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原创性教育思想探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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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研究学刊杂志》2015年第五期

原创是思想产生并得以持续发展的源泉和智慧之根。“先秦是中国学术的原创期……是一个激动人心和原创辈出的时代；是中华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是中国学术史上原创最为繁复的一个时代。”①在这个时代，墨子创立了墨家学派，其原创智慧为先秦时期注入了新鲜血液，墨子成为一个学派的创始者，在滋生一个全新学派的同时，也成为了当时与儒、道、法三个学派并立的四大显学之一。本文试图深刻挖掘和剖析鲜有研讨的先秦墨家教育思想的原创特色和价值意蕴。墨子（约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名翟，居宋国（一说为鲁人），出身贫贱。战国初期杰出的教育家、躬行实践的科学家、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社会改革家。墨家即墨子创立的墨家学派，此学派中人通称为墨者。墨家总结社会实践经验，对几何学、光学、力学等都有极具价值的探索，对名与实、感觉与思维的关系做出过古代逻辑学、认识论的精要分析。墨子及其弟子们的集体智慧体现在《墨子》一书之中。所有墨者都对墨家原创性教育思想学说有所贡献。历史上，秦汉之后，墨家逐步走向衰亡，因少有继承者，几乎成为绝学。西晋鲁胜注疏《墨辩》，为复兴墨学做出过努力无果。直至清代墨学重新引起少数学者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同儒家、道家、法家研究相比较，墨家鲜有人问津，墨学研究著作屈指可数。这种状况持续至今，无大变化。

一、先秦墨家原创性教育思想理析

先秦墨家为后世奉献了辉煌灿烂的原创性教育智慧，我们本着“不求完备，但求典型”的原则，对墨家原创性教育思想进行梳理，分析其有别于其他各家，尤其是儒家的独特之处。墨子有关环境教育作用的“素丝说”，推广平民科技教育的主张，倡行的“量力所至”的量力性教育教学原则，“强说强为”、“不叩亦鸣”的主动施教原则等在教育发展史上都有独特的开创之功。

1、原创性“素丝说”作为出身于“农与工肆之人”的士，基于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广泛的社会阅历，墨子曾以素丝和染丝为喻，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人的成长发展与环境教育影响之间的关系，断言人是环境条件影响的产物，环境、教育（教育是特殊的环境）影响人，环境、教育塑造人。《墨子》书中记载子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巳，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墨子•所染》）墨子的“素丝说”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深刻地揭示了环境条件对人的决定性影响，警告人们一定要谨慎地选择成长发展的环境，即“慎染”。在墨子看来，人的本性就像一块素丝，人究竟能够成就为什么样的人关键看他过去、现在和未来已经接受、正在接受和将要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影响，就像素丝最后的颜色完全取决于它已经被投放或正在被投放和将要被投放在什么颜色的染缸里一样，染缸的颜色决定丝织品的颜色，因此必须慎其所染。墨子的“素丝说”是其教育思想、教育实践的理论依据。墨子从人性平等立场出发去阐述环境教育的决定作用，较之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人性论命题更形象深刻、更有说服力。在中国教育史上，《墨子》一书最早提出了环境对人的影响问题。与孔子的教育教学思想相比较，两人都重视教育的作用，但在如何发挥环境教育的影响作用方面，两人各有侧重。孔子重“习”，强调人的主体性主观努力；墨子重“染”，强调客观环境的外在影响。从重“习”，即强调人的主观努力的思想出发，儒家学派主张激发受教育者的学、问、思、行的兴趣，激发其积极提问，主动思考，善问慎思，儒者强调：“君子共已以待，问焉则言，不问焉则止”（《墨子•公孟》）；从重“染”，即强调环境条件影响的思想出发，墨家学派主张积极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强调教育者的主动说教——“强说人”（《墨子•公孟》）。在墨子的启发影响下，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教育家都对环境教育与人成长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比如孟子揭示了经济条件与人的品德、性格之间的关系，指出：“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将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告子上》）；《礼记•学记》中强调“相观而善之谓摩”，告诫教育者离开集体，“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但学生选择学友又必须要谨慎，因为“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荀子从性恶论的角度出发，更加注重环境对人的影响，明确地指出“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荀子•劝学》）。东汉王充更有“齐舒缓，秦慢易，楚促急，燕戆投，以庄岳言之，四国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单处，性必变易”（《论衡•率性》）的论断。上述观点确是在墨子“素丝说”基础上的阐释弘扬。

2、原创性科技教育论墨子是一位伟大的躬行实践的教育家、科学家，为坚持其“兼爱、非攻”、“尚同、尚贤”的社会理想，他游走于各个诸侯国，劝君王罢战。他“上说下教”，“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吕氏春秋•当染》），形成庞大的传播墨家学术、道义的科技教育集团。庄子曾评价墨子师徒“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庄子•天下》）。基于对科技教育作用的高度重视，墨子看到了科学技术对“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下》）的巨大作用，在中国教育史上，原创性地提出教育必须培养兼士或科技人才。墨子私学的培养目标就是培养“兼相爱，交相利”的兼士或科技人才，其中特别重视具有科技发明创造能力、具有生产能力与技术，对发展社会生产，改善民生有重要作用的实用人才。墨子原创性地指出：“古之民未知为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故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完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故民归之”（《墨子•辞过》）。由于墨子深刻地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供给民用的巨大作用，因此在教育过程中积极倡导平民科技教育，造就了一批所谓的兼士或科技人才。《墨子》一书可以说是我国古代最早进行科技教育的教科书。作为记述墨子及其后学教育教学的言行录，《墨子》中涉及了十分广泛的科技教育内容，尽管其中某些内容的记述过于简约难懂，而且没有记述实验和论证的全过程，但是这些内容确是墨子及其弟子从自己的实践和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得来的，并非空想和臆断。《墨子》中记载了物理学、数学、几何学、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墨子在自然科学中，尤其是在物理学、光学、力学、几何学、以及机器制造等方面的成就最大，有些内容已经涉及到当时科技上的先进成果。比如就物理学而言，墨子在向学生讲述运动与静止的关系时说：“动，或从也”（《墨子•经上》）；“止，以久也”（《墨子•经说上》）“止，无久之不止（《墨子•经下》）”。意思是说，世界上的任何物质都是运动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这种认识和当今哲学与物理学关于运动与静止关系的解释完全暗合。这在两千多年前是极为卓越，极为难能可贵的结论。另外，墨子根据杠杆平衡的原理向学生讲述了天平和中国称的制造原理和使用技术；向学生讲述了滑轮的发明及使用技术，对建筑中砖石受力的情况进行分析，对滑轮运物的三种运动状态做了精要的记述。向学生讲述了几何学中点、线、面的定义、“圆”等的定义。墨子关于光学的教育内容尤为丰富。他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经过反复观察与实验，对光学理论做了系统的、具有一定科学性的概括和总结，方孝博先生在《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中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墨子》《经下》和《经说下》中有关几何光学中的阴影问题、小孔成像问题与球面反射镜成像的实验结果和理论说明共八条，依次紧相连属，形成了一部相当完整的光学论文。这篇光学论文既反映了两千多年前的墨子在光学领域的巨大成就，也是墨子光学教育的教科书。墨子堪称古典科技教育的首创者。墨子重视对他的弟子进行科技知识与技能技巧的教育教学，形成了中国古代丰富的原创性科技教育思想理论和实践。在墨子之前，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和军事实践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王公贵族也进行着一些科技知识，诸如医学、数学等知识经验的积累和传递，西周的“六艺”教育中就有“书”、“数”之教。六经中更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但理论上积极倡导并最终在教育实践中努力践行科技教育的唯有墨子。墨子教育的宗旨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所要兴的“利”既包括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利益，也包括文化教育利益，对于利益主体而言，当有社会、国家的总体利益，也包括百姓的个体利益，但其重点在实现与天下劳苦大众休戚相关的民生之利，主要指从事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农民与工肆之人的利益，因此，兴利的主要途径是“教人以耕”和“强说人”，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在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劳动以及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解放劳动力，减轻人民负担，增加社会财富。由于墨子从事平民科技教育的实践活动的年代久远，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可视为推行平民科技教育的先驱。3、原创性教学论墨子原创性地提出了“量其力所能至”的教育教学原则。作为极为重要的教育教学原则，墨子所强调的“量其力所能至”的教育教学原则类似于当下所提倡的依据学生身心发展水平所进行的量力性原则。作为儒家学派的分支，墨子既继承儒家的教育思想又在此基础上立意创新。墨子继承了自孔子至子夏、至曾参等儒家强调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要求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坚持做到“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墨子•耕柱》），即通过有针对性的教育教学，把学生按照才能趋向，兴趣爱好分别培养成为“能谈辩者”、“能说书者”、“能从事者”。他将量力性原则和因材施教原则统一结合起来，在因材施教的基础上，更强调量力而行。墨子既要求学习者根据自己的已有基础、接受能力量力学习，也要求教育者要斟酌学生的不同情况量力而教，“深其深、浅其浅、益其益、尊其尊”（《墨子•大取》），即按照学生身心发展的实际水平进行教育教学，做到“深者深求”、“浅者浅求”，可能“成学”者成学，可能“成射”者成射。墨子所强调的“量力所至”就是“因其可”，就是基于每个人的可能性有针对性地施教，亦即根据学生不同的资质而施教，将学生培养成为具有不同个性特长的专门人才。墨子“‘量力所至’原则的提出和实践比西方近代‘量力性’原则的提出早2000多年。”①墨子应该是世界教育史上首创这一教育教学原则的著名古典教育家。

4、原创性积极主动施教原则墨子强调“强说”、“强为”、“不叩亦鸣”积极主动施教的教育教学原则。墨子否定了其同时代的儒者只须拱手以待，问则言，不问则止，好比钟，敲则鸣，不敲则不鸣（《墨子•公孟》）的被动施教原则，强调“强说”、“强为”、“不叩亦鸣”。他说：“若大人行淫暴于国家，进而谏，则谓之不逊，因左右而献谏，则谓之言议。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为政，将因于国家之难，譬若机之将发也然，君子知之，必以谏，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虽不扣必鸣者也。若大人举不义之异行，虽得大巧之经，可行于军旅之事，欲攻伐无罪之国，有之也君得之则必用之矣，以广辟土地，籍税伪材。出必见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两不利也。若此者，虽不扣必鸣者也。”墨子鲜明、生动地以类比的方式强调，君子必须积极主动施教，敢于担当，“不叩亦鸣”。墨子提出的“强说”、“强为”的积极主动施教原则寓意深刻，直指社会弊端。他看到“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墨子•公孟》），意思是说，如今修德求善的人太少，如果不积极主动施教，社会的公平正义得不到广泛宣传与弘扬，人们的是非观念树立不起来，社会风气就得不到改善。《墨子》书中记载：“有游于子墨子之门者，子墨子曰：‘盍学乎？’对曰：‘吾族人无学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岂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贵者，岂曰吾族人莫之欲，故不欲哉？好美欲富贵者，不视人犹强为之，夫义，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视人必强为之？”（《墨子•公孟》）墨子劝诫游学于他门下的一位弟子要努力学习，这位弟子以“吾族人无学者”为借口对学习持消极态度。墨子劝喻游学者：求学、好学与爱美、求美，欲富贵、求富贵一样，爱美之人，不会因自己的族人都不爱美而放弃自己对美的追求。向往富贵之人，不会因自己的族人都不想富贵而放弃自己对富贵的追求。更何况学习是一种弘扬正义之举，是天下之要义，因此，必须主动而为，不应有任何借口与托词。墨子这种以教人为己任的积极主动施教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所提倡的“强说”、“强为”、“不叩亦鸣”的主动施教原则在教学论史上表现出他独有的胆识、气派、风格，在古代教育实践上有开创风气之先之功。

二、先秦墨家原创性教育思想的特色及价值意蕴探寻

先秦时期思想跃动，学术多元，对此，庄子这样描述：“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天下》）。诚如庄子所言，先秦诸子都在对宇宙问题、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等进行不懈探索，寻求扭转乾坤、济世救民的良方。墨子与他所创立的墨家学派，在战国诸子百家中，被公认为可与儒家匹敌，与道家、法家比肩而立，并称为四大“显学”。他们建立了庞大的、以“农与工肆之人”为主体、具有严密的组织纪律的私学教育学术团体，形成当时与孔子儒家并列而最引人注目的两大教育学派之一。而墨家之所以能成为活跃在这一时期的显学之一，与其具有独树一帜的原创特色、价值意蕴密不可分。

1.“择务而从事”的墨家教育哲学墨子是先秦“儒家的歧出”①，深受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的影响，且充分体现重视实用的特点。胡适对墨家教育哲学的实用性特点给予高度重视，他说，“兼爱、而从事，是体，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乐、非命、节用、节葬，都是这根本观念的应用”②。“择务而从事，是体，兼爱等是用”③。墨子教育哲学是一种体用不二的完整体系。墨家实用主义教育哲学源于墨家的实用主义哲学，刘绪义的文章中指出了墨家哲学的灵魂是“择务而从事”。对于什么是“择务而从事”，他也指出，“务”就是时务，“从事”就是实践。具体来说，“择务而从事”就是因地制宜，与时俱进，讲求实效，就是应时因地而变，有针对性地展开其救世的具体主张和措施。理解墨学，必须先把墨子的各种具体主张用辩证的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简而言之，“择务而从事”是与时俱进、因地制宜的朴素表达。因此，“择务而从事”的墨家哲学灵魂显示出了墨家与儒家等学派学术性思想在前提上的差异。也正是基于此，展现了其独树一帜的特色与价值。

2.鼓励创新的学风是促生学术原创的前提墨子与孔子主张“述而不作”相异，明确主张“述而且作”。“述”“作”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关注的问题。“述”，《说文》解释为“循”，即遵循、追随之意，引申为传承、继承的意思。“作”，《说文》解释为“起”，即兴起、产生的意思；“述”与“作”反映了对于学术发展的态度和方法，表现为思维方式、治学倾向和教育方式、方法。在中国教育教学理论发展中，关于“述”、“作”的关系，主要存在以儒家为代表的“述而不作”的观点和以墨家为代表的“述而且作”的观点。当然，“述而不作”与“述而且作”“述”同“作”异，却并非绝对地独立，只不过两派各自表明其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其实，“述而不作”是孔子的自谦之词，他声称他的学术范式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作为孔子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其思维方式和治学方法，表现了孔子的学术风格。当然“述而不作”只反映了他对于历史文化持尊重客观的态度，而不能表明他对文化的创新发展无所作为。孔子诸多原创，表明他在事实上“讷于言、敏于行”，日夜劳作，收获丰硕“作”之精品。辩证地分析，孔子所传扬的“述而不作”的思维方式具有两面性，既尊重历史，又审慎地创新，更多关注既往文化积淀，较为保守地开来。它给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正所谓“述而不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言必周孔，考信六经，成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历代学子的思维定势和治学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原创精神的振作。但这种传统也有其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它保持了学术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使中华文化内涵博大精深、枝繁叶茂；孔子以春秋之笔记述历史，为后世史家把握住民族历史根脉树立了治史典范，使中华文明不断而世代相继。孔子创造性地治学和教学，酿造了中华民族自由发挥和学术的自由创新的学术风气。“述而且作”在《墨子》书中如是说：“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诛（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耕柱》）。意思是说，古代优秀的东西需要继承发展和弘扬，今天优秀的东西也需要发明创造。这样一来，优秀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墨子针对孔子“述而不作”的观点主张，提出不同意见，主张“述而且作”，更全面地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连续相继，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一致，是自有其深意的。“述而不作”与“述而且作”的思维模式和治学态度相比较，“述而不作”自有其优势所在，但“述而且作”的可取之处亦不言自明。它更注重在推进学术发展和教育理论发展中，创新科学的研究方法。述而不作也好，述而且作也罢，在学术发展、教育发展进程中，两派都需要将历史传统与现实相结合，继承与创新相结合，以这两个结合推动和推进文化教育学术理论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

3.墨家教育思想的独特性、创造性造就其原创特色思想的独特性是指一种思想学说、观点见解立意创新、卓然独立的过程或形态，也就是说原创性教育思想解决问题的视角和思路一定是“人无我有”①的；其话语方式和表达方式“成一家之言”，能自圆其说。独特性是一种思想学说区别于另一种思想学说的差异性，或同构异质，或同质异构的重要标志。创造性或称突破性，主要指“思维活动和体力活动具有创造活动的特点和倾向，或者这些活动的产品带有一定的独创性”。它是“创造活动的倾向或特征，创造力是创造性的外化，是创造性的集中体现”②。创造性或称突破性体现一种新事物的产生，就是说原创性理论可能对先前理论有承继，但它能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前进，有所超越，提出的思想对解决现实问题更富有成效，并取得了创造性的学术成果，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并带动学术的发展到达一个新的认识高度，提升到一个新的学①吴文俊《因为“原创”才辉煌》，《解放日报》，2001年2月28日（5）.②郑金洲《教育碎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6.术境界。墨家教育思想的独特性与创造性是其区别于其他学派教育思想的一种显著标志，也是其得以生存和具有一定生命价值的重要支点，彰显了墨家原创性教育思想独特的价值和独具的魅力。在战国新时代历史背景下，墨子的教育宗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均与时俱进地适应战国时代潮流所需，突破了孔子的模式，具体表现在：由于墨子的教育对象是“农与工肆之人”，且他的培养目标是“兼相爱，交相利”的“兼士”，所以墨子的教育内容除《诗》《书》《春秋》之外，更加提倡具有实用价值、与改善民生密切相关、与列国兼并且军事优先得利的科学技术的教育，这就大大突破了“六艺”教育的框架与范畴。此外，墨子尤其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特别是创造发明意识和能力，以及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墨子的主动教学原则，亦是对儒家“启发诱导”、“待问后对”、“弗问不言”的被动教学方式的变革，注重培养学生的主动性和务实精神。可以说因其“特立独行”、“因时而变”的原创，造就了墨家教育思想的独特性；因其独特，造就了墨家教育思想的原创特色。总之，墨家教育思想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和实用性主张，尤其是其彰显环境特殊作用的“素丝说”、以科学技术知识和技能技巧为主要内容的专门教育、量力性原则和积极主动的教学原则都是中国教育史上首创并先行的，也体现墨家学派与其他学派不同的原创风格、原创特色和价值意蕴。

作者：王凌皓 陈明月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