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演变特征与趋势观察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政党政治演变特征与趋势观察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摘要:自1986年开启的台湾政治转型，在初期以“省籍—族群”政治动员模式为主导，逐步形成以国民党和民进党为主的蓝绿两大阵营对峙的政治格局，“两党制”渐趋成型。但国、民两党轮流执政，台湾政坛深陷蓝绿恶斗，经济民生停滞不前，民众怨声载道，岛内社会阶级矛盾逐渐凸显。经历两岸关系发展变化和岛内政治变迁，民进党惯用的“省籍—族群”政治动员模式日渐失去市场，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需求日益上升。台湾社会矛盾和民众主流诉求出现的新变化，成为影响下一阶段台湾政党政治发展演变的主导因素，使得两党发展都面临新挑战，走“中间路线”的“第三势力”存在一定发展空间，但未来台湾政党政治格局具体如何演变还需要时间观察。

关键词:台湾;政党政治;认同;阶级;“两党制”;“第三势力”

1986年以来的台湾政治转型沿着所谓“民主化”和“本土化”的主线进行，以台湾社会存在的认同问题为核心的省籍、族群、统“独”矛盾斗争为主轴，逐步形成以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为主的蓝绿两大阵营对峙的政治格局，至2016年已出现三次政党轮替，台湾政党政治格局演变进入新阶段。然而，国、民两党长期轮流执政，岛内政坛深陷政治恶斗，经济民生裹足不前，导致台湾社会阶级矛盾凸显，岛内民众不满蓝绿的声音逐渐升高，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需求日益迫切，再加上受到全球“反建制”等风潮的影响，岛内政治生态出现新的变化因素，未来台湾政党政治格局演变还存在较大变数。

一、台湾政党政治演变的规律性特征

(一)“省籍—族群”政治动员模式基本主导政治转型初期台湾政治格局的演变，逐步形成以认同分歧为核心的蓝绿两大阵营对峙的政治格局西方有关政党政治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一般认为现代政党是社会分歧的代言人，由于社会分歧的结构相对稳定，政党体系也趋于稳定。既有的对台湾政党政治的研究，基本上从上述路径理解台湾政党政治格局的形成，一般认为国共内战与冷战背景下的台湾社会分歧，主要包括本省/外省、本土/外来、民主/威权、“独立”/统一等二元对立式的社会矛盾，塑造出台湾政治发展的基本形态。①概括而言，台湾社会普遍存在阶级矛盾和认同矛盾问题，但在台湾政治转型初期，由于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的社会分配问题并不显著，“到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成长一直在人均收入差距并未大幅增加之状态下进行”，“直接促使阶级问题在‘民主化’时期并未演变成政治问题，反而是一系列以认同为核心的斗争、竞争与‘民主化’课题同时成为台湾政治转型之主流的原因”。②台湾“民主化”与“本土化”一体两面、共生发展，台湾民众要求当家做主、推翻国民党的威权统治成为“民主化”的主要诉求，台湾政治转型可以看作是“本土化”推动下的威权体制的“民主化”。“20世纪60年代，来自大陆的所谓‘外省籍’(相对于台湾‘本省籍’而言)及其后裔(外省第二代)人口占全台人口的13%左右，主要是军人、公职和教师及其眷属，其中部分精英人士，受过国民党的培养以及操‘国语’的缘故，很容易进入国民党把持的‘中央机关’及公营事业工作”，“层级越高，本省/外省的结构越不平衡”，“这种人口—权力分配上的结构性省籍矛盾乃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的政治变迁的根源和基础”。③1971年国民党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后，台湾在国际上日益孤立，加剧了内部的“法统”危机。蒋经国不得不提出“本土化”政策，通过吸纳本省政治与经济精英进入政权以化解执政危机。与此同时，“党外”运动日益活跃。1986年，蒋经国启动“政治革新”，民进党“抢滩”成立。之后，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正式开启台湾政治转型。在两岸仍处于政治对立背景下的台湾政治转型，民进党以省籍、族群作为政治动员工具，利用“民主化”加速实现“本土化”，以“本土化”打击国民党，操作“国家认同”及统“独”矛盾。国民党被迫顺应“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潮流，但李登辉并未真正带领国民党走上“民主革新”的道路，反而操作党内路线矛盾，逐渐背弃一个中国原则，引起外省籍精英和支持民众的不满。在1994年台北市长、199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和1998年台北市长选举中出现的“弃保现象”“李登辉情结”“新台湾人”口号，均反映出省籍、族群因素对选举的影响。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主要由于国民党分裂，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39.3%的得票率侥幸胜选，但陈水扁得票率的上涨既反映出其政治操弄收到一定效果，也反映出省籍、族群因素在选举中所起的作用。陈水扁执政后大肆操弄省籍、族群矛盾及统“独”对立来获取选举利益，2004年其竞选连任成功，得票率增长到50%以上。而首次在野后的国民党在连战、马英九的相继领导下，加强党务改革，强化“本土论述”，极力争取本省人的支持，展现多元包容的形象，重新恢复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的信心。在1996年、2000年和2004年三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民进党注重沿用省籍、族群和统“独”的社会分歧进行切割式动员，凝聚台湾省籍民众的“我群”意识和本土政治认同，进而转化为投票行为支持民进党候选人，而国民党常常被动地追随民进党的选战议题。④总体来看，从1986年民进党成立，到1996年首次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再到2000年台湾地区首次政党轮替，直至2004年陈水扁竞选连任，虽存在偶发因素影响，但“省籍—族群”政治动员模式基本主导了岛内政治格局演变。国民党在“民主化”初期虽然出现多次分裂、遭到民进党的逐步蚕食，但通过利益收买以及与地方派系结合等方式，大体延续了过去威权统治时期的社会基础，仍具有强大的政治实力。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虽然由于权力路线之争导致的国民党内部分裂让陈水扁侥幸当选，但在野后的国民党迅速抛弃李登辉的分裂主义路线，重新回到传统立场，凝聚外省选民和加强“本土论述”，与民进党形成蓝绿两大阵营对峙的政治格局。

(二)“认同政治”与“阶级政治”相互交织，台湾政党政治呈现较为明显的“两党制”特征，“第三势力”发展受到制约在台湾政治场域中，“认同政治”是指以“族群—‘国族认同’”议题为核心的政治运作与选举动员。⑤台湾政治转型中初始形成的蓝绿两大阵营对峙格局主要以“认同政治”为主导，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两党或两大阵营轮流执政具有较大不同。民进党与国民党相应在政治光谱上也有左右之分，但在“认同政治”主导下，阶级因素和左右之争并未占据主要矛盾。随着民主的深化，台湾政党政治发展中的阶级因素逐渐发酵，经济民生发展、社会公平正义问题逐渐突出，台湾民众对政党执政的要求更多聚焦于治理成效，“阶级政治”成为后来多次出现政党轮替的重要诱因。民进党操作省籍、族群及“国家认同”矛盾，在“民主化”初期对其打击国民党、扩展自身实力具有重要功能，但在原本主导国民党的外省族群已经转向“中国人认同”与“台湾人认同”的“双重认同”，以及后来国民党已经基本完成“本土化”后，再去操作省籍、族群等认同矛盾已经不合时宜，也不符合民主政治的价值与规则。“统‘独’放两边，民生摆中间”，成为岛内民意主流和发展趋势。民进党在操作省籍、族群矛盾的过程中经常与炒作统“独”议题相伴，但随着大陆综合实力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认识到“台独”不但不可能实现，反而还会给台湾带来灭顶之灾。此外，由于两岸长期存在的政治对立、制度差异被放大及绿营煽动等复杂因素影响，现阶段台湾民众普遍存在不愿统一的心态。因此，台湾社会实际上形成了“不统、不独”、希望“维持现状”的共识。民主无法解决认同的困境，在认同问题暂时无解的情况下，台湾民众越来越希望岛内各政党不要再纠缠统“独”议题，而是聚焦于内部治理，希望经济发展，追求民生幸福。2004年陈水扁连任后，民进党当局施政绩效不彰、领导集团出现严重贪腐、台海局势更加紧张动荡，岛内蓝绿对抗日益加剧，经济民生议题逐渐凸显。2008年之后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冲击引发台湾新的经济以至社会问题，改变了国、民两党的社会动员论述与策略，“阶级政治”开始形成。⑥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大败下台，证明省籍、族群、认同对立的操作成效已相当有限，治理绩效逐渐成为决定选举胜败的关键因素。民进党下野后，虽然没有放弃“台独”立场，但一系列政策论述上的变化，显示其已认识到单纯靠分化族群、制造省籍矛盾等已难获有效支持，民众更关心政党的执政能力和绩效。2016年国民党重新上台后，由于马英九当局无法有效解决经济低迷不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青年就业困难等问题，因此在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民进党成功操作“阶级政治”，诉求“公平正义”和“改变”，不仅再度让国民党败选下台，而且首次实现“完全执政”。正是由于“认同政治”和“阶级政治”相互交织，使得从1996年首次台湾地区领导人直选至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国民党与民进党两党轮流执政、先后发生三次政党轮替，两党占据绝大多数台湾地区民意代表席位和地方县市长执政权，“两党制”逐渐形成。国民党与民进党为维护自身政治利益，在长期实行以相对多数选举产生地方县市长的制度基础上，联手逐步确立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简单多数制”和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选举的“单一选区两票制”，进一步压缩小党和“第三势力”的发展空间，从而更加固化了“两党制”。20世纪90年代以后相继成立的新党、亲民党、台联党等政党虽偶有得势，但现均已走向泡沫化，“第三势力”的生存空间相当有限。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和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崛起的“白色力量”(柯文哲)和“时代力量”，至今仍无法撼动国、民两党主导的政治格局。

(三)由于民进党先天具有代表“本土”的政治优势，其政治版图和话语权逐步得到扩张，但不等于能独占台湾政治市场台湾开启“民主化”进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深刻影响着岛内各个政党的政治动员模式，相当程度上形塑了政党政治发展的基本形态。在过去30年中，“省籍—族群”政治动员模式决定民进党逐步上升、国民党逐渐下滑的基本态势，但这一过程是缓慢的，甚至有所反复，呈现阶段性波动的特征。总体上，台湾政党政治格局，从开始的国民党“一党独大”，在民进党逐步上升、国民党缓慢衰落的过程中，呈现“两党制”的特征，直至民进党进一步发展壮大，逐渐取得政治优势地位，而国民党则逐步衰落，陷入发展困境。民进党从成立之时便占据省籍、族群优势，在县市长、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等各级选举中的得票率逐步上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民进党的总得票率从30%，成长到2000年陈水扁上台时的40%左右，再到2012年蔡英文参选时获得46%的选票，直至2016年蔡英文胜选时获得56%的过半选票。而国民党得票率则逐渐下降，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连战、宋楚瑜得票率相加及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马英九的得票率还有6成左右，至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马英九的得票率降为51.6%，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朱立伦的得票率仅为31%。民进党势力不断坐大，通过执政、在野再执政的过程，虽然呈现两党交替执政的表象，但实际上是民进党打着代表“本土势力”的旗号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向国民党夺权的过程，国民党存在的各方面问题则不断暴露，革新再起任重道远。民进党的壮大不仅体现在政治版图中的此消彼长，而且表现在绿营的政治话语权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国民党被迫逐步强化“本土论述”，“台湾人”“本土”“主体性”“主权”“公投”“台独”等成为台湾社会的“政治正确”，而统一、一个中国、中华民族等逐渐成为“政治禁忌”。但台湾政治话语权的演变有其复杂的背景，未来如何变化还存在较大变数，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民进党政治版图的扩张。由于未来台湾政党政治格局的演变还将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民进党虽然在过去呈现阶段性的上升势头，但并不意味着其能独占未来的台湾政治市场

。二、对未来台湾政党政治演变趋势的观察

(一)台湾社会的二元对立结构难以消除，两党或两大阵营轮流执政应是主导逻辑，但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松动曲折台湾的两党体系是由选举制度和社会分歧共同形塑的。⑦从社会分歧与选举制度两个方面来看，台湾政党政治走向“两党制”或两大阵营轮流执政应是常态。一方面，尽管受到全球化冲击，但台湾的经济基础没有发生结构性改变，岛内社会依旧存在以认同分歧和阶级政治为主导的二元对立结构。尽管在民进党逐步夺权的过程中，“台湾主体意识”逐渐形成，省籍、族群矛盾有所淡化，但统“独”矛盾一直在深层次困扰着台湾社会。从认同分歧与阶级矛盾的两个维度来看，二者在短期内都难以消除，台湾社会的二元对立结构将长期存在。“国民党的支持者更关心经济增长和两岸关系发展，民进党的支持者更在意分配正义，担心过于密切的两岸关系将从经济和政治上威胁到台湾的利益。累积性的社会分歧与两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分歧密切相关，归根到底是台湾的未来归宿问题”。⑧另一方面，选举制度对政党体系也发挥了较大的形塑作用。台湾县市长、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等最重要的公职人员选举均是简单多数当选制，“台湾‘立法院’保留了少部分的政党比例代表席位，以及县市议员选举仍是采取一区多席制，第三党或无党籍人士在一定时期尚有部分的存活空间，但不会影响两党体系的发展趋势”⑨。从制度上看，相对多数当选制将导致第三党的边缘化，也有利于通过政党轮替形成均衡的两党体系，并诱导两大政党走中间路线。⑩从现实层面上看，国民党在2008年胜选后占据“全面执政”优势，但在短短8年时间就将政治优势丧失殆尽，至2016年蓝绿结构彻底翻转。2016年民进党胜选，再次上台并取得“全面执政”地位，标志着经过30年的台湾政治转型进入新阶段，但也要看到过去蓝绿对峙的政治结构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因素，传统两党轮流执政格局有被打破的迹象，台湾政党政治格局进入更加复杂的演变过程。一方面，民进党全面掌握政权，不择手段试图彻底消灭国民党，树立“绿色新威权”，表面上呈现民进党“一党独大”的局面，但随着蔡英文当局深陷执政困境，岛内民意已经开始走向相反方向。另一方面，在对两党轮流执政均不满意的情况下，台湾民众厌恶蓝绿的情绪不断释放，以柯文哲为代表的所谓“白色力量”因为标榜超越蓝绿而获得不少民众的青睐。但民进党一定不乐见“第三势力”发展壮大，双方在地方层面尚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但一旦“第三势力”威胁到其执政地位，必然会受到绿营的残酷打压。不过，当社会基础出现重大变化时，选举制度对塑造政党政治格局的作用将受到削弱。2017年，主张“非左非右”的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及其领导的“共和国前进运动”接连赢得法国总统和国民议会选举，从而改变了法国政坛近60年来传统左右翼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从法国政局变化可以看出，当社会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民众对传统政党政治不满情绪高涨时，即使在现有选举制度下传统政治格局仍有可能被翻转。换言之，选举制度无法阻挡政党政治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前瞻而言，从两岸关系持续处于僵持对抗状态、台湾经济成长动能不足导致利益分配问题渐趋恶化和民主制衡理念深入人心等角度观察，民进党谋求长期执政的难度颇大，未来台湾出现政党轮替应是常态。

(二)台湾社会的“认同分歧”逐渐外化为蓝绿阵营的两岸政策竞争，与公共政策综合发酵，成为影响台湾政治格局演变的主导因素过去30年的政治转型，台湾社会矛盾与政治结构及双方的关系均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台湾社会所存在的普遍性矛盾与特殊性矛盾时至今日已经演变到新阶段。台湾社会所存在的特殊性矛盾，主要是指在处理两岸关系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尽管在统“独”矛盾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当前台湾社会普遍形成“统一不愿意、‘独立’不可能”的心态，试图“维持现状”的主流民意，蓝绿支持者在认同台湾上已无重大差异，但在处理与大陆关系问题上的“国家认同”分歧仍然突出，集中表现在如何看待两岸关系性质，并外化为两大阵营在两岸政策主张上的差异。以民进党为主的绿营势力不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追求实现“台独”;而以国民党为主的蓝营势力或其他势力要么在法理上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么回避对两岸关系性质表态，不明确主张“台独”。蓝绿阵营两岸政策主张的差异，直接影响着台湾内部治理成效和对外“活动空间”。而台湾社会所存在的普遍性矛盾，主要是与世界上许多与国家和地区一样，难以解决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之间的矛盾，由于经济发展遭遇结构性困境，与之相应的公平正义难以落实，台湾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虽然阶级矛盾未成为政治主流，但政党和政客挥霍和消耗过去积累的经济发展成果，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方面无所建树，导致台湾社会低薪、青年失业、贫富差距等问题越来越严重，阶级矛盾不断凸显。和今天西方社会所遭遇的发展困境一样，台湾经济发展和公平正义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因此，在台湾政治转型进入新阶段后，过去标榜“本土与外来”竞争的历史逻辑日渐式微，“认同政治”与“阶级政治”出现新特点，台湾的政治逻辑焦点将转移到解决现阶段台湾社会所存在的主要矛盾上。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台湾民众的主流需求，不仅要解决普遍性矛盾，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在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上要得到适当的满足，而且要解决特殊性矛盾，在两岸关系上要兼顾维护和平发展与所谓“台湾主体性”，延伸到台湾在国际上要有适当的“活动空间”。未来台湾政治格局的演变取决于岛内各个政治势力能否回应并解决当今台湾社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民众的主流需求。

(三)在台湾社会矛盾出现新变化的情况下，民进党和国民党两党发展都面临新挑战民进党虽然历史性地取得“全面执政”地位，但执政两年多以来随即陷入困境，面对台湾社会存在的普遍性矛盾和特殊性矛盾，民进党所能提供的解决办法并不多。如果民进党不彻底改变自身所存在的政治短板，将从根本上制约其提供的政治产品的吸引力，其施政将越来越无法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所谓民进党“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将很难维持太久。蔡英文当局上台后，推动“年金改革”“一例一休”等政策措施，试图展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政党形象。但一方面台湾与西方社会一样难以解决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仅仅依靠“劫富济贫”短期内让部分民众获得一定的心理平衡，却“治标不治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引起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另一方面受到台湾社会存在的特殊性矛盾的制约，尤其是与大陆的矛盾冲突导致民进党更难以解决内部的发展与分配等问题。与过去利用省籍、族群矛盾作为政治动员工具一脉相承，民进党坚持以“台独”主张区隔国民党，在打倒国民党的同时，更加坚信“台独”理念的“合理性”。但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主张，势必与大陆崛起的态势存在根本性冲突，不仅制约台湾经济发展，逐步恶化社会分配状况，而且日益紧张的两岸关系将导致台湾的“安全与尊严”越来越难以得到保障。国民党尽管在两岸政策上仍然具有优势，但在岛内遭遇“污名化”，被绿营指责其不仅加剧台湾社会贫富差距，而且侵蚀所谓“台湾主体性”。国民党偏向资本家的中右翼政党属性，虽然曾经有过良好的发展经济、治理民生的经验与成绩，但在现阶段“公平正义”“阶级差别”被放大的时期，不利于说服普通民众相信其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尤其是国民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和受到民进党“政治追杀”的外在环境都令其未来发展面临不确定性。现在国民党的政党运作仍然依赖传统地方派系，内部存在的理念路线分歧、体制僵化、形象老化、经费不足，与青年脱节、人才匮乏等困境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其党务革新和政党形象的转变仍需时日，还将面临2018年和2020年两场重要选举的考验，其后续走势还需观察。

(四)岛内民众对国、民两党的不满声音逐渐升高，助推“第三势力”获得一定发展空间受制于台湾社会的二元对立结构和选举制度制约，“第三势力”在台湾政坛的发展空间受到一定限制，但也存在一些有利因素。一是全球“反建制”风潮和民心思变冲击了传统政党政治格局。近年来，在美、法等西方国家，非传统政治人物和政党接连胜选，传统政治人物和政党的影响力大不如前，政党政治格局日益多元化、碎片化。二是网络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打破了既有政治精英和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垄断，而且极大地改变着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改变着传统政治与社会运作模式。三是“第三势力”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具有相对优势，尤其是在台湾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容易让对两大党不满的民众对其产生天然的期待。从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的表现来看，在内部治理上呈现政治衰败的特征，遭遇“民主困境”，岛内民众不满两党的声音逐渐上升，期待政治改变的呼声越来越高。近期的一些民调结果显示，相对于过去，台湾民众的政党偏好已发生明显变化，对国、民两党的认同度下降，没有政党或蓝绿偏好的民众已上升至4成以上。如2018年6月17日，“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的民调显示，国、民两大党支持度相差无几，均为23%上下，不支持特定政党的中间选民为34.9%。瑏瑡这表明在一定因素作用下，“第三势力”发展的政治空间是可以被利用和放大的。在两岸关系上，没有传统意识形态包袱的“第三势力”存在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台湾社会要求摆脱“蓝绿恶斗”、“超越蓝绿”的呼声，不仅指责两党在内部治理的失败，而且不可避免波及到其两岸政策立场。国民党虽然再次下野，但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需求却日益升高，民进党面临调整两岸政策的巨大压力，而“第三势力”想要发展壮大，也必须迎合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在民进党两岸政策立场调整缓慢、国民党两岸政策尚未洗脱被“标签化”的情况下，标榜走“中间路线”的“第三势力”在处理两岸关系议题上的灵活性和务实主张可能成为其在岛内发展壮大的有利因素。

三、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台湾社会的二元对立结构难以消除，国、民两党或蓝绿两大阵营轮流执政应是主导逻辑，民进党谋求长期执政的难度颇大，未来台湾出现政党轮替应是常态，但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松动曲折。台湾社会矛盾和民众主流诉求出现的新变化，成为影响下一阶段台湾政党政治发展演变的主导因素。岛内民众对国民党与民进党的不满声音逐渐升高，使得两党的发展都面临新挑战，走“中间路线”的“第三势力”存在一定发展空间，但未来台湾政党政治格局具体如何演变尚待观察。

作者：徐家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