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西方的认识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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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第六期

［摘要］

在西方侵略所带来的危机逼迫下，曾国藩突破传统文化的限制，从不识夷情到倡导“师夷智”，推进洋务运动，从而引发了中国现代化的早期进程。不过，传统文化、认识西方路径、个人经历和精力制约了他对西方认识的宽度和深度。就认识西方而言，曾国藩起了“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作用。

［关键词］

曾国藩;西方;师夷智;现代化

曾国藩身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其时正是晚清历史上的大变局时期，也是中西在文化等诸方面发生激烈碰撞的时期。从鸦片战争开始，近代中国人面临着一个全新的课题:如何走出原有的思想窠臼、文化惯性，审视来自西方那些“大门口的陌生人”，采取符合时代需要的行动以推动古老中国迈向现代化。在这一方面，“智识阶层”无疑是走在前列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认识和行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近代中国的走向，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曾国藩既是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出来的“士大夫”精英，又身处咸丰、同治时期的权力中心，他的所思所行，折射出近代中国“智识阶层”在对待西方问题上的复杂心态、见识和能力。

一、从不识夷情到“师夷智”

18、19世纪，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挟船坚炮利，对亚非拉美地区开展了疯狂的殖民扩张和掠夺。然而，自以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晚清统治者却采取了闭关自守的封闭政策。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鸦片战争以前，中华民族长期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很难与西方有正常的经济、文化及科技等的交流与往来。清政府朝野上下或囿于文化虚骄心理对西方不屑一顾，或雾里看花对西方凭空臆想和附会。漠视与短视，阻碍了当时的中国人去洞明西方真相。被后世学者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亦曾有过类似的臆想和附会，他在广州主持禁烟期间，在向朝廷上奏如何对付英国时说:“至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查访，实为外夷所必需，且夷商购买出洋，分售各路岛夷，获利尤厚，果然悉行断绝，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权。”［1］97以《瀛寰志略》而驰名的徐继畲也曾想当然地议论过英国人的弱点:“至于登陆步战，则非彼之所长，其人两腿僵直，跳走不灵，所用者自来火之小枪，不过能四十步，此外则短刀而已。我兵之排枪，弓箭，长矛等器，彼皆无之。”［1］597

林则徐、徐继畲俱为当时“智识阶层”中的佼佼者，他们的认识，不是认真反复比较中西得出的答案，而是源于历史经验、文化惯性及对西方浮光掠影观察后得出的结论。可喜的是，经历鸦片战争的阵痛，与西方直面的对阵让他们得以近距离观察陌生的外来客，并一点一点地推翻了原有的想法。于是，以林则徐为先，魏源等人开始触及了时代的需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不过，由于在满清政府权力结构上的弱势地位，他们只是寂寞的先知者，无力使学习西方的思想发展为一场运动。完成从思想到行动的绾接，使学习西方生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趋向的是曾国藩。1860年代开始，长期板结在封建传统中的晚清社会出现了“自强新政”。“曾国藩发其端绪，在抵御西方苦相煎逼的动机下接受了一部分西方的事物。”［2］从林则徐、魏源到曾国藩，学习西方由少数士大夫的议论成为现实历经了约20年。期间，曾国藩由一个墨守传统的封建士大夫蜕变为勇于接受西方新事物的近代化先驱，其心路历程既有文化挣扎后的自觉选择，也有自我斗争后的积极超越，还有实力权衡下的功利取舍。鸦片战争爆发时，在京为官的曾国藩正跟随理学大师唐鉴、倭仁讲求义理之学，研习修身功夫，和同时代的许多封建士大夫一样，他对西方是完全陌生的。这种陌生，一部分是因为文化虚骄下的心理惯性使然，一部分是闭关政策下与世界隔膜后的短视。所以当鸦片战争接近尾声时，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英逆去秋在浙滋扰，冬间无甚动作。若今春不来天津，或来而我师全胜，使彼片帆不返，则社稷苍生之福也。”［3］21

即使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曾国藩还有这样的想法，咸丰八年，他在给《左宗棠的》的信中仍然充满自信:“此次确斗，彼必不能坚守。此后官兵之气日强矣。往时徐松龛中臣著书，颇张大英夷，筠仙归自上海，亦震诧之。鄙意彼蹈骄兵贪兵二忌，恐不能久。”［4］由此可知，在英法联军兵临城下咸丰皇帝仓皇离开北京之前，曾国藩对清政府的军事实力有着盲目的自信，对西方的侵略本性和带来的危害程度却缺乏应有的警觉。不过，他对西方所带来的社会冲击还是有所认识的。咸丰四年，曾国藩发表《讨粤匪檄》，就表达了他对西方冲击所带来“名教之奇变”的担忧:“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苏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净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5］相较于太平天国对传统社会造成的“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咸丰十年(1860年)的庚申之变给曾国藩带来的震撼要远超“狼藉满地”。当曾国藩接到清政府同英、法、美三国新订的和约条款时，“阅之不觉呜咽”［6］。对超出他历史经验的外来势力，曾国藩忧虑重重:“不怕柴鬼子，只怕洋鬼子。”庆幸的是，他没有裹足于忧虑之中踌躇不前，而是慢慢挣脱原有文化的羁绊，向西方积极寻找对策，应对千年未有之变局。继林则徐、魏源之后，曾国藩提出“师夷智以造船炮，尤可期永远之利”［7］的主张。当然，曾国藩在满清政权中的地位，是之前魏源乃至林则徐所无法比拟的。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逐渐成为朝野倚重的对象，容闳曾对此做过注脚:“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几若全国听命于一人。”［8］92正是有了曾国藩的推动，以“师夷智”为中心内容的“自强新政”才得以逐步开展起来。

二、曾国藩认识西方的路径

(一)通过西方器物特别是军事器物文化认识西方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资本主义用船坚炮利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以暴力的方式展现给中国人他们在器物文化上的强势。最早对西方器物优势感兴趣的是东南一带与西方有过直接接触的地方督抚和“智识阶层”中的少数人，林则徐、魏源、姚莹、徐继畲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不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由于身处的地理位置和信息上的不对称，他们没有机会直视西方器物上的优势，找不到战争失败在军事装备上的原因。曾国藩对西方的真正认识开始于1850年代初率领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之时，远离京城的他，此时无需凭道听途说对西方做盲人摸象式的理解。1854年，他在总结与太平军在湘潭、岳州取得胜利的原因时得出结论:“赖洋炮之力。”［9］这引发了他对西方器物的重视。当曾国藩指挥湘军与太平军在长江水面鏖战时，呈现在他眼前的还有“洋船上下长江，几如无日无之”［3］704的别样景象。西方侵略所带来的危机感和对西方器物的钦羡让曾国藩下定决心“师夷智”。1861年，他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任用徐寿、华蘅芳等人试造枪支船炮，开启了中国军事工业近代化的先河。随着制造工业的推进，对西方科技知识的匮乏严重制约了它的进一步发展。曾国藩进一步认识到:“翻译之事，系制造之根本。”［10］1867年冬，他采纳了著名科学家徐寿“翻译泰西有用之书，以探索根柢”的建议，在江南制造局内设立翻译馆。先后聘请徐寿、李善兰、华蘅芳等华人专家和傅兰雅、金楷理、林乐知等外国传教士为主要翻译人员。江南制造总局先后翻译出版的西方近代科技方面的书籍达百数十种之多，“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11］。曾国藩对西方的器物也有着浓厚的兴趣。1862年初，他从冯竹儒处得到了为他买来的千里镜，拿在手里仔细观看，然后站在楼上远眺前方，发现“半里许之人物如户庭咫尺之间”，既“惊叹”且“悚惕”。他将地球仪摆在南京总督府的书房内，带领子女一起观摹，了解西方地理知识。

(二)通过熟悉西方、通晓西学人士了解西方晚清时期，曾国藩幕府以人才荟萃而著称。除军政、后勤、文案人才外，曾国藩非常注重罗致西学人才。容闳曾说:“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材之精华，汇集于此。”［8］96可以肯定地说，曾国藩对西方的了解，特别是对西学的了解，是离不开这一西学人才群。不过，细究曾国藩身边的幕府人才，既熟悉西方、又通晓西学的人才并不太多。这自然不是他网罗人才不力所致，而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条件，还难以为此类人才的产生提供较多的土壤。可叹的是，它恰恰成为了曾国藩进一步认识西方的桎梏。容闳的事例便足以说明问题。容闳早年留学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1854年学成归国，他本想“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8］32，可残酷的现实却使他处处碰壁，美好的主张并不能见容于世。曾国藩了解到容闳“曾于花旗居八年”、熟悉西方、精通英文后，通过容闳好友张斯桂、李善兰力邀相见。1863年，容闳来到安庆曾国藩大营。曾国藩热情接待了他，并就“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问询于容闳。出于谨慎行事原因，容闳没有向曾国藩提及怀抱已久的教育计划，而是道出购买制器之器的想法。曾国藩对容闳的想法非常重视，不久，将赴美国采购机器的任务交给他。容闳没有辜负曾国藩的委托，于1865年将机器采购回国，圆满完成了任务。1867年，容闳趁曾国藩视察江南制造总局时，再次向其建议在江南制造局旁设立兵工学校，曾国藩“极赞许”。兵工学校的建立为近代中国“造就无数机械工程师”。多次交往后，容闳认识到曾国藩是“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他又向曾国藩提出了酝酿已久的派人去美国留学的计划。曾国藩接受了容闳的建议，1871年，他领衔上奏清廷选派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12］。考察曾国藩与容闳多年的交往经历，曾国藩对容闳的建议，可谓是言听计从。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容闳的建议符合曾国藩“自强新政”的需要，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另一方面未始不是曾国藩自感对西方认识的不足，有取长补短的需要。在曾国藩身边的西学人士当中，容闳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既有留洋经历，又通晓西学，在当时的晚清社会绝对算得上凤毛麟角。他本可以对曾国藩施加更大的影响，帮助曾国藩拓展认识西方的宽度和深度，但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除“机器、教育”以外，容闳似未向曾国藩提及西方的政治、经济，这不能不让人为之遗憾。倘若大胆地作这一历史假设，晚清社会又会走向何处呢?

(三)通过阅读中国人介绍西方的书籍了解西方鸦片战争前后，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如林则徐、魏源、徐继畲、姚莹等“开眼看世界”，他们认为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是缺乏对西方的了解。姚莹指出:“自古兵法，先审敌情，未有知己知彼而不胜，聩聩从事而不败者也。英吉利、佛兰西、米利坚皆在西洋之极，去中国五万里。中国地利人事，彼日夕探习者已数十年，无不知之。而吾中国曾无一人焉留心海外事者，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较然矣。”［13］于是，他们发奋译书、著书，介绍世界舆地和各国历史政制、风土人情。据统计，从1840年起到1861年止，出现的有关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的书籍至少有22种之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和姚莹的《康輶纪行》，它们成为了时人了解西方的窗口。曾国藩早年在京为官期间，深感自己学识浅薄，自誓要“日日用功有常”、“无愧词臣”之名声，关注的主要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用于维护封建统治的学问，“其于朝章国故，如《会典》、《通礼》诸书，尤所究心”［14］12。不过，也有资料能证明曾国藩对前述书籍早有涉猎，但对他的影响极其有限。咸丰八年，他在致左宗棠的信中对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作出这样的评价:“往时徐松龛中臣著书，颇张大英夷。”直到此时，曾国藩对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仍然缺乏本真的认识。但在处理对外交涉事务的时候，他深感捉襟见肘之苦，便转而向这些书籍寻求帮助。同治六年，曾国藩为预筹与外国修约的事宜，从十月初五日开始阅读《瀛寰志略》，他在《日记》中记载:“盖久不看此书，近阅通商房公牍，各外洋国名茫不能知，故复一涉览耳。”［15］从十月初五至十一月初八，他读了两遍《瀛寰志略》。曾国藩还非常看重《校邠庐抗议》一书。《校邠庐抗议》是近代思想家冯桂芬的代表作，他在继承和发展魏源“师夷之长技夷以制夷”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制洋器”“采西学”的主张。曾国藩对《校邠庐抗议》评价甚高，在《复冯官司允书》中写道:“《校邠庐抗议》四十首，……足以通难解之法，释古今之纷。至其拊心外患，究极世变，则又敷天义士所切齿而不得一当者，一量昭若发蒙，游刃有地，岂胜快慰。”阅读《瀛寰志略》《海国图志》《校邠庐抗议》等书，成为弥补他西学知识短处的重要途径。

三、余论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挟船坚炮利，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些来自“大门口的陌生人”，是无法从以往历史经验中寻觅到踪迹的，摆在国人面前现实而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西方，以采取相应的行动去摆脱危机。曾国藩从一个对西方几无所知的封建士大夫转变为力主学习西方的洋务派，倡导“师夷智”。在他的推动下，晚清社会出现了开设工厂、制造枪炮船舰、翻译西方书籍、派遣留学、创建海军等诸多新的气象，由此引发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制约曾国藩认识西方的因素有二个。第一是文化的因素。曾国藩是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士大夫精英，他的身上承载着难以卸去的文化传统。曾国藩起而应对西方与其说是文化的自觉，不如说是外力压迫下趋利避害的反应。自始至终，传统文化是他的最后关照和坚守。曾国藩“晚年衰病，犹日从事于经史”［14］255，足可以印证其文化取向。恰如蒋廷黻所说:曾国藩一方面要革新，“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一方面要守旧，“要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16］。第二是认识西方路径所限。如前所述，曾国藩认识西方的三条路径，无法让他构建一个全景式、立体式的西方图像，导致其所获得的西方认识是碎片化的。在曾国藩推动的“师夷智”过程中，他着力最多的是西方的器物，于政治、经济却鲜有推进，其原因便在此。第三是个人经历、精力所限。曾国藩28岁前致力于科举之学，此后10来年在京城为官，40岁出头后率领湘军与太平天国鏖战，50岁后才迫于西方带来的压力去重视认识西方。他真正认识西方只有10年多的时间，这种认识是匆促之中一点一点完成的。匆促而来的认识落实在行动上便是走一步算一步，缺乏完整系统的设计。而且，曾国藩的足迹未踏向西方半步，他对西方的认识自然无法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真切体会。尽管如此，在对西方的认识及相应落实的行动上，曾国藩是当时一些封建士大夫所无法比拟的，“但开风气不为师”应当是对他最好的写照。

参考文献:

［1］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2［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杨国强．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194．

［3］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1［M］．长沙:岳麓书社，1994．

［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书信:1［M］．长沙:岳麓书社，994:622．

［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M］．长沙:岳麓书社，1994:232．

［6］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1［M］．长沙:岳麓书社，1994:557．

［7］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2［M］．长沙:岳麓书社，1994:272．

［8］容闳．容闳自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9］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1［M］．长沙:岳麓书社，1994:161．

［10］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10［M］．长沙:岳麓书社，1994:6093．

［11］罗尔纲，王庆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8［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438．

［1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12［M］．长沙:岳麓书社，1994:7332．

［13］郑大华．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思想的近代转型［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6):77－86．

［14］黎庶昌．曾国藩年谱［M］．长沙:岳麓书社，1994．

［1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3［M］．长沙:岳麓书社，1994．

［16］蒋廷黻．中国近代史［M］．长沙:岳麓书社，1999:39．

作者：成赛军 单位：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