马克思关于分工的论述，重点研究马克思分工思想的发展轨迹、逻辑进程、基本规定、双重意蕴和理论方位，并将分工与社会秩序相联接，指明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即“现代社会的发展应该指向一种现代文明秩序的构建，这无论是对于坚持并发展马克思的分工思想，还是对于行进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社会而言，都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⑥。可见，学界越来越重视从结构性的角度研究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并且，在研究中形成了文本解读与现实思考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的理论特色，拓宽了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研究广度，为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的结构性研究做出了贡献。

二、国外研究现状

分工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之一，在马克思、恩格斯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占据重要的理论地位，它不仅受到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国外学界的普遍关注。国外学界主要研究了分工与生产方式、分工与异化、分工与唯物史观等方面内容。第一，关于分工与生产方式的研究。巴加图里亚认为，马克思通过研究分工与生产方式的关系，认清了分工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劳动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和表现，另一方面又是把生产者划分为一定的集团，把整个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基础，也就是生产关系的基础。”⑦胡可认为，分工的发展程度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部分地是社会生活日益增长地扩大的劳动分工的原因，部分地则是其结果”。埃克伦德•赫伯特认为马克思和斯密对分工研究的共同点，即“每一个经济的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进行分工的程度”。礼莱从生产效率的角度阐明分工与生产力的关系:“效率的增加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这种方法促进了分工的原因，……高度的劳动生产率是由于把操作过程分成细小而单纯的工作单位而产生的。”“人类对于劳动分工抱有很大的希望是有根据的，毕竟以前的时代从没有如此成功地提高人类的生产效率。……当群体中的个体各有分工，各自只做自己擅长的工作时，整个群体的生产效率就会提高。”

国外学者不仅研究了分工与生产力的关系，也研究了分工与生产关系的关系。拉宾认为:“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个人利益与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他们之间彼此分工，因而也以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当然，也有学者质疑了分工与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阶级既不应该用收入来源，也不应该用劳动分工中的功能地位来确认。这些标准将产生数量庞大的阶级。”可见，这位学者认为分工与阶级，分配与阶级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因此不能通过分工与分配划分阶级。第二，关于分工与异化的研究。沙夫认为:“马克思与其唯心主义先驱者不同，不是从精神领域而是从物质生产领域引申出异化的，把它同劳动的社会分工联系起来。”吉登斯认为:“资本主义大大推动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过程，自然因人类的技术和科学活动而日益‘人性化’了———但是这是以自我异化的剧增为代价的，而自我异化又以社会分工的扩大为条件。”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分工制度是实现人的力量和能力全面异化的机制”。⑨面对资本主义分工发展带来的消极后果，卢卡奇提醒我们，不要只看到马克思对分工、协作在资本主义发展中作用的评价，更应该看到马克思对分工带来的消极后果的评判，有学者指出，卢卡奇对异化劳动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因为他把分工与异化相连，并且提出了“劳动分工直接导向异化”瑏瑠的命题，其实这一命题马克思早已提出，这位学者对卢卡奇研究异化劳动和分工的评价，有些言过其实。在西方社会，对马克思分工理论研究比较深入的学者当属高兹，他认为:“马克思似乎是看到了今天的情况才对劳动分工提出批判的。

……强迫劳动导源于劳动分工……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切异化的根源……与劳动分工联系在一起的工业资本总是意味着专制与暴力……劳动分工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奴役人的强化成正比。”瑏瑡第三，关于分工与唯物史观的研究。国外学者对分工在唯物史观创立中的作用，存在明显的分歧。胡可肯定分工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马克思“注意到劳动分工的问题，这是意识到劳动、生产的核心的决定性的作用的一个结果。马克思仿佛预感到进一步探求社会的和历史的规律在这一方面具有特殊的好处，……正是通过对分工的分析，在制定唯物历史观方面就迈出了下面的、同时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瑏瑢当然，也有学者否定分工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中的重要作用。望月清司认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分工的理解不是统一的，他们的阐述是有差别的，恩格斯以批判的思维审视分工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消极作用，而马克思则更多地集中于对分工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积极作用的阐释。因此，恩格斯与马克思对分工的研究视角存在明显的区别。针对这一观点，胡克指出，望月清司试图将马克思、恩格斯对分工的研究主观割裂，如果学者们不领会马克思、恩格斯的分工理论及其立场，便不能理解他们的任何著作。因为，分工是构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的关键，他们研究的“历史并不是由整块布料做成的，而是在确定的、限定的条件下创造出来的”。

三、研究总结

国内学者主要从专题性、比较性和结构性上对马克思分工理论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国外学者主要从分工与生产方式、分工与异化、分工与唯物史观等方面对马克思分工理论进行研究，也做出了一定程度的理论贡献。但是，不可否认，当前学界对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研究还不全面，甚至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还不深刻，因此，对这一理论的研究仍然有继续拓展和深化的必要。

第一，有必要深化研究马克思分工理论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分工理论博大精深、内涵丰富，为了能够清晰、准确地理解这一理论的思想体系，应从“分工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地位，分工理论在探寻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分工理论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意义”三个方面，论述马克思分工理论的思想体系。

第二，有必要对“消灭分工”等理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的专题性研究。“消灭分工”一直都是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学界对“消灭分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消灭旧式分工”上，更多的是在探讨“旧”与“新”的内涵和标准上。因此，学者们对“消灭分工”的研究视域显得有些狭窄，应依据分工的不同类型，阐明“消灭分工”的思想内涵:消灭旧式分工，实现新式分工;消灭自发分工，实现自觉分工;消灭劳动者分工，发展劳动分工。并且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阐释“消灭分工”的理论依据。

第三，有必要进一步拓展和挖掘马克思分工理论的空间和深度，彰显其更多的时代价值。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学者们对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异化劳动理论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刻和透彻的研究。然而，对分工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关系还尚未进行深入研究，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分工理论的价值还未得到全面的彰显。鉴于此，应在前人研究分工的基础上，把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社会形态更替理论、社会发展动力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相联系，从多维度彰显这一理论的时代价值。

作者：王磊 单位：天津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