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研究的反思与重构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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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研究杂志》2014年第三期

一、当代民族史研究的微观视角

由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在结构决定，当代民族史的研究方向不仅有宏观的理论，还有微观的实践。也正是因为宏观与微观、理论与视角的互相补充，才推进了包括当代民族史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这些微观视角又不属于某一固定学科，其为众多学科所共享。这里主要谈及与当代民族史相关的话语—权力、日常生活史、口述史、过程—事件和民族国家认同。

(一)话语－权力话语－权力理论源于结构主义以来对知识本身的持续反思，福柯将其发展成为一套理论体系，并对“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表达与实践就是在其影响下对底层社会领域的拓展和延伸。比如在的研究中，张小军从土地的象征资本化、划阶级的象征权力、群众运动的象征资本生产和乡民阶级习性四个角度，探讨了“阶级”生产中不同资本之间相互转换和象征资本再生产的逻辑，指出象征资本理论对理解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3］李放春认为“革命”与“生产”是有着复杂关联的话语和历史实践，其中的关系并非协调一致，而是充满紧张、错位乃至“斗争”，这一关联所蕴含的结构化张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实践形态。［4］在当代民族史的研究中，同样可以采用话语—权力分析。比如在分析民族识别的过程中，就需要考虑到话语权力的倾斜性;在研究民主改革的过程中，就需要考察话语权力的妥协和让步;在考察民族救助的过程中，就需要考察话语－权力的作用。实际上，目前在乡村史研究中使用比较广泛的“国家—社会”视角就是话语－权力的发展和变异。国家权力在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和最初运转中扮演了指挥、管理的重要角色。国家政策的推行过程，也就是国家权力从中央到基层得到强化的过程。［5］

(二)日常生活史何为日常生活?雷颐认为，“所谓‘日常生活’就是以‘常识’为基础，不过‘常识’因太平常、普通而常为各路英豪所不屑，所以他们往往不顾常识地要压制甚至消灭(如有可能)‘日常生活’。”［6］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总结了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即重复性、自在性、经验性和实用性。［7］而日常生活史就是研究普通民众的日常消费、交往、观念活动。目前，日常生活史已经成为底层社会重要的研究视角，为多学科研究者所重视。美国学者怀特认为，“要理解惊人的事件，就必须联系日常的生活模式来认识它。”［8］7黄宗智特别强调，到最基本的事实中去寻找最强有力的分析。［9］孙立平也认为，“我们对日常生活的强调……不是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看作是一个完全自主的领域，而是看作普通人与国家相遇和互动的舞台。因此，我们……强调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视角的均衡和整合。”［10］在研究当代民族史中，需要将此视角应用其中，这种视角在考察乡村社会时，重视研究对象的微观化，采取“目光向下”的观察角度，它的研究对象包括吃、穿、住、行等各个方面，并且强调在研究的过程中采用“他者”立场。①比如在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宗教文化异同的过程中，就需要考察新中国成立前后日常生活变化与宗教文化的关系。实际上，只有通过对民族地区日常生活史的考察，才能从现象的背后寻找到民族地区乡村原有的规范、限制与约束;研究者也只有关注“小人物”的生活和事件背后的故事，从“走向民间”、“走向民族”角度，才能细致地考察民族地区社会的基本情况。

(三)新革命史以往革命史的研究取向是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链接，不可否认这种研究方法所表现的历史变迁及其研究价值。不过，历史所承载的并不仅仅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它还包含社会、经济和文化等丰富的内容，论者甚至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存在“思维陈旧的简单化倾向，即沿袭着革命历史书写的传统革命范式，更准确地说是党派史观的范式。”［12］周锡瑞也认为，在革命史的研究中，大陆学者的“分析术语和思维方式都和当时的历史文献十分接近。”［13］538在具体书写过程中，革命史就表现为单一的“政策—效果”模式。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上层到北京及内地大城市观光的事件，多数教科书都表述为中共中央决定出此政策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就欢欣鼓舞，纷纷表示对国家和政党的认同。实际上，其中的过程十分复杂:首先是民族上层人士的代表人选，不能没有代表性，也不能是完全的反对派。很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由于过深的顾虑，不愿意离开他所熟悉的势力范围，这也给邀请他们外出观光增加了难度。其次是在观光过程中，接待人员要做细致的工作，争取在观光途中实现上层人士思想的转变。最后是观光这种思想教育的效果，随后进行的民主改革就是很好的实践证明。详细地分析少数民族的观光团，我们发现历史的事实要远比“政权演变、民众接受、革命积极性提高”这三部曲复杂得多，传统的“政策—效果”模式往往掩盖了历史事件的复杂、曲折、艰难与痛苦。从表面上看，这种真实往往不是完美的，但这种艰苦探索才能衬托出中国革命的光辉，也正因为如此复杂的博弈过程，才能彰显中共政权力量的强大，这就是“新革命史”。如何来实现这种“新革命史”的书写呢?实际上就是探求历史原本的复杂叙事，从原本的静态的宏观和微观政策分析转变为动态的政策实践，考察事件背后的逻辑和原有的真实。在这方面，海外已经拥有了诸如《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14］、《地主、农民、共产党:社会博弈论的分析》［15］等具有相当代表性的成果。当然，国内的郭于华、李金铮、张佩国等也开始在此方面做出探索，甚至一批年轻研究者也涉入其中。相信“新革命史”的研究视角可以在当代民族史研究中崭露头角。

(四)过程—事件在底层社会的研究中，由于受科学主义为核心思想的结构化文本表述的影响，研究者在展示和还原经验的复杂性时常遭遇方法论的局限，使得我们还在有意无意地讲述“规范的故事”［16］598。人类学民族志叙事文本和作为研究立场而凸显的“地方性知识”视角的引入，无疑对结构化方法与田野经验的融合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由此，在对乡村日常生活的描述中，学界有意识地将经验分析方法由结构分析转向故事叙事。近年，《林村的故事》和《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故事叙事。孙立平更加注重动态研究，将此类方法总结为“过程—事件”分析。在这里，过程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解释变项和解释源泉，也成了对社会事实本身的一种新的假设，即对作为社会事实而存在的动态的过程－事件中去寻找静态结构中无法显现的因素与出人意料的变化，去探求过程本身对影响事件走向和结果的不可预知和把握的作用。因此，要求将研究对象的呈现由一种结构化表述转化为一种故事文本的叙事，在对这一故事的本身表述性建构中去建立起理解和分析，在动态的、历时性的情景呈现中去把握研究对象之复杂的、随机的和充满偶然的因果序列。［17］这一点正好也可以尝试去应用到当代民族史的研究中。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政权面对民族地区复杂的局面，所采取的多种政策，虽然目前还未能有细致的了解，但也可以尝试去利用“过程—事件”的分析方法去还原民族地区历史本来的真相。

(五)民族国家认同由于社会成员隶属于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群体，继而拥有多种身份和角色，由此决定了社会成员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差异。在传统社会，“皇权不下乡”，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有限，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还很难产生尖锐的矛盾。而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后，其特征是“内部的行政调解依赖于那些能反思性地予以监控并具有国际行政的条件”。［18］4这样，社会成员的心理和行为层面都将发生显著变化，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冲突在所难免。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在谈到两者的关系时认为，少数群体向国家发动挑战的背后是国家对少数群体的施压。少数民族一旦认为他们的利益无法在现存国家中得到安排，他们就会考虑分离，从而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因而国家需要调适民族文化差异，在协商之中实现和谐共生。［19］2，90实际上，这就是实践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统一。围绕两者的关系，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矛盾和张力成为苏联解体后民族主义运动兴起背景下的一种主要论调，他们认为民族的自我意识及其对现有国家统治的不认同往往会导致民族独立运动，尤其是跨境民族中有些人在国家观念与民族观念发生冲突时，民族观念往往超过国家观念。［20］［21］9因而周平提出，要淡化族际界限，采取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方式来促进族际政治整合，加强公民的国家认同。［22－23］其实，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对立冲突的过程中，也有和谐共生的一面。费孝通曾指出，“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多元形成的一体，中华民族是高层，56个民族是基层。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的认同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24］163当代民族关系就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相融合的代表，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政权采取了多项促进民族关系的措施，都可以看作是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实践共生的重要路径。因而民族国家认同也可以成为当代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视角。

二、当代民族史研究的科学方法

对于当代民族史研究，方法显得尤为重要，科学的方法有助于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在唯物史观中，分析、比较、综合都是较为常用的具体方法。不过，除了这样的基本方法外，近年来历史学界已经将自身的研究与社会学的调查访谈、经济学的计量、心理学的心态分析联系起来，进而产生了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这里主要介绍口述史学、计量史学和心态史学。

(一)口述史学对口述史与微观村落的考察，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海外较早访问革命根据地或在当地生活过的海外新闻记者和观察家，如韩丁、克鲁克夫妇、贝尔登等都有相关著作传世。韩丁的《深翻》和《翻身》，以亲历者的角度对山西张庄的和共产党的实践进行了高度评价。［25－26］克鲁克夫妇的《十里店》(2)是作者作为观察员采访河北十里店村复查和整党运动的纪实性作品，该书勾画出了活生生的人物、复杂的事件和动态的历史过程。［27］由此得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观点和论调，比如谈及租佃制度与的评判标准时，珀金斯就认为，“土地的再分配就不一定会提高生产力”［28］140;马若孟也认为，“与其说是促进不如说是阻碍了农民生产力和产出的增长”。［29］2弗里曼等人也持相同的观点，不但没有解放农民，给贫困农民以权力，而是使“最具报复心理的人变成村里新的掌权者”。［14］376这些结论的产生大都源于口述史资料的收集。在国内学界，较早关注口述史和微观村落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他们对20世纪下半期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的收集，主要是陕北的骥村和河北的西村，并形成了一系列成果，如李康的《西村十五年》［30］，李放春的《历史、命运与分化的心灵》［31］等。目前，虽然民族学研究已经广泛使用这种口述史与微观村落的视角，但当代民族史研究还比较欠缺。实际上，利用口述资料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甚至可以改正文献资料中错误的部分，尤其是目前在民族地区普遍使用普通话的前提下，口述资料的收集难度要远远小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二)计量史学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转折就是计量史学的出现，从而为历史学追求“科学化的历史”［32］10发展注入了一种崭新的方法。美国历史学家贝林曾认为，计量历史学研究为隐而不见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开拓了道路，构成了对现代史学的一大挑战。［33］386－423巴勒克拉夫更直言道，现代西方史学的突出特征就是“计量革命”。［34］131可以说，计量史学的出现为历史学开辟了新的领域。计量史学最初应用到经济史领域中，进而形成了新经济史。随后，计量研究引入到政治史研究中，并形成了新政治史，比如大众选举问题、政党体制演变问题、精英问题等。计量史学后又引入到社会史，更所谓的五花八门，从而将家庭、种族群体、职业团体、移民、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转变为学者的研究重点。由此看来，以计量研究为标准的史学研究从传统的历史叙事到经验分析，再到历史叙事，计量史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此，也可以将计量史学应用到当代民族史中。在基层政权的建设中，可以利用计量的方法考察民族地区政权建设的规模和绩效;在社会制度的变革中，可以利用计量的方法考察民族地区制度变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社会治理的测量中，可以利用计量的方法考察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实际效果。应该说，随着当代民族史研究的进一步推进，会出现更多的将计算机科学、信息理论和数学应用到学术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通过资料的处理和学理模型的制作，可以将当代民族史研究引向深入。

(三)心态史学心态史学也被称为心态史，是专门研究历史上群体心态结构及其演变过程和趋势的新兴史学分支。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认为，心态就是集体心理，即“人们，一个特定的人们集团等等”所特有的思想和感知的方法，后被年鉴学派广泛应用于历史研究之中。［35］273目前，心态史学已经突破了群体的限制，个体心理研究也被广泛应用在历史学研究中。因此，心态史学是应用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方法、手段，通过对历史人物的个体和群体的心理活动及特征的分析，对历史现象做出解释和研究的方法。心态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深化和扩大了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往历史学研究“无人历史”的倾向，使得人的精神活动的研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在当代民族史的研究中，心态史学涉及社会文化等一系列基本层面的问题，包括民族地区民众对生活、死亡、爱情、性、家庭、宗教、政权等诸多问题的认识，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处于急剧的变动和转型阶段，这种心态的转变就更加明显，作为研究对象也就更加有意义。比如在死亡史的研究中，死亡史与民族地区的宗教史、民族文化史、民俗史、社会史等形成交叉学科，从而使得死亡史研究成为当代民族史研究的重要可行对象。不过，目前中国对心态史学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虽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学术交流的深入，美国的精神分析和法国的心态史学的基本方法得以传入，但正在称得上具有相当学术影响力的成果还是西方翻译过来的学术专著，比如美国哈佛大学孔飞力的《叫魂》，作者在书中研究了20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的遍及12个省份的一场被称为“叫魂”的妖术及其带来的心理动荡，描述了关于这一事件的三个不同版本，并且这三个版本并不孤立，而是从不同的侧面切入到同一个主体，实际上研究了中国传统社会中权力的分配及其相互制约。［36］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国内，特别是当代民族史的研究就缺乏这种具有相当学术影响力的心态史成果。

三、当代民族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反思

任何一种理论与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既有其存在的优势，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关键在于使用者的驾驭能力。对于上述的微观视角和科学方法在当代民族史的应用，研究者应该去整合以往的知识，避免模式化、囫囵吞枣和极端化等倾向。模式化倾向。在当代民族史研究中，将其他学科的理论应用于具体的问题研究中，可以给研究者提供一个解读的视角，但是这种理论的应用也容易走向模式化。模式研究，就是试图通过运用某一种理论模式概括当代民族史的一般规律，进而解释普遍的现象，描述事务发展的基本进程，甚至预设必然的发展方向。［37］显然，这种模式极端化的弊端非常明显，容易使研究者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对象教条化，使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化。比如在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剿匪的过程中，如果使用单线条的“冲击—回应”模式，就会使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剿匪缺乏复杂感和真实感，使得原本包括众多类型的匪类应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变得简单化。囫囵吞枣倾向。中国目前的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理论大多是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社会传入的结果，是西方学者根据本国的国情总结出来的解释框架和建构体系，我们将其拿来使用时，要注意其实用性。比如权力话语分析的视角，新中国成立前后少数民族上层在国家的感召下，可能在情感的认同上大于利益的认同，或者处于某些信仰的问题而放弃利益，这会使得一些研究者质疑情感和利益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权力话语分析视角下情感和利益的关系十分复杂，不同的群众有不同的表现，外部的条件和内部的因素都可能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应具体审视。同时，大量的研究者，尤其是初学者，容易囫囵吞枣地将理论套用于当代民族史的研究对象之上，并没有彻底理解，甚至一知半解，容易造成对研究对象的误读。极端化倾向。当代民族史研究始终属于民族学和历史学范畴，资料的整理与收集、解读与建构始终是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问题，而不能将当代民族史研究过度理论化。上文在谈及计量史学的应用中，就存在不可克服的弊端，因为计量的结果“无法由任何方法来检验，因为其资料深埋在私人电脑中，而非暴露在出版的脚注中，无法让人按图索骥。无论何如，这些史料往往以数学深奥的形成表示，对大多数的史学家来说都是无法读懂的。”［32］10因此，不能将当代民族史研究作为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的纯理论问题来进行思考，避免当代民族史研究走向理论的极端化。

作者：李飞龙单位：贵州财经大学贵州社会建设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