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文化史上的风景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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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悬殊的对比，根本原因在于在封建男权社会中，女性处在男性的附庸地位。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封建社会中女性的悲惨命运及其根源:中国妇女自从家族制度成立，有了家庭的组织，便发生许多道德上、法律上、习惯上的不平等待遇，从前的儒教圣贤，如孔子、孟子，无不极力提倡对于女子的压迫和束缚，轻视女子，侮辱女子，《易经》上明明说“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论语》上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当时的宗法社会的经济是此:必须束缚女子于家庭奴隶的地位，绝对的尊崇父权和夫权。几千年来订定了种种规律，压抑束缚，蔽塞聪明，使女子永无教育，永无能力，成为驯服的牛马和玩物。①但中国女性具有超强的韧性，环境的恶劣并不能完全扼杀女性对知识的追求与自我的实现。在父权、夫权统掌家庭、家族、民族资源的社会格局中，还是有若干女性因缘际会执着地吸取知识，追求文化，并借助诗、书、画展示出了自己的才华，抒发了自己的性灵，那些女诗人、女词人、女书画家、女曲家群体，丰富了中国文化史的内涵。然而，相对于女性在诗歌、书画等领域的活跃②，中国藏书领域中的女性显得寂寞与冷清，能以“藏书家”称之的更是稀罕之至。“藏书家”这一专业术语虽然使用了数千年，但目前尚无一公认的定义或标准，最为权威性的衡量标准是范凤书提出的“三个基本条件”③:第一，必须“多书”，即有相当数量的超过一般人的收藏，但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采用“薄古厚今”的原则;第二，收藏的图书必须有相当的质量;第三，藏书家本人应进行一定的整理和应用。由此可知，女性要成为藏书家是很困难的，究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书籍为“天下之公器”的神圣性使然。书籍是古代社会中知识传承的最主要载体，谁掌握了书籍约等于掌握了知识，而统治阶级为了控制知识，自上古时期起就将书籍控制在手中，“学在官府”即讲的是惟官有学有书，学术政教皆在官府，民间则无，这也是中国藏书始自官藏的原因。自春秋后期，“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学在私门”现象逐渐出现，但尊贵书籍的神圣性依然存在，作为要被压制、要被剥夺教育权的女性群体，自然是被排除在藏书这一行列的。二是藏书需要大量资金作为后盾。在封建社会中，女性没有继承权，也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和收入，无钱买书，也就断了藏书的基本来源。三是藏书需要访书、淘书，也就是需要外出、需要社交。而封建社会中的女性，几乎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尤其是已经嫁为人妇的女性，更是鲜有社交机会。

四是藏书需要藏者具有一定的学识，诸如版本学、校勘学，能对所藏书籍进行装订修补、分类编目、著录题跋、曝晒保藏等，能运用所藏书籍进行学习、研究、著述参考、教育子女等等，而封建社会中女性又大多缺乏良好教育。以上四项便将绝大部分女性拒之藏书家大门之外。尽管女性藏书家极其稀见，但女性藏书历史却也悠长。我国有据可考的第一位女性藏书家是东汉的蔡琰(约177－?)，藏书四千余卷，已有近2000年历史。蔡琰是我国私家藏书史上第一位有明确记载的万卷藏书家蔡邕(133－192)之女，所藏书籍四千卷源自父亲所赠，可惜毁于战乱。史载: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曹(操)因问曰:“闻夫人家先多坟籍，犹能记识之否?”文姬曰:“昔亡父赐书四千许卷，流离涂炭，亡有存者，今所诵记，裁四百余篇耳。”操曰:“今使十吏就夫人写之。”文姬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惟命。”于是缮书送之，文无遗误。④蔡琰之后，知名的女性藏书家还有辽代的秦晋国妃萧氏(1000－1069)、唐代的上官婉儿(644－710)、宋代的李清照(1084－1155)、明末清初的柳如是(1618－1664)、清代的沈彩(约1748－1792)、王贞仪(1768－1797)、季景和(1788－1827)、姚畹真(1802－?)等，民国时期的温匋(1898－1930)、方矩(?－1951)、冼玉清(1894－1965)，当今的张继霞(1942－)等等。

虽然数量上与男性藏书家对比悬殊，但女性藏书家同样为保存、传承典籍做出了卓著贡献。若不是李清照千里护藏书，《金石录》书稿早已消失在纷飞战火中;若不是清照书写《金石录•后序》，后人又哪能得知赵明诚与李清照的万卷藏书，及清照千里护书的历程?若不是祁氏养女朱氏将祁氏藏书之风带到夫家杭州赵氏，或许藏书史上就不会有著名的小山堂藏书;若不是方矩夫人建立萱荫藏书楼，墨海楼所藏不知流落于何处;若不是张继霞与丈夫巴拉吉尼玛齐心协力收藏成吉思汗相关书籍，又怎能在私人藏量上创造拥有成吉思汗相关图书最多的“世界之最”。女性虽是封建社会的弱势群体，却是家庭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母亲、妻子。作为母亲，女性承担着子女启蒙教育之责，母亲的言行举止潜移默化着子女;作为妻子，女性承担着协助丈夫、料理家事之任，妻子的素质与能力极大地影响着丈夫的成就。女性“作为养育了儿子的妻子，又是被长久祭拜的祖先之一”①，“对一个家族的繁衍生息可谓贡献重大，她的作用会在夫妻关系、家族事务、日常生活以及下一代的教育中体现出来，从而影响到整个家族的文化建设”②。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上，女性同样有着男性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或者可以这样说，没有女性这个群体的参与，中国的藏书文化是不完整的。因此，挖掘、整理、保存女性藏书史料，研究、展示、推广、普及女性藏书文化，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在中国女性藏书史上，浙江女性藏书群体无疑是挑大梁的群体。宋室南渡后，临安成为京畿之地，藏书中心亦南移至江南。李清照南渡后，在浙江寓居至辞世，这期间护书、藏书，是为浙江女性藏书之萌芽。元朝在蒙古政权的高压统治下，全国藏书不同程度遭受破坏，但相对于北方战乱状况，南方社会相对稳定，江浙地区受到战争破坏较轻，加上原本经济、文化基础较好，藏书恢复与发展也远快于北方，逐渐成为全国藏书中心，其中浙江藏书家35人，占全国藏书家的28%，在省中位列第一③，为明代浙江藏书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明代是中国藏书的兴盛和繁荣时期，也是私家藏书空前兴盛时期，据清代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的不完全统计，明代藏书家达427人(不含藩王藏书)，并主要集中在浙江、江苏、江西三省，而从发展角度言，浙江和江苏成为有明一代藏书独领风骚之地，浙江女性藏书亦随着整个大环境中藏书快速发展而逐渐发展。晚明时，随着政权更迭，全国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潮流，浙江作为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地区之一，较早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社会相对开化，女性受教育机会增多，一定程度上给女性带来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生存空间，故晚明至清初浙江本籍女性藏书家开始出现，如柳如是、王鉽妻汪氏。一些外籍女性藏书家，亦曾长时间在浙江生活过，如阮元(1764－1849)继配孔经楼(?－1833)，是孔子第七十三代长孙女，自幼爱好读书，知书达礼，与阮元在杭州成婚，嫁妆就是书籍。清代是私家藏书发展的高峰时期，浙江私人藏书在明代藏书快速发展的基础上达到了鼎盛，浙江女性藏书亦在此时期发展至高峰，相继出现沈彩、査惜、胡慎容、潘佩芳、闵怀英等女性藏书家，成为浙江藏书史上女性藏书家人数最多的时代。不可忽视的是，宋至清代，女性藏书家人数虽然增加，但因女性经济的不独立，基本的藏书模式是与丈夫或儿子共藏。

清末至民国，频繁的战乱使传统藏书逐渐式微，但女性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经济、人格逐渐独立，女性藏书却有了质的飞跃，出现了经济独立的女藏书家，并出现了首例以一女子之力建造藏书楼的女性———萱荫楼主宁波方矩。只是因为中国传统藏书逐渐趋弱的大环境，女性藏书家的数量却在式微，此一时期有据可考的浙江女性藏书家仅方矩、温匋等少数之人。除了称得上“藏书家”的女性外，浙江尚有许多为推动藏书发展的非藏书家女性。这些女性，或通过婚嫁传布藏书之风;或脱簪珥首饰以偿夫购书之愿;或以己之才华助夫编书、刻书、装校;或言传身教，将后代培养成藏书家;或为藏书传承鞠躬尽瘁。浙江多藏书世家，而家族藏书得以延绵数代几百年，上述女性的作用是显然易见的，藏书延绵400余年的山阴祁氏藏书世家就是一典型例子。山阴祁氏家族自明代七世祖祁清开藏书之风起，历经八世祖祁汝森，至九世祖祁承()建澹生堂藏书楼而发扬至鼎盛，又经历祁彪佳建立八求楼、祁理孙建立奕庆楼继续发展，以及历代子孙保护，历经400余年，是我国极负盛名的藏书世家，族中人物多是“被国内外学界所关注的一群国家级和世界级的人物”④。祁氏家族中，至少有7位有据可考的女性，对祁氏藏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祁承夫人王氏，典卖自己的首饰用以丈夫买书。祁彪佳夫人商景兰，不仅培养了祁理孙、祁班孙两位有民族气节的藏书家，还凝聚了祁氏家族女性文学氛围。祁班孙养女朱氏，通过婚姻将祁氏藏书之风传布于杭州赵氏。祁崇孝祖母王芝田，全力保护家族藏书，阅览进步书刊，支持崇孝的政治理想。祁子明第二位夫人李梅娟，不仅全力支持丈夫藏书，在丈夫去世后还保管澹生堂遗书、遗稿，在生活最困顿时也决不出卖所藏，从而使得藏书保存到了解放初。祁维忠夫人吴珠宝，在食不果腹情况下仍很好地保存着祖上留下的书画、对联、祁维忠的墨迹及祖宗的画像等。祁敬五妻子田景兰，协助整理祁彪佳遗书，每年都对藏书进行整理、修补，并在逃难时仍携带书籍。然而，这些默默为藏书贡献的女性，虽然她们的所作所为展示了不让须眉的文化使命，却少有人记得，甚至她们当中的很多人连姓名都被历史湮没了。

长期以来，对浙江女性藏书的研究显得非常薄弱，涉及浙江女性藏书的仅见有对个别或小部分女性藏书家或对藏书做出功绩的非藏书家女性的资料呈现，如《嘉兴藏书史》中涉及有柳如是、查惜、沈彩、潘佩芳、彭贞隐、高全鞠①、陆锡贞等7位清代嘉兴藏书女性，顾志兴则辑录了与浙江藏书史相关的李清照、沈彩、张秋月、陈染兰、钱绣芸、吴氏、方矩、温匋等8位女性资料，成《浙江历史上八位女性藏书事迹辑评》(2007)一文，朱建亮《李清照及其藏书》(1981)、王文《赵明诚、李清照夫妇藏书考略》(1983)二文则重点考述了著名女藏书家李清照的藏书事迹，稍涉清照在浙江境内的藏书、护书事迹。而就全国性女性藏书研究言，虽然女性群体早在《藏书纪事诗》中已略有提及，之后的《中国藏书家通典》等工具性著作中亦有涉及，但资料分散、简略。《中国私家藏书史》统计的藏书女性数量虽达40人，但仅有数据而无名录，对藏书贡献突出的女性仅仅被顺带提及，更多的女性藏书者并未论及。

专题研究现亦仅限于几篇研究论文:范凤书《中国藏书史上的女藏书家》(1994)一文以史实介绍为主表彰了12位女性藏书家，吴芹芳、谢泉《中国古代的夫妇藏书家》(2009)、贡燕《中国文化史上的女藏书家探微》(2011)二文所述范围与范氏略同。可见对女性藏书的系统研究仍是一空白之处。还原浙江女性的藏书事迹，给予她们在藏书史上的正确地位，表彰为藏书默默耕耘的那些柔弱又坚忍的女性，弘扬她们爱家、爱国、爱书的情怀，以及追求知识与自我实现的精神，是我们后人所应该做的。她们不仅是浙江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浙江的骄傲，也是中国藏书文化史上的靓丽风景线。笔者初涉藏书领域时即被女性的爱书、护书、读书、藏书精神所感动。深感于浙江女性藏书的魅力与研究薄弱的不相称，萌发了对其进行专门而系统研究的意愿，希冀能让这些女性林立于藏书史中，并将这种巾帼不让须眉的文化使命与精神推广与普及。本书以弘扬浙江女性藏书文化、璀璨的浙江历史文化为宗旨，凡五篇，依次为“浙江女性藏书的历史轨迹”“浙江历代女性藏书之名家”“浙江藏书活动的幕后女性”“浙江藏书女性的文化成就”“浙江藏书女性传略”。本书名为“浙江女性藏书”，涉及两个重要概念:“藏书女性”和“女藏书家”，有必要先进行概念界定。

“藏书女性”:指女性对书籍进行收集、鉴别、校勘、保藏、补抄、流传等活动及支持藏书的其他活动。“女性藏书”的主体包括“女藏书家”和“幕后藏书女性”(特指那些对于藏书活动做出了贡献，但还够不上“女藏书家”级别的女性)。“女藏书家”:以范凤书先生提出的成为藏书家的三个基本条件为衡量标准，即收藏的书籍量超过同时代其他人、具有一定的质量，并且本人对所藏书籍进行一定整理和应用的女性。为了全面展示浙江女性藏书文化，本书所指“浙江女性”不仅包括浙江籍的女性，亦包括嫁于浙江的女性以及客居浙江且在客居时间内产生过藏书活动的女性。

作者：凌冬梅 单位：嘉兴学院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