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和中亚丝绸之路的经营方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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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社会科学杂志》2015年第四期

明朝初建后，西域中亚丝绸之路段活跃着蒙古后裔东察合台汗国分裂形成的大小部落割据政权和中亚蒙古突厥后裔建立的帖木儿帝国，这些政权与新建立的明朝关系疏远，有的怀疑明朝，有的藐视明朝，还有的与之抗衡，希望有朝一日能重归中原。但是西域中亚是丝绸之路通过的重要地区;丝路兴，王朝兴，丝路衰，王朝衰，自从张骞开通丝绸之路以后，凡是统一的中央政权都十分重视对丝绸之路的经营，明朝也不例外。迫于丝绸之路的重要性，面对蒙元后裔控制西域中亚丝绸之路的态势，太祖成祖父子两代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积极主动与西域中亚各个部落政权和国家建立联系，尽其所能经略丝绸之路，以保证中原王朝与西域中亚丝绸之路沿线部落政权和国家贡使关系的建立和经济交往的继续，延续沿途各民族文明交流和文化发展的历史。学界有关明代丝绸之路的研究处于观念拘泥现状，认为明代闭关自守，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成效甚微。笔者撰写《通向远方的路———明清时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一书时，阅读了相关明史和中亚文献资料，深感学界认识的局限和偏颇。明袭元而建后，太祖成祖两代苦心经略丝绸之路，并取得良好成效，恢复了丝绸之路西域中段经济、文化交流，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其功劳理应受到重视。本文就明太祖成祖经略丝绸之路采取的一系列策略，明前期西域中亚丝绸之路局势以及这一时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特殊性进行研究，以补充学界认识之不足。

一、建立丝绸之路河西走廊西段防御体系，防范北方蒙古和西域蒙古后裔部落政权南下东进，保证了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的畅通

明朝建立后，天山南北、伊犁河谷的大大小小割据政权互不统属，各自为王，明朝称其“地大者称国，小者止称地面”［1］。他们或者结盟，或者互相攻讦。在宗教信仰方面，已经完成了伊斯兰教化的过程，继续着文化的再生和重组。而蒙古西部一些地方到新疆北部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一带被蒙古瓦剌人占据，他们时刻觊觎天山南北和中亚丝绸之路，图谋南下控制该地。西域中亚丝绸之路段民族和宗教关系发生着深刻的变革。面对蒙古部族在明朝北部、西部的强大压力，丝绸之路河西走廊西端成为明朝防范西北蒙古势力的战略要地，为加强该地防守，明太祖仿照汉武帝治理策略，在丝绸之路河西走廊西部和北部建立边界防线，北阻蒙古，南捍诸番。经过太祖成祖父子两代，基本完成该地军事部署。北方设沿边九镇，西北设关西诸卫。沿边九镇最西端甘肃镇承担护卫丝绸之路，防范河西走廊北部西域蒙古南下和东进的战略任务。《明史?兵志?边防》云:“终明之世，边防甚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地守御。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关西诸卫承担防守西域中亚蒙古和青海蒙古的任务。关西诸卫在丝绸之路河西走廊西端与西域接壤沿边地带，即从漠西蒙古到瓜州再到柴达木盆地边缘沿线。当时这里住牧着大大小小的内附蒙古、回回、撒里畏兀儿、畏兀儿人、哈剌灰等部族，明太祖成祖根据情势，因俗施治，封官安置部族首领，让他们分别担任卫、所指挥，这样在此地段形成了由内附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组成的人力长城。这道人力长城，是防卫西域乃至中亚蒙古势力东进的一道天然屏障。正如《明史?西域传》记载，诸卫可以“内附肃州，外捍达贼”。关西诸卫的设置既保证了内附少数民族的生存困境，也避免了西域蒙古后裔地方政权的东扩以及漠西蒙古族和南部吐蕃以及其他民族联为一体，对明朝形成威胁的可能性，减轻了河西走廊西端丝绸之路的边防压力。正如明正德四年(1509年)兵部所言:“西戎强悍，汉、唐以来不能制。我朝建哈密、赤斤、罕东诸卫，授官赐敕，犬牙相制，不惟断匈奴右臂，亦以壮西土藩篱。”［2］如《明史》所言，使西番、北蒙两不相通，边疆永无虞，国家固如磐石。北方沿边九镇之一的甘肃镇，防卫体系和关西诸卫防卫体系相连接，有效防范了青藏高原北部腹地蒙古、吐蕃以及北方漠西蒙古和西域、中亚蒙古后裔割据政权的北上、南下和东进，保证了丝绸之路河西走廊段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畅通。这条防卫体系的建立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策略，仅仅是军事上的防卫，并没有隔断明王朝与西域中亚以及河西走廊各民族与西域中亚的交往，相反使丝绸之路上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得到安全保障。大批西域中亚商人通过玉门关到河西走廊和中原贸易，有的居留在河西走廊沿线，人数增加，开始形成新的民族，即穆斯林民族共同体。

二、安抚哈密地方政权，确保丝绸之路西域门户敞开

丝绸之路出玉门关，哈密是沿线第一个人口集中、商贸发达的重镇。明朝定鼎中原后，这里是东察合台汗王后裔兀纳失里建立的政权，其扼守丝绸之路要冲，控制西域和明朝交往的咽喉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时，哈密作为蒙古后裔建立的地方政权，对明朝的态度是藐视且抵触。哈密王借地理优势，时常骚扰明朝边镇和周边地方政权，成为明朝与西域中亚之间通商通使的一大障碍。通西域，必须解决哈密问题。面对哈密的骚扰和在商道上的劫掠行径，明太祖曾两次用兵哈密，通过武力使哈密臣服。之后，又安抚有加，封王赐官，使哈密成为明朝的附庸。

洪武十三年(1380年)，太祖第一次用兵哈密，派遣“都督濮英练兵西凉，请出师略地，开哈梅里之路以通商旅。太祖赐玺书曰‘略地之请，听尔便宜，然将以谋为本，尔慎毋忽’。英遂进兵。兀纳失里惧，遣使纳款。明年五月遣回回阿老丁来朝贡马。诏赐文绮，遣往畏吾儿之地，招谕诸番”。这是明朝首次用兵哈密。此次用兵，兀纳失里表示臣服，但这种臣服是一种表面行为，实际上仍数次打劫往来商队，甚至扣押西域各部向明王朝朝贡的使团，继续威胁丝绸之路的商路安全。随着明朝军事势力的增强和中原北部的安定。洪武二十三年(1391年)四月，明太祖令凉州卫指挥使宋晟与陕甘都督刘真合兵，第二次出兵哈密，兀纳失里出逃。之后不久兀纳失里返回愿意臣服明朝。继续承袭肃王封号，镇守哈密。明朝和哈密关系的稳定，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安全，从此哈密担负起过往商旅和贡使接待事宜。《明实录》记载“每岁各处回回进贡者至此，必会少憩，以馆款之。或遏番寇劫掠，则人马可以接护”。之后，西域诸夷者凡三十八国通过哈密到达京城，贡使与商贸往来络绎不绝。太祖收服哈密与其用兵北方蒙古取得胜利有关。洪武二十年(1388年)正月，太祖任冯胜为征虏大将军，颍国公傅友德、永昌侯蓝玉为左右副将军，率兵二十万远征辽东，大获全胜，俘获降众二十万人，另获马驼牛羊十五万余，所谓“牛羊马驼辎重互百余里”。此次远征规模显示了明朝兵威之盛已远播漠北，沉重打击了北部蒙元残余势力。明朝定鼎中原后势力威震域内外，令周边四邻刮目相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洪武二十三年(1391年)四月，明朝在凉州备兵，征讨哈密，将哈密问题彻底解决。明朝用兵辽东，再次征讨哈密的军事行动使西域中亚蒙古后裔部族及其他部族彻底转变了对明朝的态度，一改过去轻慢不服为主动承认明朝中央政权，有的纷纷归附，有的愿意通商通使朝贡，通往西域中亚的丝绸之路门户彻底被打开了。

到成祖时期，哈密形势发生变化，内部权力争斗，外部北边瓦剌和西边吐鲁番等干涉内务，使哈密左右为难，腹背受敌。永乐元年(1403年)，兀纳失里去世，弟安克帖木儿继位，此时明朝国力强盛，安克帖木儿已经不敢与明朝对抗，西边吐鲁番东扩造成的压力，迫使安克帖木儿越来越愿意内附明朝。明成祖册封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永乐三年(1405年)，安克帖木儿去世，侄子脱脱继王位，脱脱自幼在中原长大，在哈密地位并不稳固，遭其祖母驱逐。面对此情形，成祖着手解决哈密乱局。成祖利用哈密政权内部亲明势力，一举收服哈密。永乐四年(1406年)三月，设立哈密卫。脱脱仍继王位，并封其部落头目为指挥使等职，派遣明朝汉官辅佐。哈密卫的设置，稳固了明朝通向西域中亚的通道，之后哈密卫在明朝护卫下，发挥丝绸之路咽喉作用，为来往贡使和商贾提供休憩和护卫之职责。

三、积极主动派遣使者，与丝绸之路天山北麓别失八里政权建立友好关系

沿哈密西行，占据丝绸之路天山北麓地带影响较大的政权是别失八里。“别失八里，西域大国也。南接于阗，北连瓦剌，西抵撒马儿罕，东抵火州，东南距嘉峪关三千七百里。或曰焉耆，或曰龟兹。元世祖时设宣慰司，寻改为元帅府，其后以诸王镇之。”［4］别失八里是元朝察合台后裔分裂形成的地方政权，即东察合台政权的一部分。明初占据着丝绸之路天山北麓到伊犁河谷一带，这是丝绸之路要冲之地，此时的别失八里处于民族宗教变革时期。早在洪武三年(1370年)六月，太祖曾遣使持诏谕云南、八番、西域、西洋、爪哇、蒙兀儿等地:“朕悯生民之涂炭，兴举义兵，攘除乱略，天下兵民尊朕居皇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前年克取元都，四方以次平定。其占城、安南、高丽诸国，俱已朝贡。今年遣将巡行北边，始知元君已殁，获其孙买的里八剌，封为崇礼侯。朕仿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外人民成乐其所。又虑汝等僻在远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谕，成使闻知。”诏谕颁布后，西域地方政权除撒里畏兀儿、安定王避坎遣使朝贡之外，其他大小政权均无遣使来朝者。通丝路，就得与别失八里建立联系。与其建立联系意义重大，一是扩大明朝在西域的影响，二是打通丝绸之路天山北麓通道。太祖采取派遣使者主动通好的策略，与别失八里建立联系。洪武二十四年(1392年)，哈密问题解决后，太祖迅速派蒙古贵族后裔宽彻赴西域，诏谕西域诸部，阐述明朝立场，意欲建立通使关系。宽彻到西域后，被别失八里国王黑的儿火者拘留，并以此要挟，提出人质交换条件。

所谓人质事件指的是在洪武初年，寄居甘肃、陕西丝绸之路沿线的西域中亚商人，被明朝充当使臣派遣出使西域诸国，为了牵制这些人，其家属仍留甘州、凉州等地。还有一些在边境劫掠，被明朝边将俘获的别失八里人。这部分人口集中分布在河西走廊甘州和凉州，坊间盛传其有间谍行为，明太祖将其徙居扬州，远离商道。这些人徙居扬州后，伺机返回。此后太祖诏谕甘肃都督宋晟等:凡西番回回来互市者，止于甘州、肃州城外三十里，不许入城。朝贡使臣不受限制。别失八里王要求明朝释放的人质正是这部分人。经过宽彻等人的谈判，双双交换人质，宽彻等人回到明朝。通过人质交换一事，明朝和别失八里初步建立联系。之后，宽彻利用自身蒙古贵族后裔身份又赴西域游说，宣传明朝外交政策，取得了别失八里的了解和信任，表示愿与明朝通使通商，建立友好往来。其他一些小部落政权也纷纷表示愿意与明朝建立贡使关系。和别失八里关系的建立，意味着明朝在丝绸之路天山北麓影响的扩大，也意味着明朝中央政权得到西域多数地方割据政权的承认，之后一些小的地方割据政权相继与明朝建立了联系。

明朝对西域中亚地方政权的怀柔策略，还体现在其优礼伊斯兰教方面。明朝建立之际，正值伊斯兰教向西域兴盛传播时期，丝绸之路西域中亚段各民族文化交流的特点是伊斯兰教迅速传播，西域中亚蒙古贵族和其他信仰佛教的民族经历了伊斯兰教化的过程。受伊斯兰教传播影响，也鉴于与西域中亚等地关系的建立，明太祖尊重西域中亚各个部族的伊斯兰教化，礼遇伊斯兰教。早在洪武元年(1368年)，在明朝机构设置中，改太史院为司天监，其内部特别设置回回司天监，专门负责回回事宜。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征召元朝回回历官郑阿里等十一人至南京，了解伊斯兰教历法，并封官赐予财物。此后郑阿里等专门负责回回司天监事务。明成祖永乐五年(1407年)，专设四夷馆翻译少数民族语言，“四夷馆在东华门外，南向。设太常寺少卿提督之，听于翰林院。所隶凡八馆:曰西天，曰鞑靼，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缅甸，曰百裔”［6］。八馆以西域中亚少数民族语言为多，显示出明朝重视与西域中亚的关系以及西域中亚对明朝的影响。这也是明朝在宗教方面孤立信仰藏传佛教蒙古族的策略。明成祖时期国力强盛，成祖认识到丝绸之路天山北麓地理通道的重要性，十分重视与别失八里的关系，继续太祖时期与别失八里的友好交往，贡使和商贸不绝于路，交往更加频繁。清代学者引用前朝记载时感慨道:“洪武中，太祖欲通西域，屡遣使诏谕，而遐方君长未有至者。”“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

四、与中亚帖木儿帝国建立联系，促进丝绸之路中亚贡使商贸发展

太祖成祖镇服哈密，怀柔别失八里的策略基本解决了丝绸之路西域段问题，继续向西，到额尔齐斯河以南偏西便进入中亚地区，这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区域，也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中心区域之一。当时出伊犁河谷之后进入中亚的丝绸之路段由有蒙古和突厥血缘的西察合台汗国帖木儿掌控。洪武三年(1370年)，帖木儿经过三十年征战，战胜周围部族建立占据中亚要害位置河中地带的帖木儿帝国，帖木儿帝国疆域辽阔，堪与明朝抗衡，是蒙古帝国灭亡后在西域中亚活动的蒙古后裔所建立的最大的政权。帖木儿帝国晚明朝两年建立，从洪武元年明太祖发往各地的诏谕没有提及帖木儿帝国可知，帖木儿尚没有立国。帖木儿路途遥远，双方建立联系比较晚，彼此关系以帖木儿率先示好开始。洪武二十年(1360年)，帖木儿第一次派遣使者赴明朝，“二十年九月，帖木儿首遣回回满剌哈非思等来朝，贡马十五，驼二。诏宴其使，赐白金十有八锭。自是频岁贡马驼”。洪武二十五年(1365年)，帖木儿第二次派遣使者到明朝，“兼贡绒六匹，青梭幅九匹，红绿撒哈剌各二匹及镔铁刀剑、甲胄诸物。而其国中回回又自驱马抵凉州互市。帝不许，令赴京鬻之”。帖木儿主动与明朝建立关系，影响中亚西域其他政权效仿，纷纷派遣使者和商贸团体到明朝贸易，以至于人数多到明朝不得不采取限制措施。他们集聚肃州，等候通关牒文，有时候明朝不得不采取遣散办法，遣散不少商人回去，其中一次遣散“归撒马儿罕者千二百余人”。洪武二十七年(1367年)八月，帖木儿第三次派遣使者到明朝，贡马二百，并呈表一封，表文极尽恭维之词。“恭惟大明大皇帝受天明命，统一四海，仁德洪布，恩养庶类，万国欣仰。

咸知上天欲平治天下，特命皇帝出膺运数，为亿兆之主。光明广大，昭若天镜，无有远近，咸照临之。臣帖木儿僻在万里之外，恭闻圣德宽大，超越万古。自古所无之福，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国，皇帝皆服之。远方绝域，昏昧之地，皆清明之……今又特蒙施恩远国，凡商贾之来中国者，使观览都邑、城池，富贵雄壮，如出昏暗之中，忽睹天日，何幸如之!又承敕书恩抚劳问，使站驿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钦仰圣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豁然光明。臣国中部落，闻兹德音，欢舞感戴。臣无以报恩，惟仰天祝颂圣寿福禄，如天地永永无极。”［11］表文表现出帖木儿对明朝的首肯和敬仰，表示愿意与明朝建立友好往来的贡使商贸关系。帖木儿表文令朱元璋深受感动，赞赏其文采。之后，“其贡马，一岁再至，以千计，并赐宝钞尚之”。鉴于帖木儿几次派遣使者，主动示好，太祖对遥远的帖木儿心怀疑虑，于是在帖木儿第三次派使者赴明朝后，太祖派遣使者傅安出使中亚，探究虚实，这是明朝建立后第一次派遣使者赴中亚出访。傅安到达中亚后，帖木儿扣押傅安一行。太祖对帖木儿的疑虑是正确的，其遣使明朝并没有建立传统贡使关系之意，扣押傅安等人就是明证。遣使友好是假，蓄谋东向取代明朝是真。果然到永乐三年(1405年)，帖木儿率兵二十万，东侵明朝，不幸的是病死途中，只得罢兵。此次东进失败，帖木儿帝国元气大伤，帝国与明朝的关系彻底改善。帖木儿去世后，内部权力争斗激烈，帝国割据分裂。明成祖抓住机遇，主动派遣专使携带文书、文绮、彩币前往帖木儿，但处于权力纷争时期的帖木儿帝国并没有对明朝表示友好。直到帖木儿第四子沙哈鲁掌控帖木儿帝国后，将撒马尔罕分赐其子兀鲁伯，其将政治中心迁往哈烈(驻哈烈，今阿富汗西北部之赫拉特)。沙哈鲁主动与明朝修好，派遣使者送傅安一行返回。之后帖木儿后裔分裂政权最有影响的哈烈(正统继任者)和明朝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贡使友好关系。

帖木儿帝国与明帝国版图相差无几，两个政权之间的交往是平等的，对明朝而言，为保证丝绸之路西域中亚通道畅通是其交往的目的;对帖木儿而言，初期与明朝交往有恢复蒙元统治，重振往日雄风的梦想。最初帖木儿恭维明太祖，主动遣使，一是了解明帝国虚实，二是基于通商考虑。到成祖时期，帖木儿东扩失败后，帖木儿分裂割据，其子在哈烈建立的政权才与明朝建立起了真正意义上的通使商贸关系。此时成祖一方面与哈烈积极建立频繁的商贸关系，一方面派遣使者到中亚出访。此后明朝和帖木儿关系一直比较稳定。在与中亚帖木儿关系稳定后，双方的商贸也得到发展。成祖时期，中亚商人对到明朝做生意梦寐以求，所谓“盖番人善贾，贪中华互市，既入境，则一切饮食、道途之资，皆取之有司。虽定五年一贡，迄不肯遵，天朝亦莫能难也”［13］。凡来华经商的西域中亚商人，一经进入明朝管辖区域，沿途各个驿站便提供食宿，对这些商人而言，到明朝做生意真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明朝通商方面的优惠政策吸引了中亚商人，帖木儿商人接踵而至，成为中亚各个邦国中来明朝人数最多的国家。从洪武到万历时期，帖木儿和明朝双方通商贸易没有中断过，据《明实录》等书记载:自洪武年间至万历九年(1581年)，帖木儿派来的朝贡使团多达五十余次，明朝从洪武至天顺年间至少有十一次正式遣使帖木儿。帖木儿的使者每次入京，都采购大批丝织品。从帖木儿输入中国的商品，有马、狮子、鹦鹉、玉石等。就明朝而言，除了马之外，其他物品并无多少经济效益，对此明朝负责接待的官员略有不满。成祖认为，两国之间的交往，并不仅仅为了物质利益，应该从政治利益考虑。明成祖愿意与中亚等建立没有经济利益或者经济收益甚微的国家政治关系，是一种深谋远虑的政治策略［14］。太祖成祖两代为了表示对帖木儿帝国的重视，特令河西走廊一带的地方官员将帖木儿帝国使节护送到京城，对流落在河西地区的中亚商人，凡愿回国的，资助其路费并负责护送回国。明朝还发展到帖木儿帝国的驿站。从中原到中亚，沿途“使站驿相通，道路无壅，远国之人，咸得其济”［15］。

五、派遣使者傅安、陈诚出访西域中亚，延续西域中亚文化交流传统

继承历史传统，向丝绸之路西域中亚段沿线地方政权和国家派遣使者，建立贡使关系，是太祖成祖两代经略丝绸之路的又一项举措。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太祖派傅安、郭骥等携带信函珍宝，率领一千五百人的使团前往中亚帖木儿，这是明太祖第一次向中亚派出使者。傅安(?—1429)，字志道，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明初历任四夷馆通事等职。四夷馆是明朝中央政府专事翻译边疆民族和邻国语言文字的机构，鸿胪寺是负责外交礼仪的部门，傅安在这两处任职多年，知晓外族语言和风俗习惯，这是其出使西域中亚的有利条件。傅安一行由肃州出玉门关，经哈密、吐鲁番、别失八里(今伊宁市)，穿伊犁河谷到达撒马儿罕。此时，中亚帖木儿西征初胜，力威气盛，对明朝“骄倨不顺命”，利诱傅安一行投降。为了笼络傅安一行，派臣下带领傅安一行巡视帖木儿帝国，先后到达今天伊朗的大不里士、伊斯法罕以及阿富汗的赫拉特，炫耀帝国功绩。远道而来的明朝使团面对帖木儿的诱降，表现出高度的民族气节。心怀异志的帖木儿将傅安一行扣留下来。永乐三年(1405年)帖木儿去世后，永乐五年(1407年)六月，帖木儿新王沙哈鲁派遣使者虎歹达等送傅安回国，此时傅安出使中亚离开故乡已经十三年了。明代陈继儒《见闻录》云:“初安之使西域也，方壮龄，比归，须眉尽白，同行御史姚臣、太监刘惟俱物故，官军千五百人，而生还者十有七人而已。”傅安返明后，向明成祖汇报了赴帖木儿帝国及西域中亚所见所闻。永乐六年(1408年)四月到永乐七年(1409年)六月，傅安征尘未洗，再次奉命护送前来通贡使者返回，出使西域中亚，并颁赐沿途其他诸国。及至返回时，“撒马儿罕、哈烈、火州诸国随安等入朝，贡西马五百五十匹”。此后西域地方政权和中亚诸国“……或比年，或间一岁，或三岁，辄入贡”。以后傅安又在永乐九年十二月至永乐十一年十一月、永乐十二年十月、永乐十四年三月出使西域和中亚。傅安先后六次出使西域中亚地区，足迹遍布西域中亚各地。傅安的出使，促进了明朝与西域中亚各民族的互相了解和信任，为丝绸之路商路畅通作出了积极贡献。由于史料记载缺失，不知何故，傅安最后一次出使西域中亚又滞留九年，直到洪熙元年(1425年)七月才返回。傅安出使三十年后，明左春坊大学士曾荣为傅安汇编的《西游胜览》序中谈及傅安出使之壮举:“洪武中，西域撒马儿罕遣使进贡马驼骡衣甲之属，礼意甚恭，既而西北诸巷往往倾向中国，欲尽事大之诚而弗可得。盖当其时，太祖皇帝方大施恩信以怀远人。使其知所感慕，乃遗礼利给事中傅安往使其固，以通道，且修报施之礼焉。”从中可以看出，太祖成祖在处理与中亚关系方面基本奉行历代中原王朝远怀近柔的政治理念，以此扩大影响。明太祖在派遣傅安出使西域中亚的同时，又派遣陈诚出使西域中亚。陈诚(1365—1457)，江西临川人。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因撒里畏兀儿事急，番邦酋长请求明出使洽谈，太祖在儒臣中选拔能文能武者，出使西域，左右大臣力荐陈诚。陈诚欣然从命，于三月二十四日率使团持节远行。陈诚一到西域，安抚各番，化解各番邦纠纷，重新设置安定、阿端、曲先三卫。此后明朝对各卫正式实施管辖权。明成祖继位后，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派遣陈诚与中宫李达等与哈烈和撒马儿罕使者一同回访答谢并处理朝廷与西域中亚诸国相关事宜，并送玺书、文绮、彩币、布吊、瓷器、茶叶，以示安抚亲善之意。他们于八月初一从北京出发，首站哈密，依次出访鲁陈城、火州、盐泽城、崖儿城、吐鲁番、于阗、别失八里、养夷、渴石、卜花儿、达什干、赛兰城、沙鲁海牙、迭失迷城、撒马儿罕，终站哈烈，共十七国。历时三载，行程三万里。永乐十三年(1415年)冬返回北京。陈诚将沿途所见记录下来，撰写成《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前者为西使的日程记录，后者记载所历各地山川地貌、风俗人情，进呈成祖。陈诚《西域行程记》详细记载出使路线，为以后东西交通发展，积累了经验。之后，哈烈、撒马儿罕、别失八里、失剌思、俺的干、俺都淮、吐鲁番、火州、柳城和哈实哈儿等西域地方政权和中亚国家，遣使朝贡和派庞大的经贸代表团到明朝，最多的时候，哈烈、撒马儿罕、别失八里等国的使团多达三百人。永乐十四年(1416年)四月陈诚一行又出使西域中亚，十六年(1418年)四月返北京。永乐十六年十月，明成祖又派陈诚和中官郭敬出使西域中亚，陈诚又一次抵撒马儿罕、哈烈，十八年十一月返北京。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四月，成祖再次派陈诚出使西域中亚诸国。五月，使团将出塞，九月成祖病逝。仁宗即皇帝位，他不务远略，召西域使臣还京。陈诚等于十一月回到北京，此次出使中途而废。陈诚自洪武二十九年至永乐二十二年，在前后二十九年的外交活动中，先后五次往返西域中亚诸国，遍历诸国，宣传明朝对外政策，与所到之处建立了友好关系。在永乐年间，撒马儿罕和哈烈赴明朝使团有二十二个，中亚其他城镇使团有三十三个，西域哈密等地有使团四十四个。从明太祖到成祖时期，派遣傅安、陈诚出使西域中亚，对加强明朝与西域中亚的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促进丝绸之路畅通，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傅安、陈诚等使者奔波往来于西域古道沙海绿洲，历时近三十年，为睦邻友好，沟通文化，发展贸易，巩固边疆，作出了巨大贡献。

六、结语

从明太祖成祖经略丝绸之路的一系列措施可以看出，明朝建立后深知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十分重视对丝绸之路的经略，但是由于蒙古后裔政权继续活跃在西域中亚丝绸之路沿线，其经略丝绸之路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障碍。明朝西域中亚历史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丝绸之路局势与汉唐大为不同，一是这一时期人口密度和民族成分较之汉唐时期更复杂更多元，文化形态也更丰富，这里不仅有佛教文化，还有伊斯兰教文化，使明代经略此地困难重重。二是明朝与蒙元的特殊关系，使明朝不得不加强对蒙古的防御，面对蒙元后裔继续活动的丝绸之路，明朝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要防范蒙古部族政权的兴起，另一方面要加强和西域中亚的联系。明朝试图利用受伊斯兰教教化的突厥人和蒙古部族势力遏制北方和新疆北疆蒙古瓦剌等部，扶持在丝绸之路上传播正酣的伊斯兰教势力，积极与西域中亚各地方政权建立联系，牵制蒙古部族势力的复兴。在北部草原丝绸之路，明朝采取严密防守办法，设关置隘，重兵把守。这些策略客观上加强了与西域中亚丝绸之路沿线政权和国家的关系，有利于伊斯兰教的传播，促进了我国穆斯林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这是明朝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特点。按照明代面临局势来看，太祖成祖经略丝绸之路还是比较成功的，保证了和西域中亚的友好交往和商贸流通，遏制了蒙古瓦剌部落南下，防范了他们在这一地区的兴起，维护了国家安定。明太祖成祖父子两代深谋远略探索与西域中亚的交往，其谋略丝毫不逊于汉武帝和唐太宗，只是其面临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非个人力量能够轻易改变，学术界应对此给予公正评价。

作者：邓慧君 单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政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