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本图录在藏书题跋整理的作用范文

本站小编为你精心准备了古籍版本图录在藏书题跋整理的作用参考范文，愿这些范文能点燃您思维的火花，激发您的写作灵感。欢迎深入阅读并收藏。

摘要：清代以来的名家藏书题跋一直都是版本目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和依据，但是早期的藏书题跋在整理的过程中多有谬误，后人由于种种限制不能得见原跋，这些谬误又被后来的研究者所承袭，以讹传讹。论文通过《善本真迹》对诸家著述所辑录杨守敬题跋的正误，来说明古籍版本图录在藏书题跋整理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杨守敬；《适园藏书志》；藏书题跋；古籍版本图录

《“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以下称《善本题跋真迹》）一书将馆藏善本的名人题跋加以影印出版，包含有杨守敬题跋真迹21则。通过对这些善本题跋真迹的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其中部分题跋在内容上与已出版的杨氏题跋有异，有些题跋则至今没有被专门整理收录。另外，《善本题跋真迹》中的一些钤印对于现今杨氏观海堂藏书流传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提示作用。这些说明了古籍版本图录除了提供一般意义上的版本图像信息外，其中的题跋真迹还对藏书题跋的整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杨守敬题跋的辑录情况

杨守敬（1839-1915），湖北宜都人，号星悟，曾到日本访书，为清末著名的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著有《日本访书志》《留真谱》等书。杨守敬将部分藏书中的题跋加以整理而编成《日本访书志》一书，当时杨氏已年老力衰，生前再未整理剩余的题跋。而其藏书的流散亦较为复杂，杨氏自日本访书回国后便开始出售自己的藏书，其余所藏在其去世之后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收购，分拨给松坡图书馆和北平故宫博物院，后来大部分的杨氏藏书被南迁台北。目前为止，包含杨守敬题跋或是以其题跋为专题出版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种。（1）《适园藏书志》，1916年出版，其中辑录了大部分由张钧衡购得杨氏藏书中的题跋[1]。（2）《日本访书志补》，1930年出版，王重民先生根据当时故宫博物院所藏杨氏遗书及所见其他书志（主要参考《适园藏书志》）辑录而成[2]。（3）《“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1982年出版，影印了众多的馆藏名家善本题跋书影，其中包含杨氏题跋21则[3]。（4）《标点善本善本题跋集录》，1992年出版，对此前《善本题跋真迹》所影印的善本题跋加以释文和标点，其中包含杨氏题跋[4]。（5）《杨守敬集》第8册，1997年出版，在标点整理《日本访书志》《日本访书志补》的同时，又从《日本访书志》的稿本、《晦明轩稿》《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录》中辑录而成《日本访书志续补》[5]。以上5部著作中，《标点善本善本题跋集录》虽然较为全面标点整理了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的杨守敬善本题跋，但没有对其中的钤印加以著录和研究，也没有将这些跋文和《日本访书志》以及此前的《适园藏书志》《日本访书志补》进行比对，因此未能进一步挖掘出这些善本题跋的价值；《杨守敬集》较为充分地利用了以往大陆所存的相关材料，但未收录和整理台湾地区所存的杨氏跋文，因此未能发现所利用材料中存在的问题。总之，目前两岸对杨守敬题跋真迹的整理存在不全面和未分析两个问题，下文即以台北所藏杨氏跋文为例，针对这两个问题展开。

2诸本辑录杨守敬题跋正误

2.1《适园藏书志》辑录杨跋正误台北所藏杨守敬善本题跋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来自民初时北洋政府从杨氏后人手中收购的杨氏遗书，还有一部分来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从沦陷区私人藏书家处购得。台北所藏杨氏善本题跋本尤以第二条途径居多，且多来自张钧衡的适园藏书，这些书籍多是杨守敬生前转让给张氏的，也有张氏从他人手中购得的杨氏藏书。《适园藏书志》中收录了张钧衡所藏大部分杨氏遗书的跋文，因该目录对所收藏书中先辈时贤的题跋加以辑录，以达到“使人见目如见此书”[1]的效果，所以后来王重民先生在《日本访书志补》中也直接移录了《适园藏书志》中辑录的杨氏跋文。然而笔者在阅读了台北所藏杨氏题跋的真迹后，却发现《适园藏书志》对杨跋的著录存有与原文不符的现象，由于受到藏书的限制，后来的整理者未能目验原书，这些差别从而影响了《日本访书志补》以及后来书目对这些跋文的著录。现将这些存在异同的跋文加以订正，以还杨氏跋文原貌（下文中斜体加黑处为《适园藏书志》所删去之处，杨跋中双行注文以圆括号标出）。

2.1.1《周易》六卷三册影写日本古钞本周易王弼注六卷按，《隋书•经籍志》称《周易》十卷：王弼上下《经》注六卷、韩康伯《系辞》注三卷又王弼《略例》一卷，合数为十卷也。新、旧《唐志》云王弼注七卷，则并《略例》数之也。《宋志》乃并上下《经》属之韩康伯则谬矣。日本古钞《周易》多只王弼注六卷，彼国人称为六朝之遗。此本亦六卷，每半叶九行，行十七字，五六两卷半叶八行，行十六字，每卷后记经注字数（第二、第三未记）。栏外层格节钞《正义》及《朱子本义》又《纂图互注》，其体式与森立之《访古志》所载永正间钞本一一相符。顾未见钞写年月，然其书前四卷与后二卷笔法迥不相同，其为原补配本无疑；或钞写年月原在书衣而重装时去之也。《访古志》又称此本为求古楼藏而亦无狩谷掖斋印，此则由掖斋收藏绝富，往往有未钤印者，立之盖从求古楼架上亲见而著于录也。考此文字注末亦颇多虚字，其异同亦多与山井鼎所称古本、足利本合而亦间有与宋本合者，篇中所遇“贞”字皆缺笔，《访古志》称系从北宋本钞出，似为可信。但不知其经文何以与唐石经多出入，其注文与岳本又多异。据岳氏言，校梓时甄集凡十余通互勘，岂少北宋本？而此本远岳本之处何以多不从？此相台之未满人意者。今以岳本一一校对，朱笔圈记之其异文不见于山井鼎《考》文者。……[3]2-42.1.2《古文尚书》十三卷四册影写日本古抄本旧钞本《古文尚书》十三卷，每半叶九行，行二十字，装为四册，每册首有“智福山法轮寺”印，册尾有①有以荷包印，界栏上节录孔疏（此本未摹），篇中古字、俗字甚多，与山井鼎《考文》所载古本合，而与薛季宣《古文训》又多异。按，《释文•序录》云：“《尚书》之字本为隶古，既是隶写古文则不全为古字，今宋、齐旧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盖亦无几，穿凿附会之徒务欲立异，依傍字部改变经文，疑惑后生，不可写用②。”……“惟慢游是好”注，《考文》云古本无“惟”字，此本有“惟”字（全书此类甚多，别详札记）。……“奉词伐辠”，注“词谓不敬”，各本作“恭”，此因避宋讳改，《考文》失校（此类亦多，别详札记）。……如宋椠元应《一切经音义》是也（此唯余藏宋椠有之，明南、北藏本亦无，别详札记）。……[3]32-35上文中斜体加黑文字中，“节录孔疏”一处尤为重要，杨氏原跋是说此本界栏上有节录的孔疏；而删去这几个字后则完全改变了原义，变成以“册尾有以荷包印界栏上”断句，影响较大①。2.1.3《毛诗》二十卷十册杨氏传钞日本古写本古钞本《毛诗郑笺》二十卷，……界长六寸强，幅四寸六分，每纸有层格，格内抄音义及正义（此重写，不摹层格），卷尾记四国与州宇和之庄多田长寿寺宗训书。……[3]51-542.1.4《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三十册杨氏影钞日本藏古卷子本跋文最后落款“光绪癸巳三月庚寅杨氏归于鸿宝斋”未录[3]133-1382.1.5《净土三部音义集》四卷日本钞本《适园藏书志》只著录了杨氏两条跋文中的一条，另一条跋文为：是书引《东宫切韵》，旁注云是书之作，菅丞相之父也。菅名道真，为彼国之名臣，当中国唐之中叶，惜其书不传也。此书彼国藏书家亦不知之（余从书肆得此本）。守敬再记[3]18072.2刻本《日本访书志》正误杨守敬将其藏书中的题跋加以整理而成《日本访书志》，因此最终刻成的《日本访书志》与原书题跋属于定本和稿本的关系，台北所藏的这些杨氏善本题跋中就有几则属于这种情况。通过阅读这些题跋可以发现，《日本访书志》刻本中的一些讹谬在稿本中其实并没有错，而是在转录或刊刻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2.2.1《篆隶万象名义》三十卷六册传钞日本钞本今以此书与四残卷校之，则每部所隶之字一一相合[3]265。按，此书卷三所录《玉篇》残卷为四卷，而《日本访书志》误将“四”字刻成“五”。2.2.2《黄帝内经太素》存二十三卷二十四册日本影钞古写本新、旧《唐志》始著录“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卅卷、《黄帝内经明堂类成》十三卷”[3]1143。按，《日本访书志》中此处则将《黄帝内经明堂类成》的卷数刻成十卷，脱一“三”字。2.2.3《本草衍义》二十卷五册元翻宋本又题“宣和元年月本宅镂板印造侄宣教郎知解州县丞寇约校勘”，……至政和六年草孝中方奉命校刊慎微之书，……[3]1210-1213按，《日本访书志》此处脱去“侄”字，误“微”为“徵”。

3诸本漏收杨守敬题跋补遗

上文中所引用《善本题跋真迹》中的杨氏题跋，是对业已出版的杨氏题跋的订正。另外还有一些题跋，或是因为未被《适园藏书志》收录，或是因为曾经的藏家并未刊布，未能被后来的整理者收录。这些题跋主要有：

3.1属张氏适园藏书而未被《适园藏书志》收录者

3.1.1《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存三十卷六册明修元覆宋本十行本《左传注疏》，存第一至十六，又自二十二至三十六卷。世传十行本注疏多明正德间补刊，故凡补者即多讹字。此虽残缺之本，然除序文两叶是重刊，余俱原椠，可贵也。守敬记[3]140此本钤有“独山莫氏藏书”（朱文），为莫友芝旧物，被杨守敬购得，后又归张钧衡所有，但《适园藏书志》中并未辑录杨氏跋文，故《日本访书志补》及后来书目均未收录杨氏此篇跋文。又，杨氏此篇跋文未署时间，观其笔迹已是晚年所书，且跋文内容简单，将此本定为宋刻，有故意抬高此书以得善价之嫌。

3.1.2《伤寒论》十四卷四册日本影钞本此影北宋本《伤寒论》，篇中多互见之文，以人命至重，古人不殚反覆叮咛，意至深远，《汉书•艺文志》是其前规。自金成无己作注解，将其重复者概删之，以后世遂无仲景完本。余乃于日本得此影钞，满拟归而刻之，奈真知者少，荏苒岁月，仍未遂苦心搜罗之愿。癸丑端午邻苏老人题[3]1150-1151此本钤印中有“吴兴张氏适园藏书”朱文方印、“菦圃收藏”朱文方印，曾为张钧衡藏书，但未见《适园藏书志》著录，《日本访书志补》《日本访书志续补》均未收录。

3.1.3《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三十一卷二十二册元刊本（此书余别有详考，书于宗文本后）《本草》自神农以下，吴普、陶宏景、陈藏器、李英公，代有作者，原书皆不传，以唐慎微《大观本草》为备。政和本附入寇宗奭衍义，已非唐氏原书。此为南宋刊本，元宗文书院即从此出，序后有宗文书院木记，此本无之，是其证也。且此本为初印，无一叶残缺，尤可宝也。癸丑五月邻苏老人记杨氏将此本定为宋刻，与《日本访书志》中同名解题内容不同。此书曾为张钧衡收藏，《适园藏书志》著录此本为元刊本，且谓“第杨惺吾附会为宋本，实是大德刊而裁去牌子者，惺吾之跋不足据”，故未收录杨氏原跋，《日本访书志补》《日本访书志续补》亦未收录。

3.2他处所藏者

3.2.1《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十册明覆宋本宋椠《黄帝内经素问》，廿四卷，缺北宋诸帝讳，虽未必即嘉佑初刻本而字体端雅，纸质细洁，望而知为宋椠。按，此书自元代古林书堂合并为十二卷，明赵府居敬堂本、熊宗立本、黄海本皆因之递相讹谬，不可读。其廿四卷之本明代有三刻：一为嘉靖间顾从义本，体式全与此本同而板心皆有刻工之姓名；一无名氏翻刻本，体式亦同，板心姓名则有载有不载；一为万历间周曰校刻本，则体式行款尽行改易，不复存原书面目（三书余皆有之）。此本则板心姓名全无，疑顾氏及无名氏皆从嘉佑刻本出，但经明人摹刻，轮廓虽具，意度已失。此则宋人以初刻印本上木，时代既近，手腕相同，故宛然嘉佑原本（唯板心姓名在，宋代翻刻，此等无关精要，故特去之，不足怪也。）且首尾完具，近来著录家皆未之及，知为海内希有之本，亟重装而藏之。光绪乙酉三月宜都杨守敬记[3]1137-1139此本有“真州吴氏有福读书堂藏书”白文印，为江苏仪征藏书家吴引孙①从杨氏购得[4]，《日本访书志补》《日本访书志续补》均未收录。

3.2.2《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寺大藏经目录》二卷宋刻本宋安吉州资福寺《大藏经》，全部缺六百余卷，间有抄补，亦据宋摺本，旧藏日本山城国天安寺。余在日本，有书估为言，欲求售之状，适黎星使方购佛书，即嘱余与议之，价三千元，以七百元作定金，立约期三月付书。及逾期而书不至，星使不能待，以千元购定日本翻明本。久之书至，星使以过期不受，欲索还定金，书估不肯退书，难以口舌争，星使又不欲以购书事起公牍，嘱余受之而先支薪俸以偿。余以此书宋刻，中土久无传本，明刊南北藏本兵燹后亦十不存一，况明本鲁鱼豕亥不可枚举，得此以订讹除谬，不可谓非鸿宝，乃忍痛受之。缺卷非无别本钞补，以费繁而止，且此书之可贵以宋刻故也。书至六七千卷，时至六七百年，安能保其毫无残缺？此在真知笃好者，固不必徇俗人之见以不全为恨也。光绪癸未二月宜都杨守敬记[3]1804此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访书志》《日本访书志补》《日本访书志续补》均未收录。

3.2.3《新刊妇人良方补遗大全》存十六卷三册《新刊妇人良方补遗大全》残本，存第三、四、五、六，一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一册；十九、二十、廿一、廿二、廿三、廿四，一册。行款与熊氏元刻同，惟改“新编”作“新刊”。森立之《访古志》载有明天顺八年刊本，此本或其零残之本也。日本人点校颇密，其书眉以所引书详其出处，若《外台秘要》、《圣惠方》之类，非博通医籍者不能。又所称“韩本”即朝鲜国活字本，盖日本人称朝鲜为韩国者，从“三韩”古称也。又可知小岛影写陈自明本出自朝鲜活字本也。宣统庚戌四月宜都杨守敬记[3]1195-1196此本除杨氏藏书印外，还钤有“朱师辙观”白文印、“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朱文印，《日本访书志补》中并未收录此篇跋文。

4《善本题跋真迹》收录杨跋中钤印的价值

《善本题跋真迹》不仅提供了杨跋真迹的内容，其所收录的钤印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线索，这也是古籍版本图录较依靠文字著录的版本目录的优势所在。

4.1有助于探究杨氏观海堂藏书的流传

此前的相关研究对杨氏观海堂藏书的流传有如下的认识[6]。观海堂藏书是清末杨守敬的私人收藏，被民国政府收购后分别拨予松坡图书馆与北平故宫博物院。松坡图书馆主要集中了杨氏藏书的经部、丛书及佛经，1949年归入当时的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的收藏更多地保留了杨氏藏书的精华，曾随故宫文物南迁，现主要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按照引文作者的意思，原藏松坡图书馆的杨氏遗书在归入北平图书馆后便一直留在大陆，并未随故宫文物南迁。但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新刊妇人良方补遗大全》一书的书影中却看到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朱文印；而《日本访书志补》中并未收录此篇跋文则说明当时这本书不在故宫博物院。综合这两点可知，当时确有北平图书馆所藏的杨氏遗书南下，这方藏印对于杨氏观海堂藏书流传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提示作用。

4.2揭示了清末藏书家周懋琦与杨守敬的交往

我们在《善本题跋真迹》所收杨氏题跋的书影中还发现其中一些书页上钤有清代藏书家周懋琦①的藏书印，藉此可以进一步丰富清代私家藏书中关于周氏藏书的资料。据《善本题跋真迹》，杨守敬生前转让给周懋琦的藏书有《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杨氏影钞日本藏古卷子本（杨氏题跋署1893年）、《新撰字镜》十二卷杨氏影写日本钞本（杨氏题跋署1882年）、《篆隶万象名义》三十卷传钞日本钞本（杨氏题跋署1883年）、《黄帝内经太素》存二十三卷日本影钞古写本（杨氏题跋署1883年）、《净土三部音义集》四卷日本钞本（杨氏题跋署1883年）等五部。以上古籍，除《黄帝内经太素》外，其余四部后均归张氏适园收藏。周懋琦在湖北任职时曾与刘瀚编有金石学著作《荆南萃古编》[7]（1894年），其中所用金石以杨守敬所藏为最，二人同为金石收藏家，刘瀚序言“周韩侯先生著作等身，藏书十万轴”，可见周氏好古藏书。又，检《杨守敬学术年谱》[8]，杨氏自1884年归国至1896年间为黄冈教谕，则杨、周二人交往当在此时，而杨氏在以上几部古籍中所署时间最晚为1893年，也与这一推论吻合。

5语结

通过上文从几方面对台北《善本题跋真迹》中收录杨守敬跋文的分析，我们可知，传统依靠文字著录的书目有时会因为编者的主观原因而对所辑录的序跋进行修改。如本文中提到的《适园藏书志》，虽然编者在序言中声称是对原书跋文的如实辑录，但却有不少与原跋存在差别的地方，有些改动甚至影响了作者的本意。限于当时的条件，后来的编者不能目验原跋，《日本访书志补》又再次移录了《适园藏书志》中存在偏差的杨氏跋文，客观上扩大了谬误的流传，后来的整理本便以《日本访书志补》为底本而未能核对原文真迹，缺憾犹存。在原书不易获睹的情况下，我们得以通过古籍版本图录将原跋与整理本进行核对，从而发现并补正了前人著述中的错误。这是古籍版本图录在当今善本题跋整理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成为今后善本题跋整理的重要方法。另外，题跋真迹的书影作为古籍版本图录的一种，其包含的信息要比标点释文本更为丰富客观，且获取较原书方便，对其加以充分利用将有助于相关研究的发展，是未来版本目录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工具。

作者：赵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