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食习俗到现代节庆的演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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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民族丛刊杂志》2014年第三期

一、何为“库木勒玛日拜”

“库木勒玛日拜”，达斡尔语。“库木勒”，汉义为“柳蒿芽”;“玛日拜”，汉义为“采”。“库木勒玛日拜”，汉义为“采柳蒿芽”［2］。“采柳蒿芽”汉语为动宾词组，“采”为动词，“柳蒿芽”为名词。“采柳蒿芽”在汉文书籍报刊中屡见不鲜，而“库木勒玛日拜”，却鲜见于书籍报刊，并不常见，也不常用。只是达斡尔人在生活中偶有提及的专用词语。在杨优臣等主编的《达斡尔语词典》(试用本)第180页也仅见“库木勒”词条。然而，“采柳蒿芽”或“库木勒玛日拜”一词组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从语言文字记录的角度表明了这是达斡尔人的一种生产活动和生活习俗。采柳蒿芽，较早见诸于汉字书籍的是《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三章《莫(力达瓦)旗经济概况》中第八节《采集》［3］:“达斡尔人很早以来从事农业生产，每家还有较大面积的园田，种植白菜、萝卜、土豆、豆角等菜蔬。因而，采集野菜只在春末夏初春黄不接时进行，采集山葱、野葱、野韭菜和柳蒿菜(芽)做(作)为副食。其中柳蒿菜除当时食用外，还晒干蓄存一部分，以备冬季用肥肠炖着吃，这是达斡尔人普遍喜爱的菜肴……”时隔6年，在《达斡尔族》第六章《多种经济的发展》中第六节《副业生产》［4］的第三个问题中写道:“由于达斡尔族有种植园田的传统，采集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只是春末夏初青黄不接时采山葱、野葱、野韭菜和柳蒿菜(芽)做副食。其中除柳蒿菜(芽)是达斡尔人常食用的菜外，野葱之类只是为了尝鲜……”巧了!两种书籍都在第67页讲述达斡尔人采集柳蒿芽活动，而且文字大致相同，不过前一论述是作为比较客观描述的“采集”活动，而后一论述是更明确地直接将“采柳蒿芽”定性为“副业生产”项目之一。值得注意的是1985年出版的《达斡尔族社会历史调查》和1991年出版的《达斡尔族》两种书籍，都把达斡尔人采柳蒿芽归类在《经济概况》及《采集》或《多种经济发展》及《副业生产》的章节中，将采柳蒿芽定性为一种经济活动、一种生产行为。两书前后透露出共同的信息为:第一，都说明了达斡尔族的园田经济:“达斡尔人很早以来从事农业生产，每家还有较大面积的园田”，或“由于达斡尔族有种植园田的传统……”第二，都强调“采集”在达斡尔人经济生活中只是从属于农业生产和园田经济的补充手段:“因而，采集野菜只……做(作)为副食。”或“采集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只是……做副食”。第三，采集的时段均为“春末夏初青黄不接时”，其中“青黄不接”四字十分重要，突显了柳蒿芽在达斡尔人生存和生产活动中的重要意义及作用:平常年，柳蒿芽可作为菜蔬及副食供人即时尝鲜及全年享用;灾荒年，粮食短缺或断炊时，柳蒿芽可充饥、果腹、甚至救命，度过灾荒。第四，都着重强调“柳蒿芽是达斡尔人常食用的”野菜。这四点将达斡尔人采集柳蒿芽的意义、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及重要性、在达斡尔人日常生活习惯特别是食习俗(虽然两种书的两段文字均未提到“习俗”二字，但从文字内容来看，还是反映出达斡尔人食习俗的内含)中比较特殊的功用。这两个在当时颇有权威性的文本，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及90年代初期那个“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年代，将达斡尔人采柳蒿芽归类为“经济活动”范畴，彰显了那个时代的特色，深深烙上那个时代的印记，亦是情有可缘，可以理解的。

二、“采食库木勒”是达斡尔人的一项采食习俗

1987年，乌力斯•卫戎(汉名吴维荣)和莫尔登•贤慧二人在《黑龙江民族丛刊》1987年第三期发表一篇短文《达斡尔族库木勒习俗》，较早地提出将“库木勒”作为“达斡尔族的一种习俗”。全文篇幅不长，但讲得比较详细，今刊录如下:《达斡尔族的“库木勒”习俗》乌力斯•卫戎莫尔登•贤慧“库木勒”是达语，汉译是柳蒿芽的意思。柳蒿，又称白蒿、水蒿，属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于河岸、沼泽之地，尤以嫩江岸边为最。其出土二寸之许的嫩茎叶芽虽稍苦可作食用。经中医中药学之研究，柳蒿芽有健脾开胃、清火解毒之功能。国家林业土壤研究所鉴定柳蒿之全株含对人体有裨益的芳香油百分之零点四七。可见，柳蒿芽是理想的可作食用的野生植物。世居嫩江两岸的达斡尔人民，早在几百年前就同“库木勒”结下了特殊的缘分。远古时候，达斡尔族是一个从事游牧和渔猎的民族，不善农耕。清朝时期，大部分男子征战疆场，在家的妇儒(孺)老小更无法耕种土地，朝廷供应的口粮又不能及时运到，加之兵荒马乱，遇到灾年，粮食更为紧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江岸边、溪水旁边找到了“库木勒”野菜，以食充饥，度过荒年。后来，经多次实践，将“库木勒”同鲶鱼、嘎鱼、白鱼炖着吃，又成了美味可口的菜肴了。对此，清代学者西清的《黑龙江外纪》，英和的《卜魁纪略》等书都有专门记载。采集“库木勒”是在每年初夏的旧历四月下旬“小满”期间进行。此时正是大地开犁播种，江河帆船载货，熙攘繁忙的季节，也恰好是“库木勒”出土一至二寸，其嫩茎幼芽最适宜食用的好时候，届时妇女一齐出动到离屯里许之地的江河之滨、溪水之旁，采集“库木勒”野菜。劳动之余，她们翩翩跳起“罕伯舞”，放声歌唱“扎恩达勒”(注)。这样久而久之，在一年一度四月下旬采集“库木勒”之举，便成了达斡尔族人民的一种习俗。后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们生活的好转，采集“库木勒”的习俗虽然被人们遗忘了，但是，对“库木勒”的用途仍记忆犹新。在那苦难的旧社会，“库木勒”野菜救活了不得饱食的穷苦达斡尔人，人口多的穷人家一年要吃上半年“库木勒”来度日，生活稍好一点的人家也将“库木勒”炖鲶鱼作美味菜肴。今天达斡尔人民过上了吃穿有余的幸福生活，可是他们吃上“库木勒”就忘不了旧社会的苦，更会想到今日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的甜。注:“罕伯舞”、“扎恩达勒”是达斡尔族人民的民族歌舞。1992年，苏宝海撰文《达斡尔人喜吃库木勒》，也将其作为一种饮食习俗加以论述。此间一些有关达斡尔族的书刊中，也有将采集食用库木勒作为一种饮食习俗论述，文字均大同小异，在此不一一列举。那时正是“全国文化热”，尤其是“民族文化大热”的时期。采集库木勒、食用库木勒已被人们从“经济活动”范畴归类为民族习俗文化范围，似乎是从物质文化的层面，跃升为精神文化的层面。说明人们特别是研究人员已将目光、注意力和研究重点及方向，由经济层面向文化层面过渡。对库木勒的内含及外延有了新的认识、新的认知、新的理解、新的阐释。这当然是人们对一个事物的认识产生新的变化与发展的很重要的一步，也为后来形成的“库木勒节”说，奠定了基础。

三、达斡尔库木勒的两则主要传说

关于达斡尔的库木勒不但有文字记录资料，而且还有口碑资料，即在达斡尔人中流传已久、流传很广的两段古老传说，如今都以汉字记录下来。其一:据老人们讲，在很早很早以前，达斡尔族遭受了一次大灾难，地里的庄稼颗粒不收，牛羊也都相继宰杀了，人们在饥荒中挣扎。这时，有一个青年来到河边，看到地上长出一种野草，他采下一棵放在鼻子底下闻一闻，有野菜的清香。于是他就大把大把地采摘起这种被后人称之为“库木勒”的野菜，带回家洗干净后，让母亲给他煮着吃。母亲从来没有吃过这种东西，不让他吃，怕出危险。青年人说，看到这么多人饿得皮包骨头，与其坐以待毙，还不如让我试一试，看这种东西能不能吃。母亲被他说服了，他第一个吃下煮过的库木勒，并无不良反应，便十分高兴地告诉乡亲们这种野菜可以食用。人们争相转告、争相采集，把河边地头的库木勒都吃光了，挽救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达斡尔人说是库木勒挽救了他们这个民族［5］。其二:“据第一讲述人乌嫩讲述的传说:《是柳蒿芽救了达斡尔人》(载娜日斯《达斡尔民间故事百篇》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中说:“达斡尔人300年前曾生活在黑龙江北岸，英勇地保家卫国，同入侵的沙俄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清朝皇帝为了断绝侵略军的粮草，下令达斡尔人举族南迁。达斡尔人历经千辛万苦，迁到了嫩江流域，头几年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采来在黑龙江北和嫩江两岸都生长的柳蒿芽，艰难地度过了饥荒。因此，达斡尔人称柳蒿芽是救命菜。达斡尔人对柳蒿芽的深厚感情，是在患难中建立的。这篇感人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人们不会忘记过去的苦难，永远不忘记柳蒿芽的功劳。”［6］这两个传说是从什么年代开始流传的，今已无从考证。然而古老传说作为一个民族的口传文化、一种口碑资料，似可作为现有文字资料的一种佐证。证明“(库木勒)昆米勒在达斡尔民族最艰难的岁月拯救过整个民族。达斡尔人称其为救命菜”。

这两则传说相比较而言，第一个“传说”，更像是民间故事，人为编撰、加工的痕迹浓重，故事的文学性较强，而讲述的史事的客观性、可信度较差，因缺乏真实感而令人疑窦丛生。一是年代不清，“很早很早以前”究竟是何年代?“很早”到什么程度?究竟是哪朝哪代亦不可知。二是地域不明，不知是黑龙江流域，还是嫩江流域。三是事因不清，“一次大灾难”的说法，含糊其词，什么灾难?水灾、旱灾、虫灾?并未交待，只是用了“大灾难”这一模糊概念。四是采食库木勒的前提不充分，只说:“地里的庄稼颗粒不收，牛羊也都相继宰杀了，人们在饥荒中挣扎。”然而这则民间故事的编者、传者忽视甚至忘却了达斡尔是一个善狩猎、会捕鱼的民族!“很早很早以前”，黑龙江嫩江流域自然资源尤其是渔猎资源何其丰富，端午前后季节，正是打猎捕鱼的好季节，猎得的兽，捕到的鱼皆可充饥度荒，难道“大灾难”导致无猎可狩、无鱼可捕地步，偏偏只留下库木勒(柳蒿芽)一种野菜吗?五是故事的主人公“男青年”是哪个氏族、哪个部落，抑或哪个村庄的?均无一丝一毫的交待。而且“男青年”太像“尝百草”的神农氏了，只不过是多了一位达斡尔族母亲。“男青年”以大无畏的不怕牺牲的精神，煮尝库木勒证明可食用，并传告族人共同采食，“挽救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故事最后作出结论:是库木勒挽救了他们这个民族。而故事隐含的另一层含义是“男青年”拯救了整个民族，民族英雄崇拜的情结虽未明言，却蕴含其中，很浓很深。从这五点综合来看，这则“传说”没有载入哪怕是一丁一点历史信息透露给世人、后人。整个传说的情节，人为加工的痕迹过重，故事情节太戏剧化了，人为创作、刻画、描写的痕迹太过鲜明，更像民间文学创作的民间故事，而不大像口耳相传(横向传播、顺向传承)的包含历史事件史实的民间传说。第二个传说，内容比较具体，比较像有史事、史实的民间传说。一是对年代有所交待:“300年前”，“同入侵的沙俄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搏斗”，大致是清朝康熙年间。二是因为:“清朝皇帝为了断绝侵略军的粮草，下令达斡尔人举族南迁”(坚壁清野———笔者)。三是采食库木勒的前提是“达斡尔人迁到了嫩江流域，头几年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采来在黑龙江北和嫩江两岸都生长的柳蒿芽，艰难地度过了饥荒”。其实，前文提到的乌力斯•卫戎的文章《达斡尔族的“库木勒”习俗》讲述得更清楚:“清朝时期，大部分男子征战疆场，在家的妇儒(应为“孺”———笔者)老小更无法耕种土地，朝廷供应的口粮又不能及时运到，加之兵荒马乱，遇到灾年，粮食更为紧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江岸边、溪水旁找到了‘库木勒’野菜，以其充饥度过荒年。”文中讲达斡尔人采食库木勒的三个前提条件(或原因):一是因缺少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耕田而不打粮食，二是朝廷供应的口粮不能及时运到，三是兵荒马乱、灾年。这三条比较客观，比较实在，比较令人信服。综上比较，达斡尔人采食库木勒传说，似可得出如下结论，两个传说的不同点是:第一个“传说”，讲的纯属“天灾”因素，而第二个传说及乌力斯的文章更强调“人祸”因素;两个传说的共同点:讲的都是库木勒充饥度荒的功用，除此之外，并未提及采集库木勒是经济活动、副业生产，也未提及采食库木勒是一种民族习俗，更未谈及什么库木勒节庆文化。

四、达斡尔库木勒文字表述的完整与规范

对于库木勒，有的文字表示为“达斡尔库木勒”，这等于一个民族名称加上一种野菜名称，汉义即“达斡尔柳蒿芽”。这种表述，只是两个名词相加，缺少能反映这种习俗内容的动态的文字构件与要素，因为民族习俗本身就是一种动态的文化事象，因此应以动态的文字要素标示、标称。而“达斡尔库木勒”既不完整也不准确又不规范，不能完整准确地表现出这一习俗的含义。有的文字表示为“库木勒玛日拜”即“采柳蒿芽”;有的文字直接用汉字表示为“食柳蒿芽”，这些表示从字面上来看似乎都无大碍，但是笔者认为这两种表述都不够全面不够完整，都只是表示了这一习俗的一个方面，或曰“采”，或曰“食”。笔者认为用“采食库木勒”或“采食柳蒿芽”，来表示达斡尔族这一习俗比较完整，比较准确，也比较规范地体现了这一习俗内含。一“采”一“食”两个动词加上“柳蒿芽”这个名词，全面地诠释了这一习俗完成的两个阶段及全部过程:由“采”阶段到“食”阶段的完整过程。在完成“采食库木勒”这一习俗过程中，“采食”(者)是劳动者、享用者，是主体;“库木勒”是被采集、被食用的对象，是客体。主客体二者缺一不可，二者相合，方才构成这一完整的习俗的物质与文化事象。

五、“库木勒节”文字名称的出现及不断发展拔高

1．关于“库木勒节”的文字名称较早出现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1990年，莫福山主编的《中国民间节日文化辞典》第192页有一辞条:“库木勒玛日拜”，达斡尔语意为采柳蒿芽，达斡尔族传统节日。每年公历五月中旬举行，节期三至五天不等。届时，达斡尔族男女老少尤以女性居多，邀约聚集，头裹白毛巾，腰系花围裙，三五成群在辽阔的草原上，一边放声对歌，一边欢快地采集柳蒿芽，采得的柳蒿芽，除当日食用外，可晒干以备冬季食用，并择其最鲜嫩者精心包裹，寄赠远方同胞。就笔者手头毕竟有限的资料而言，这一辞条恐怕是在正式出版物最早提出“库木勒节”的文字之一;是把库木勒习俗当做节日来写的、首创库木勒节日说的文字之一。该辞条将“库木勒玛日拜”即“采柳蒿芽”确定为达斡尔族节日，而且是“传统节日”，不知作者(每一辞条均未注明作者姓名)有何根据?既然将其定性为“传统节日”，那么这一节日发端于何种社会形态?初始于哪个历史时期?文中并没有哪怕是只言片语的说明。然而，文中却明明白白地写道“每年公历五月中旬举行”，照字面理解，那就应该是中华民国建立后的事情了，因为自中华民国建立才开始采用公历，然而无论是古代文献还是近现代资料都没有“库木勒节”字样的文字记载，辞条的作者说“库木勒节”是传统节日，不知从何谈起?没有论据的论断真真是难以令人信服。作为工具书性质的《中国民间节日文化辞典》应该具有最起码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中国社会发展进入到20世纪末，已隐隐望见新世纪的曙光。1999年1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民俗文化大观》(上卷)第18页刊有奥登挂撰写的辞条《达斡尔族的“坤比乐”节》提出:“达斡尔族聚居的地方，把集体采柳蒿芽活动，命名为坤比乐节。”同时简要介绍了达斡尔人过坤比乐节的基本过程。《达斡尔族的“坤比乐”节》达斡尔族聚居的地方，把集体采柳蒿芽活动，命名为坤比乐节。他们选择柳蒿芽生长最佳生长日期和长得最密实的地点，组织村里各家大人小孩，来到满眼绿青的河畔，在谈笑声中争先恐后，大把大把掐摘柳蒿芽。歇憩的间隙，大家围坐一起唱歌跳舞出节目。日当中午时分，江畔弥漫诱人的清香味，炊事人员在大口铁锅里已经炖好今年第一顿柳蒿芽烩菜。鲜鲇鱼肥猪肉，鲜鲜的柳蒿芽。人们兴高采烈盛在大碗里，慢慢地咀嚼，细细地品尝，一口咽下焦绿的汤汁，麻酥酥的清苦味，渗进肺腑浑身沁馨，顿觉耳目豁亮，仿佛肺腑里攒了一冬天的积淤全都排解干净。人们采集的兴致更趋高涨。太阳偏西的时刻，每个人满载欢乐，扛着鼓鼓囊囊的麻袋，尽兴返回家园。柳蒿芽性凉，能消食下火，对白内障也有一定的疗效。这篇短文也是提出“坤比乐(库木勒)节”文章之一，也是把库木勒习俗当做节日来写的，是赞同“库木勒节日说”的文字之一。作者明智地未把库木勒节列为“传统节日”。2．库木勒节的文字记载上升至国家层面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到了2008年8月，鄂黑保撰写并在黑龙江省达斡尔族研究会召开的文化研讨会上发表《中国达斡尔库木勒节》一文，将库木勒节拔高提升到国家层面和全民族层面，文章指出:“中国达斡尔库木勒文化早有人提出并在社会生活中在达斡尔族聚居地区已有了多年多少届的‘库木勒’节。”文章例举书中《达斡尔族与齐齐哈尔》一文，还有乔福胜的《达斡尔族的库木勒节》，详细论述了库木勒节的由来，库木勒节活动的内容和意义。文章最后指出梅里斯达斡尔族的库木勒节得到了区领导的关怀、重视和兄弟民族、兄弟地区的关注和效仿。文章在结尾处希望:“开展多地区的库木勒节聚会活动，开展中国达斡尔族群众文体活动，热切希望得到各地政府及其他有关组织领导们的重视、支持和赞助。”这篇文章是笔者迄今为止读到的对达斡尔族库木勒节评价最高、期望最甚的文本。3．库木勒节与达斡尔族其他节日的比较研究与鄂黑保文章同时刊登在《嫩水达斡尔文集》(第四集)的达斡尔族女作家娜日斯的《谈达斡尔端午节及昆米勒文化节》一文指出:“在古代的原始社会，达斡尔人采集野菜是生活中的主要内容。采昆米勒期间伴有歌舞、娱乐，是为形成昆米勒节的缘由。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渐形成约定俗成自发的昆米勒节。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一些地区的社会团体达斡尔学会组织发起，每年端午节期间举办昆米勒节。”将昆米勒节(库木勒节)与端午节进行比较研究，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文中提到“因为端午节与昆米勒的生长大致一致”，达斡尔人常将俩节“同时进行”，捆绑在一起过，“过端午节同时就过昆米勒节”，“昆米勒节作为达斡尔民间古老的传统节日流传至今”。苏荣扎布先生在《达斡尔族端午节习俗及词汇例证记音》一文中，也将端午节与昆米勒节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大家在端午节和昆米勒节尽心娱乐。自古以来，这两个节日基本在同一时期，流传至今，倍受达斡尔族群众的欢迎。”［7］笔者认为，说昆米勒节“自古以来”就“作为达斡尔民间古老的传统节日流传至今”，即“传统节日说”，尚缺乏古籍史料文字记载的佐证，缺乏理论和实践的根据。同时，如果照上述所言，是否可以让读者理解为“过端午节同时就过坤米勒节”，不过是达斡尔族端午节增加了一件采食库木勒的民族习俗事项，库木勒节成了从属于端午节的文化“附加值”成分。仅从娜日斯文章标题《谈达斡尔族端午节及其昆米勒文化节》中的“及其”二字来看，作者言说的主要对象是端午节，而昆米勒节不过是属于“及其”范畴和地位的附加言说对象。如此一来，更突出加重了端午节的分量，而弱化了库木勒节在民族节庆文化中的地位。毕竟端午节对达斡尔族而言是个“外借的”他民族横向传播过来的节庆，不是本民族自生的节日，而库木勒节却真真实实的是达斡尔族独有的民族现代节庆，或现代民族节庆。这两种提法基本内涵差不多，只是强调的重心不同。一个是强调民族现代节庆，一个是强调现代民族节庆，两相比较还是前一种提法准确、规范一些。然而，民族现代节庆也好，现代民族节庆也罢，强调的是库木勒节的“现代”意义，而并非传统节日，因为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采食库木勒就其本原而言，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民族的民间习俗，而从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有文字正式记载来看，仅仅是改革开放以来从1986年开始举办首届库木勒节，至今不过27年。斯日娜提出的“昆米勒节80年代说”是有文字记载和事实基础的，是可信的。由此可见，库木勒节完全属于达斡尔族现代节庆文化范畴，与民族传统节日不搭界的。

六、库木勒节从“采集”到“节日”之文本转换的基本过程

从笔者手头现有文字资料来看，采食库木勒，20世纪80年代即见诸于相关书籍，或可更早而笔者未曾见到，也未可知。而采食库木勒从文字变化为库木勒节这一转化过程，大致经历近30年时光、4个阶段。即“采集野菜柳蒿芽”(1985年文字记载)和其后的“副业生产采集柳蒿菜(芽)”为第一阶段，即以“经济概况”中的“市场活动”、“副业生产”项目之一为主要表述内涵，突出强调“采集”的生产经济行为，隐含达斡尔族饮食习俗的内在文化要素。姑且称之为库木勒“民族经济生产活动说”。第二阶段是1987年有文章明确提出库木勒“民族习俗说”，侧重于对库木勒食用习俗的描述，与“采食”是相辅相成的，统一构成“采食库木勒”的完整概念。此后不断有文章承续其说并略作补充，且有两则不同类型的传说作为汉字记录的达斡尔族口碑资料加以旁证。第三阶段为1990年首见辞书的库木勒“民族节日说”，“采食库木勒”在文字表述上发生了质的根本变化，上升到节庆文化的高度。此后见诸于书刊报的著作、论文、文章不再坚持库木勒“经济生产活动说”，而主要定义为在库木勒“民族习俗说”基础上的“民族节日说”。第四阶段是2013年库木勒节被批准为黑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在评比过程中，对此争议较大，有专家学者评委认为“非遗”项目主要应是濒危消失的文化事象，而作为省“非遗”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的波•少布先生为库木勒节说了不少好话，做了不少工作，认为库木勒节虽然不是濒危失传的项目，而是正处兴盛发达的节庆项目，但是作为达斡尔民族节庆文化的一个象征(如同蒙古族的“那达慕”)，也应列入“非遗”保护项目，使其不断传承而永远存在下去。由对濒危文化事象的保护，上升到对兴盛文化事象的同等保护，不是视其是否存在、能否存在，而是视其意义、作用、功能而定。库木勒节被批准为“非遗”项目，随即享有中国当下等级最高、最受重视的文化事象地位。采食库木勒的文字转换的四个阶段为:“民族经济生产活动说”———“民族习俗说”———“民族节日说”———“非遗项目说”。其中，以“民族经济活动说”为原本、为发端;以“民族习俗说”为过渡(波•少布先生称其为库木勒“经济生产活动阶段”与“民族节日阶段”的“分界线”，“有一个过渡的必然性”);以“民族节日说”为崭新文化样式及文字记录文本;以“非遗项目说”为最高等级文化传承产品，构成由四个“文化链条”连接而成的一个完整的全新的更高等次更为现代的达斡尔族民间文化事象。

七、采食库木勒因其活动的时空、内容、文化内涵及其功能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着

采食库木勒如果从更为久远的时间(时代)维度来考察，大致经历过清朝、中华民国及伪满洲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三个不同的大的历史时期。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所有的事物始终处于一种变化的过程之中。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黑龙江达斡尔族采食库木勒活动形态及发展态势，无论是从比较原始的单一的小群体活动，或氏族及村落活动，发展到一个地域、区域的绝大多数民族成员的大规模群体社会活动，无论其形式如何变化花样翻新，其内容如何增添、扩展，其最本质、本原的核心要素或言之为实质，仍不过是一种“采集食用”活动;其最基本的功能仍都不过是达斡尔族劳苦大众在粮食蔬菜青黄不接时，一种靠采集库木勒(柳蒿芽)野菜当饭吃充饥度日特别是度过饥荒的生存手段，而且这一本质、这一最基本的功能占据黑龙江达斡尔族有清以来的绝大部分历史时期的大多数年份，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天灾人祸闹饥荒时期，亦不失为黑龙江达斡尔族人民社会生活中共渡难关，以求活命自保自救的生存手段之一。忘记这一点，或忽视甚至刻意掩饰这一点，就是“忘记了事物的本原和本质”。如果非要奢谈库木勒节是达斡尔人的“岁时节日”，而且“从古至今，传承发展，源远流长”，只不过是今人对历史上黑龙江达斡尔人的生活从美好愿望和善良之心而生发出的一种浪漫的想象。客观上实事求是地讲，封建社会的黑龙江达斡尔族因战乱、征兵、迁徙而缺少男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生产力极为低下;生产方式落后，粗放式的“漫撒籽”耕种方式导致粮食收成率很低，加上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线上，连温饱都难以解决，在物质生活条件非常匮乏的条件下，特别是在青黄不接的时节，如果再赶上自然灾害，连饭都没得吃，只能靠野菜充饥果腹，哪还有闲钱闲物用于采集库木勒时吃喝游乐;如有喝酒吃肉的钱，早就买粮食而不必大量采集库木勒了。人们为了赶着采集库木勒最佳生长期都从早忙到晚忙于采集、运输、晾晒、贮藏库木勒，哪还有闲心闲情闲工夫载歌载舞或开展体育娱乐活动。在难以活命的境况下，一切为了生存，所有的活动和行为都是为了生存这个第一需求而展开、而进行，这才是有意义的并且是可信的。人们笔下那些对库尔勒节场面的美好、壮观的描绘，只能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生产方式极大改善，生产力极大提高，人们衣食无忧，温饱不愁，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生产生活物资极大丰富之后，同时还有充分的闲暇时间(这是现代生活方式中极为重要的要素之一)，在民族精神极大振奋、精神面貌极大改观之后的文化样态的展示。在时空大转换，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发生根本转变的条件下，黑龙江达斡尔人采食库木勒的活动内容、文化内容及其功能也不断变化着、发展着。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自1986年以来，前后27年共举办26届库尔勒节(2003年因爆发“非典”，按规定不得举行大规模群众活动而停办一届)。

八、库木勒节作为现代节庆的特征及应解决的主要问题

梅里斯区达斡尔库木勒节是由政府组织、由民间团体出面举办的半官方半民间的，邀请一些社会名流、专家学者，由大多数自发而来的达斡尔同胞和其他民族兄弟参加的，集高峰论坛演讲学术活动、娱乐、商品活动于一体的人工打造的现代节庆活动。笔者用这么大的篇幅记录梅里斯库木勒节的场面及细节，就是要说明这是一个现代节庆活动。仅从节日交通工具而言，草地会场北头停放着上百辆汽车、摩托车，没发现一个人是骑马来的，也没看到一辆达式大轱辘车。库木勒节从形式到内容，从会场设施到每个参会者的随身用品，无一不是现代经济文化的产物。就连每个人手中的纯净水饮料，那也是大工厂大生产加工的产品。相比以往原始质朴的采食库木勒活动，已极大地丰富了纪庆内容，是一件自娱自乐、人己共娱的文化事象，其意义、功能和节庆效应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具有振奋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凝聚力，同时弘扬民族文化，交流民族信息，加强语言会话，表演民族优秀歌舞曲目，展示服饰，开展竞技、娱乐游戏以及饮食习俗。通过展开这些庆祝活动，人们愉悦身心，开阔视野，抒发情感，陶冶情操，提高传统文化技艺，发扬优良传统，传承优秀民间文化遗产，同时增进民族间的经济文化技术交流，对促进当地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巨大的正能量，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黑龙江达斡尔库木勒节具有民族性、独特性(只有达斡尔族是唯一过库木勒节的民族)、群体性、娱乐性、时代性、变异性、传播性(空间维度)和传习性(时间维度)等主要特征。在此不详述。第一，库木勒节还不是达斡尔民族统一的节日。眼下不是所有的达斡尔人都过库木勒节。已知黑龙江、嫩江流域、齐齐哈尔、鸡西等地和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呼伦贝尔市达斡尔人过“库木勒节”(昆米勒节)，库木勒节还远没有成为一个民族独有的全民族全体成员的节日，如满族的“颁金节”、蒙古族的“那达慕”，等等。甚至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节日名称:内蒙古莫力达瓦旗称坤米勒节，呼伦贝尔市称昆米勒文化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称库木勒节，而同一个市的富拉尔基区称苦木勒节，一个民族现代节日，在同一个市内都没有统一的名称，何论在一个13万人口的民族内统一为一个节日名称，更不用说在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的达斡尔人是否都叫、都过库木勒节。第二，还没有成为一个全民族的法定节日，没有确定统一规定的节日日期和节期。莫力达瓦旗、呼伦贝尔市的达斡尔人在农历五月初五与端午节“捆绑”在一起过坤米勒节，而与之相距不过几百公里的齐齐哈尔市梅里斯区达斡尔人确定每年公历5月的最后一个周六为库木勒节的日期，今年比莫旗、呼市达斡尔同胞早19天。节期也不尽相同，有一天半的，有的地区节期还要长一点。第三，库木勒节的具有达斡尔独具的特有的核心内含、核心理念即节庆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还有待进一步总结、提炼和升华。第四，库木勒节在形式与基本内容方面与其他民族人为打造的现代节庆所表现出的程式化、同质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如何从形式到内含都尽量保持达斡尔族独有的民族情趣、民族风格、民族品性、民族素养，将库木勒节真正打造成达斡尔族独有的节庆文化品牌，还需大力展开有深度的调研、学术探索及思维创新。第五，民族现代节庆与民族旅游的紧密结合，越来越像一对连体婴儿般密不可分。二者的统一与协调，劣势相克，优势互补，相辅相成，将民族节庆文化与民族旅游文化紧密结合，形成并产生较大的经济、社会、文化效应，在保护与开发并重的基础上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态势，还需要大量有广度和深度的实践及有可操作性受法律保障的一整套愿景规划、规章制度及操作程序，成为含金量较高的文化产业，还需要进行大胆的艰苦细致的探索及不断总结、改进与完善。

作者：戴淮明单位：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