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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今多元文化时代,比较文学的“危机论”不断高涨,国内外学界纷纷探寻新的出路,提出了很多思路和方法路径,其中世界文学和变异学理论是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尝试。二者各具特色,都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知度,尤其是变异学理论,虽然产生较晚,但发展势头不容小觑。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它的出现是对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的一个整体性补充。最后,本文提出,作为一名比较文学学者,我们不能唯西方学术论,在借鉴外国理论的同时,坚持本我立场,来思考和探索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未来之路。
关键词: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变异学
一引言:
在“危机”中前进的比较文学学科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拥有近两百年的历史。因其自身的灵活性,该学科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各种争议,有的甚至发展演化为所谓的“危机”。然而,争议与“危机”并没有成为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绊脚石。在学者们的努力下,每一次“危机”都最终转化成比较文学向前发展的一次转机。总体来说,截至目前比较文学学科共遭遇了三次大的“危机”,其中第一、第二次“危机”都分别被“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成功拯救,而身处当下多元文化时代的第三次“危机”还没有彻底解除,比较文学家们还在试尝百草,以期找到真正的灵丹妙药。第一次学科“危机”由意大利学者克罗齐(Bend-ettoCroce,1866—1952)对比较文学的责难为导火索展开。克罗齐认为,比较文学只能算是一种不科学的比较的方法,不能够成为一门学科。面对这一质疑,以法国学者为代表的比较文学家们,也就是我们所讲的“法国学派”,在实证主义科学观的感召下,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们秉承“比较文学应具有科学性、严密性与体系性”的观点,将研究的范围缩小,指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而是“国际文学关系史”①。通过放弃“比较”、注重“关系”,“法国学派”顺利消除了克罗齐引发的质疑,但正是这种“过于强调事实关系、忽略文学性”的做法,使比较文学陷入了第二次“危机”之中。1958年,韦勒克(RenéWellek)在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上指出了“法国学派”的问题,阐述了“美国学派”的观点,主张回归文学性。随后,“美国学派”的雷马克(HenryH.Remak)进一步阐述,将比较文学定义为“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②。这一定义的出现,使比较文学成功跳出了“法国学派”研究的瓶颈,不仅回归了“文学性”,而且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但是,“美国学派”的研究也并非完美无瑕,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他们研究的范围迅速扩大,研究内容“千罗万象”,给比较文学带来了新的麻烦。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使比较文学学科发生了改变,“比较”被无限放大,“文学性”被弃之一边;与此同时,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理论、女性主义、跨学科研究等各种新理论的涌现,导致了学科的“泛比较文学化”。在这种学科发展态势下,一些比较文学学者如苏珊·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和斯皮瓦克(GayatriC.Spivak)注意到了当中的危险,提出比较文学再一次陷入了“危机”,并在某种程度上趋于“死亡”。于是,比较文学学者们纷纷反思,开始寻找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新方向。截至目前,比较文学学界已经进行了诸多努力与尝试,提出了很多思路和方法路径,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尝试分别是在西方学界获得“重生”的世界文学和中国学者提出的变异学理论。
二世界文学——西方学者应对学科危机的新策略
1.多元文化时代下的世界文学世界文学是西方学者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应对策略,它不仅提倡回到文学研究,而且关注到了全球化所带来的“世界性”元素,成为了近些年国际比较文学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关注的焦点,出现了诸多对其进行界定的理论性尝试。比如,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Casanova)在其专著《文学世界共和国》(TheWorldRepublicofLetters)中指出:“真实的世界文学,除了杰作之外,还应包含边缘作家的作品。”③在探寻将边缘作家的作品纳入世界文学大厦的路径过程中,卡萨诺瓦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指出全球文学领域的不平等。与卡萨诺瓦异曲同工的是,美国学者弗朗哥·莫莱蒂(FrancoMorreti)也将世界文学描述成一个“不平等的整体”,认为“世界文学实际上是一个充满变化的系统;正是这种变化性,将系统构成了一个不均衡的整体。”④莫莱蒂强调,他对世界文学的理解不同于歌德和马克思所希望的“一致性”。在他看来,身处多元文化时代的世界文学,应该是由各种各样的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构成;这些作品不分国别,既有来自欧美国家的,也有出自非西方作家笔下的。与卡萨诺瓦和莫莱蒂看法不同,桑德拉·伯曼(SandraBermann)将“世界文学”视为一个“专门研究外国文化与主体文化相遇的空间”⑤。苏源熙(HaunSaussy)更看重世界文学作为集合的概念,认为“应该去发现全世界文学交流的结构,挖掘作为全球文学史的世界文学典范,探索文学流派的国际流传史。”⑥达姆罗什(DavidDamrosch)指出世界文学是“一种流通和阅读的模式”,“这种模式既适用于单独的作品,也适用于物质实体,可同样服务于经典名著与新发现作品的阅读。”⑦在达姆罗什看来,流通、阅读与作为有效阅读方式的翻译,是评价一部世界文学作品的关键因素。阿里·贝达德(AliBehdad)与多米尼克·托马斯(DominicThomas)则把世界文学看作是一种“探索文学的流传、生产、接受和阐释新模式的框架”⑧。此外,谢平(PhengCheah)将世界文学描述成一种“制造世界的活动”⑨。
2.世界文学所被赋予的学科发展重任在这股研究热潮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坚信世界文学可以解决比较文学学科的现有危机,成为比较文学未来发展的方向。比如,克莱门茨(RobertJ.Clements)早在1976年就曾预言“世界文学是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⑩。希利斯·米勒(HillisJ.Miller)也曾提过,比较文学有两个发展趋势,其中“一个选择是世界文学”;后来他在2011年又专门撰文《全球化与世界文学》,明确指出当今时代“是世界文学的时代”。大卫·费里斯(DavidFerris)也在2011年提出,“比较文学现在必须变成世界文学”。在多明戈兹(CésarDomínguez)、苏源熙及比利亚努埃瓦(DaríoVil-lanueva)看来,作为跨文学理论的比较文学将最终走向世界文学,因为“跨文学理论的最终目标是为世界文学提供解释。”张隆溪的专著《从比较到世界文学》(FromComparisontoWorldLiterature)从书名到内容都明确指向了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在他眼中,“当今世界文学的崛起绝对是一种趋势。”总之,世界文学成为比较文学发展的趋势在西方学界已基本成为一种共识。
3.不完美的世界文学学者们在世界文学研究上下足了功夫,希望它能够将比较文学从危机中彻底拯救过来。但美中不足的是,世界文学并非一个全新的理论概念,它诞生于欧洲,拥有将近200年的历史,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局限于欧洲文学尤其是欧洲主要大国的经典之中。即使是在今时今日,西方学界对它进行了许多发展性的阐释,也都只是对已有概念的延伸,依然没有关注到被忽略了的异质性,也仍旧没有脱离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究其不足之处,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老生常谈的话题世界文学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当下的概念只是在之前概念基础上的延伸,缺乏革命性创新。作为当今世界文学概念核心要素的世界性,并不是这一时期所独创的。事实上,它在歌德的构想中就已经存在。这一点可以从他与艾克曼的对话中得到证实,“我越来越确信诗歌是人类共同的财产,它总是通过许许多多的人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期呈现出来。”翻译也是如此,早在19世纪歌德就已经明确指出自己的作品获益于翻译。此外,达姆罗什对世界文学的阐述也是建立在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基础上的。歌德将世界文学分为三大类:获得认可的经典名著、正在成型中的杰出作品以及世界上的多重窗口。在此分类基础上,达姆罗什进一步提出:“世界文学是多元文化的,也是多元时序的。极为常见的事是,人们的关注从古代经典转换到现代杰作,再换到世界之窗,是伴随着时代从早期进入晚近的转移。”由上可见,达姆罗什只是对歌德的世界文学观进行了一种补充和扩展,而非革命性的创新。3.2富有争议性的话题世界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有效、精准且被普遍认可的定义。尽管达姆罗什的阐释在诸多的定义中最具代表性,但仍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同时,世界文学中的“文学”也具有不确定性。迄今为止,没有哪位学者专门对此进行过界定,即使是达姆罗什,也从未给“文学”下过严格的定义。在他看来,阅读行为决定“文学”的含义,这就导致文学的定义模糊不清,导致世界文学失去身份,容易使比较文学陷入另一困境。除了在界定上的模糊性以外,莫莱蒂还意识到了比较文学在方法论上的缺陷。他直接指出“世界文学不是一个客体,而是一个缺乏方法论体系的问题。因为没有哪个人能够通过阅读文本来获取方法,阅读不是理论形成的来源。”
3.3对异质性的忽略再次,同比较文学的其他西方理论一样,世界文学也是注重同质性,忽略异质性。而不幸的是,这一研究倾向恰是导致比较文学陷入学科发展瓶颈的原因之一;倘若现在我们将具有同样研究倾向的世界文学作为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方向,那无疑是自进牢笼、将比较文学再次逼向绝境。关于这一缺陷,比较文学家波斯奈特(HutchesonMacaulayPosnett)早在1886年就已经明确提出。如今,100多年过去了,这一缺点仍然存在。以达姆罗什的观点为例,他认为世界文学是一种“民族文学间的椭圆形折射”,这一描述让大家关注的仅是源文化和主体文化共有的普世价值,而不是二者之间的差异。苏源熙也认为同质性的比较没有意义可言。他指出世界文学的复兴将会导致文学间的相似性,但这种相似性之间的比较会变得不再重要。在他看来,“世界文学只是一种探索公分母的行为”,由于这种公分母是一直存在的、显而易见的,这种探索行为也就毫无意义。由此可见,世界文学虽然拥有世界性的眼光,但由于其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的忽略,注定会将比较文学学科带入另外一个困境。
3.4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由其政治意蕴可以得知,世界文学仍然受控于欧美文化的话语霸权,这就意味着要想实现世界文学真正的平等性是微乎其微的。这种由欧美中心主义造成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达姆罗什在论著中带有明显的欧美中心主义倾向。他一方面将美国排除在外来批评世界各国文学作品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另一方面却称自己的著作能够改变这种不平等状况。但他忘了,他书中所有的论述都是基于美国的优越性。这种将美国排除在外的评论,恰恰暴露了世界文学的不平等性。二、世界性属性充分暴露了世界文学的不平等。众所周知,我们生活的地球拥有很多不同的国家、语言、文字以及各种不计其数的文学作品,世界性无法把它们全部考虑在内。即使可以全部考虑在内,成为世界文学的标准由谁来定?即使在当下,决定权还是掌握在欧美手中。比如,马吉迪·尤瑟夫(MagdiYoussef)就批评“世界文学的标准是围绕欧美中心主义制定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定也是如此”。另外,达姆罗什的细读范式主张,也表明了世界文学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性。三、作为进入世界文学大门的钥匙,翻译也体现了不平等性。首先,并不是所有的世界文学作品都获益于翻译。很多希腊、罗马文学及英法作品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或在译本出来之前就已经被归入“世界文学”的行列。其次,世界文学为非西方文学作品提供的空间很小,欧洲及其他西方作品长期占据绝大部分空间。实际上,优秀的非西方作品也有很多,却没能获得公平的翻译机会。最后,对非西方作品翻译的投入,与欧美著作相比,微乎其微。四、阅读模式也带来了不平等。达姆罗什强化了阅读在界定世界文学中的重要作用,但并未对阅读的人进行说明。阅读的人是不是指所有的读者?答案显然不是,只有掌握话语权的读者群,才能够把控评定世界文学的权利。从目前来看,拥有话语权的读者仍然是欧美群体。马吉迪·尤瑟夫就批判性地指出诺贝尔文学奖是欧美话语霸权下的产物。另外,2002年挪威读书俱乐部与诺贝尔学会联合主办的“世界文学作品前100强”评选活动,入选名单除了少数作品来自边缘国家作者,比如鲁迅、路易斯·博尔赫斯(阿)、齐诺瓦·阿切比(尼),其他都是欧美文学作品。由上可见,尽管世界文学,相较于比较文学而言,有着一定的优越性,但它只是对已有概念的一种延伸,没有精确且被普遍认可的定义,缺乏系统的方法论,并且同比较文学一样忽略异质性,受控于欧美文化的话语霸权。如果将目光只停留在世界文学,比较文学学科无疑将会再一次走入死胡同。幸运的是,国际比较文学界开始关注到了由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提出的变异学理论。
三变异学——中国学者对世界文学理论的补充
变异学理论是中国学者曹顺庆在观察到西方比较文学理论存在的一些缺陷与不足之后,而提出的一种基于变异研究的全新的比较文学理论。这一理论成形于2005年,是对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世界文学等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的一个有力补充。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这一理论建构已趋于成熟,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和重视。已故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前主席佛克马(DouweFokkema)对该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建议西方学者们能够尝试理解并运用到研究实践中。丹麦比较文学学者拉森(SvendErikLarsen)认为变异学为不同文学之间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交流方式,能够兼顾源文化和主体文化,值得学者们思考与研究。具体来讲,它对世界文学等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的补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本体层面与世界文学相比,比较文学变异学不仅有着精准且被普遍认可的定义、而且具有完善的方法论体系以及丰富的理论研究实践。众所周知,世界文学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话题,迄今为止还未出现一个公认的精准界定。而变异学不同,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确的定义,并在不断的理论实践中获得普遍认可。另外,方法论也是世界文学的一个硬伤,莫莱蒂专门提出过此问题,批评阅读是不可能让世界文学获得方法论的。相比较而言,变异学在方法论系统建构和理论实践上更胜一筹。比较文学变异学的提出并非一时兴起,它是在众多海内外学者的学术共识和共同努力下建构起来的,曹顺庆先生在《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三十年》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从学术构想到逐步建立再到蓬勃发展的整个过程。其中,在学术构想形成的过程中,《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初探》《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到实践》《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新理论与新格局》等文章,勾勒出了这一学科理论的基本构架,指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以跨文明为基本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采用阐发法、异同法、寻根法、对话研究及建构法五个具体的研究方法。
2.政治意蕴层面从政治意蕴上讲,变异学是建立在非西方文化基础上提出来的一种基于跨国、跨语际、跨文学、跨文化、跨文明变异研究的交互式理论;这种交互作用脱离了西方文化霸权的语境,着重于考察不同国家、语言、文学、文化及文明之间在实际交往中所产生的变异因子,为中西方文学之间的平等对话提供了可能。这一点是打破当下学科研究瓶颈的重要基础。仔细研究不难发现,以往的比较文学研究始终贴着西方中心主义的标签,即使是被西方学者视作学科发展未来的世界文学,也没能脱离欧美文化话语霸权的桎梏。而中国学派提出的变异学理论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在根本上摆脱了长期束缚比较文学发展的西方中心主义语境,从处于(半)边缘结构的中国话语出发,通过寻找、分析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变异因子,来实现与其他国家文学的平等对话。具体来讲,世界文学强调的是一种趋同性,这种共性的挖掘是通过不同文学之间的交流、翻译及阅读模式的选择来决定的,而这种决定权又受制于话语权的大小。很明显,在世界文学理论中,源文化与主体文化之间的交流无法实现真正的对等。而在变异学理论中,文学在从源文化向主体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将跨越国别、语言、文学与文化的藩篱,在接国的主体文化和语境中被改造,最终为接受者所接纳。这一变异现象与话语权无关,只关乎源文化和主体文化,是一种平等的对话。比如,《红楼梦》在向英语世界传播的过程中,其语言、文化等都发生了变异,如“怡红公子”的“红”在英语世界变成了符合西方读者价值取向的“绿”,而“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则更换成了贴近西方读者饮食习惯的“没有面粉做不了面包”等,这种语言、文化的变异最终实现了《红楼梦》的有效传播。再如,在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其基本原理在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及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过程中发生变异,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3.历史意蕴层面从历史意蕴来讲,变异学的跨文明研究顺应了当下多元文化时代的发展趋势。随着全球化的全面加速,东西方异质文明之间的交流越来越为密切。面对交流日益频繁的两种异质文明,仅仅关注同质性的西方比较文学理论已经陷入无法比较的尴尬局面。而中国学派立足于文化交流,以不同文明交流过程中所产生的异质因子及其异质性为研究基础,“使比较文学成为异质文化间平等的、开放的和有‘交换性’的对话。”就世界文学理论来讲,尽管当下它的复兴也与全球化、多元文化时代相关,但由于它在不同文学、文化、文明之间一味地寻求一种趋同性,忽略了其中的差异性,从而导致它失去了比较文学的基本能力——比较。从这个层面来讲,世界文学在本质上并没有朝着全球化时代的多元化发展,而是简单地寻求各种文化、文明间的交集。变异学的出现则恰好弥补的世界文学的这一缺陷,在承认不同文化之间的异质性的基础上,对交流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异现象加以分析,来实现多元文化之间的开放、平等对话。
4.学科建设与发展层面从学科建设与发展来讲,“变异学是比较文学的学科整合,通过整合实现了文学跨越研究与文学性研究的有机结合,……开启了一个注重异质性和变异性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如上所言,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一样,世界文学都只注重不同文学间的同质性,忽略了其间的异质性。可比性问题是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建设始终抹不开的话题。无论是“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造成的学科发展瓶颈,还是“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导致的学科“危机说”,不可比问题都是其中一大诱导因素。因此,要想获得比较文学新的发展,必须解决不可比问题。也就是说,世界文学要想成功推动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在追求不同文化间的交集之外,还应该注重交集外的差异性。可惜的是,世界文学自身的共同价值属性注定了它不可能关注到这种差异性。也就是说,忽略异质性的世界文学注定会将比较文学学科推入一个死胡同。而变异学的出现正好弥补了这一理论缺陷,为比较文学学科体系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结语由上可以看出,在这最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比较文学理论实践中,世界文学与变异学理论各具特色,都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知度。尤其是变异学理论,虽然产生较晚,但发展势头不容小觑。
与世界文学不同,它的出现并不与其他比较文学理论相斥,而是对西方比较文学理论的一种整体性补充。然而,较为可惜的是,在当今多元文化的今天,绝大多数学者在探寻比较文学发展出路的过程中依然习惯于将目光投向西方学术界,盲从于西方的学术理论。笔者认为,作为一名比较文学学者,尤其是一名来自非西方的学者,我们不能唯西方学术论,在借鉴国外理论的同时,更应该坚持本我的立场,来思考、探索这一学科的未来之路。我们应该将自己从欧美中心主义中抽离出来,置身于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从本土建构的学科理论出发,比如曹顺庆先生提出的变异学理论,来探索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之路。而事实上,在欧美学界忙于应对新的学科危机、努力探寻比较文学的未来之路时,曹顺庆先生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已经开始建构,发展至今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在学科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变异学不仅弥补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以及世界文学忽略异质性、受控于西方中心主义等方面的不足,而且进一步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研究方向,以其为理论构架的“中国学派”开始被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所接受,被视作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或比较文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作者:周静;吴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