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私藏之殇与皕宋楼阴影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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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创伤通过历史事件的发酵能够转化为文化记忆。晚清公藏之厄如甲骨、敦煌之属，私藏之厄如清末四大藏书楼的图书折损，这些藏书史上的重要事件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直至今天仍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话题。从晚清以来的藏书史进路来看，知识界产生的古籍流散危机感导致了典籍归公、典籍出版、学术研究等文化现象，曾经的伤痛记忆已经转化为社会文化转型的动力。

关键词:近代;清末;皕宋楼;文化创伤;文化记忆

美国社会文化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提出创伤理论，强调文化创伤建构的社会属性，认为创伤研究具有一定社会思想文化的记忆特征。陶东风则以具体的文学现象对文化记忆理论进行了阐释，认为文化创伤具有社会文化参与、建构的属性，不是作为一个自在事实存在，某些具体的文化现象如历史遗物，在记录历史的过程中把创伤记忆进一步转化为客体化的文化记忆［1］。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藏书文化一直是以稳定性和自足性为主流，但经历了西方外力的强迫，伤害并改变了其固有的轨道，而且殖民主义的掠夺本质加上国内农民战争的蒙昧特质，导致包括藏书设施的大量破坏，古籍藏书的大量损失，形成了近代的文化创伤。

一、琴剑飘零皕宋空的年代

晚清以降，受政局衰变大气候的影响，公藏之厄如甲骨敦煌之属屡屡上演，而私家藏书楼存在的社会环境亦崩裂受损。诸多藏书家藏书楼就如大海波涛中脆弱的偏舟，濒濒船翻书没。东南各省的藏书经历宋元以来近千年的积累，可以说是书楼林立，但遭遇清末列强入侵、太平天国战乱，积累千年的珍贵典籍损失很大，确切的损失数目尚无学者统计，笔者谨通过一些典型案例结合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的书厄史研究来说明问题。1932年，陈登原写作《古今典籍聚散考》时曾提出几条具体原则，即贵因、贵果、贵近、辩证［2］1。举凡影响书籍聚散的原因、结果都收入其叙述体系中。鉴于古人撰写史书乐于道古而忽视他们的近代史，陈登原一反前例，非常重视近代书厄史书写，如对浙江文澜阁四库全书遭劫后的艰难修复、山东海源阁遭劫、上海东方图书馆遭毁等有影响的文化痛史。相较于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重在人物掌故，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则重在事例陈述。私家藏书由聚书之癖经聚集之苦而成秘书之病，故难免人存书存、人亡书亡之弊，这固然是“人爱其私，人恋其藏”的本性所致，但从爱书以德的国家功令出发，若藏书家身故之后藏书尽归公家，私德之自觉亦为高风可仰!［2］21就晚清私家藏书话题而言，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苏渊雷先生1978年12月参观天一阁时留题了一首诗:“琴剑飘零皕宋空，八千卷散海源同，峥嵘一阁留天壤，文献东南此大宗。百轴琳琅书画业，残碑断碣藓苔中。园林景物依稀在，一代风流属范公。”［3］312诗中就提到了蜚声海内的清末几个藏书大家族，“琴剑飘零皕宋空”是指浙江常熟铁琴铜剑楼之瞿氏、归安皕宋楼之陆氏，“八千卷散海源同”是说到了山东聊城海源阁之杨氏、浙江钱塘八千卷楼之丁氏，“峥嵘一阁留天壤，文献东南此大宗”就是指作者参观考察的浙江省天一阁范氏了。相对历史上那些“缥缃万卷邺侯架，遗与儿孙饱蠹鱼”(清代陈孝徵诗)［3］310的藏书家来说，这些藏书家藏书楼显示出了“峥嵘一阁东南美，书卷长藏天地间”(苏渊雷题)［4］的强大文化使命感，留给世人以回想者甚多。在“琴剑飘零皕宋空”的年代，读书人抑或知识人的心态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况?这是今天的研究者需要关注的。200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将《日记杂志》上王绍仁教授发表的《从皕宋楼到静嘉堂———访书日记》作为“日影丛书”之一单行出版，王绍仁教授《写在前面的话》中的一段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日本，在静嘉堂，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依然是随处可见，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是那么源远流长。泱泱中华何等辉煌!当然，近代的中国史充满了屈辱和愤恨，读起来太沉重，永远也不能忘怀。如今，我国综合国力大增，国际地位日显，我们完全有理由拂去历史的尘埃，打开时代的篇章，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正视历史，展望未来。”［5］王绍仁教授写作这篇文字的时候，离光绪三十三年(1907)皕宋楼所藏秘珍运往日本静嘉堂已经整整一百年了，同样在光绪三十三年，英国汉学家斯坦因来敦煌，首次带走570种精品。抛开民族情感先姑且不论，能够以一种平淡的研究心态来弥补前人的疏失，这也许是最应该去做的事情。我们还是回到那个时代，所要思考的是皕宋楼事件到底是怎样发生的?给人带来的冲击有多大?我们能够从中获得什么经验和启发?据当代学者钱婉约考证，1906年初夏至岁末，董康游日本，卜居东京小石川，与汉籍版本专家岛田翰结识，两人并于秋日同赴京都、奈良访书。在董康《刻皕宋楼藏书源流考题识》一文中有记载:“丙午(1906)初夏，余游日本东京，获交岛田彦祯(翰)……时余卜居小石川，岛田频来寓所，析疑责难无虚日。秋日相与访书于西京奈良间。”［6］381907年，因为静嘉堂购入陆氏“皕宋楼藏书”，岛田翰作《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在中国印行时董康为之“题识”，他是最早知道国宝流失的中国学者。董康在跋文中言:“今春，彦桢(岛田翰之字)驰书相告，岩崎文库以日金十一万八千圆购陆氏书，有成议。余初谓陆氏为吴兴望族，刚父观察逝世未久，何致货及遗书。嗣彦桢寄示《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并嘱附梓《访镣录》内(彦桢游中国，观瞿、杨、丁、陆四藏书家所记)，始信其事果实。”［6］38董康在跋文中还表达了宁愿毁掉也不想失去的沉痛心情:“陆氏《藏书志》所收，俱江浙诸名家旧本，古芬未坠，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也。为太息者累月。”［6］38董康在文中还记下了当时学术界、藏书界对陆氏藏书“舶载以东”的强烈反映:“闻皕宋楼书既归日本，全国学子动色相告，彼此相较同异，如斯世有贾生能无痛哭!”［6］39并对余下的其他大藏书楼的命运表示担心:“嗟乎!往事已矣。目见日本书估之辇重金来都下者，未有穷也。海内藏书家与皕宋楼埒者，如铁琴铜剑楼，如海源阁，如八千卷楼，如长白某氏氏等，安知不为皕宋楼之续?前车可鉴，思之能勿惧与!……用作纪念，保存国粹，匹夫有责，凡百君子，当有以教我也。”［6］39王式通在《皕宋楼藏书源流考》题辞中也道:“三岛于今有酉山，海涛东去待西还。愁闻白发谈天宝，望赎文姬返汉关。”［6］25将皕宋楼易主东瀛，比拟为蔡文姬身陷匈奴，其痛心可想而知。一直积极资金准备收购皕宋楼藏书的张元济在1911年与缪荃荪通信忆及此事后仍悔之莫及:“丙午(1906)春间皕宋楼书尚未售与日本，元济入都，力劝荣华卿相国拨款购之，以作京师图书馆之基础，乃言不见和，今且悔之无及。每一思之，为之心痛。”［7］关于皕宋楼藏书流入日本的原因争议很大，最具代表性的是“不肖子孙”“内乏书籍鉴别知识，外无固守家业之力”“子孙无能、坐吃山空，耗竭家中财产”，这种分析以顾志兴先生1987年出版的《浙江藏书家藏书楼》和严绍璗先生《日本汉籍珍本追踪纪实》［8］为代表，皕宋楼不仅是中国文献沦落异邦的标志，也成为国耻的象征符号［9］。但随着研究的日益深入，“脸谱化”逐渐淡化，陆树藩主持出售其父皕宋楼藏书的动机逐渐清晰。首先是日本买方涉及此事的资料的公布，如日本静嘉堂文库平成四年(1992)出版的《静嘉堂文库宋元图录———解题篇》［10］等，其次是皕宋楼后人徐桢基《潜园遗事———藏书家陆心源生平及其他》的出版，根据这些材料，顾志兴先生修正了以前的看法提出了“经商失败售书说”，皕宋楼藏书的出售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而且中介人岛田翰确有利用陆树藩经营湖丝失败急需款项及对藏书价值不甚清楚等弱点而购置的［11］。还有一种意见也非常有现实意义，静嘉堂收购陆心源藏书是对中国官员、学者赴日大量收书西归的回应，同时也是支持日本学界的学术研究［12］。日本明治维新之际，崇西学，废汉学，大量的汉籍被低价抛售，流入书肆。当时先后赴日的有何如璋、黄遵宪、杨守敬、李盛铎、缪荃孙等就收集了许多善本秘籍。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即是他滞留日本四年在书肆颇得旧本的系统记录。日本汉学家神田喜一郎评论说:“无论是就其藏书的册数，还是书籍的质量，都足以与陆心源的文库相匹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杨守敬从日本带回大量汉籍一事，当时在日本也掀起了议论风潮，而陆心源文库被日本收购时，中国的众多学者、文化人实际上也是激愤不已、悲痛难当、捶胸顿足……如若中日双方互换立场，想必我们也会发此感慨，这种心情不是不能体会的……陆心源文库的丧失，对中国来说无疑是一次惨痛的经历，但如果立足于全局考虑，它对日本的影响绝对不少，使日本的有识之士能再度领略中国文化的深厚，我相信这足以弥补它所造成的损失。”［13］岩崎弥之助当然不愿意再看到大量日藏汉籍回流中国。当后来静嘉堂觅得机会、购得了享有盛誉的中国陆心源藏书，他认为“这不但与我文库有重大的关系，就是我邦文献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14］。1907年，董康刻《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后所作《题识》可证明学术研究之目的:“近年日本学者研究历史，覃思冥索，进步可骇。兹复骤增秘籍，单词只义，孤证是求，温故知新，必为史学别生一途径。”［6］38钱婉约进一步从中日文化学术交流角度分析了日人来华访书的时代政治背景和学术动力。甲午战争之后，出于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情报兴趣，日本举国上下普遍加强了对中国的关注，一批学者、外交官开始进入中国访书。同时，西化较早的日本学者，通过修学旅行感受中国，派留学生到中国进行语言和专业的进修，以及专家的文献调查、考古考察，系统性地建构了日本中国学体系，它既是日本关注中国、殖民中国的社会思潮在文化学术领域的折射，又构成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15］。

二、考文献而爱旧邦的努力

从皕宋楼藏书舶载而东的悲剧，中国藏书界产生了深深的古籍流散危机感。如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深感日人收购之威胁，学界人士亦十分担优。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恰巧听说八千卷楼藏书亦将散出，遂请著名藏书家缪荃荪到杭州与丁氏后人洽谈，最后以七万五千元的低价成交，全部藏书由端方所创议建立的江南图书馆收藏。而丁申之子、丁丙之侄修甫决定以低价将藏书售与南京之举为缪荃荪所赞:“自遭家难，君摒挡所藏悉还公债，而不留丝毫以备一己之需，固杭人所共谅。至以书籍，全归江南图书馆，价虽稍贬，而书无所逸，易一地耳。书固可按目而稽。在江南，犹在丁氏也。君筹之熟，计之决，识者尤知其苦心矣。”［16］如今，皕宋楼书空楼残，劫馀之物寥寥。不管怎样，作为历史的遗迹，它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感叹和深刻的警示。同样作为晚清藏书四大家之一的海源阁，经历杨以增、杨绍和、杨保彝数代人努力也未能保全阁书不虞，经过1930年被盗后，军阀、土匪亦对之造成巨大损失，余经王献唐整理归入济南市图书馆。我国历史上有闻名无名之藏书家，每每节衣缩食，倾力输财，使藏书蔚为大观。但终因子孙不肖而不免于水火刀虫，像浙江宁波范氏之天一阁、吴兴刘氏之嘉业堂两家能保持藏书楼所及今者委实不多。1919年春，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四部丛刊》，张元济撰《缘起》云:“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知新温故，二者并重。自成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17］同样在战火连绵的1938年6月12日，著名文献家王献唐先生在携山东图书馆古籍转移入川途中为屈万里所著《载书漂流记》作题辞也用“故家乔木叹陵迟，文献千秋苦自支”以道护图书保存文脉的艰辛［18］。胡道静教授1984年夏尝撰文说:“居尝为言，爱我中华祖邦，恒起故国乔木之思，为乔木徵者，文化发达，绵绵不绝，古籍宏富，甲于寰宇。是虽作者之众，亦赖藏家之多也。”［19］很好地阐释了古籍作为故国文化的象征意义，乔木之于旧家，文献之于故国，构成了相对应的指称和隐喻。作为重要的文化话题，皕宋楼之祸与敦煌西流、甲骨东渡等一起带来的典籍损失给近代学者以重大的文化创伤，从反面警醒、激发了数代藏书家的民族情感和忧患意识，藏书理念的更新势在必行，“化私藏为公有，渐成部分藏书家处理个人收藏的方式”［20］。此后，私藏归于图书馆成为共识，典籍归公成为历史的大势。从晚清以来的藏书史进路来看，知识界的古籍流散危机感与近代典籍归公、典籍出版、学术研究等的加强和改善有莫大联系。由此可知，曾经的文化伤痛记忆已经转化为社会文化转型的动力，从那以来的藏书文化和图书馆文化发展不断近代化的历程就是最好的明证。参考文献:［1］陶东风．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J］．当代文坛，2011(5):10－15．建立特藏室时清点为500册。⑤中控室，是文化共享工程县支中心的局域网与外网的衔接点，是县支中心主要设备的集中区与控制中心，通称为机房。它是县支中心建设的重点和核心。电子阅览室主要为读者提供计算机终端，供读者观看和浏览共享工程资源。⑥1993年政策取消独立编制，2017年因参加第六次评估需要，重新申请机构代码，建立独立事业编制，但实际上仍不独立，财务、人事权仍归文旅新广局。⑦关于文教分家时间有两种说法，《凉城县志》记载为1979年，据现任馆长王晓玲回忆，是1980年。分家后教育局搬迁至新华街与青林路相交稍北地段。文化局仍在旧文化馆院内。

参考文献:

［1］凉城县志编纂委员会．凉城县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823－824．

［2］吴澍时．民国时期县市图书馆政策法规研究［J］．图书馆，2017(8):38－44．

［3］范兴坤．我国当代图书馆事业政策的时代特征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3(4):18－22．

［4］熊焰．清末和民国时期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改革的历史回顾与评价［A］//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教育史研究》编辑部．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3):中国教育制度史研究．2009:463－468．

作者：王安功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