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青瓷之本名探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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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院刊杂志》2015年第五期

对原始青瓷的认识与研究是陶瓷史研究和商周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原始青瓷是一个后起的名词与名称，是今人对汉代以前青釉瓷器的命名。由于在已知的所有原始青瓷器物上，均没有发现这类器物的自铭，而且文献也没有关于这类器物的明确记载，所以除了研究者根据自己的认识进行命名外，探索这类器物的本名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内容。本文试图从原始青瓷的产地、生产时间、器物类别与造型、使用人群等方面入手，略探原始青瓷之本名。20世纪50年代以前，学术界对原始青瓷基本没有了解，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发展与新资料的日益增多，原始青瓷开始为研究者所关注。不过有一个问题普遍存在，即同类的器物在不同的发掘报告或研究文章中的名称不同，使用最多的是釉陶。然而，这类由高岭土或瓷石作胎、施釉、高温烧成且吸水率极低的器物，与陶器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外观与性能上反而与青瓷更加接近。为了规范学术用名称，也出于编写《中国陶瓷史》的需要，经过诸多陶瓷研究者与考古学家的多次讨论，最后由郭沫若提议称这类器物为原始青瓷，即在肯定其为瓷器的同时又表现其原始性。这一命名显然是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规律史观的影响，明显带有时代的烙印，与中国习惯上以产地（州）名、或以釉色名、或以帝王年号名、或以督陶官名、或以名匠名等方法均不符，并造成了新的混乱：既然给这类瓷器加上了原始的时段性标记，那么其后各时代的瓷器是否都应相应地加上不同发展阶段的马克思史观的定语？这显然不合适，所以在学术界对原始青瓷之称一直存在着不同观点。虽然以原始青瓷命名这类器物在学术上有探讨空间，但作为学术界熟知且已经习惯使用的一个名称，其内涵、外延都非常明确，已经没有更改或重新命名的必要，探讨原始青瓷的本名的努力与结果，只具学术史与学术研究上的意义。

任何物品，尤其是被长时间广泛使用的物品都有其名称，古今中外均如此,原始青瓷也不例外。如果遵循这一规律，不管对生产者，还是对接受和使用者来说，原始青瓷都应该有其本名，那么其本名是什么？这就值得我们探讨考究了。文献虽然没有关于原始青瓷的直接记述，但是，当我们把考古发现的与原始青瓷有关的产地、器物类别与造型、使用时间及使用人群等信息综合后，又发现还有以下可兹比对的线索。考古发现和已有的研究成果证实，三代的原始青瓷主要为江西、浙江和福建三省交界地区的窑场生产。从技术史研究的角度出发，且据文化因素分析来看，原始青瓷的出现是中原文化南下与当地土著文化结合的产物。掌握使用高岭土技术的山东地区的先民南下，应是原始青瓷出现的先决条件之一，同时又加上了以夏、商、周三代礼器为内容的文化因素。正因为如此，在已知最早的原始青瓷窑址发现的资料表明，如浙江省湖州南山窑址群等，早在夏末商初原始青瓷已经有中原的豆类礼器，其后原始青瓷质地的瓿、尊、鼎等礼器先后出现，至春秋以后还出现了成组的钟、錞于、铙、铃等乐器。观察原始青瓷的产地信息可以发现，它最开始的产地和当时当地的政治中心有关，服务于政治中心的特性明显。同时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表明，从夏代开始，在南方新烧成的原始青瓷器物已经被送到夏人的宫廷。在陕西西周墓葬出土一件原始青瓷豆，明显带有残损后再磨口修理的痕迹，并且用于随葬；周原出土的一件原始青瓷瓿，底部还加刻有铭记，上述证据说明这类器物为中原统治者或知识分子所重视。反过来，在南方原始青瓷的生产地，对鸿山大墓等越国贵族墓的发掘表明，原始青瓷器组成了独具特色的越式礼乐器，成为越文化的特点之一。据研究，原始青瓷中心窑场移动的情况基本上和吴越统治权的替代和政治中心的转移同步，再加上三代时期将礼乐器作为重器来管理，基本能认定原始青瓷的生产应该是在吴越王国官府管理下进行的。既然在中原和吴越地区原始青瓷都被用作礼乐重器，而礼器是中国文化的最主要内容之一，所以它们没有自己的名称就更不可能了。

查《禹贡》等先秦典籍，扬州和其他各地一样都向中央进贡地方名特物产，扬州之贡有：瑶琨、苦竹、杉等物。其中苦竹、杉等均是当地的特产，只有琨瑶一物，从汉代以来都说是玉，但具体所指为哪种玉则不可知。而就考古发现与历史知识看，当吴越国所在的扬州除了新石器代的良渚文化以玉见长外，后来各文化时段概不闻有玉为名特产者，且中原地区考古发现诸种玉器实例中也鲜有能肯定是夏代以后产自扬州者。如是，长期被解释为玉的琨瑶可能并非真玉（石）了。《禹贡》所记九州进贡的器物中虽然都有玉但名称不一，除扬州外其他各州进贡的玉都是被用来制作璧、琮、环等各种大家熟悉且多见于考古出土资料的小件玉器，唯独扬州所贡瑶琨，典籍载“得之可为礼器”。《禹贡》记载的玉是战国以前以中原文化为本的认识，名称所指或可不同，但所说礼器一定不出三代礼器的大范畴，应该是本自中原文化的鼎、瓿、豆、尊和钟、铃等物，而这些正是原始青瓷的传统器类。这种契合或许说明，瑶琨就是三代时期从吴越到中原人们对原始青瓷的称法。瑶琨得名或许也透玄机，《说文》瑶从玉、窑声。从玉表明其宝玉石的属性，窑声又说明此字此物或许和陶瓷窑相关。这可能正是南下的北方人对这种具有玉石般效果、出自窑火的新生器物的理解，即把这类出自窑火的产品比作玉器。我们知道，百越民族和匈奴人一样有语而无文字，长期以汉字记其语言，这在百越系青铜器铭文中也有表现。用汉语造字来记述在百越地区新出现的名词也就可以理解。只是，当原始青瓷被进贡到夏商周王朝的宫廷时，中原人初见原始青瓷时根本不可能知道这类器物也如同陶器一样出自窑火，只能是接受扬州进贡人的名称并视之为玉的一种。这种错误或受骗之事在历史上绝非弧例，稍后的中国人在初识玻璃器一物时，既接受了外来的玻璃一词，也接受了外国人将玻璃比水晶的行为。不过生产与进贡原始青瓷的努力，即以人造物品补充天然的玉石之不足的作法，一直是中国古代的青瓷生产史上追求的目标，越窑之如冰类玉、官窑瓷器和龙泉青瓷冰青玉润的效果都源自于此。而在古埃及，为弥补天然青金石的不足，促成了假青金石即钴蓝琉璃（EgyptFaience）的出现。《汉书•地理志》沿袭《禹贡》之记首列九州情形及其贡物，但对扬州所贡之玉已改为“瑶、瑻”两种，唐颜师古注“瑶、瑻，皆美玉名”。不过，据四库《九经辨字渎蒙》“琨”字条解“琨，瑶琨筱荡，琨马本作瑻”，《说文》载，“琨……从玉，昆声。《虞书》扬州贡瑶琨（古浑切）瑻琨，或从贯。”则琨、瑻或为一字。如是，瑶琨与瑶瑻也同。不过颜师古作注已以瑶、瑻为二物，表明对先秦文献所记瑶琨为何物，已基本不甚明了。无论是瑶琨与瑶瑻，瑶之音之字被保存下来，或许表明其在词中核心一面，值得思考。如果说“瑶”是对先秦旧名的继承，琨何以变瑻，并由琨瑶变成瑶瑻，尚需研究。如此，“瑶、瑻”当不是两种美玉名，而是原始青瓷在汉代的名称。笔者个人理解这种混乱的情况应该是在中原文化区发生的，与瓷器生产者无关。

一种物品及其名称在长期使用后不为人了解，要么与该类物品的不再流行有关，要么是受语言成为死语言之累。原始青瓷作为百越民族的文化因素，在中国历史上也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百越民族融入汉族主体的进程，经历了一个涅槃重生的过程：原始青瓷历经上千年的发展，已经是百越文化的典型代表元素，并成为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沟通的纽带之一。战国时期，原始青瓷的生产在越国甚至被官府管理，产品主要为礼乐器，以服务于王室及上层社会为目标。但是，楚人灭越和秦人统一，中断了百越文化自我发展的进程，也突然中断了原始青瓷强势的发展进程。直到汉文化在百越旧地确立了统治地位后，（楚）汉文化和百越文化相互融合，原始青瓷又得以重生、发展，其代表产品是在汉式罐上刻、划楚文化传统的云气、龙、凤等纹样，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化大融合的时代的到来。西汉中期以后，原始青瓷器开始大量出现在贵族墓中，使用原始青瓷的地区也较前大大增加。汉代社会同样应该有对这类物品的称名，由琨瑶改称瑶瑻，是否是班氏采用了当时的称法，值得思考。

然而，正是在对原始青瓷记名较为混乱的汉代，也同样是南下湖南、并且是代表中原文化的西汉长沙国君臣们，面对质地坚硬、与陶器明显不同的原始青瓷、印纹硬陶又新引入了“资”的概念，据唐兰先生考证，资即瓷。“资”之概念的出现，在中国古代瓷器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瓷器发展、生产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是，从《汉书》使用瑶的概念，到许慎《说文解字》没“瓷”字，说明直到东汉前期在以中原为代表的最高知识界仍没有统一的瓷的概念，进而表明“资”的概念同样不是在中原文化区产生，而是来自处在荆州刺史部的长沙国，该地紧邻扬州刺史部，是百越民族旧有居地和文化区，如此，“资（瓷）”的概念同样有可能是百越文化的内容。如是，从先秦的瑶琨，到汉代的瑶瑻，再到资（瓷），正是缘于中原民族与中原文化南进，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先民在发明、生产原始青瓷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着瓷器的生产技术并推进其发展，同时创造性地引入了瑶琨、瑶瑻、瓷的概念，从而丰富了中国陶瓷文化的内涵。

作者：王光尧 单位：故宫博物院器物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