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之叙事艺术共通性探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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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赋与小说不仅在发生、演变的过程中有着一定的联系，而且在文体的内在构建上，也有着某些共通性。这种共通性，主要体现在叙事艺术层面上。首先，是叙述事件的凭虚构造;次之乃叙述情节的怪诞离奇;此外，乃叙述语言的铺陈夸张。正是文体之间的交融共通，促进了文学的勃兴与繁荣。

［关键词］

汉赋与小说;叙事艺术;共通性

袁行霈先生曾云:“一种文体与其他文体相互渗透与交融，吸取其他文体的艺术特点以求得新变，这是中国文学演进的一条重要途径。”［1］9又说，“小说作为中国古代诸文体中晚出的一类，在其走向独立的进程中，有意无意地吸收了其他各种‘早出’文体的养分，举凡诗、词、歌、赋、曲、文乃至书札、奏疏、判词、祭文等各种应用文体，均可在小说文本内找到立足之地。”［2］47可见，小说与其他文体的交互影响是存在的。而关于赋与小说在叙事艺术上的研究，学界目前已有不少研究，大多对赋的客主问答叙事体、反复铺陈的手法、结构方式、讽喻功能、题材等方面进行探讨，尤其论述了俗赋中存在的叙事要素与小说的关系。同时认为古代小说中赋体小说的出现，不仅拓展了小说的叙事模式，而且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手法。如学者程毅中、白晓帆等对此多有研究。总之在论述赋与小说之关系时，学界大多从文体的发生、发展以及文体特征、文体相互影响上去论述，而关于赋与小说的内在叙事艺术的共通性，则只是有所涉及，独立论文甚少。

一、叙述事件的凭虚构造

汉赋与小说之叙事艺术共通性，首先表现在叙述事件的凭虚构造。“凭虚”一词实乃汉赋之特质，而小说家言亦多以借鉴。自司马相如《子虚》赋中假设了“凭虚”公子一角，此后后世多有沿用。“凭虚”暗指故事乃虚构。唐刘知几《史通•杂说下》云:“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并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3］83可见，“凭虚”一词，实乃虚构假设之意。而汉赋之“凭虚”，诚如易闻晓先生云:“汉赋‘凭虚’反映于体制以及作者的精神气度诸方面。‘凭虚’乃是汉赋与之俱来的体制特点。”［4］46这里探讨的叙述事件的凭虚构造，亦即汉赋体制之特点。而汉赋之“凭虚”，莫如司马长卿者也。清浦铣《历代赋话校证》录《汉书•列传》语云:“上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意。故虚籍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

［5］15可见其言之事乃凭虚构造。除此之外，诸如贾谊之《鹏鸟赋》、杨雄之《逐贫赋》、张衡《髑髅赋》等，也用拟人的手法，凭虚构造故事，或言志或言情。贾谊借与鹏鸟对话，表达自己贬至长沙后低沉的情绪和祸福同门的自我宽慰;扬雄借与贫穷对话，表达了自己守志固穷的决心;张衡化用《庄子》中庄周与髑髅对话的情节，阐发了大化自然的道家思想等。汉墓发现之《神乌赋》亦然，但该篇乃纯粹故事赋，自始至终是在讲述雌雄二乌的遭遇，尽管故事最后有“鸟兽且相忧，何况人乎”的点题之笔，但这是对人生境况的一种反映和感叹，并不突出表现作者个人的志向、思想等内容。由此可见，汉赋在叙述事件之时，多以凭虚构造之法虚构事件，这与小说叙事之法是共通的。汉时文化中，多言阴阳灾异之变，神仙思想与神异方术盛行。神仙方术起源于春秋战国，《庄子》《山海经》《楚辞》诸书皆有记载，如《楚辞》之《远游》篇中记录的“赤松子”“丹丘生”等，都是不死之神，后来在魏晋小说《搜神记》中皆有记载。神仙方术发展到汉代，空前繁荣。在这些文化因素的影响下，逐渐使得小说得以孕育，而从小说的孕育到最终形成，始终与神仙思想、巫、灵、鬼、方术等文化密不可分，而这些文化思想的共同特质，乃离奇怪诞，凭虚构造，这使得小说在叙事之时，也带有强烈的凭虚构造色彩。诸如干宝《搜神记•卷一》中，《彭祖》条云:“彭祖者，殷时大夫也。……历夏而至商末，号七百岁。……历阳有彭祖仙室，前世云，祷请风雨，莫不辄应。常有两虎，在祠左右……”［6］8又有《琴高》条云:“琴高，赵人也，能鼓琴。……果乘赤鲤鱼出，来坐祠中，且有万人观之。留一月，乃复入水去。”［6］9可见，彭祖“号七百岁”，所言非实，大抵形容彭祖之长寿，并非真七百岁也。而“琴高乘赤鲤鱼出”，这也非实，如此种种，小说之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可见小说故事与汉赋在叙述事件上大多凭虚构造，道听途说，目的在于引起时人好奇之心，迎合当时社会文化氛围与政治爱好。

二、叙述情节的怪诞离奇

叙述情节的怪诞离奇，也是汉赋与小说的共通性之一。唐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发言则嗤鄙怪诞，叙事则参差倒错。”［3］61此乃“怪诞”之语出处。宋李上交《近事会元•卷四》:“又小说云，术士罗公远导明皇入月宫，闻之尤甚怪诞，不足为证。”［2］45明王琼《双溪杂记》:“甚至杂以诙谐之语、怪诞之事者亦有之矣。”［2］46可见，叙事怪诞离奇，乃小说之常性也。汉赋在叙述事件时往往怪诞离奇，这在叙事一类赋中得以很好体现。如1993年2月，连云港市博物馆在江苏东海县尹湾发掘了六座汉墓，发掘简报刊布于《文物》1996年第8期，撰文介绍了六号墓出土的部分简牍。其中编号114－133的简牍，是一篇存664字的《神乌赋》———简牍“赋”书作“传”。据同墓所出木牍上面的明确纪年，可知墓主人的下葬时间为汉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从尹湾汉墓中共出土简牍157件，所载汉字约4万。《神乌赋》相当于现代的民间故事，属于俗赋的范围。它比曹植的《鹞雀赋》、敦煌俗赋《燕子赋》都还要早。《神乌赋》载:今歲不翔(祥)，一烏被殃。何命不壽，狗麗(遘罹)(咎)。欲勛(循)南山，畏懼猴猨。去色(危)就安，自詫(詑)府官。高樹綸棍(輪囷)，支(枝)格相連。府君之德，洋洫(溢)不測。仁恩孔隆，澤及昆虫。莫敢摳去，因巢而處。为狸(狌)得，圍樹以棘。道作宮持(塒)，雄行求□(材)。雌往索菆，材見盜取。未得遠去，道与相遇。見我不利，忽然如故。雌鳥發忿，追而呼之:“咄!盜還來!吾自取材，於頗(彼)深萊。止(趾)行(胻)胱腊，毛羽隨(墮)落。子不作身，但行盜人。

可见《神乌赋》为叙事体，大致整齐的四言句式，押了大致整齐的韵，文字浅近，很多奇字怪字，正是堆垛之形容与铺排，又化经义为文辞，朴素中见儒雅;由哀怨而愤激，温淳中见风力。雌乌的临终之言，凄清婉切;雄乌呼号，沉郁悲凉。置于汉赋中，此篇不算长，但叙事又若大赋般，曲折而怪诞。在小说中亦是如此，在《搜神记》中俯拾即是。如《韩凭妻》条载:宋康王舍人韩凭，娶妻何氏，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论为城旦。妻密遗凭书，缪其辞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当心。”既而，王得其书，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苏贺对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来也;日出当心，心有死志也。”俄而凭乃自杀。其妻乃阴腐其衣。王与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遗书于带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愿以尸骨，赐凭合葬!”王怒，弗听，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妇相爱不已，若能使冢合则吾弗阻也。”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相思之名，起于此也。南人谓此禽即韩凭夫妇之精魂。今睢阳有韩凭城。其歌谣至今犹存。［6］98－99可见，这出爱情悲剧在叙事时显得怪诞离奇。宋康王暴虐荒淫，史书多有记载，故事着力对他的暴虐和残忍作了刻画。尤其是在韩凭及何氏死后，他还不满足他们合葬的要求，故意分而埋之，“冢相望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奇迹出现了，就像《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化蝶和《牛郎织女》中的鹊桥，韩凭夫妇冢间的“大梓木根交于下”与“鸳鸯交颈悲鸣”，这种怪诞离奇的手法运用，使得小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三、叙述语言的铺陈夸张

汉赋与小说在叙事艺术上的共通性，不仅表现在叙述事件的虚拟夸张上，还体现在叙述语言的铺陈夸张上。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云:“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体物”，指描写事物与“写志”，抒发情志似乎已成为赋体文学研究中千古不刊的论断。究其文学本源，应与《诗经》之“赋、比、兴”密不可分的。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者也。赋之艺术表现，乃铺成也。从体制特点上看，赋外形似散文，内部又有诗的韵律，是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体。加之汉赋继承了《楚辞》形式上一些特点，讲究文采、韵律和节奏，又吸收了战国纵横家铺张的手法，内容上着力“体物”，也注意到“写志”，即通过摹写事物来抒发情志。总之，赋这一文学体裁，注重铺成夸张等手法的运用，这在汉大赋里得以很好地体现。司马长卿《上林赋》云: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径渭;酆镐潦潏，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洲淤之浦，经乎桂林之中，过乎泱漭之野。汩乎混流，顺阿而下，赴隘陕之口。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澎湃，滭弗宓汩，逼侧泌，横流逆折，转腾潎洌，滂濞沆溉;穹隆云桡，蜿胶戾，逾波趋浥，莅莅下濑，批岩冲壅，奔扬滞沛。临坻注壑，瀺灂损坠，湛湛隐隐，砰磅訇磕，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驰波跳沫，汩漂疾，悠远长怀，寂漻无声，肆乎永归。然后灏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东注太湖，衍溢陂池。［5］243由此可见汉赋之铺陈运用之风盛极。此说诸赋家早有论述，毋庸赘言，而小说里也有共同之处。小说往往在其章首处，以铺陈的语句显示其风貌。如《搜神记•卷十二》讲“五气变化”时载:“天有五气，万物化成。木清则仁，火清则礼，金清则义，水清则智，土清则思:五气尽纯，圣德备也。木浊则弱，火浊则弱，火浊则淫，金浊则暴……”［6］101可见小说亦具有铺陈性质。其次，小说在多以夸张之语叙述夸张之事，《搜神记》中俯拾即是。总之，汉赋与古小说在叙事艺术手法上有一定的共通性，这主要表现在:叙述事件的凭虚构造与荒诞离奇、叙述语言的铺陈夸张。正因为文体之间的交融共通，才共同促进了文学的勃兴与繁荣。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王楠．近五年赋体文学与小说关系研究述评［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3，(4)．

［3］刘知己．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易闻晓．汉赋“凭虚”论［J］．文艺研究，2012，(12)．

［5］浦铣．历代赋话校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6］干宝．搜神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作者：安相 单位：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