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的人类学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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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研究杂志》2014年第三期

一、为何要修路?———山地村寨聚落与道路

聚落与道路是人类与其所在环境互动最为直接的两种产物。聚落地理学(tlementGeogra-phy)“研究人类在地表如何积聚，聚落与自然环境如何发生相互依存关系”，认为聚落与道路都是人类在地表活动所留下的重要痕迹，道路与聚落的兴衰关系密切，聚落创造了道路，道路也创造了聚落。［3］171－177滇西北属横断山脉纵谷区，群山绵延，江河纵横，道路崎岖坎坷，交通运输极其不便。地理环境的天然阻隔使云南众多少数民族长期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也是其传统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对于定居在这一区域的普米族而言，村寨聚落与道路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言而喻。人类不同群体的聚落的形成与发展，与地形、气候、资源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滇西北地区大多数普米族村寨一样，玉狮场村坐落于半山缓坡地带，这种村寨聚落不同于周星等所描述的元江少数民族因坝区炎热而主动选择居住在山区的状况［4］293。普米族选择半山缓坡地带建寨与其历史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与普米族的历史迁徙有关。普米族在民族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漫长的迁徙历史，公元13世纪中期由青藏高原逐步迁入滇西北地区之际，生存条件较好的坝区、河谷地带已被其他民族占据，普米族只好选择海拔较高的区域居住。另一方面是受普米族生产生活习惯的影响。普米族传统生计方式以畜牧为主，辅以农耕，而滇西北半山缓坡地带宜耕宜牧，对于家养牲畜来说，冬可下山避寒，夏可上山避暑，村民还可根据不同的海拔高度、气候凉热种植小麦、玉米、水稻或者土豆、燕麦、荞麦等农作物。因而，对于普米族来说，居于半山缓坡处的选择也算是适得其所。此外，各民族在地理上的这种垂直分布，使普米族与其他民族形成了广泛而深入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在物资上互通有无，而且在文化上也互相学习借鉴。在一些普米族村寨常可看到混合文化的现象，例如一些普米人除掌握本民族语言外，还熟练掌握了白、傈僳、彝等语言，对于沟通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促进该地区的民族团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普米族半山而居的村寨聚落，使道路的建设和使用在其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滇西北地区山河阻隔，交通极为不便，与外界相对隔绝。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玉狮场村的这种封闭状态，对于避免匪患侵扰和民族纷争具有一定的作用，同时在自然经济状态下，村民的衣、食、住等基本上都能自给自足，一些生产生活物资也可通过人背马驮或与周边的白族、傈僳族、彝族村寨进行交换的方式得到解决，道路的意义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的“大集体”时期，国家以其强大的行政体系，通过政治、经济、教育等手段渗入到村落生活中，打破了传统村社边界和社会结构形式，将人们重新组织起来，玉狮场与外部社会形成了多层面的联结，道路的重要性也开始显现出来。然而，由于经济水平和技术条件的限制，乡村道路的修建无法提上议事日程。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逐步将玉狮场纳入了更为宽广和深刻的政治经济过程之中，道路问题对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经济方面，玉狮场越来越依赖于与外界的交换，包括农副产品的运出和生产工具及材料的运进，道路问题成为流通过程中最大的瓶颈，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教育方面，玉狮场村在兰坪金鼎锌业公司的帮助下建成了当地普米族村寨最好的小学，但建筑材料都必须通过人背马驮的方式运进村子，光运输成本就达20万元之巨。近年来由于集中办学的政策，村里的孩子全部转到村委会或乡政府所在地上学，出行极为不便，有些孩子因此辍学;在环境保护方面，由于没有适宜材料可以取代，玉狮场村民柴薪和建房材料几乎全部依赖村子周围的森林，对生态环境的威胁始终无法消除;在社会问题方面，因为普遍性的贫困和显而易见的道路阻隔，玉狮场村年轻人的婚配已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本村女性大多外嫁，外村女性却不愿嫁进来，村中“光棍”问题日益突出，给村社的和谐稳定带来巨大的隐忧。由此可见，玉狮场村道路的修建已日益迫切。在玉狮场村之外，兰坪县、河西乡或箐花村委会道路的建设和使用则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1963年剑兰公路修通，并于2011年底扩建为二级公路，由昆明经大理、剑川往兰坪的交通得到改善;1992年，由兰坪途经河西乡往迪庆州维西县的维兰公路修通，二级公路的改扩建工程也已纳入国家公路建设“十二五”规划。由维兰公路岔箐花村委会已于2005年前后建成5公里的弹石路，汽车可直达村委会所在地———箐口村，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出行条件。当一山之隔的外部世界早已经四通八达之时，由箐口村通往玉狮场的道路终于在2009年底初步修通，玉狮场这才真正被纳入道路所建构的经济社会网络之中。

二、修路的阻力———所谓“一个拒绝道路的村庄”

一条乡村道路的修建并不只是一个经济能力或技术水平的问题，因为涉及土地占用、林木砍伐、生态恢复、交通安全等相关问题，所以需要国土、林业、环保、交通等部门的审批和许可。对于玉狮场村而言，除了处理各种审批手续之外，修建道路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却是社会舆论所带来的各种压力。村民说:“玉狮场的道路恐怕是云南省唯一一条需要省交通厅审批的乡村道路了。”其中缘由，与玉狮场被称为“一个拒绝道路的村庄”直接相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玉狮场人曾经“拒绝”了道路。为了开发玉狮场周边森林的木材资源，兰坪县林业局于1983年在德胜河边建立采伐场，采伐河西乡箐花村国有林。为便于采伐和运输，兰坪县伐木场从1972年至1990年间共开挖林区公路干线(宽7米)38.9公里，便道(有效路面宽4～5米)55.9公里，从维兰公路至箐花村的12公里道路以及玉狮场村后的道路即这一阶段的产物。［5］329，3311986年，怒江州清水江林场的林区公路修到了玉狮场后山集体林，并开始砍伐，被玉狮场人阻止，甚至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林区公路也就没能继续修到村子。2005年前后，音乐人陈哲进入玉狮场村实施其“土风计划”项目，试图对民族民间艺术在其原生地进行所谓的“活态传承”。土风计划项目认为，玉狮场之所以保存了较为完好的民族文化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道路的阻隔，因而主张玉狮场继续“拒绝道路”。前述村民与林场在修建道路问题上的冲突被发掘出来，并将其置于“保护与发展”这一宏大的话语框架之中，给玉狮场贴上了“一个拒绝道路的村庄”的标签，受到了外界的普遍关注，知名的电视栏目、报纸、杂志等媒体对玉狮场进行了报道，都把玉狮场作为一个为了保护森林、保护民族传统文化而拒绝道路的村庄“典型”。玉狮场之所以“名声大噪”，肇始于《中国青年报》的一篇“冰点特稿”:《一个拒绝道路的村庄》。记者周欣宇在文中详细记录了进入村子的艰难旅途，描述了玉狮场的生态环境和普米族传统文化，以及玉狮场人对修路的看法。周欣宇甚至向村主任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现在不再担心修路导致砍树了吗?不再担心外面的坏风气污染村寨了吗?”［6］《光明日报》记者冯永锋也踏进了玉狮场，并在《中国经济时报》上发表题为《一个为修路所惑的普米族村庄》，作者认为，“天然林与传统文化，是一种相伴共生的关系。……然而，不论是文化，还是天然林，目前都遭遇了道路修通的威胁。”但如果不修路，村民应该如何脱贫致富?村民种植出来的草药和豢养的牲口怎么运出山外创造经济价值呢?这仍然是“一个被修路所惑的村庄”。［7］《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袁越是因为采访林权制度改革而走进玉狮场的，他发现当时在各地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林改”，在这里却悄无声息，而其中原委却是玉狮场国有林和集体林的划分存在争议。记者以形象的笔触描述了村人的生计模式和贫困状况，他们却无计可施。因为严格的林业政策和环保法规，玉狮场人守着一座巨大的森林宝库，却只能过着穷困的生活，成为“一个‘政策性贫困’的小山村”。［8］袁越的调查自然无法避免修路的问题，但并未对此做价值判断，而是将思路引向了政策调适和制度创新，这对玉狮场来说可能是更有价值的。最有影响的一次报道当属中央电视台第10频道“绿色空间”栏目的一期节目———《一个拒绝道路的村庄》，片中解说道:“森林就是道路的指向，职业砍树队一通开山筑路，一路砍林劈树……道路一天天逼近了隐藏在云岭深处老君山的玉狮场村。”片子搬演了20世纪80年代村民与“砍伐大军”进行“一场惨烈的奋力抗争”之后最终拯救了原始森林的戏剧化场景，这些“要树不要命的人”扛着锄头、斧头冲向砍削好的木材，将其毁坏，迫使伐木公司退却，并竖起了“禁止挖路”的木桩。片子以“一个曾经拒绝道路的村庄，所赢得的将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结尾，为这个故事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①但我们并没能在片子中看到，在拒绝道路之后，玉狮场所谓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哪里。此外，云南电视台在玉狮场拍摄了专题片《玉狮场传奇》，其目的就是想了解村民对道路的真实想法，希望“给玉狮场人一个说话的机会。”在这部片子中，记者对支持修路和反对修路的村民，以与之相关的外来者进行了采访，表明了各自对修路的态度。②通过各种媒介形式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个“拒绝道路的村庄”，大多数的受众都对村民们充满了“敬意”，玉狮场成了他们眼中的“圣地”和“净土”，一个典型被树立起来了，玉狮场也由此成为中国环保界最为出名的少数民族村寨。玉狮场的道路不再是村民或当地政府自己的事，已经成为一个“媒介事件”和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参与度的公共议题。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这一媒介事件所隐含的是知识精英对生态恶化和文化多样性丧失的焦虑，急需需找一个“反全球化”的样本，但他们恰恰忽略了反全球化的精髓正在于寻求全球化过程中的人性面。因而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道路的修建和使用对玉狮场人来说具有一种什么样的意义。所有的说辞都只是建立在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持续的观察和实证研究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三、修路带来的影响———道路建设与村寨的“弹持”

生态学的“弹持论”(Engineeringresiliencetheory)认为，“弹持”是生物的一种自我修复能力，这种能力使其在遇到一定的外在条件变化或冲击后，能有分寸地去抵制干扰并重新回到一个平衡状态。周永明认为，文化也具有这样一种“弹持”的能力，面对道路带来的变化时，大部分地域性传统文化第一时间显现了明显的颓势，但其后它们又纷纷完成了自我改善与修复，弹持回归，而并非沿着一开始的轨迹一路向下最终崩溃或者重构。［9］那么，对玉狮场而言，其生态环境、传统文化或社会结构是否因道路的修建而导致了一种弹持现象的出现呢?在玉狮场的道路修通3年多后，笔者将对道路建设与村庄的变迁进行观察和思考。

1.“路通树倒”?———关于森林的保护与利用因为巨大的森林资源，在玉狮场修通道路之前，外界的反对之声更多来自对所谓“路通树倒”的担忧。因而在道路修通之后，“砍树”就成为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在道路修通之初，紧邻玉狮场的箐口村曾出现了一阵盗伐风潮。箐口村的村民基于这样一种判断:道路一旦修通，至少路边的树肯定会被人偷砍掉的，与其让别人来砍，还不如自己先去砍了再说。大部分村民，甚至是村组干部也参与其中。最后乡政府和乡林业站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严肃处理，分别对参与砍伐的人家进行了数百元至数千元不等的罚款，并罚没了盗伐的木料。据担任村护林员的杨金辉介绍，箐口村的这股风潮并没有影响到玉狮场村，但在玉狮场的集体林中发现，靠近路边的林子里有4棵珍稀榧木被砍，最粗的一棵直径达到112厘米，树龄应达到数百年。后经公安和林业部门调查，涉嫌盗伐的并不是玉狮场人，也不是通过玉狮场的道路运出。2011年3月间，怒江州林业总公司清水江林场进行采伐工作，玉狮场出动40多村民前去阻拦，历时四天四夜，日夜坚守在伐木场，不准伐木工人采伐。清水江林场所采林区为国有林，是根据有关林业法规进行的“抚育采伐”，也即是对密度较大的幼、中龄林实施的一种培育措施，其目的是调整林分组成或密度，改善林分生长环境，争取中间利用，提高林分产量和质量。但由于国营清水江林场的部分国有林紧邻玉狮场的集体林，且自然连接成片，在历史上也曾经因权属问题发生过争执。重要的是，玉狮场人认为，他们祖辈几代人为这片国有林的保护与管理付出了数十年的心血，每有火险出现，都是玉狮场人自发组织扑灭的，因此，他们应该从林业采伐中获得应有的补偿。后来，经县、乡两级政府协调，玉狮场人获得了总共15万元的补偿款，这笔钱按人头平均分到了每户人家。这一采伐事件因某些未知的渠道而被外界所知，其传播的结果是:“玉狮场人在砍树了”。一直关心玉狮场生态保护的云南电视台甚至派出了记者到箐花村委会和玉狮场暗访。实际情况是，由于清水江林场将4500方的采伐指标承包给了私人采伐队，但采伐过程中并没有严格依照“抚育采伐”的标准进行间伐，而是图便捷和效率，对成材较好的林子成片采伐，甚至导致两棵国家一级保护树种红豆杉被砍，使这一事件上升到了刑事案件，采伐队负责人被判刑。云南松是玉狮场及周边村寨较为普遍的树种，是工业原料松香的主要来源。传统的采集方式，是在树根捡拾松树自然分泌积聚的块状松香，对松树没有伤害，同时也可以减少火灾隐患。但现在的采集方式却是采取类似割胶的方法，直接在松树树干上割出口子，让松脂流出。据村民说，一棵松树如果被割了口子采松脂，就像一个人被割开了血管放血一样，过不了几年，松树就会死亡。近年来，随着松香市价的攀升，不少商贩盯上了河西乡几个村委会的松林，以每棵松树1元到2元的价格与村民订购松香。附近的村委会和箐花村委会的几个村民小组，已经有部分村民上山割松香了。但值得庆幸的是，玉狮场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村民杨兴昌强调，玉狮场的森林在道路修通之后仍然得以保护，更多地是由于“外因”的影响或压力。此外，箐花村委会松达小组的通电工程原来规划的线路是溯玉狮场河而上，为保证高压电线的安全，需要砍伐超过3000方的树木。但在玉狮场特殊的舆论环境中，任何的砍伐行为都极为敏感，如此大规模的砍伐必然引起外界的强烈关注。后来在乡政府和乡林业站的协调下，决定改线德胜村委会，虽然线路增长、投资增加，但终归保护了玉狮场的森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除了森林的保护之外，还要避免人为污染现象的出现。通常的看法是，道路修通了，会有更多的外来人和外来商品，导致更严重的污染，但事实并非如此。比如村中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随意堆放或者扔弃的酒瓶，对村庄的环境和人畜安全都带来了威胁。乡里一直有人收购啤酒瓶，每个0.2元，但得由村民人背马驮运下山去，这对村民来说是极不划算的，即使一次驮100个瓶子，也不过是20元钱的收入。道路修通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乡里的收购站直接开车到村里收购，甚至都不用村民自己整理，他们会自己挑拣，然后照价付钱。这样，不仅村民解决了部分“茶烟钱”，更重要的是减轻了对环境的危害。所以，村中老人闲来无事的时候，也将村里四处零散的啤酒瓶随手收集起来，等着小贩上门收购。实际上，玉狮场的林木并非完全没有被砍伐，我们在进村的路边还是发现了不少残留的树桩，但没有出现成片砍伐的现象。调查发现，这些被砍伐的树木均为日常生活所用。在村民有条件使用更为清洁、环保的能源，或者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建盖砖瓦房之前，林木的正常消耗是无法禁绝的。但由于修路事件所导致的“风波”，玉狮场的林木已经成为各类媒体和各级政府部门重点“盯防”的对象，不管是本村还是外村的盗伐者多不敢妄动。如此看来，当初的舆论压力仍然体现出其积极的价值。此外，普米族人自称为“森林的朋友”，普米族山寨普遍得以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与其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山岳生态文化”有关，主要表现在普米族人基于泛神论信仰的祭龙潭、祭山神、祭神树等传统宗教仪式，使他们对水源地、村后的林地以及一些特别的古树抱有一种崇拜和敬畏心理，不会随意破坏，在某种程度上使他们与周边生态保持一种和谐状态。

2.“要致富，先修路”?———路通之后的经济与生计玉狮场村民盼望道路修通的最为重要的原因，或者说最为直接的目的，就是希望发展经济、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活水平。而当道路修通之后，村民的生计方式和经济条件又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呢?上表为玉狮场村民小组近4年来的经济统计数据。需要说明的是，该数据由村民小组统计完成，其方式是抽取村中富裕户、中等户、贫困户各1户，以其平均数为全村人均经济收入统计结果。从上表可以发现，村民的粮食和收入都有一定的增长，2012年的人均收入已比2009年道路修通前增长了70%，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道路通达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在玉狮场的道路开通之初，村民杨万久就已经买了村里的第一辆农用车，这也是第一辆开进玉狮场的汽车。此后，和光全和杨树繁各买了一辆农用车，而热里卓和杨标也分别买了拖拉机，杨金庭则买了一辆面包车。如此算来，村里已经有了6辆车了。农用车和拖拉机主要是货运，面包车主要是客运。但在某些情况下，客、货是可以不分的。从河西街到村里，面包车每个人的车票是15～20元，如果带货则每100斤收10元。除每周末跑玉狮场到河西、通甸两乡镇的线路之外，附近的村寨也是他的客源地，据说每周末能有700多元的收入。从河西到玉狮场的货运，拖拉机价格是每车300元，农用车每车500元。现在村里不少人家在建新房或者“打地皮”(把院坝中的泥土地打成水泥地)，需要使用大量的水泥、砂石、砖块，他们的生意都还不错。当然，除了跑河西之外，村民偶尔需要运些柴火或农产品，用拖拉机也比用骡马更为省时省力，不过每车得付50元的费用。在玉狮场，最为引人瞩目的无疑是路边一个隆隆作响、粉尘弥漫的所在，这是村民和光全、和勇兄弟开的沙场，于2011年春节后建成投产。这同样直接得益于道路的修通:一方面，道路的修通使大型的砂石加工机械运进村中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道路的修通也为砂石的运输与销售创造了基本的条件。当然，沙场的原料———石头的来源也是很关键的，和家兄弟在离道路不远处找到了一个石头坡，他们自己修了几十米的道路连接到主道上，将其变成了石场，同时也是沙场的原料场。在“新农村建设”项目的建设中，和家的沙场提供了玉狮场村道路硬化所需的全部砂石，节省了可观的费用。更为重要的是，村里不少人家正在新建或翻修房子、打院坝地皮等，需要大量的砂石，和家的农用车直接就可以送货上门。而在此之前，他们不得不到河西、通甸等地方去运，光运费就占去建筑成本的一半以上。值得一提的是，和家兄弟还雇用了3个工人，其中一个小伙子来自山上的彝族村寨巴时，另两个为本村青年，每人每天(1个工)工钱50元，这在玉狮场来说也算是一个比较厚道的工钱了。2011年7月期间，和家沙场的生意一直很不错，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在2009年道路修通之前，玉狮场有和建华、和伟科、杨树清3家小卖部，他们每周六靠人背马驮的方式从河西进货，存货量极为有限。道路修通之后，新增了和仕堂、杨光勋2家小卖部。他们进货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甚至不用亲自去到街上去，只要给乡里的供销社打个电话，就可以由村里的拖拉机将货物捎回来，过一段时间之后再去结所赊账款。以村民最为喜欢的啤酒为例，在道路修通之前，1匹骡马最多也就能驮4件啤酒(每件12瓶装)，运费80元，啤酒进货价每件30元，则每件成本将近50元，在村里每瓶卖4元，每件卖48元，则小卖部每卖一件啤酒就要亏2元钱，通常他们是不把自家的骡马运费和人工计入成本的，所以没有骡马的人家根本就不可能开小卖部。道路修通之后，每件啤酒运费2元，每瓶啤酒零售价3.5元，每卖一件就可赚10元。和仕堂家小卖部每周至少卖10件啤酒，而全村每周至少售出50件，节庆或农忙期间要远远超出这个数字。其他商品如大麦酒、香烟、白糖以及其他一些日用品，在村里的价格也相对修路之前有所下降，在村民收入不变的前提下，其消费能力有所提高，生活水平相应得到改善。和仕堂家每周进1000多元的货物，基本都能卖出去;和伟科、和建华家的生意还要更好一些。玉狮场5家小卖部分布在村庄的不同位置，一般而言，村民会选择距离自家较近的一家来消费。但各家之间的竞争已经开始，如人际关系、是否赊账、品种和价格等成为竞争手段。与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建新房是玉狮场人的一件大事，往往要准备很多年。但自2010年以来，玉狮场村民建新房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了，包括杨光先、杨仕全、杨义勋等近20户人家都已开始兴建新房，而计划近几年建新房的人家则更多，暂时不建房的人家也计划至少把院坝中的泥土地打成水泥地。无疑，这些建设背后的一个极大的刺激因素是道路的修通。如杨仕全家的新房也准备了多年，数年前就开始在自家松毛林“备料子”，这是经乡林业站批准的4方木料，砍好之后用黄牛从山坡上的“料槽”运到宅基地里，在道路修通之前请人将房屋框架树了起来，道路修通之后开始正式施工，因为水泥、砂石、砖块等都需要从外面运进来，用汽车或拖拉机运比人背马驮要节约将近一半的成本，也更为省时省力。比如1匹马一次最多可以驮2包水泥，下山需要2个小时，上山则需要3～4个小时，来回一趟需要6个多小时，每匹马每天只能驮一次，而杨仕全家所建新房使用混凝土浇灌墙体，预计需要400包水泥，用骡马的话需要耗掉200个工，如果雇工的话，每个工每天按80元计，则需运费16000元，再加上每包水泥27元的售价，总共10000多元的总价，光水泥就要花销2～3万元之巨。而如“工分石”，基本都是从山坡上驮回石头后自己手工敲碎，河沙则是从玉狮场河中驮上来的，砖块就更不用说了。在此之前，玉狮场村基本没有砖房，除了木楞房之外就是土坯房了。可以说，对于玉狮场人来说，在道路修通之前，想要建一座砖瓦房是不可想象的。道路修通之后，水泥、砂石、砖块及其他各种建材都可以运进来，成本大大降低:水泥从乡里到村里，每车运费300元，一次20～30包，400包水泥运费将近6000元，比骡马驮运省了10000元;在和家兄弟开了砂石场之后，砂石的价钱也从每车450元(150元买价+300元运费)降到了300元，也省下了数千元的费用;屋顶所用瓦片来自政府提供的扶贫瓦，直接运到了家门口。如果没有道路的话，村民必须自己进行“二道转运”。如上所述，道路的修通为玉狮场人修建房屋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成为乡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的主要因素。当然，修通道路最大的便利是为农牧产品的外销创造了条件。在道路修通之前，村民人背马驮运到河西街上的芸豆、核桃、药材甚至猪、鸡、羊等产品，除了运输成本极高之外，有时还避免不了“货到地头死”的结果，村民利益极大受损，其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也受到遏制，不利于增加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平。而在道路修通之后，玉狮场人也开始做“门前生意”了，各种商贩会开着车到村子里收购，价钱与河西街上基本持平，如白芸豆每公斤6.2～6.4元，野生红花椒每公斤40元左右。甚至不需要村民自己动手，商贩们会自己打包装车。如果商贩给的价钱不满意，他们完全可以不卖。2011年7月23日，几个大理洱源的商贩来到玉狮场买羊，为即将到来的火把节做准备，这次杨光勋以1120元卖了2只，杨黎以3199元卖了6只，其间两家人与商贩讨价还价，最终以自己比较满意的价格成交。在村子坡脚下河边的两个深坑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每个面积约75平方米，深约1米，这是村民杨金周家刚刚挖好的鱼塘。鱼塘挖在“龙潭”下游不远处，为的是在冬天降温时引龙潭水养鱼，为此还专门在龙潭的神树下用水泥筑了一个小水池。在此之前，玉狮场人从未在村里养过鱼，甚至鱼在村民的饮食结构里也甚为少见，杨金周对于自己的投资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但在2013年8月笔者进行跟踪调查时发现，这个鱼塘已经荒废，杨金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可以理解的是，当条件具备或者机会出现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同时把握住时机。对于不同的村民来说，玉狮场道路修通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一些有能力的人家抓住机会，加入到商品经济的潮流中，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由于经验、技术、能力的局限，部分村民从道路修通上所获得收益相对有限。村中甚至传出了一种声音:“道路虽然修通了，但只有15%的人从中受益”。他们认为使用道路也是需要成本的，车票和运费对于一部分村民来说仍然是不小的负担。显而易见的是，玉狮场必然要出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现象，村民间的贫富差距出现了逐步扩大的迹象，以财富为尺度的社会分层正在显现，进而使传统社会中因年龄、辈分、亲缘关系而形成的社会地位发生改变，形成新的社会身份差异乃至政治地位差异。

3.保守还是开放?———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向文化变迁是一个渐进的、相对较为缓慢的过程，在短期之内难以观察到其显著的变化。但毋庸置疑的是，道路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信息的传播、人口的流动和物资的流转，进而引起生计模式、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观念的进一步转变。如果我们把修路事件当作一个变量，则可对其他相关的因素进行考察，分析其变与不变的原因。村寨景观是玉狮场最为直观的变化。村寨聚落是人类与其生存环境发生的最为直接的关系之一，村寨景观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明其物质环境及其对村民的意义也在发生着变化。在2008年1月份笔者第一次进入玉狮场时，远观村寨，其就是一座座散落在山坡上的木楞房所构成的普米族传统聚落:房屋被烟火熏染成烟灰色，与山坡上的树木和田野浑然一体，和谐而宁静。在外人看来，这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村落所应有的景致，也是玉狮场“被认为”较好地保留了普米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如陈哲就主张玉狮场人必须保留木楞房、拒绝砖瓦房。对村民而言，木楞房及其里面的生活却是不得已的选择，这种景观被他们视为经济落后、生活贫穷的一种表现，更多人向往的是宽敞明亮的砖瓦房或“小洋楼”。不可否认，木楞房与玉狮场人的传统习俗和生计方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适于人们对现代物质生活的需求。于是在道路修通之后，通过政府部门的扶持，近几年来玉狮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砖瓦房，村落景观已经大为改变。对外人而言，玉狮场已经失却了普米族村寨的“特色”，而村民则认为这是他们正在“赶上”外面的生活的一个标志。让普米人永远住在“传统的”木楞房里，这只是外来者的一厢情愿。这种变迁是必然的，只不过道路的修通加速了这种变迁。村寨景观的变迁首先更多地表现在物质层面上，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的相对要迟缓得多。在村落格局和居所环境中所发生的人与空间关系的调整，也是一个潜隐和渐进的过程。玉狮场村新建院落的建筑材料变了，但仍然大致保持了原有的结构，无外乎上方的正房(普米语“正代”，下同)、左右两侧的厢房(“泼罗”)、下方的牲口圈(“瓮”)、中间的院坝(“容迪)，而作为普米族日常生活和仪式活动中心的火塘，可能已经开始使用上了瓷砖和电器，但其基本结构和其上的仪式与禁忌仍然被很好地保存下来，家人或来客在火塘上的座次依然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在节庆或婚丧仪式中，依然要在火塘上“祭三脚”，等等。道路的修通并不必然带来观念的“开放”，一直被河西乡的其他普米族村寨视为“保守”的玉狮场依然如故，杨国栋老人的葬礼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2012年底，村中86岁高龄的普米族“诗比”杨国栋老人去世，一位一直跟踪拍摄杨国栋的纪录片导演希望能够拍摄老人的葬礼，尤其是隆重的“给羊子”(“戎肯”)仪式，虽然这位导演已经与杨家结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并通过多方游说，但老人的几个儿子多番争论后还是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最终拒绝了拍摄。在杨家人看来，葬礼中的给羊子仪式是儿孙与亡灵最后一次“亲密接触”，是神圣而庄重的，外人或摄像机的在场将打破仪式的肃穆，是对亡灵的惊扰。值得讨论的是，颇具现代意味的影像技术与古老的给羊子仪式之间似乎仍然存在着一种隔阂，影像所具有的记录、展映、传播功能及其先天被赋予的“娱乐”特质［12］，与葬礼仪式所具有的私密、神圣、悲痛等情感之间显得格格不入。由此可见，道路的通达使人们能够更容易进入村子，但并不意味着可以轻易打破传统文化原有的惯性。这种文化的惯性也得到了其他力量的推动。由于箐花村委会是云南省文化厅命名的“普米族传统文化保护区”，加之陈哲“土风计划”在玉狮场的推动，一些项目的实施给村民带来了实际的利益，因而当地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相对更为深刻，无形中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自觉意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认为固守传统是一种消极的“保守”。此外，由于普米族是“人口较少民族”，全国人口仅4万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普米族民众的文化危机意识，对于一些可以标明其民族身份的文化事项，如普米语、火塘、“给羊子”、三大节(吾昔、清明、中元)等，反而多了一种保护和传承的意识。不得不提及的是玉狮场村社会风气的变化，这是外来者和当地政府官员，甚至是本村村民的普遍看法。在2005年之前，玉狮场是一个民风淳朴、和谐宁静的村寨;在经历了这一系列事件之后，已经变得人心不古、吵闹纷扰。在笔者看来，其中原因在于:一是道路的修通促进了物资的流通，使商品意识和竞争意识逐渐强化，难免出现“锱铢必较”的现象;二是玉狮场修通道路的艰难过程，使村民的权利意识逐渐觉醒，自我意识不断增强，他们开始通过各种手段主动争取和维护自己应得的利益;三是村寨权威与意见领袖的缺失:按村民的说法，在原村委会主任杨周泽以及“诗比”杨国栋等德高望重的长者去世之后，村中已经没有人能“压”得下来了。涂尔干(EmileDurkhem)认为，作为社会其他关系的基础，社会整合方式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改变，玉狮场“社会风气”的变化，正是其所谓“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转变，传统社会中基于情感、道德、理想之上建立的联结关系，必然向因生活需求和功能依赖而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转变，最为明显的特征是以物质利益为根本内容的经济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或可说明玉狮场也正走在T•帕森斯所言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道路上［14］29，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行为规范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综上，在经历了修路事件带来的喧嚣之后，玉狮场的生态环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在传统文化的惯性和国家政策法规的制约下，这种破坏正得到有效的遏制和修复，村民已经意识到，道路的修通并不意味着可以对森林无节制的开发。而在传统农耕已经丧失竞争优势，道路的修通将他们融入更为宽广的市场经济过程中之时，村民内部的竞争及与外界的竞争将日趋激烈。在如此态势下，村庄原有的宁静或将一去不返，道路带来的人口流动、物资流通、信息传播将不断加剧村庄文化变迁。

四、结语:道路的隐喻———全球化或现代性?

“修路”已然成为玉狮场村村寨发展历程中一个重要的事件，围绕这一事件，村寨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一方面，修路事件本身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使玉狮场成为一个超越了地方经验的“著名村庄”，各种信息和观念伴随着不断涌入的各色人等迅速传播;另一方面，道路的修通为村民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创造了条件，生计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们的调查发现，在道路修通之初，确实引发了一波砍伐的热潮，也曾使村民的情绪迅速高涨，但这一切很快归于平静和有序，玉狮场似乎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这一过程不啻为一种弹持现象。萨林斯的研究表明，“非西方民族为了创造自己的现代性文化而展开的斗争，摧毁了在西方人当中业已被广泛接受的传统与变迁的对立、习俗与理性的对立的观念，尤其明显的是，摧毁了20世纪著名的传统与发展对立的观念。”［1］125道路的实质是一种通道，对于社区的价值就在于沟通内部和外部，而所谓“外部”是可以无限延展的，甚而扩充到全球化的语境之中。道路的修建和使用无疑将使云南偏远山区的少数民族摆脱“与世隔绝”的状态，最终被纳入全球化的轨道之中，而现代性的建构也将是不可避免的。对玉狮场普米族历史变迁的研究表明，所谓“传统”也不过是一种始终处于变迁过程中的传统，而民族文化的产业化(商品化?)则表明，所谓“现代”也需要根源于传统，我们所需要关注的是，关于“过去”的知识是以何种方式在“当前”的生活中得以表达，并进而产生其影响的。在道路通达所带来的热望消退之后，在国家严格的生态法规限制下、在民族传统文化的惯性中，村民如何运用现有资源和外部条件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却又陷入了另一个困境之中。2013年8月间，兰坪县政府决定加大对玉狮场发展和保护的扶持力度，把进村道路改造为弹石路、解决人畜饮水问题，同时也采取一系列措施推进普米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并借此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玉狮场获得了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也必将发生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变迁。

作者：朱凌飞单位：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