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陀文化传承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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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研究杂志》2014年第三期

一、20世纪50年代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壮族被承认是一个民族，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一员。1958年，在广西成立了壮族自治区，此后壮族进入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时代。民族文化逐步受到重视。壮学研究也开创了新局面，表现为壮族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纷纷建立，研究领域拓展，研究方法多样，涉及多学科等。在此环境中，布洛陀文化传承研究与前期相比，有了相应的进展。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布洛陀文化传承研究取得的进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书面化的形式记录了口耳传承的布洛陀文化。这主要表现为对口耳传承的布洛陀神话传说体系的收集出版。“壮族民间流传或保存的有关布洛陀神话传说资料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民间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另一类是由民间麽公将有关布洛陀神话传说编成经诗唱本……这两者构成了内容丰富的布洛陀神话传说体系。”［3］20世纪50年代起，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采风，通过汉文字记录民间口耳传承的神话传说，使其成为书面化的民间文学作品。已经发表出版的有:最早收集到的一篇布洛陀神话———“陆陀公公”，在1961年出版的《广西壮族文学》(初稿)中出版;1964年《民间文学》发表覃建真收集整理的《通天晓的故事》;1977年覃承勤等收集整理并油印的《布洛陀史诗》。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的展开，各地掀起了收集热潮，布洛陀神话传说也得到最大程度的收集。已出版发表的有散文体和韵文体两种(见表1、表2)。此外，黄明标的《布洛陀与敢壮山》丛书专收布洛陀与敢壮山的传说故事和布洛陀祭祀歌。《壮族神话集成》专设人文始祖布洛陀神话一类，尽收以上的布洛陀神话，还将原未出版的和后来收集到的“布洛陀造人”、“布洛陀造人间天地”、“布洛陀取火”等全部收录，是布洛陀神话传说体系的集成。

与此同时，民间流传的麽经布洛陀手抄本也引起额外重视。1986年成立广西古籍办，有组织地对麽经手抄本进行抢救收集和整理。1991年，整理成《布洛陀经诗译注》出版。该书初步展示了布洛陀文化的风貌。2004年，又将收集到的39个版本精选了29个版本出版《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八卷。该书以影印的方式完整保留原手抄本的经文原貌，同时对各版本的每一行经文按照古壮字、拼音壮字、国际音标、汉语进行译注，是目前研究布洛陀文化最经典的文本资料。二是确立了布洛陀文化传承圣地。2002年，壮族著名诗人古笛发现广西田阳县敢壮山为布洛陀文化遗址。2003年始，各方面专家前来敢壮山进行考察。考察结果由覃乃昌编成《布洛陀寻踪:广西田阳县敢壮山布洛陀文化考察与研究》一书，于2004年出版。该书汇集专家考察的九篇论文，论文采用田野调查的第一手资料，内容包括对布洛陀遗址敢壮山地理环境和考古资料的介绍、布洛陀祭祀仪式和历史成因、敢壮山歌圩的文化内涵和敢壮山的旅游开发等。通过多方面的考察研究，确认了敢壮山为历史上祭祀布洛陀的圣地，是布洛陀文化遗址，田阳县为布洛陀文化集中传承圣地。此后，布洛陀与敢壮山传承地之间的相关研究接踵而来。有梁庭望、廖明君的《布洛陀:百越僚人的始祖图腾》，该书以随笔的手法，在第三章和第四章，图文并茂地展现了敢壮山和布洛陀祭祀仪式;黄明标的布洛陀与敢壮山系列丛书。这些著作，主要围绕着布洛陀与其文化传承圣地进行考察研究，对布洛陀传承地的确认起了推动作用，同时也有助于从实践上辨正了“壮族始祖布洛陀编造说”的谬论。

然而，此时布洛陀文化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其传承研究成果寥寥可数。且散见于各类壮族文化研究的著作中，都是在研究中顺便提及，没有深入系统的研究。如《壮族文学史》提及了创世史诗布洛陀的传承地区为“红水河流域的巴马、东兰、凤山、天峨、南丹、河池、宜山、都安、马山，和右江流域的百色、田阳、田东、平果等县份。”［4］52黄桂秋的《壮族麽文化研究》从研究壮族宗教的角度，涉及作为麽教主神的布洛陀的祭祀仪式问题和麽教经书的传承问题。书中第四章第三节通过田野调查展现了布洛陀祭典仪式的详细程序，第六章有所论及布洛陀麽经的传承，指出“麽经的传承方式主要有三种，即家族传承、师徒传承、设馆传授。”［5］170总的来看，这一时期布洛陀文化传承研究取得的最大成果是:整理出版了一系列布洛陀文字资料，布洛陀神话传说得到最大程度的收集;确立了田阳县为布洛陀文化集中传承圣地，敢壮山为布洛陀传承圣山。而专门从传承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甚微。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观念的兴起，布洛陀文化传承的研究才逐渐引起学界的重视。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成功至今

2006年，布洛陀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话语下，有关文化传承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布洛陀文化传承的研究不无例外地被纳入此视野中，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开始有意识地从文化传承论的角度探索布洛陀文化。经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长期研究，文化具有“传承性”已经是学界常识。加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浪潮的兴起，传承更是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由此，关于文化传承的概念逐渐被广泛运用。关于文化传承的定义，学者赵世林认为“文化传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体内的社会成员中作接力棒似的纵向交接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受到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制约而具有强制性和模式化要求，最终形成文化的传承机制，使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稳定性、完整性、延续性等特征。也就是说，文化传承是文化具有民族性的基本机制，也是文化维系民族共同体的内在动因。社会成员正是通过习得和传承共同的民族文化而结成为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6］17这有助于深刻理解传承，增强传承的意识。传承论一般包括传承人、传承地、传承时机、传承方式、传承路径、传承媒介等范畴的研究，是一个内涵丰富而有相互关联的研究领域。［7］对于布洛陀文化传承研究而言，既有对传承载体的探索，如李萍认为歌圩是布洛陀文化传承的理想载体。因为歌圩和民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能有效地传播文化，也是有效的传播媒介;［8］覃明路、刘朝猛从体育学、文化学的视角，对广西田阳敢壮山歌圩中民俗体育与布洛陀文化的历史渊源进行调查研究，论证了壮族民俗体育文化是布洛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敢壮山歌圩中的民俗体育是布洛陀文化的传承载体。［9］也有对传承场的关注，如熊斯霞在《论布洛陀文化的传承场》一文中指出，布洛陀文化的传承是在一定的文化传承场中实现的。因此，传承场是布洛陀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承的重要基础。她将布洛陀文化传承场分为仪式传承场、节日传承场、歌圩传承场、具体有形的实物传承场、学术空间中的传承场以及旅游环境中形成的传承场六种。

［10］还有对传承主体布麽的研究，如李斯颖《试析布洛陀神话叙事的演述者:布麽》，认为演述者是布洛陀神话得以传承、延续至今的重要载体。演述者既包括麽教中演唱布洛陀经诗的布麽，又包括民间讲述布洛陀神话的演述者。其中，在各种麽教仪式活动中充当神职人员的布麽是布洛陀文化传承最核心的力量。［11］二是对布洛陀文化传承与变迁的探讨。“大多数民间传承都有一定的地方性特点。地域社会或其内部的复数社区，可被理解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者民间传承得以滋生、扎根和延续的社会土壤、基本条件和传承母体。”［12］138在这种相对稳定的社区环境中，文化传承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而在现代文明进程中，市场经济、都市化价值观和人口流动等因素导致传统社区逐渐变迁。相对应地，以社区稳定性为依托的文化传承也逐渐呈现出变异性。因此，传统性和变异性的冲突，必然成为研究文化传承绕不过的弯子。祁庆富教授也指出，文化传承的研究，不仅要充分注意到传承文化的“民间性”，还要重视其民族性、群体性以及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在一起的文化变迁性。［13］对布洛陀文化传承而言，这种冲突主要体现在布洛陀信仰传承和重构上，学者也较多致力于此。如时国轻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广西田阳县为个案，回顾了进入21世纪后布洛陀信仰重建的三个阶段，指出布洛陀信仰的重建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产物。“布洛陀信仰的重建并非是对麽教这一壮族原生性民族民间信仰的完全意义上的复兴，而是一种有选择的建构传统以适应现代的过程，是壮族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一种新的探索和努力。”

［14］177其前景有赖其与政府政策、壮族文化和其他宗教信仰的关系的处理。覃丽丹指出，千百年来，布洛陀信仰以神话传说、典籍、仪式、心灵等多种方式在壮族民间传承，并根植于广大壮族民众心灵当中。但由于外来文化的传入、战争的破坏和破除封建迷信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以布洛陀信仰为核心的布洛陀文化记忆链发生断裂和变迁。因此，在当前民族文化交融时期，应该对其重新审视和重建。［2］还有，和晓蓉以心灵传承为新的研究视角，对布洛陀信仰的当代重构的实质和意义进行探讨。指出布洛陀信仰重构过程中，虽然存在群众的观望、官方的参与、学者的探索、商界的推动、民众的抵制与合作、诸神像的换位和重造等等“多方共谋”的现象，但从心灵传承的视角审视，这是壮族集体无意识原型特别是其核心原型在新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复苏和再现。［15］三是对布洛陀文化传承危机和保护发展的探索。布洛陀文化是一个体系，主要以布洛陀神话传说体系和布洛陀信仰为核心。不管是布洛陀民间神话传说，还是布洛陀经诗，都主要靠口耳传承延续。这种活态的传承，更偏重以人为载体的传承方式。而今，随着老一辈布麽的去世，他所承载的文化也慢慢消失。这种过分依赖于传承人的文化面临挑战。此外，现代化的进程，也渐渐把布洛陀信仰打入冷宫。研究者们肩负着时代和民族的责任感，对布洛陀文化面临的当下困境做了理性的分析思考，为文化传承提供了新思路。韦苏文的《千年流波:中国布洛陀文化》是一本比较全面论及布洛陀文化传承与保护的著作。该论著基于正在走向衰亡的布洛陀文化对其进行研究，目的是为了使其得到传承和发展。书中指出布洛陀文化濒危的现状与危机是:传统文化流失，传承载体缺失，布洛陀经诗传唱活动逐渐减少。

第四章全面分析了布洛陀文化的保护、利用与发展，提出未来保护和发展的目标，并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如用现代科技手段构建信息数据库，建立传承人保护制度，建立布洛陀文化保护传承展示基地等。［17］123在最后一章还列举布洛陀文化传承群体中代表性人物对抢救布洛陀文化的意见。陆晓芹《布洛陀》以布洛陀史诗为切入点，在第五章分析了布洛陀信仰的衰落，表现为布麽后继乏人，麽经数量较少和麽教仪式变麽为道，提出布洛陀文化的保护计划“包括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17］157其中静态保护包括建立档案、进一步开展普查、加深史诗理论研究等;动态保护包括选择10个村屯为布洛陀史诗保护的重点场所，创办布洛陀民间文艺团，建立布洛陀史诗见习馆等。同时也兼顾论述了布洛陀文化传承仪式。此外，对此议题进行探索的相关论文有，廖明君《壮族布洛陀文化研究的拓展与提升》，提出“布洛陀文化传承发展应该坚持:以观念改变为前提，以民主自觉为基础，以民间信仰为支撑，以传承教育为核心，以合理利用为动力，以民族振兴为目的。”［18］刘婷基于田野调查的基础，找出布洛陀文化传承保护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传承的断代危机，布洛陀歌圩渐趋颓废，布洛陀文化开发过度，保护不足。对策为学界主动介入，形成长效机制;政府组织协调，落实经费，建设队伍;保护文化生态，确保“活态传承”;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坚持群众评判原则。［19］黄伦生以民间叙事的视角，探讨基于口头叙事诗的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的观念。认为布洛陀是民间叙事的范本，因此具有独特的文化个性和民间原生特征。通过对其研究，试图为民族民间叙事文本的转译、民间口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找到理论启示。［20］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下，经过学者们的辛勤耕耘，布洛陀文化传承研究结出了新的硕果，布洛陀文化的传承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传承研究，渐渐成为布洛陀文化研究的一片新天地。

三、几点思考

通过对上述三个时期的梳理，可以看出布洛陀文化传承研究已取得相当的成果，国内学界对布洛文化传承研究正走向拓展和深入。然而，也看到了布洛陀文化传承研究的不足。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研究对象单一。对布洛陀文化传承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敢壮山歌圩和布洛陀信仰上。有关民间口头传承的布洛陀史诗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基本上都是在布洛陀文化传承的整体研究中顺带提及，没有专门系统深入的研究。布洛陀史诗有布洛陀古歌和布洛陀麽经两种文本形态，是布洛陀文化的核心。对其传承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第二，研究视野狭窄。布洛陀文化从古至今，传承机制已经发生了极大变化。研究的视野不能只停留在过去，应该与时俱进。在现代社会中，印刷文化、声像光电等现代媒体介入，布洛陀传承机制越来越复杂，更值得深入挖掘。为了让其更好的传承，应该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着重于探索现代的传承。第三，研究理论不足。对布洛陀文化传承的理论研究欠缺，更多停留在实践的层面。甚至有实践先于理论的倾向，而真正深入有创见的理论研究成果比较匮乏。诚然，不足之处也为我们指明了今后发展的方向。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几点值得补充。首先，可运用西方口头传承理论来研究布洛陀史诗。西方口头传承理论由来已久，理论成果丰硕。近年来，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和民族志诗学理论在口头文学研究领域非常活跃。口头程式理论是米尔曼•帕里和他的学生艾伯特•洛德基于口头史诗创造规律的研究而形成的理论。“口头程式理论的精髓，是三个结构性单元的概念，它们构成了帕里—洛德学说体系的基本骨架。它们是程式(formula)、主题或典型场景(themeortypicalscene)，以及故事型式或故事类型(story–patternortale–type)。”

我国其他民族已运用口头程式理论并结合其他理论，通过分析本民族史诗的程式和主题，来揭示史诗文本的构成，歌手如何运用程式和主题，来探索史诗传承的规律。如朝戈金著作《口头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斯钦巴图《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马都尕吉《论＜格萨尔＞的程式化结构特点及其传承规律》等等。这些成果可以为布洛陀史诗传承研究提供借鉴。运用西方口头传承理论和借鉴其他民族史诗传承研究的成功案例，将有助于补充布洛陀史诗口头传承的理论研究。其次，可探讨布洛陀文化的现代传承方式。现代媒介的影响，使得布洛陀文化的传承方式有了极大的转变。布洛陀文化为适应现代生存之路，已有了布洛陀印刷文本、布洛陀声像光碟、布洛陀画像、举办布洛陀文化旅游等现代传承方式。现在，大部分人都是通过这些媒介得以接触民俗文化、民俗传统，传统的口头传承方式逐渐退居边缘位置。而由于远离口头传承所扎根的环境和亲身经历，现代传承方式却容易让人停留在观光的层面。这种现代方式对文化的传承意味着什么?传统传承方式和现代传承方式应该如何更好的结合?这些疑问都亟待探索。再次，一种文化没落的结果，并不总是表现为湮灭或者消亡。它可能会以另外的形态自然寻找生存的契机。布洛陀文化也一样，如催生了布洛陀音乐、布洛陀舞蹈、布洛陀壮剧、布洛陀电视、小说等多种形态，这也说明了文化的流衍和变化。这种传承的契机是否是比较符合布洛陀文化在当下的传承，都值得深入探索。

作者：程萍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