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小说的忠义思想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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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论坛杂志》2015年第十期

就总体性的话语建构而言，抗战小说是主流意识形态工程的一种文学编码。它书写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众进行抗日战争，讲述这场战争的起源、进程与结局，既揭示日本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逻辑，又歌颂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在浓厚的救亡意识中包含着鲜明的革命话语。也正是在这种救亡意识中，中华民族古老的忠义思想在现代反法西斯战争中焕发出新的活力，重新凝聚了民族爱国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小说在为主流文化编码的同时，也在为忠义思想作传，并昭示出这一传统文化精神作为民族集体无意识在现代政治舞台中所释放的巨大能量。

一、忠义思想与民族政治认同

忠义思想早在中国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而后经过世代传承，逐渐成为民族文化传统，既成为封建大臣或古代知识分子的自觉政治诉求与道德追求，也演化为普通民众的民族集体无意识。比如，屈原“竭忠尽智以事君”，诸葛亮辅佐蜀汉刘备父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岳飞以“事君以能致其身为忠，居官以知止不殆为义”律己，文天祥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自励。自北宋末年以后，伴随着民族危机日益突出，杨家将抗辽、岳飞抗金的故事等以故事、说书或通俗小说如《杨家将演义》、《说岳全传》等的形式在底层民众中广泛流传，忠义思想迅速渗透到民间文化之中，进而演变为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全民性的集体无意识。而像《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家喻户晓的通俗小说，同样通过诸葛亮、关羽忠于刘备与蜀汉、宋江等梁山好汉忠于宋王朝等故事，进一步强化了民族的忠义思想。就实质意义讲，忠义思想是一种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爱国思想，体现了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文化与政治认同。所谓忠义，正是民族共同体成员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与誓死守护。作为一种爱国思想与民族政治认同观念，忠义思想往往在民族危机爆发时刻表现得更加典型与突出。换言之，民族政治的内忧外患常常是触发忠义思想的重要历史契机与深刻土壤。作为古老的文化传统或文化原型，忠义思想广泛地渗透到小说叙事之中，成为中国小说叙事的重要主题范型。不但古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如此，而且现当代抗战小说也是如此。“日本的入侵，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惨重的灾难，也最大限度地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反过来说，正是由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觉醒，才使中国顶住了在军事和国力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日本”①。抗战时期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及其觉醒，正是以民族忠义思想为基础的。在抗战小说中，民族忠义思想与现代爱国精神紧紧融合在一起，成为一条极其耀眼的主题红线，而对中华民族的高度政治认同则是忠义思想的精髓。

忠于中华民族，不当亡国奴，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屠杀与奴役，誓死保卫国家领土的完整，捍卫民族的尊严，维护民族的生存与延续，集中体现了民族儿女的忠义思想，也是抗战小说中忠义思想最为突出的表现。在抗战小说叙述中，与日寇血战到底，报仇雪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民众发出的强烈呼声，炎黄子孙与中华儿女的身份成为联结民族精神的共同纽带。“农民的爱国心和民族自尊心是非常强烈的。他们面对的现实是：强敌压境，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妻子儿女都没有了保障。他们要求保家卫国，他们要求武装抗日”②。在很大程度上，抗战小说所表现的正是中国广大普通民众的忠义爱国精神，与他们为保卫国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柯蓝《洋铁桶的故事》中，面对日军的“三光”政策，沁源农民李四哥发出了如此怒吼之声：“破命跟他狗日的鬼子干，咱们沁源人一个也不投降，一个也不当汉奸，谁个变了心，没种！”国恨家仇，民族的尊严与信念，促使李四哥这样的广大中国农民自觉走上武装抗日、保家卫国的道路。在孙犁《琴与箫》中，因为少年女子大菱、二菱两姊妹在抗战中被日军打死，与两姊妹非亲非故的北洋淀船夫斩钉截铁地说：“就是为了这两个孩子，也要干到底！”对船夫来说，民族危难之际民族的命运联系着个人命运，生活的意义在于与全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在刘流《烈火金钢》中，冀中平原的何世清老汉对着同胞大声疾呼：“咱们都是黄帝的子孙！跟着祖先的榜样吧！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何以如此？

一方面是因为作为炎黄子孙，中国民众宁死也不甘屈服于日本人的铁蹄，民族的尊严不容冒犯，民族的政治认同深深地烙印在了他们的头脑之中。另一方面是由于日寇的来犯从根本上毁灭了中国民众的生存梦想。正如何世清哭诉的那样：“在过去咱们张王李赵，是各管各家，各管各院，各扫门前之雪，不管他人瓦上有霜。总有人想着，谁来给谁纳粮，作顺民，乐忍耐。如今看来，这都是作梦了！这个梦葫芦，叫日本鬼子的刺刀给穿破了！”在老舍《四世同堂》中，北平城里的诗人钱默吟原本与世无争，梦想过着逍遥自在的隐逸生活，然而却因为汉奸的告密，被占领北平的日本强盗投入了大牢，面临着杀头的灭顶之灾。家破人亡的处境终于使他无法“偷生”，转而投入到抗日大潮之中。民族儿女为了民族的解放与自由而不惜英勇献身，是抗战小说中忠义思想的另一重要体现。“战争变化了中国，而变化得最迅激且最巨大的是邻近战争的地区。那里有无数兵士兄弟们为卫国守土的流血的战斗，有广大民众武装起来保卫家乡的誓死的斗争，有抗日政权的巨人般的出现……”③在民族危机的严峻时刻，中华儿女要践行对民族的忠诚，要参加保家卫国的战斗，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自己的宝贵生命，而绝不是仅仅说几句空话，喊几句口号，发几句誓言。这样，既维护了民族与国家的利益，也捍卫了作为中华儿女的荣誉，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儿女对民族的忠义是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谱写的华丽乐章。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中的张忠老汉人如其名，忠昭日月。他被日军抓住后，被逼着给日军带路。为了保全乡亲们的性命，张忠设计把日军引到悬崖边，然后抱着鬼子小队长一齐跳下悬崖，壮烈殉国。李晓明、韩安庆《平原枪声》中的战委会主任马宝堂老汉，面对鬼子和汉奸的淫威，宁肯被日本人和汉奸用战马活活拖死，也不向鬼子透露半点八路军的消息，就义前还大义凛然地宣布：“我堂堂正人君子，怎么能卖主求荣。一死有之，岂能惧哉。”《烈火金刚》中的何世清老汉，在带头反对敌伪组织选举维持会的活动中宁可被活埋，也不向卖主求荣的高铁杆下跪，声称：“我上跪天，下跪地，跪夫子圣人，跪我的生身父母。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能跪。”不难看出，这些作品中的普通中国民众，为了民族的荣誉与个人尊严，在生死危难时刻表现出了非凡的英雄品质，面对侵略者与汉奸的淫威，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们用自己的宝贵生命写下的，是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也是对中华民族的绝对忠诚。

与汉奸势不两立，坚决消灭汉奸，是抗战小说中忠义思想的又一重要内涵。如果说，忠义是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那么，投敌为奸则是对民族和国家的背叛。在历史上，岳飞的“忠”受到全民景仰，秦桧的“奸”则遭致全民唾弃。当时的革命对象是什么？一个是日本帝国主义，再一个是汉奸。④在抗战小说中，锄奸也是忠义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老舍在《四世同堂》中表现出对汉奸大赤包们的极度愤慨：“大赤包们不是人，而是民族的脏疮恶疾，应用刀消割了去！不要以为他们只是些不知好歹，无足介意的小虫子，而置之不理。他们是蛆，蛆会变成苍蝇，传播恶病。在今天，他们的罪过和日本人一样的多，一样的大。所以，他们也该杀。”抗战时期，汉奸出卖国格与人格，出卖民族的利益，与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气，为虎作伥，认贼作父，引狼入室，已经沦为民族的敌人，不仅可耻，可恨，而且势必受到民族内部的坚决清洗。所以在《洋铁桶的故事》中，白胡子老汉一边要求支队长对天打枪，一边说谁要在抗日中“变了心”、“当了汉奸”，就可以开枪打死他（她）。在孔厥、袁静《新儿女英雄传》中，抗战最后胜利的标志不仅是黑老蔡、牛大水等带领八路军攻克了县城，击毙了鬼子司令龟板，而且是杀死了何世雄、张金龙两位大汉奸。在孙犁《风云初记》中，原本是革命营垒中一分子的蒋俗儿叛变投敌，结果受到了群众的同仇敌忾与人民政府的坚决镇压。在《烈火金刚》中，叛变事敌的何大拿父子最终受到了民族内部最为严厉的惩罚，而肖飞等武功高强的游击队员时常深入敌营的重要秘密任务乃是锄奸。

二、忠义思想与民族集体无意识

瑞士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指出：“创造的过程，在我们所能追踪的范围内，就在于从无意识中激活原型意象，并对它加工造型精心制作，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作品。”⑤对荣格来说，文学创作很大程度上就是代“集体无意识”立言，作家就是“体现整个人类无意识的精神生活并使之成形的人”。所谓集体无意识就是以无意识形式表现出来的超个体、超历史的人类集体文化精神，是人类远古时代形成而遗留至今的种族记忆，或人类集体经验经过“无穷无尽的重复”在心理深层的积淀。正如荣格所说：“或多或少属于表层的无意识无疑含有个人特性，我把它称之为‘个人无意识’，但这种个人无意识有赖于更深的一层，它并非来源于个人经验，并非从后天获得，而是先天地存在的。我把更深的一层定名为‘集体无意识’。选择‘集体’一词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它与个性心理相反，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换言之，由于它在所有人身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它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并且普遍地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忠义思想在抗战小说中之所以被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它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精神。这种古老的民族文化精神在历史长河中已经成为民族集体无意识，扎根于中华民族每一个成员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因此势必在抗战小说中打下深深的烙印。而作为民族集体无意识，忠义思想在抗战小说中表现了一些独特的特点，显示出与现代自觉的革命思想较为明显的区别。第一，忠义思想在激发广大民众民族爱国意识、发动群众抗战过程中具有自发性。从革命话语角度解释，抗日战争既是一场民族战争，更是一场革命战争。因此，许多抗日志士参加抗日战争是由于接受革命理论、革命意识觉醒的结果。比如，对杨沫《青春之歌》中追求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林道静来说，她“参加改变现实的斗争———也就是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道路”，即抗日救国的道路，而不“走安分守己、苟安一时的道路”⑦，正是接受共产党员卢嘉川等人革命意识灌输，从而自身革命意识开始觉醒的结果。然而，在许多抗战小说的描述中，中国民众并不是像林道静那样受到革命思想诱导而自觉走上抗战道路的，相反，是在忠义思想这种集体无意识的驱使下自发地进行抗敌斗争的，或者说，他们的抗日斗争很大程度上带有朦胧的、无意识的色彩。无论是《洋铁桶的故事》中的李四哥，还是《烈火金钢》中的何世清，无论是知侠《铁道游击队》中的刘洪、王强、芳林嫂，还是冯志《敌后武工队》中的魏强、赵庆田，虽然后来都接受了革命政党的思想灌输与组织领导，但最初都是在日本侵略者残酷迫害中自发地走上向侵略者讨还血债的抗日道路的。《吕梁英雄传》中的农民周毛旦，更是在见到自己的亲人被日军杀戮、侮辱之后，顿时怒不可遏，当即与日本鬼子搏斗———顺手拿起手中的扁担，奋不顾身地砍向日本兵的后脑。至于冯德英《苦菜花》中的柳八爷，曲波《桥隆飙》中的桥隆飙与莫言《红高粱》中的余占鳌等等，本是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与革命精神格格不入的土匪首领，却都在国难当头之际，不约而同地走上了抗日杀敌道路。柳八爷枪法神准，使敌伪闻风丧胆。桥隆飙在山东三古镇组织“‘飙’字军”，既“打土豪劣绅，也打地主恶霸；对伪乡长、保长手下无情，对豪商巨富更是绝不放过”，又“打鬼子，也打汉奸……”而余占鳌既不接受共产党的收编参加革命，也不接受国民党的招安坐享高官厚禄，却把抗击日本侵略者视为中华男儿的本份或责无旁贷之事。他心底里最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日本强盗的来犯、奴役与凌辱，所以，他一面“杀人越货”，一面却“精忠报国”。为抗日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与日本鬼子正面开战，毫不退缩。在他的心中，“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民族战争的爆发甚至由此改变余占鳌们的人生轨迹，使他们在民族战争的洗礼中浴火重生，脱胎换骨，由一介草寇成为了不起的民族英雄。第二，忠义思想在组织中华儿女反抗外敌入侵、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上具有全民性。“1931年，日本侵占满洲以及后来对整个中国的侵略，激起了农民群众的全面动员，投入反对侵略者的战争。”

⑧在抗战小说的描述中，忠义思想决非个别现象，相反却具有全民性的深厚思想土壤。无论男女，无论老幼，无论文化人还是文盲，无论属于哪一阶级或社会阶层，无论何种职业，只要是中国人，都表现出了对中华民族与民族国家的无限忠诚与热爱，并勇于保家卫国，对日作战。最难能可贵的，是无数的老人、妇女与儿童，虽然力量弱小或年老体弱，却浑身是胆，不惧强敌，毅然与鬼子不共戴天。管桦《小英雄雨来》中的雨来、华山《鸡毛信》中的海娃、徐光耀《小兵张嘎》中的小嘎子，等等，虽为少年儿童，却无所畏惧，敢于与日寇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对民族与生俱来的忠诚，或者在于祖、父辈忠义精神在他们身上的文化遗传。《烈火金钢》中的大女、金兰姐妹、老奶奶、田大姑等大批农村妇女，孙犁《荷花淀》、《嘱咐》中的水生嫂，《钟》中的尼姑慧秀、《“藏”》中的少妇浅花等等，她们均不识字或识字不多，谈不上受到什么文化教育，但对抗日的决心与对民族的忠义却丝毫不亚于男性。至于《洋铁桶的故事》中的白胡子老汉、《吕梁英雄传》中的张忠老汉、《烈火金钢》中的何世清老汉、《平原枪声》中的马宝堂老汉、马大娘等等，作为饱经世事沧桑与人间百态的老人与普通农民，他们在抗战中更是表现出了坚决的态度与刚烈的品性。总之，在这些缺乏正规文化教育的儿童、妇女与老人身上显现出来的忠义思想，实际上发源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深厚积淀，得益于宋元以来民族文化大传统向小传统的转化。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唐宋元明清时期俗文化中到处可见的天理、良心、忠孝节义之类的说教，则是雅文化向俗文化广泛渗透的结果。”⑨第三，忠义思想在发动群众抗战、激发民族情绪方面具有仪式性。“个人无意识主要是由各种情结构成的，集体无意识的内容则主要是‘原型’。”⑩“原型”是集体无意识的重要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人类祖先反复重复的人生经验与心理残迹，在文学作品中则表现为神话、仪式、象征、意象、主题或母题以及人物等等。正如弗莱所指出的：“神话是一种核心性的传播力量，它使仪式具有原型意义，使神谕成为原型叙述。因此，神话就是原型，虽然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在提到叙述时说神话，在提到意义时说原型。”

正是通过一些仪式性的活动，通过一些文化象征符号的触发，通过一些生活意象的感染，集体无意识得以具体地展开，并不断在人们的心理结构中得到强化乃至一代接一代地传承下来。在抗战小说中，作为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忠义思想一方面体现在民族的抗日活动之中，另一方面通过一些严肃而神圣的仪式活动得以展开。比如，在《洋铁桶的故事》描述中，在村庄受到日军的烧、杀、抢、掠之后，先是李四哥带头成立游击队，立志报仇，继而人群中走出一位白胡子老汉，他要求支队长对天打枪，并在枪响之后领头下跪，然后“人人呕着嗓子，含着泪喊道：‘沁源人谁不报仇，变了心，我们就这样打死他，一定这样打死他！’”在这一场景中，支队长对天开枪，大家在白胡子老汉带领下一起下跪，齐声宣誓报仇不变心，既带有仪式性质，又充满神圣意味，非常有力地强化了广大村民的复仇意识与爱国意识。在《烈火金钢》中，何世清等人收拾了一坛被日军杀害的“亲人的血”，人们知道后失声“痛哭”，并跪在地上磕头行礼，情形“惊心动魄”。然后何世清号召大家埋葬这坛民族血，并三叩首。这里的鲜血正是引起民族深仇大恨的见证，也是激发全民报仇雪恨的动力。这里的下跪、叩首等等，也是神圣化了的仪式活动，是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纽带。可以说，这些带有独特民族色彩的仪式意味着对祖祖辈辈忠义爱国传统的重复与传承，是无数代人长期抗敌御侮生活经验的积累，都具有文化原型的意味。正是抗日战争的特殊时代背景，再次把这些以忠义为要旨的文化原型激活开来。

三、忠义思想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

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就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而言，无论是革命还是抗战，其目的都在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即拥有主权和独立的国家，实现民族的独立。从抗战小说中，不难发现作为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资源，忠义思想在中华民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也遗留了某些不易被人察觉的负面影响。首先，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忠义思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提供了深厚思想基础，也因此受到了革命主流话语的积极接纳。指出：这五十多年来的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现在我们要达到战胜日本建立新中国的目的，不动员全国的工农大众，是不可能的。輱訛輥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时强大，抗日战争注定是一场全民的战争。发动工农群众，唤醒他们的政治意识，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让他们自觉投入到战争来，壮大抗日的力量，是革命领导阶级实现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首要任务。对此，抗战小说莫不进行了浓重的书写。比如，在《吕梁英雄传》中，武得民以货郎身份为掩护深入乡村发动农民抗日。在《新儿女英雄传》中，共产党员黑老蔡利用亲缘关系动员牛大水、杨小梅加入抗日队伍。

在《铁道游击队》中，政委李正时时启发着刘洪、王强等铁道游击队员的民族意识与阶级觉悟。然而，这种革命意识的灌输，归根结底是以广大工农群众的忠义思想或古老的民族政治认同为基础的。而广大工农群众的忠义思想或民族政治认同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构想或革命话语在根本利益上也是一致的。抵抗日本侵略者入侵，反抗外敌凌辱，保卫祖国与领土，是广大工农群众的内在要求。因为这种内在要求，他们转而表现出对革命的拥护与积极支持。所以，孙犁《嘱咐》中的水生嫂这样“嘱咐”重上抗日前线的丈夫水生：“你应该记着爹的话，向上长进。不要为别的事情分心，好好打仗。八年过去了，时间不算长。只要你还在前方，我等你到死。”《碑》中的渔民赵老金在八路军李连长英勇抗日牺牲在冰河里之后，他永不停止地在水中打捞李连长的遗体。《新儿女英雄传》中的牛大水、杨小梅因为忠于民族和国家，才在黑老蔡的引导下接受革命道理，从没有文化、政治意识模糊的普通农民成长为抗日领导干部，成为革命中坚力量，成为抗战中的新“英雄儿女”乃至新中国的柱石。

其次，在抗日战争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忠义思想尤其在调解阶级纷争、整合各种政治力量、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并显示出民族文化传统的巨大包容性。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也是一个事实……国共抗战中虽然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两党政治与意识形态分歧依然存在。在抗战阵营中，有着不同甚至相互对立的阶级与阶层，有着各种政治势力，他们的政治信仰也五花八门。然而，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古训，忠于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同为炎黄子孙的政治信念，却如同一条强大的精神纽带把不同阶级、阶层、政治派别的中华儿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忠义思想或民族观念超越了不同的政治见解与政治主张，也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民族内部矛盾，成为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敌御侮的强大法宝。对此，抗战小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描述。在曲波《山呼海啸》中，国民党团长杨林及其儿子杨士英虽然对共产党有党派之见，视执政的国民党为正统，不认同工农革命阶级的政治话语，但忠于民族的忠义思想却使他们身怀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坚持以民族大局为重，因此与共产党、八路军携手抗日，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积极与卖国投降行为作斗争。在丁玲《一颗未出膛的子弹》中，掉队的小红军战士被国民党军队活捉了，即将被枪杀，但他却要求国民党连长用刀杀死他，留下这颗子弹去打日本人。国民党连长感动得掉下眼泪说：“还有人要杀他的么？大家的良心在哪里？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家乡，杀了我们的父母妻子，我们不去报仇，却老在这里杀中国人。看这个小红军，我们配拿什么来比他！他是红军，是我们叫他赤匪的。谁还要杀他么，先杀了我吧！”沟通政治对立双方心灵的桥梁恰恰是对民族利益的共同维护，是对民族的忠义与满腔热血。在《敌后武工队》中，地主周敬之、伪乡长黄新仁一方面囿于阶级成见，在执行共产党减租减息政策上耍尽花招，另一方面在同受日寇欺压的境遇下不忘对民族的效忠，积极为抗战出力。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伪团长关敬陶，《烈火金钢》中的伪军小队长刁世贵及其手下兄弟……这些曾经投入日军营垒的伪军军官与士兵，也因为身上流着民族的血液或无法消泯的忠义思想，最终投诚反正，弃暗投明。关敬陶甚至因为以身事敌而陷入深深的人格分裂与民族身份的焦虑之中。再次，由于救亡压倒启蒙，忠义思想在民族危机时代既为救亡与保全国家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现代启蒙精神的传播制造了困境，在相当程度上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设置了隐形的思想障碍。“民族认同往往锁定在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身上。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往往被称为‘民族英雄’）被提炼为文化符号，既发挥认同的对象物的功能，又诠释一个民族的品格。”

历史上，杨家将、岳飞、文天祥等抗击辽、金、元的民族英雄逐渐成为民族认同的文化符号，受到忠于民族的民众顶礼膜拜。而在抗战小说中，活着的革命领袖因为各种原因成为了民族认同或民众效忠国家的新文化符号。尤其是从解放区抗战小说开始，活着的革命领袖就被书写为民族的大救星。比如，在《吕梁英雄传》中，被书写为抗日救国方针的缔造者与领导抗战胜利的英雄。在汉家山庆祝大会上，李村长总结说：“是咱们的大救星，他叫咱们闹民兵，民兵就能闹好；他叫咱们搬家，挤敌人，搬了家就把鬼子挤走了！挤走敌人，我们重见了天日！”随后，人群中爆发出“是咱们的大救星”、“感谢”的共同呼声。在《新儿女英雄传》结尾，女儿对其他群众说：“领导咱们把鬼子都打败了，咱们跟着他，干什么不能胜利呀！”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样被归功于的领导，成为被民众拥戴的民族英雄。歌颂是人民大救星的《东方红》歌曲，在民众中被反复传唱。在《铁道游击队》中，铁道游击队员彭亮对相片充满无限崇拜之情，如同神灵一样敬畏。广大民众通过对这一健在的革命领袖的效忠体现出特定历史时期他们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诚，也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凝聚民族精神的积极作用。輵輥訛然而，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离不开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离不开人的自由、民主、平等观念的确立。这种对于个别革命领袖的忠诚，却无法排除封建社会“忠君”思想乃至“愚忠”思想的杂质，并为制造新的个人迷信、复活封建帝王、“圣主”思想、一言堂大开了方便之门。“中国现代历史的客观逻辑（主要是日本的侵略）终于使文化启蒙先是从属于救亡，后是完全为救亡所压倒。”輶訛輥缘于救亡的迫切性与广大民众现代意识的缺失，封建帝王思想、个人迷信以某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附着于忠义思想之中而复活于包括小说叙事在内的文化叙事之中，重现于现代文化与政治舞台，也为后来的民族悲剧（如“”）的上演埋下了伏笔。

作者：吴道毅 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