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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档案杂志》2015年第七期
一、档案编研选材多元化
素材构成一部编研作品的具体内容。实际中的档案编研,由于种种原因,其选材并非都是档案,而经常挟夹一些考古发现、网络新闻、图书情报、研究结论、甚至一些“道听途说”等资料。说明档案编研是一项可合理使用多种素材的活动。这种编研选材多元化的格式,其原因归纳起来包括:选题的综合性,素材涉及范围广泛,需采用各类文献;一些时效性较强的选题,因要用到反映事态发展的最新信息,对其它素材的选取成为必需;或由于材料不完整,需从其它文献中补充;或由于某史实相互考证的需要,需广泛采纳各类其它素材;或为增强编研成果的可读性,人为增加图片、背景说明等材料;甚至一些主题因涉及多类型载体的文献,如实物、纸张、电子等,需用到有关的全部素材等等。实际上,“馆藏档案作为档案编研工作选材的主要对象,但并不是其唯一的对象。”
数字时代,档案编研选材的多元化借助新技术手段,不只是偶然,已经成为常态。因为在国家信息化工程推进中,各数字档案馆、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数字文化馆建设卓有成效,各相关信息网站纷纷建立,各类政府信息数据库日益增多,而且网络触角遍布社会各个角落。这样的环境下,同一主题下的档案编研,可在计算机强大搜索功能基础上,广泛收集分散存储在各地的相关信息,从一地区、一国家,甚至全世界范围内检索相关信息进行编研。这样,数字时代的档案编研就不再局限为某个馆(室)藏,而是整个社会公开的相关信息数据。即:数字时代,档案编研借助计算机进行广泛的素材搜索,如通过网络蚂蚁、登录联机数据库等形式,实现编研取材的智能化和泛社会化获取。而且这种趋势在社会大力倡导政府信息公开、文献共享形势下,变为常态。可以认为,在数字时代,“传统的档案编研成果基本上以纸质载体为主,而今,电子信息载体、网络信息载体已经占据档案编研成果载体的半壁江山。”[4]数字时代,档案编研选材的多样化需引起重视。
二、档案编研出版网络化
数字时代的社会是一个网络社会,各类信息通过网络快速流动,人们的信息利用行为也更多移向网络空间。这对档案编研成果的出版发行提供新机遇。这源于纸质环境下档案编研的“不合时宜”。因为以纸质发行为主的传统时代,档案编研从编辑、照排、制版、装订到发行,耗时较长,已延后现今“外餐式”的生活节奏,与人们第一时间,甚至直接获取时效强的信息需求存在矛盾;从编研成果形成到推送至读者手中,中间历经层层传播驿站,如出版社、发行社、书店、邮局等,额外增加众多中介环节;特别对一些音频视频文献,以文本形式为主的传统档案编研不可能实现。这些矛盾均制约着纸质环境下档案编研出版发行的进一步开展。数字时代档案编研的出版发行彻底改变这一格局。它通过在线编研,直接在线发行,有效的压缩了纸质环境下编研成果的传播路线和环节,时效性大大提高;它可第一时间收集读者通过e-mail、QQ、留言版等形式反馈的信息,快速修正编研形式,并及时跟踪信息需要,继而有效推送相关的编研成果,甚至可开展个性化的成果推送。
如,为某一学者直接推送某一课题的档案编研成果;而最大的优势是,对一些集文、图、声、像于一体的档案信息,数字环境下的档案编研可实现,它可制作视、听、读的三维信息成品。“数字化的出版方式,集文、图、声、像于一体,将立体化的编研成果呈现给读者,具有强烈的感官冲击、艺术效益和感染力,可更好的吸引读者。”[5]如近年来国家档案局网站在线相断推出的专题片,如《伟大胜利———中国受降档案》、《浴血奋战———档案里的中国抗战》等,其出版和传播取得良好效果;而且网络环境下的档案编研可有效利用超文本技术,通过链接汇集甚至无限多的相关信息。可以认为,数字时代的档案编研具有时效性好、容量大、反馈及时、视频冲击力强等优点,但总的平台是网络化。
总之,数字时代的档案编研,其形态相较纸质环境,已发生许多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已经深刻改变了档案编研领域的生态。“与传统的档案编研相比,网络环境下的档案编研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这些新的特点客观上也对档案编研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6]这需要我们对新环境下的档案编研形态作进一步的研究。
作者:黄艳 单位:南宁市城建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