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接触和文化交融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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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整理研究学刊杂志》2015年第五期

佛经在东汉时期传入我国。原始佛经主要由梵语、巴利语以及中亚语言写就，它们多属于屈折语(inflectedlanguage)，而汉语则是典型的孤立语（isolatinglanguage)，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为了弘扬佛法，早期的西域僧人要把佛经原典翻译为汉语。东汉译经是最早出现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语言接触的产物，所以颇有研究价值。本文以传译“大乘”佛法的第一人——东汉167年来到中国的支娄迦谶（简称支谶）的8部经书作为研究语料。当两种异质文化互相碰撞时，词汇的变化往往是最灵敏的。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为新质的产生，也体现在对汉语的渗透作用上。本文就从支谶译经的造词模式入手，深入探究语言接触、文化交融和语言演变的关系。

一、早期汉译佛经的语言特点

东汉时期属于佛经翻译的初始阶段。一方面，译经语言十分贴近汉语，另一方面，它也较多保留了佛经原典的语言特色。朱庆之（2001）称之为“佛教混合汉语”（BuddhistHybridChinese）。①针对这种语言接触的产物，我们认为它具有以下特点：1.译师们由于受到母语的干扰，导致译经语言从语音、词汇以及语法上都与汉语具有明显的差异。尤其是支谶译经较多保留了梵文原本的语言特点，后世僧祐也评价其为“不存文饰”②，所以这种差异性就更加凸显。2.这种语言变体是介于母语和以汉语为目的语之间的一种过渡体，属于“中介语”③（interlanguage），也是译师们所习得的一种不完全的“第二语言”。3.即使是中介语，它也不能被全盘否定，相反，它是学习者的语言系统。这种中介语承载了他民族文化中独有的概念以及特定的思维方式。4.中介语本是一种不够规范的语言体系，但是如果它的某种特征可以为大众所接受，其实就对目的语形成了一种反作用。当这种作用逐渐强化时，就有可能内化为汉语自身的特征，进而对汉语的演变造成影响。换句话说，中介语虽然并不标准，但是它与汉语相比，只是“参数”④不同而已。二者之间的差异恰恰是语言接触最明显的体现。例如在佛经中会看到“阿惟越致”、“三藐三菩提”等音译的形式，它们无论在音节数还是造词模式上，都与汉语截然不同。但就语言接触的普遍规律而言，这种不加改造全盘接收的方式是最直接最充分的。另外，语言接触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正如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所述：语言接触是指因为社会生活的需要，不同民族、不同社群之间的语言碰撞；亦指不同语言在双语使用者大脑中的相互影响。①这就体现在汉梵双语碰撞之后产生的一种相抗衡的状态：译师们或者受汉语影响，把原有的佛经概念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或者受梵语影响，对汉语既有的语言模式进行补充和改造。归根结底，这都与“中介语”的特性有关。

二、语言借入：汉语新增造词模式

语言间的接触首先体现在词语的相互借贷（borrowing）上。这种借贷不仅包括借词，更重要的是“造词模式”的借入。“造词”是一个由无到有的动态的过程，而“造词模式”探究的是一个新词在成型之前所遵循的规律性的模式。这里涉及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采用什么样的材料去创造新词，其二是采用何种方式和手段。

2.1新兴的造词材料据我们研究，支谶译经中共有1778个双音词，刨除重复参与造词的语素，还剩1022个语素。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语素中造词仅一次的“一用语素”共有450个，而且并未出现源于汉语的新兴造词材料。③但是通过语言接触，却从梵语中“借入”了8个造词材料，它们为汉语造词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知道，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要判定一个外来成分是否变为语素，就必须看它是否在表音的同时兼具表义的功能，并且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重复使用。支谶译经中的8个造词材料都满足这两个条件，它们分别为佛、梵、魔、刹、禅、钵、劫、僧。虽然数量不多，但平均造词数也在4个以上，可见具有较强的能产性。探究这些新兴的造词材料我们会发现，它们基本遵循同样的演化过程：首先它们都源于多音节的音译词，例如钵源于“钵多罗”（patra）。这种纯音译的形式并不便于记忆，而且它们也偏离了汉语双音节为主的基本模式。所以为了宣扬佛法，译师们有必要把它们改造得更贴近于汉语，这便是演化的第二步——缩略。缩略也并非无据可依，它往往要从多音节中提取最具有代表性的音节。通过观察，这八个新兴成分无一例外都节缩自第一个音节。在确立了单音形式之后，原词的含义便由其来承担。苏新春曾说过，外来词语素化的条件之一便是“重复构词或重复单独充当句子成分”。④我们以支谶译经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佛”为例，它参与造词15次，而在支谶译经1022个语素中构词数量为10以上的语素仅有34个，可见“佛”的使用频率颇高。不仅如此，它在造词过程中也因循了某种规律：在这15个新词中，“佛”有14例都是处于词语的前位，如：佛国、佛经等，处于后位的仅有一例“化佛”。处于前位的14个词全都属于“偏正式”，它们由于同一材料（佛）的共同意义而彼此相互关联，最终形成了一个词义的聚合。董秀芳把“偏正式”的强势语义模式概括为：“提示特征+事物类”⑤，如“佛”本指一切觉行圆满者，推而广之，也可以泛指“为了圆满而修习的相关法义”。而“国、经”等本是汉语中固有的“事物类”，如果前加“佛”这个提示特征，便可以指称与其相关的一系列事物。这种构造过程十分简单，它比较类似于“类推”机制，在现有词语的基础上，利用相同的规律推导出新词。因而，这个过程只需要仿造初始词语，替换掉后位表示“事物类”的语素即可，这也就形成了一个由“佛”和替换语素形成的“词语模”⑥（佛+X）。与佛类似的还有魔、梵、僧。其中“僧”在支谶译经中出现了一例后位构词“众僧”。但“僧”本译作“和或众”，可见该词更倾向于联合式，所以后位也并非是“僧”的强势位置。再看“钵”、“刹”、“禅”、“劫”，它们分别指“比丘之饭器”、“国土”、“静虑”以及“极漫长的时间”。与“佛、魔、梵”相比，它们的名词义非常明确具体，所以更倾向于“事物类”。因为描写和限制功能比较弱，所以往往用于词语的后位。（除了偏正式以外，动宾式的后位也倾向于“事物类”）值得一提的是，“刹土”、“禅定”、“劫数”三词中，虽然它们出现于词语前位，但三个词均属于同义联合。换句话说，它们出现于前位仅是一种习惯，如果改成“土刹、定禅”等，表义也并无区别。这八个新兴佛经语素的造词情况如下图。

2.2新兴的造词方式东汉时期是汉语由单音节向双音节过渡的重要时期，此时各种构词方法已经基本完善。如果采用汉语中原有的语素，利用构词法（如联合式、偏正式等）合成新词，这虽然也属于“造词”，但并不能明显地体现“语言接触”的特点，因而这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中土文献中较少出现的造词方式。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首先就涌入了大量的“音译词”。音译，顾名思义，保留源语的语音和语义，所以它无法用任何构词法来限定，属于“零内部形式”。这类词的创制非常简单，因为它无需考虑汉语中既有的规则，只需要采取记音汉字对译梵语的音即可。据我们研究，支谶译经中的音译词共计248个，其中95%以上都来自于佛经。这些音译词代表的多是佛经中特有的概念，但由于在汉文化中难以找到对应的词来翻译，所以便采取直接记音的方式，最大程度保留了佛经的原貌。可以说，这是一种最能体现语言接触的造词方式。与汉语相比，它具有强烈的新异感（多半是多音节词、没有内部结构、用字复杂等），如“阿鞞跋致（Avaivart）、摩诃萨埵（Mahāsattva）、波罗蜜（Pāramitā）”等，但是由于这些音译词与汉文化相距甚远，所以很难理解。支谶译经中偶尔会出现“音译、意译”并存的情况，例如泥犁（naraka）——地狱、般若（Prajña）——智慧、摩诃（Maha）——大、涅槃（nirvāa）——解脱等。很显然，摩诃萨埵这种纯音译的形式不如“大菩萨”来得简单明了。针对音译词的不足，“意译词”应运而生。与音译不同的是，意译词具有内部形式，因而很多时候较难识别它的外来身份。但正如葛本仪所述，所谓外来词是指源于外语影响而产生的词……任何一种语言在接受外语影响时,都要在原来外语词的基础上再改造和创制。①事实上，虽然意译词的语音和外形都是汉语固有，但它的语义取自外语。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佛教与汉文化的交流，自然不会出现相关的意译词。所以我们也把“意译”看作是一种新兴造词方式。据我们研究，支谶译经中共有88个意译词，虽然数量不多，但它们中有许多习用的词语，直至现代汉语仍留存，如“世界、一切、因缘”等。此外还有一部分意译词，它们在佛教传入前已出现，例如“法”在汉语中本指“刑法”，但是它在佛经中是梵语dharma的意译，特指“佛法”，并造出了一系列意译新词，如“大法、法鼓”等。由此可见，新兴意译词并不代表在汉语中从未出现，如果某个语素通过语言接触增添了一个佛经语素项，那么由它造出的词自然也属于意译词。这类语素在支谶译经中主要有三个，分别是“天”、“法”、“道”，构词数量众多，共计50例。总的说来，“意译”对语言接触的体现并不明显，要更多的探究其文化内核才能了解它源于外族的特点。此外，支谶译经中还有81个“梵汉合璧词”。它由佛经中的材料（主要是表音）和汉语自有语素（主要是表义）构成。如果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来看，这类词处于音译和意译的过渡阶段：当引入一个佛经术语时，音译自然是最无损原文的方式，但却会对语言理解产生障碍。如果采取意译的手段，固然更贴近汉民族的语言，但鉴于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很难保证准确和尽意。所以这就势必催生出一种新的造词手段——合璧造词。据我们研究，它们共有三种类型，分别为：化梵为汉合璧词、梵汉同义（近义）合璧词、半音译半意译合璧词。其中化梵为汉合璧词的数量最多，结构以偏正式为主。以“兜术”为例，它源于佛经音译词Tuit，是佛经中一种天界的名称。单看音译形式很难探究其意，但出于“经济性”原则，我们也没必要为成百上千个术语创造新词，所以最简易的方式便是在音译形式外添加解释或说明的表意语素。“兜术”本就是天名，所以在其后添加标明类属的“天”是顺理成章的。此时的造词模式为“音译+意译类属”。与之相对应的还有“意译+音译类属”，如无量佛（无量意译自梵语Amitābha，即平时所说的阿弥陀）等。此外，如前文所述，“佛、魔、梵”等语素不倾向于表示“事物类”，所以如果用于词语前位时，往往会形成大量双音节合璧词，如“佛心、佛眼、佛子、佛经”等。梵汉同义（近义）合璧词中主要以联合式为主，而且多是“梵语音译+汉语语素”的结构，如“刹土、菩萨大士、禅定、摩尼珠”等。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时期“联合式”结构还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即使支谶译经也不例外，联合式（710词）的数量几乎是偏正式（469词）的两倍。但在“合璧词”的创制过程中，绝大多数都是偏正式，联合式只有十数例。究其原因，这也与文化的不对等有关。因为选取音译的形式，本身就是因为在汉语中缺乏能代表佛经概念的词语，如果想再找一个与它同义的汉语语素就更困难了。半音译半意译合璧词在支谶译经中数量极少，仅有三例：“帝释”、“五旬”、“恒沙”。以“恒沙”为例，它源于梵语“Ganga-nad-valuka”，其中Ganga（恒迦）节缩变成了“恒”，这是音译的部分。而valuka（缚噜迦）意译为汉语便是“沙”，这便构成了半音译半音译合璧词。

三、语言干扰：汉语造词模式的演化和发展

语言演变有两种类型，一是“内部因素促动的演变”(internallymotivatedchange)，二是“接触引发的演变”(contactinducedchange)。①支谶译经作为一种“佛教混合汉语”，它对汉语的影响不仅仅是语言借入，更重要是通过语言接触对自身的演变产生影响。如前所述，东汉译经只是一种中介语，它可以无限接近目的语，却很难摆脱母语的影响，所以多少会出现一些错误。这些错误是以汉语为标准，如果只是零散的，偶尔的错误，那只能看作是译师个人的翻译偏好；但是假如大量使用，甚至形成了体系，这种错误就有可能得到大众的认可，逐渐进入汉语当中。换句话说，随着语言接触的深入，语言借入就有可能连带深层的造词模式都借用过来，这种整体性的借用势必要对汉语造成影响，我们称这种作用为“干扰”（interference）。它首先对汉语起到一种扰乱的作用，这本是第二语言习得中需要剔除的现象，但是语言并不是封闭系统，只要与外文化接触就可能受到影响。因而当“干扰”的作用足够强大，甚至可以反过来渗透到汉语当中时，这种“二次干扰”就会在汉语中打下深刻的烙印，从而推动类型上的转变。汉语在与佛经文化交融之前，本身也有比较丰富的造词手段。我们这里主要探究“修辞造词”，因为它具有比较强烈的民族文化色彩。游汝杰曾指出:“语言是文化的代码，语言的背后是文化，不同的语言代表不同的文化。当不同的语言互相接触的时候，不同的文化也随之产生交流。”②支谶译经中的“修辞造词”就充分体现了文化交融对语言演变的影响。据研究，支谶译经的修辞造词主要有比喻式、借代式、委婉式、夸张式四类，它们在佛经传入之前就已经为汉语创制了不少独具特色的词语。同“语素合成造词”相比，修辞造词对于内部结构并不重视，它更注重的是隐含其中的文化内质，所以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一个民族的思维特点。

这种特点有时候具有共性，例如“委婉造词”，之所以委婉，是因为有些事物不便于直说，所以采取迂回曲折的方式进行表达。至于婉言的对象，不论是汉民族还是佛经文化，“死亡”都是难以避免的，由于它带给人们恐惧和痛苦，因而每当谈及都讳莫如深。在汉文化中可以用“安息、仙游、长眠”等词委婉地表述，在支谶译经中也出现了三例表达死亡的“委婉造词”，分别为“百岁、寿终、命过”。其中“命过”一词属于支谶首创，在其他文献中用例较少，但是它们都是利用婉称来辗转表义。在这点上，汉民族与佛经文化并无二致。再比如“比喻造词”，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联系也会有一些具有共识性的事物，由于它对应的特征是直接而鲜明的，所以可以得到大众的普遍认可。例如“海”，它具有广阔无边数量多的特质，这在各族文化中都是如此，因而就衍生出一系列以“海”的特征进而联想和类比的比喻词。汉语早在《黄帝内经》便有“血海、气海、髓海”等表述，支谶译经中这类比喻词虽然数量不多，但已初见雏形，如“功德海”、“生死海”等，这更不用提后世大量出现的“苦海、法海、欲海、心海”了。但是由于汉民族和佛经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以在修辞造词中主要体现的是“个性”。我们先看“比喻造词”，由于出现了大量佛经语素，所以在本体喻体的构建上，就会有一些异于汉语的特征。例如以“法”为本体构成比喻词，如“法海、法鼓、法炬”等，这些喻体在佛经传入之前就很少使用。而且该比喻模式在后世也很多用，由其衍生出的“法网”一词，在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颇高，已经难以看出源于佛经。与之类似的还有魔（魔爪、魔网）、心（心花、心树）等。此外，虽然比喻造词形象鲜明，但是毕竟限于汉语双音节为主的语言特点，两个造词语素分别表示本体、喻体还是较为困难的，所以支谶译经中出现了几例“借喻造词”，这与同时期的中土文献具有较大的差别。例如“画瓶”，它的词内并未出现本体和喻体，但是由于它精美易碎，所以佛教中用来比喻“虚幻易坏的人身”，它属于“借喻造词”的“整体非相似”类中的“一般偏正短语凝结为词”。①与之类似的还有身火、水月、甘露等。

再如“借代造词”，相对于“比喻”而言，各民族对于本体和借体的界定更为自由，所以也凸显了每个民族文化的特性。支谶译经中“借代造词”数量较少，但都是表物，如“象马”，它代指骑乘。我们知道，“马”作为汉族亦有的骑乘工具，这种借代是可以理解的。“象”从当时中土文献的语料记载中已经出现，但和它在佛教文化中的地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印度人历来崇尚大象，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很普及，所以它很早就被作为借代本体而使用。所以这种借代的方式就必须考虑到文化交融的因素。此外，无论采用什么造词模式，体现在内部形式上，它还是由一个或多个语素构成。在汉译佛经文献中，有些语素由于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它的使用频率增加，而且在组合能力和搭配方式上都产生了一些变化，这种用法也属于语言的“干扰”。例如“净”，它在佛经传入之前，在中土文献中也有用例，如“清净、净洁、净秽”等，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与同义或反义语素相连，构成“联合式”词语。在佛经文化中，净的使用频率颇高，仅在支谶译经中就出现数十次，但是它在搭配方式上与中土文献有所区别，它多用于偏正式，后面直接加所要修饰限制的名词性语素，如“净水、净戒、净眼、净法、净愿”等。究其原因，这就是梵文原典所带来的“干扰”影响。以“净水”为例，梵语中“净水”表达为sita+amubu，其中sita义为“纯净”，它是形容词性；而ambu是中性名词，表义为“水”，所以翻译为汉语则直接用“净”+“水”构成新词。同时，“净”在佛经中含义比较接近“梵（Brahmā），《华严疏钞•十七》：“梵是西域之音，具云勃㘕摩，此翻为净。”前文已述，梵是新兴造词材料，它往往用于词语前位，大量构成偏正式复合词，所以“净”在造词模式上也与“梵”保持一致。这就体现了佛教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语言接触所产生的新的语言现象。

四、结语

本文尝试着从“语言接触”以及“文化交融”的角度对支谶译经的造词模式进行了考察，主要对新兴造词模式以及译经对汉语造词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其中新兴造词模式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出现了新兴造词材料，这主要指佛经外来语素的汉化，如“佛、梵、魔、刹、禅、钵、劫、僧”等；二是新增了三种新兴造词方式，如“音译、意译、梵汉合璧造词”。社会的发展是由低级向高级，语言也不例外。这几种造词方式的变化体现了语言由简单到精密的特点。由于佛经语料具有“中介语”的性质，因而不可避免受到母语的干扰。与第二语言习得不同的是，这种影响并非全部以错误论处，随着语言接触的深入和文化沟通的加深，这种干扰可能会对汉语的演变产生作用，甚至促动语言融合。如对汉语既有造词模式“修辞造词”的影响，还有汉语语素搭配功能的改变等。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对汉译佛经的造词模式进行了考察和分析，但是目前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新兴造词材料在造词过程中是否具有规律性的特征？除了前后位置的分布，还有无其他影响因素？第二，对于语言干扰的研究是否可以再做拓展？同时把书面语和口语的接触和融合也纳入研究范围？这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努力去做的工作。

作者：张烨 单位：大连民族学院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